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古怪之人必定難以接近，為人謀事也會常受牽絆，而個人的性情是可以自我掌控和完善的。璞玉當細琢，良好的性情也是需要日積月累的功夫的。
自古聖賢豪傑、文人才士，其治事不同，而其豁達光明之胸，大略相同。東方古典文化中，“靜”的含義為：放下萬物，心無雜念、豁達光明的心境。
曾國藩一直學習古代先哲的智慧，並能不時地反思自己的得失，以史為鑒，以聖賢為鏡，用各種方式雕琢自己的內在性情。他不僅以此律己還不忘教育家人。他在寫給弟弟的信中就有所提及，大意是說：以你現有水平，要每日多讀書培養氣質內涵，日積月累就會有所長進，這就好比建房子，有好的地基也要有合理的結構，再加上精良的裝修功夫才能成為華室。所以，何必急急忙忙六神無主呢？內在的修為是需要時間與耐心的呀。
信雖是寫給弟弟的，又何嚐不是他自己的心靈寫照？
“靜”是一種真實無妄、虛靈自然、無往無礙的境界，這種境界體現於道義，就是孟子的“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體現於對生命的體驗，就是莊子的逍遙遊，既可以表現為波瀾壯闊，也可以表現為小橋流水。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就是這個道理。老子說“上善若水”，指的就是這種無所執著、順物自然的狀態。
在這種狀態下，內心的體驗是一種無邊的恬靜和無牽無掛的快樂，似乎已經達到了終極的滿足，再遇到什麽樣的困難也不會覺得辛苦了。傳說孔子的學生顏回身居陋巷而不改其樂，現代人很難理解，其實隻是沒有嚐過“道”的滋味的緣故，倘若了解“道味”之樂，應該也有孟子的正氣和莊子的逍遙了。
所以，超凡的心境不是憑空產生而是需要培養的。
培養的方法，並非如人們想象的那樣，隻是靜些，其實在任何環境下都做得到。或者說是否做到不在於環境條件，而在於是否有一種恬淡衝虛的意境。
我們經常有這樣的體會：高度緊張，心理壓力過大，短時間或無妨礙，時間一久，必致傷身害體。曾國藩對此深有了解，所以經常主動尋找快樂，這實際上也是一種精神的解脫和培養性情的方式。
曾國藩投筆從戎，每天都在與太平軍激烈的對抗中生存，心理壓力之大可想而知。這時他也不忘調節自己的心理，詩歌和書法給他帶來許多快樂。而最有益其身心的，或許是他幽默的性情。
曾國藩學問淵博，文學根底甚深，每日批閱的文件、書信雖多，但非常認真、仔細。他批閱公文喜詼諧，很耐人尋味。
鹹豐十年(1860年)十二月，曾國藩駐軍祁門。一日批閱公牘，內有浙江省建德縣團練把總李元的文書，麵用“移封”。
“移”是一種官方文書，分文移和武移兩種。文移是譴責性公文，唐代以後成為官府平行機構間相互交涉的文書；武移是聲討性公文，跟檄文相似。時曾國藩任兩江總督，集四省軍政大權於一身，而團練把總最高為正七品銜，李元把總竟用“移封敵體”，是無知還是憨？曾國藩看後，於封麵上題十七字令雲：“團練把總李，行個平等禮。雲何用移封敵體？”並自記：“見者無不絕倒。”對此事，他不怒反樂，說明曾國藩良好的性情與氣度。由此可見，性情對一個人的重要性。
一個人之所以能夠受到多數人的承認或推崇，更主要的還是來自自身的修養。由於曾國藩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熏染陶冶，經過嚴格科舉考試而產生的一個典型的封建知識分子，所以他對儒家那一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信條看得非常重要，視為平生待人接物、處世治事的基本準則。而曾國藩能夠把自身的修養同“齊家、治國、平天下”聯係起來，並按三三部曲來進行，自是他為人處世的高人之處。曾國藩主張，修身必須首先結合實際去進行。不管是讀書做學問，還是待人接物；不管是帶兵打仗，還是為官從政，都有修身的大學問體現其中。要做到這樣，曾氏認為重要的問題就是立足於精神修養。
精神是人生意誌的本源。有什麽樣的精神狀態，就會有什麽樣的人生觀。曾國藩認為，精神的修養，全是內心所要做的功夫。所謂治心之道，如懲忿窒欲、靜坐養心、平淡自守、改過遷善等，都屬於精神方麵的修養。因而，在他的日記和家書中，關於這方麵的言論很多。他主張，精神修養必須按照靜坐、平淡、改過這三個步驟去進行。心靜自然平和，平和之後改進也能很好地進行，這三者是循序漸進的過程。
自東漢以來，儒家積極人世的人生哲學與老莊自然淡泊的消極出世人生哲學始終是互為補充的。至於佛家所說的“明心見”，更要求人們先有靜的境界。因而，靜坐，也就成為中國士大夫階層最基本的修養功夫。曾國藩綜合儒道佛三家之說，把靜字功夫看得非常重要。
心靜很重要，聖賢們都能做到這一點。王陽明正是因為有這功夫所以才不動心。若心不能靜，即使反省自我也不能徹底，即使找到原由也不明其理，無從下手，因為心是浮躁的。
曾國藩在強調靜字的同時，還主張要有平淡的心境。他說：“思胸襟廣大，宜從‘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庶幾胸懷日闊。”並表示“世俗之功名須看得平淡些”。因為他認識到，一般人之所以胸襟狹窄，全是物欲之念太重，功名之念太深。若被私欲困擾住心，精神也沒有安靜的日子了，自然也就不會感到快樂。曾國藩是想讓自己做到心中平淡，不致為私欲所擾亂，務使精神恬靜，不受外物之累，然後可以處於光明無欲的心境。他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他以後的一係列行為都能很好地證明這一點。
