麵對毫無道義的搶匪，與他理論正義是徒勞的，同樣，麵對喪心病狂進行對外侵略的日本法西斯，人們的善良也不能阻止其軍國主義的擴張。人類的文明在它麵前顯得那般無力和渺小，所謂國際公約，文明國家的道德修養，在軍國主義麵前，無疑是被恥笑的對象。正如福澤諭吉所揭示的：百卷外國公法不敵數門大炮，幾冊和親條約不如一筐彈藥。
1842年，古老的中國大地被幾艘“英夷”艦船轟開了國門，從此拉開了“三千年未有”的充滿屈辱和傷感的曆史。此時的日本正以“切膚者”的角度觀察著這個自己師從了將近兩千年的古國發生的巨變。同年，魏源寫就《海國圖誌》，此書一經傳到日本，立刻成為了當時日本知識分子人手一份的了解世界的“情報書”。也正是此書，日本人第一次對自己、對世界有了一個初步的認識。
19世紀中葉以後，中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西方列強在中國開領館、通貿易、壓百姓、搞治外，在這片被他們定義為“冒險家的樂園”的土地上任意妄為。為了更深入地了解開國後中國的情況，德川幕府派出了一條名叫“千歲丸”的貨船來到上海，船上的人多為武士和商人，他們的任務就是將在中國的所見所聞詳細匯報給幕府當局。
當這艘被賦予特殊使命的貨船開到上海時，看到碼頭上停靠著的那一艘艘巨大的外國船隻，看著一隊隊外國士兵端著槍從身邊走過，其中的一些人已經清醒地認識到單純地靠閉關鎖國來保存日本是不現實的，也是無法做到的。
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開始，明治政府先後多次派遣人員出訪西方，學習先進的科教文化和政治製度，許多人在目睹了歐美國家的繁榮興盛後，也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國家封建主義的相繼沒落進行了一番深思。這一時期，福澤諭吉接連發表的著作引發了日本人脫離亞洲，融入“歐美強國”的思潮。
福澤諭吉出生於1835年，被日本人稱為“近代最重要的思想啟蒙家”。在明治維新以前，他就多次隨幕府官員出訪過西洋諸國，對西方的近代文明有著最為深切的體會。明治十八年，也即1885年，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上發表了其最為著名的一篇文章——《脫亞論》。他在這篇文章裏鮮明地指出了日本今後必須走的道路：“如果想使日本文明進步，就必須以歐洲文明為目標，確定它為一切議論的標準，以這個標準來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日本所奉行的主義，惟在脫亞二字。我日本之國土雖居於亞細亞之東部，然其國民精神卻已脫離亞細亞之固陋，而轉向西洋文明。”
福澤諭吉認為，西方文明傳播至全球就像麻疹從長崎傳播至東京，是大勢所趨，無人能阻擋。他以當時的中國為例子，認為中國的衰落歸結於製度的腐敗和人心的潰散。朝廷被迫出賣鐵路、采礦等權利，每次與西方列強的戰爭都以失敗並付出巨額的賠款而告終。在福澤諭吉看來，日本想要強盛不能走中國的老路。
這篇文章在當時的日本引起了巨大反響。這篇宣言式的文章在宣稱“脫亞”論調的同時，實際上已經顯露出“吞亞”的野心——福澤諭吉在文中提到“當今之策，我國不應猶豫，與其坐等鄰國的開明，共同振興亞洲，不如脫離其行列，而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對待支那、朝鮮的方法，也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別予以同情，隻要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方式對付即可”。
這一論調到了其學生尾崎行雄那裏，更成了赤裸裸的“強盜言論”：“並吞中國符合日本帝國之利益，亦為中華民族之幸福也，世界各國如有反對我並吞中國者，亦為反對世界之幸福也。”這遠非文人一廂情願的自慰之語，其背後是日本自明治維新後迅速膨脹起來的對外擴張的野心。
1869年，也就是明治維新第二年，“維新三傑”之一的木戶孝允積極建議明治政府擴充軍隊，同時他還提出：“遣使朝鮮，則其無禮，如不服，則興問罪之師，借以大振神州之威。”與其主張相呼應的是明治政府的所謂“大陸政策”的謀劃。
自1879年起，明治政府設置專門機構，主管武器、船舶和鐵路的建造，將幾乎整個國家的工業建設直接與國家的戰爭需要相掛鉤。
