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的力量雖然有限，但隻要理性、善變、多謀還是可以挽救一時的危難的。
是非恩怨常是人生的羈絆，處理不慎就會損失慘重。成功者應該在動靜之間保持清醒的認識，在變化中懂得堅守的意義。
曾國藩所處的時代，正是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碰撞、交匯、選擇的曆史巨變時期，曾氏正是處於這個轉型時期的精英人物。作為儒家學者，他的身上灌注著傳統文化的精髓。另一方麵，作為政治實權人物，他處於政治—軍事—文化舞台的中心，身係朝局安危的重任。雙重身份使得他在西洋文明麵前不能不仔細考慮，審時度勢地處理問題。在適應封建統治的前提下，對個性不斷加以調整，實現自我，是曾國藩實現其文化人格的途徑。
在現實方麵，曾國藩的整個仕宦生涯都充滿了冷靜的理性和靈活的機智。致仕之後，如何運用理性應對世事的原則方法，則因人而異。封建官場如戰場，禍福難測。曾國藩一方麵清醒地認識到官場的險惡，要求自己謹言慎行；另一方麵為了在保護自己的基礎上發展自己，就必須理性地設計和機智地應對。為此，曾國藩規定了自己從政的原則： 一、對朝廷盡心竭力。
二、處理好同僚關係，做到不使不求。
三、尊重權臣，但絕不攀附。
四、修身齊家。
在湘軍的組建、人事安排、湘軍的裁撤方麵，曾國藩就是按照上述原則來施行的。清政府迫於旗兵的腐敗無能，任命曾國藩組建湘軍，在心理上又忌疑漢人帶兵。曾國藩深知此點，既要組建一支強大的軍隊，又不能犯滿人的大忌，這是非常棘手的問題。在組建湘軍之初，他主動安排滿人塔齊布為副將，以換取統治者的信任；湘軍壯大為國家軍隊主力時，直接推薦擔當軍政大臣的是皖籍的李鴻章而不是湘籍將領，以此來消除朝廷對他結黨營私的懷疑。攻陷天京以後，主動撤裁湘軍，消除朝廷對他擁兵自重、圖謀不軌的嫌疑。
他凡事小心謹慎。想在是非之地做個閑人是很困難的事情，但他還是做到了。正如他自己所言：“成大事者，規模遠大，與綜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
俗話說，好習慣成就一個人，壞習慣毀滅一個人。壞習慣的革除和好習慣的養成最能證明一個人的恒心和意誌，而曾氏在這兩方麵都有值得後人效仿的例證。其一是戒煙，曾氏自少抽水煙，煙齡長達二十多年。後來，自覺有害。進入而立之年後立誌戒煙，將水煙袋搗碎，發誓說：“若再食言，神明近之。”但長期養成的煙癮，並非那麽容易戒掉。最初幾日痛苦難熬，憑著堅強的忍耐力，終於斷然戒煙。其二是堅持日課、月課，規定自己每天、每月要堅持完成任務，內容包括：“讀熟書十頁，應看書十頁，習字一日，記日記一則。”這些課程一兩天容易做到，若要長期堅持，則需非凡的意誌和毅力。
另外，在情感方麵，曾國藩充滿了對皇帝的忠和對本階級的愛。作為理學大師，曾國藩繼承了儒家“仁民愛物”的品德，並能言行一致。他了解民情，體恤百姓所受的疾苦。他說：“設官為民，官不愛民，餘所痛恨。”在他的家書、詩詞中，無不透露出親愛家人、和睦鄰裏、匡時救民的心情和願望。
曾國藩在修身應世方麵也是明清兩朝儒家學者中的佼佼者。曾國藩儒臣、大臣的雙重身份是其內聖外王文化人格的寫照。他以儒學治政、治軍，並在從政帶兵的實踐中普及儒學，在“立身”與“輔世”，“守道”與“救時”，即內聖外王的結合方麵成效卓著。
曾國藩的修身原則、恕道精神都是其內在修為的理論總結，也是在對先儒學習、體驗、取法的基礎上加以抽象概括形成的，並在實踐中不斷加以完善，在當時乃至以後都有很大的影響力。
