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認為：“君子之立誌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所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也就是說要誌當存遠。曾國藩的高遠誌向，就是要匡時救世，澄清天下，成為國家的藩籬。曾國藩朝考一等，改為翰林院庶吉士，從此置身詞林，抱有澄清天下之誌，因改名國藩，為國家藩籬之意。
讀書做官，升官發財，在當時幾乎彌漫在所有讀書人的心目中，牢不可破，可是曾國藩是一個例外。他在做京官的時候，年齡不過三十多歲，他便立誓不發財。
曾國藩一生立誓不發財，幾十年節儉白守，不逾越一寸一分。因此他雖官至總督，每日吃飯，以一葷為主，有客始略略增之。時人號為“一品宰相”，布袍鞋襪，均由夫人媳婦為之。他三十歲時，曾製一件緞馬褂，惟遇新年及慶賀時著之，藏之三十年，不再另製。他曾說：“古語言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以吾觀之，衣亦不如故也。”
怎樣才能樹立一種“民胞物與”、“內聖外王”的君子之誌呢，曾國藩認為君子應廣其識，他說，“夜郎自大，此最壞事”，並說：“井底之蛙，所窺幾何，而自以為絕倫之學；遼東之豕，所異幾何，而自以為蓋世之勳。此皆識淺而易以自足者也。”
道光二十二年(1842)，曾國藩的六弟在一次考試中受到挫折，於是就抱怨自己時乖命蹇，牢騷滿腹。曾國藩知曉後對他立誌之小感到很可笑，以為六弟所憂慮的事情太不值得一提了!勸告他人生境界各有不同，何必以科名為勝敗定評!六弟收到信後果然振作起來，不再循人故轍，而另辟人生蹊徑。
曾國藩認為：凡做事，都要有誌向。人生當有人生之誌，為學當有為學之誌，修身當有修身之誌。關於人生之誌，曾國藩有從“雉卵變蛟龍”到“國之藩籬”的自信，又有“未信君山鏟不平”的豪邁。因而使曾國藩得以成為了清朝的“中興名臣”。
曾國藩說：士人讀書，第一要有誌，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恒。有誌，則斷不甘下流。因此，曾國藩的學問功底造就了他能夠“不甘下流”的事功人生。
曾國藩一生著力效法標準人物。鹹豐九年(1859)，正是曾國藩和太平軍生死決鬥之時，他卻從容摹擬，將中國幾千年來的思想家、哲學家、著作家、文學家重新估計，共得三十二人，作為《聖哲畫像記》一文，並命兒子曾紀澤，圖其形像，懸諸壁間，作為終身效法的標準人物。使自己的人格更臻於完善。
曾國藩認為人生有了一個高遠的誌向，你的一些行動，諸如或進或退，或去或從，或取或舍，都不會為盲目之舉，徒勞之舉。
讀書做官，升官發財，在當時幾乎彌漫在所有讀書人的心目中，牢不可破，可是曾國藩是一個例外。他在做京官的時候，年齡不過三十多歲，他便立誓不發財。
曾國藩一生立誓不發財，幾十年節儉白守，不逾越一寸一分。因此他雖官至總督，每日吃飯，以一葷為主，有客始略略增之。時人號為“一品宰相”，布袍鞋襪，均由夫人媳婦為之。他三十歲時，曾製一件緞馬褂，惟遇新年及慶賀時著之，藏之三十年，不再另製。他曾說：“古語言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以吾觀之，衣亦不如故也。”
怎樣才能樹立一種“民胞物與”、“內聖外王”的君子之誌呢，曾國藩認為君子應廣其識，他說，“夜郎自大，此最壞事”，並說：“井底之蛙，所窺幾何，而自以為絕倫之學；遼東之豕，所異幾何，而自以為蓋世之勳。此皆識淺而易以自足者也。”
道光二十二年(1842)，曾國藩的六弟在一次考試中受到挫折，於是就抱怨自己時乖命蹇，牢騷滿腹。曾國藩知曉後對他立誌之小感到很可笑，以為六弟所憂慮的事情太不值得一提了!勸告他人生境界各有不同，何必以科名為勝敗定評!六弟收到信後果然振作起來，不再循人故轍，而另辟人生蹊徑。
曾國藩認為：凡做事，都要有誌向。人生當有人生之誌，為學當有為學之誌，修身當有修身之誌。關於人生之誌，曾國藩有從“雉卵變蛟龍”到“國之藩籬”的自信，又有“未信君山鏟不平”的豪邁。因而使曾國藩得以成為了清朝的“中興名臣”。
曾國藩說：士人讀書，第一要有誌，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恒。有誌，則斷不甘下流。因此，曾國藩的學問功底造就了他能夠“不甘下流”的事功人生。
曾國藩一生著力效法標準人物。鹹豐九年(1859)，正是曾國藩和太平軍生死決鬥之時，他卻從容摹擬，將中國幾千年來的思想家、哲學家、著作家、文學家重新估計，共得三十二人，作為《聖哲畫像記》一文，並命兒子曾紀澤，圖其形像，懸諸壁間，作為終身效法的標準人物。使自己的人格更臻於完善。
曾國藩認為人生有了一個高遠的誌向，你的一些行動，諸如或進或退，或去或從，或取或舍，都不會為盲目之舉，徒勞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