1882年，明治天皇頒布《軍人敕諭》，強調軍隊必須對天皇無條件地效忠，天皇是軍隊的大元帥，並要求軍人奉行武士道精神。1890年，明治天皇又頒布了《教育敕諭》，將武士道精神擴延至全體國民，要求國民對內遵從各種禮儀規範，對外則要為天皇“奉公扶翼”。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政府戰敗，割地賠款，損失慘重，民族災難愈加深重，而對日本來說，甲午戰爭是其“大陸政策”真正實施的第一戰，也是其走向軍國主義道路的重要一步。從甲午戰爭中獲取的巨額利益使日本朝野產生了“戰爭可以發財”的怪想，對於國土麵積狹小，而人口日益增多的日本來說，靠戰爭發財，並“開疆拓土”實在是非常具有“誘惑力”，而日俄戰爭的勝利使得這種誘惑力急劇膨脹。這一時期，以日本為中心的“大日本膨脹論”、“大東亞新秩序”紛紛出爐，與此同時，對中國的研究也以所謂“支那分割論”、“支那國民性研究”等名目展開。
1927年4月，擴張主義者田中義一組閣，6月末，田中內閣召開了為期11天的東方會議——“東方”指的就是中國。這一名稱上的“錯位”將田中內閣的內心世界表露無遺。在這次會議上，田中義一提出了《對華政策綱領》。這一綱領實際上是日本侵略中國的基本方針。田中義一在這份綱領中宣稱：“關於滿蒙尤其是東三省是在國防上及國民生存上有重大利害關係的特殊地區，有特殊的考慮的責任。”依照這一綱領，田中內閣將侵華列為基本國策。
7月25日，田中義一向日本天皇提交了一份秘密文件，這份文件的名字叫《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在這份奏折裏，田中義一毫不隱晦地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1931年9月18日，日軍在中國東北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國民一方麵采取不抵抗政策，一方麵向“國聯”提出抗議，希望“國聯”能“主持公道”。經過3個多月的爭論，1932年初，“國聯”派調查團來到中國東北，經過幾個月的調查，調查團出示了近20萬字的報告。報告並沒有對日本的侵略行徑予以譴責，認為中國抵製日貨是“中日衝突的重要原因”，並認為中日兩國都應該從中國東北撤出武裝力量，由西方各國共管。
這份調查報告可謂兩麵不討好，既讓中國代表斥其無原則，也讓日本人大為不滿。1933年3月28日。日本以該報告書沒有說明真相為由，退出了國際聯盟。此後，日本加速了對中國的侵略。日本軍國主義由此走向了一條不歸路。
1842年，古老的中國大地被幾艘“英夷”艦船轟開了國門，從此拉開了“三千年未有”的充滿屈辱和傷感的曆史。此時的日本正以“切膚者”的角度觀察著這個自己師從了將近兩千年的古國發生的巨變。同年，魏源寫就《海國圖誌》，此書一經傳到日本，立刻成為了當時日本知識分子人手一份的了解世界的“情報書”。也正是此書，日本人第一次對自己、對世界有了一個初步的認識。
19世紀中葉以後，中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西方列強在中國開領館、通貿易、壓百姓、搞治外，在這片被他們定義為“冒險家的樂園”的土地上任意妄為。為了更深入地了解開國後中國的情況，德川幕府派出了一條名叫“千歲丸”的貨船來到上海，船上的人多為武士和商人，他們的任務就是將在中國的所見所聞詳細匯報給幕府當局。
當這艘被賦予特殊使命的貨船開到上海時，看到碼頭上停靠著的那一艘艘巨大的外國船隻，看著一隊隊外國士兵端著槍從身邊走過，其中的一些人已經清醒地認識到單純地靠閉關鎖國來保存日本是不現實的，也是無法做到的。
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開始，明治政府先後多次派遣人員出訪西方，學習先進的科教文化和政治製度，許多人在目睹了歐美國家的繁榮興盛後，也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國家封建主義的相繼沒落進行了一番深思。這一時期，福澤諭吉接連發表的著作引發了日本人脫離亞洲，融入“歐美強國”的思潮。
福澤諭吉出生於1835年，被日本人稱為“近代最重要的思想啟蒙家”。在明治維新以前，他就多次隨幕府官員出訪過西洋諸國，對西方的近代文明有著最為深切的體會。明治十八年，也即1885年，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上發表了其最為著名的一篇文章——《脫亞論》。他在這篇文章裏鮮明地指出了日本今後必須走的道路：“如果想使日本文明進步，就必須以歐洲文明為目標，確定它為一切議論的標準，以這個標準來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日本所奉行的主義，惟在脫亞二字。我日本之國土雖居於亞細亞之東部，然其國民精神卻已脫離亞細亞之固陋，而轉向西洋文明。”