除此之外，曾國藩還疾恨貪暴，多次犯顏直諫，盡忠竭力，為整頓吏治、緩解階級矛盾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作為武官，功績更是顯赫。最初在湖南創辦團練，在整飭湖南吏治民風方麵頗有立竿見影之效。人送他綽號“曾剃頭”，一方麵反映他殺人之多，另一方麵，反映了他懲處貪暴肅正風氣之功。他以儒學訓練湘軍，使之成為富有戰鬥力和號召力的軍隊，並最終鎮壓太平天國運動。
晚年，他出任外交大臣，對外交涉的首要原則就是堅守儒家的“忠信誠敬”，推誠相與，采取謙讓的原則。他說，“為封疆將帥者，雖內懷勾踐棲會稽、田單守即墨之誌，而外卻十分和讓”，要求“謙懷抑抑以待洋人”。在妥協退讓的同時，也表現了據理力爭、“堅持不允”的尊嚴。曾國藩的外交原則不是消極的，而是弱國涉外事務的積極有效的原則，背後隱藏著儒家忍辱負重、徐圖自強的苦誌。另外，曾國藩有別於一般士大夫的方麵還在於：他不僅能恪守古訓還有創新精神，對新生事物能納為己用，也正因此才能在洋務運動中獲得成績。
自古以來，朝代更替，爭鬥不休。每一次新政權的建立，都要隨之產生一批維護國家機器運轉的官吏。
在東西方文化產生碰撞時期，曾國藩不僅是封建倫理的捍衛者也是中國現代科技文明的先驅，他的忠誠與睿智非常人所能及。他手握重權，軍事實力足可以與清廷鼎力抗衡；他絞殺太平天國農民起義運動，於清王朝戰功無數；他關心民生疾苦，采取措施，減少稅費。他的一生可以用精彩紛呈來形容。
在官場上混跡多年，位高權重，沒有經受過大的波折；對皇帝，他盡忠盡孝，但並不盲目服從，他會采取一套委婉的辦法來應付；對同僚，他尊重有加，並不曲意奉承；對下屬，他以誠相待，不會傲慢無禮；對洋人，堅持國家主權的原則，大事苦爭，小事放鬆。後代許多名人都對曾國藩推崇有加。
作為中國近代史上有重要影響力的人物，曾國藩曾經手握重兵，左右了晚清政局，由於他傑出的政治才能和政治謀略，延續了清王朝的“曆史壽命”。由此可見，紛亂的外世影響不了明智的內心。個人的力量雖然有限，但隻要理性、善變、多謀還是可以挽救一時的危難的。
是非恩怨常是人生的羈絆，處理不慎就會損失慘重。成功者應該在動靜之間保持清醒的認識，在變化中懂得堅守的意義。
曾國藩所處的時代，正是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碰撞、交匯、選擇的曆史巨變時期，曾氏正是處於這個轉型時期的精英人物。作為儒家學者，他的身上灌注著傳統文化的精髓。另一方麵，作為政治實權人物，他處於政治—軍事—文化舞台的中心，身係朝局安危的重任。雙重身份使得他在西洋文明麵前不能不仔細考慮，審時度勢地處理問題。在適應封建統治的前提下，對個性不斷加以調整，實現自我，是曾國藩實現其文化人格的途徑。
在現實方麵，曾國藩的整個仕宦生涯都充滿了冷靜的理性和靈活的機智。致仕之後，如何運用理性應對世事的原則方法，則因人而異。封建官場如戰場，禍福難測。曾國藩一方麵清醒地認識到官場的險惡，要求自己謹言慎行；另一方麵為了在保護自己的基礎上發展自己，就必須理性地設計和機智地應對。為此，曾國藩規定了自己從政的原則： 一、對朝廷盡心竭力。
二、處理好同僚關係，做到不使不求。
三、尊重權臣，但絕不攀附。
四、修身齊家。
在湘軍的組建、人事安排、湘軍的裁撤方麵，曾國藩就是按照上述原則來施行的。清政府迫於旗兵的腐敗無能，任命曾國藩組建湘軍，在心理上又忌疑漢人帶兵。曾國藩深知此點，既要組建一支強大的軍隊，又不能犯滿人的大忌，這是非常棘手的問題。在組建湘軍之初，他主動安排滿人塔齊布為副將，以換取統治者的信任；湘軍壯大為國家軍隊主力時，直接推薦擔當軍政大臣的是皖籍的李鴻章而不是湘籍將領，以此來消除朝廷對他結黨營私的懷疑。攻陷天京以後，主動撤裁湘軍，消除朝廷對他擁兵自重、圖謀不軌的嫌疑。
他凡事小心謹慎。想在是非之地做個閑人是很困難的事情，但他還是做到了。正如他自己所言：“成大事者，規模遠大，與綜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
俗話說，好習慣成就一個人，壞習慣毀滅一個人。壞習慣的革除和好習慣的養成最能證明一個人的恒心和意誌，而曾氏在這兩方麵都有值得後人效仿的例證。其一是戒煙，曾氏自少抽水煙，煙齡長達二十多年。後來，自覺有害。進入而立之年後立誌戒煙，將水煙袋搗碎，發誓說：“若再食言，神明近之。”但長期養成的煙癮，並非那麽容易戒掉。最初幾日痛苦難熬，憑著堅強的忍耐力，終於斷然戒煙。其二是堅持日課、月課，規定自己每天、每月要堅持完成任務，內容包括：“讀熟書十頁，應看書十頁，習字一日，記日記一則。”這些課程一兩天容易做到，若要長期堅持，則需非凡的意誌和毅力。
另外，在情感方麵，曾國藩充滿了對皇帝的忠和對本階級的愛。作為理學大師，曾國藩繼承了儒家“仁民愛物”的品德，並能言行一致。他了解民情，體恤百姓所受的疾苦。他說：“設官為民，官不愛民，餘所痛恨。”在他的家書、詩詞中，無不透露出親愛家人、和睦鄰裏、匡時救民的心情和願望。
曾國藩在修身應世方麵也是明清兩朝儒家學者中的佼佼者。曾國藩儒臣、大臣的雙重身份是其內聖外王文化人格的寫照。他以儒學治政、治軍，並在從政帶兵的實踐中普及儒學，在“立身”與“輔世”，“守道”與“救時”，即內聖外王的結合方麵成效卓著。
曾國藩的修身原則、恕道精神都是其內在修為的理論總結，也是在對先儒學習、體驗、取法的基礎上加以抽象概括形成的，並在實踐中不斷加以完善，在當時乃至以後都有很大的影響力。
除此之外，曾國藩還疾恨貪暴，多次犯顏直諫，盡忠竭力，為整頓吏治、緩解階級矛盾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作為武官，功績更是顯赫。最初在湖南創辦團練，在整飭湖南吏治民風方麵頗有立竿見影之效。人送他綽號“曾剃頭”，一方麵反映他殺人之多，另一方麵，反映了他懲處貪暴肅正風氣之功。他以儒學訓練湘軍，使之成為富有戰鬥力和號召力的軍隊，並最終鎮壓太平天國運動。
晚年，他出任外交大臣，對外交涉的首要原則就是堅守儒家的“忠信誠敬”，推誠相與，采取謙讓的原則。他說，“為封疆將帥者，雖內懷勾踐棲會稽、田單守即墨之誌，而外卻十分和讓”，要求“謙懷抑抑以待洋人”。在妥協退讓的同時，也表現了據理力爭、“堅持不允”的尊嚴。曾國藩的外交原則不是消極的，而是弱國涉外事務的積極有效的原則，背後隱藏著儒家忍辱負重、徐圖自強的苦誌。另外，曾國藩有別於一般士大夫的方麵還在於：他不僅能恪守古訓還有創新精神，對新生事物能納為己用，也正因此才能在洋務運動中獲得成績。
自古以來，朝代更替，爭鬥不休。每一次新政權的建立，都要隨之產生一批維護國家機器運轉的官吏。
在東西方文化產生碰撞時期，曾國藩不僅是封建倫理的捍衛者也是中國現代科技文明的先驅，他的忠誠與睿智非常人所能及。他手握重權，軍事實力足可以與清廷鼎力抗衡；他絞殺太平天國農民起義運動，於清王朝戰功無數；他關心民生疾苦，采取措施，減少稅費。他的一生可以用精彩紛呈來形容。
在官場上混跡多年，位高權重，沒有經受過大的波折；對皇帝，他盡忠盡孝，但並不盲目服從，他會采取一套委婉的辦法來應付；對同僚，他尊重有加，並不曲意奉承；對下屬，他以誠相待，不會傲慢無禮；對洋人，堅持國家主權的原則，大事苦爭，小事放鬆。後代許多名人都對曾國藩推崇有加。
作為中國近代史上有重要影響力的人物，曾國藩曾經手握重兵，左右了晚清政局，由於他傑出的政治才能和政治謀略，延續了清王朝的“曆史壽命”。由此可見，紛亂的外世影響不了明智的內心。個人的力量雖然有限，但隻要理性、善變、多謀還是可以挽救一時的危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