福澤諭吉認為，西方文明傳播至全球就像麻疹從長崎傳播至東京，是大勢所趨，無人能阻擋。他以當時的中國為例子，認為中國的衰落歸結於製度的腐敗和人心的潰散。朝廷被迫出賣鐵路、采礦等權利，每次與西方列強的戰爭都以失敗並付出巨額的賠款而告終。在福澤諭吉看來，日本想要強盛不能走中國的老路。
這篇文章在當時的日本引起了巨大反響。這篇宣言式的文章在宣稱“脫亞”論調的同時，實際上已經顯露出“吞亞”的野心——福澤諭吉在文中提到“當今之策，我國不應猶豫，與其坐等鄰國的開明，共同振興亞洲，不如脫離其行列，而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對待支那、朝鮮的方法，也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別予以同情，隻要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方式對付即可”。
這一論調到了其學生尾崎行雄那裏，更成了赤裸裸的“強盜言論”：“並吞中國符合日本帝國之利益，亦為中華民族之幸福也，世界各國如有反對我並吞中國者，亦為反對世界之幸福也。”這遠非文人一廂情願的自慰之語，其背後是日本自明治維新後迅速膨脹起來的對外擴張的野心。
1869年，也就是明治維新第二年，“維新三傑”之一的木戶孝允積極建議明治政府擴充軍隊，同時他還提出：“遣使朝鮮，則其無禮，如不服，則興問罪之師，借以大振神州之威。”與其主張相呼應的是明治政府的所謂“大陸政策”的謀劃。
自1879年起，明治政府設置專門機構，主管武器、船舶和鐵路的建造，將幾乎整個國家的工業建設直接與國家的戰爭需要相掛鉤。
1882年，明治天皇頒布《軍人敕諭》，強調軍隊必須對天皇無條件地效忠，天皇是軍隊的大元帥，並要求軍人奉行武士道精神。1890年，明治天皇又頒布了《教育敕諭》，將武士道精神擴延至全體國民，要求國民對內遵從各種禮儀規範，對外則要為天皇“奉公扶翼”。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政府戰敗，割地賠款，損失慘重，民族災難愈加深重，而對日本來說，甲午戰爭是其“大陸政策”真正實施的第一戰，也是其走向軍國主義道路的重要一步。從甲午戰爭中獲取的巨額利益使日本朝野產生了“戰爭可以發財”的怪想，對於國土麵積狹小，而人口日益增多的日本來說，靠戰爭發財，並“開疆拓土”實在是非常具有“誘惑力”，而日俄戰爭的勝利使得這種誘惑力急劇膨脹。這一時期，以日本為中心的“大日本膨脹論”、“大東亞新秩序”紛紛出爐，與此同時，對中國的研究也以所謂“支那分割論”、“支那國民性研究”等名目展開。
1927年4月，擴張主義者田中義一組閣，6月末，田中內閣召開了為期11天的東方會議——“東方”指的就是中國。這一名稱上的“錯位”將田中內閣的內心世界表露無遺。在這次會議上，田中義一提出了《對華政策綱領》。這一綱領實際上是日本侵略中國的基本方針。田中義一在這份綱領中宣稱：“關於滿蒙尤其是東三省是在國防上及國民生存上有重大利害關係的特殊地區，有特殊的考慮的責任。”依照這一綱領，田中內閣將侵華列為基本國策。
7月25日，田中義一向日本天皇提交了一份秘密文件，這份文件的名字叫《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在這份奏折裏，田中義一毫不隱晦地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1931年9月18日，日軍在中國東北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國民一方麵采取不抵抗政策，一方麵向“國聯”提出抗議，希望“國聯”能“主持公道”。經過3個多月的爭論，1932年初，“國聯”派調查團來到中國東北，經過幾個月的調查，調查團出示了近20萬字的報告。報告並沒有對日本的侵略行徑予以譴責，認為中國抵製日貨是“中日衝突的重要原因”，並認為中日兩國都應該從中國東北撤出武裝力量，由西方各國共管。
這份調查報告可謂兩麵不討好，既讓中國代表斥其無原則，也讓日本人大為不滿。1933年3月28日。日本以該報告書沒有說明真相為由，退出了國際聯盟。此後，日本加速了對中國的侵略。日本軍國主義由此走向了一條不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