曾國藩的養心學問是典型的身心兼治，因為一個人在官場中混最不易，最易喪失威權與榮耀，其中也有一些“規矩”，這些規矩要獨運於心，在幕後遵守，一是不直言人短，二是知己悅人，即保持一團和氣最重要，三是要提防奸人搗亂。擁有良好的心境之後，即使遭遇不幸，也能順氣自怡，可貴的是誌向操守不改，能順應環境的變化而生存。
自古聖賢豪傑、文人才士，其治事不同，而其豁達光明之胸，大略相同。東方古典文化中，“靜”的含義為：放下萬物，心無雜念、豁達光明的心境。
曾國藩一直學習古代先哲的智慧，並能不時地反思自己的得失，以史為鑒，以聖賢為鏡，用各種方式雕琢自己的內在性情。他不僅以此律己還不忘教育家人。他在寫給弟弟的信中就有所提及，大意是說：以你現有水平，要每日多讀書培養氣質內涵，日積月累就會有所長進，這就好比建房子，有好的地基也要有合理的結構，再加上精良的裝修功夫才能成為華室。所以，何必急急忙忙六神無主呢？內在的修為是需要時間與耐心的呀。
信雖是寫給弟弟的，又何嚐不是他自己的心靈寫照？
“靜”是一種真實無妄、虛靈自然、無往無礙的境界，這種境界體現於道義，就是孟子的“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體現於對生命的體驗，就是莊子的逍遙遊，既可以表現為波瀾壯闊，也可以表現為小橋流水。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就是這個道理。老子說“上善若水”，指的就是這種無所執著、順物自然的狀態。
在這種狀態下，內心的體驗是一種無邊的恬靜和無牽無掛的快樂，似乎已經達到了終極的滿足，再遇到什麽樣的困難也不會覺得辛苦了。傳說孔子的學生顏回身居陋巷而不改其樂，現代人很難理解，其實隻是沒有嚐過“道”的滋味的緣故，倘若了解“道味”之樂，應該也有孟子的正氣和莊子的逍遙了。
所以，超凡的心境不是憑空產生而是需要培養的。
培養的方法，並非如人們想象的那樣，隻是靜些，其實在任何環境下都做得到。或者說是否做到不在於環境條件，而在於是否有一種恬淡衝虛的意境。
我們經常有這樣的體會：高度緊張，心理壓力過大，短時間或無妨礙，時間一久，必致傷身害體。曾國藩對此深有了解，所以經常主動尋找快樂，這實際上也是一種精神的解脫和培養性情的方式。
曾國藩投筆從戎，每天都在與太平軍激烈的對抗中生存，心理壓力之大可想而知。這時他也不忘調節自己的心理，詩歌和書法給他帶來許多快樂。而最有益其身心的，或許是他幽默的性情。
曾國藩學問淵博，文學根底甚深，每日批閱的文件、書信雖多，但非常認真、仔細。他批閱公文喜詼諧，很耐人尋味。
鹹豐十年(1860年)十二月，曾國藩駐軍祁門。一日批閱公牘，內有浙江省建德縣團練把總李元的文書，麵用“移封”。
“移”是一種官方文書，分文移和武移兩種。文移是譴責性公文，唐代以後成為官府平行機構間相互交涉的文書；武移是聲討性公文，跟檄文相似。時曾國藩任兩江總督，集四省軍政大權於一身，而團練把總最高為正七品銜，李元把總竟用“移封敵體”，是無知還是憨？曾國藩看後，於封麵上題十七字令雲：“團練把總李，行個平等禮。雲何用移封敵體？”並自記：“見者無不絕倒。”對此事，他不怒反樂，說明曾國藩良好的性情與氣度。由此可見，性情對一個人的重要性。
一個人之所以能夠受到多數人的承認或推崇，更主要的還是來自自身的修養。由於曾國藩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熏染陶冶，經過嚴格科舉考試而產生的一個典型的封建知識分子，所以他對儒家那一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信條看得非常重要，視為平生待人接物、處世治事的基本準則。而曾國藩能夠把自身的修養同“齊家、治國、平天下”聯係起來，並按三三部曲來進行，自是他為人處世的高人之處。曾國藩主張，修身必須首先結合實際去進行。不管是讀書做學問，還是待人接物；不管是帶兵打仗，還是為官從政，都有修身的大學問體現其中。要做到這樣，曾氏認為重要的問題就是立足於精神修養。
精神是人生意誌的本源。有什麽樣的精神狀態，就會有什麽樣的人生觀。曾國藩認為，精神的修養，全是內心所要做的功夫。所謂治心之道，如懲忿窒欲、靜坐養心、平淡自守、改過遷善等，都屬於精神方麵的修養。因而，在他的日記和家書中，關於這方麵的言論很多。他主張，精神修養必須按照靜坐、平淡、改過這三個步驟去進行。心靜自然平和，平和之後改進也能很好地進行，這三者是循序漸進的過程。
自東漢以來，儒家積極人世的人生哲學與老莊自然淡泊的消極出世人生哲學始終是互為補充的。至於佛家所說的“明心見”，更要求人們先有靜的境界。因而，靜坐，也就成為中國士大夫階層最基本的修養功夫。曾國藩綜合儒道佛三家之說，把靜字功夫看得非常重要。
心靜很重要，聖賢們都能做到這一點。王陽明正是因為有這功夫所以才不動心。若心不能靜，即使反省自我也不能徹底，即使找到原由也不明其理，無從下手，因為心是浮躁的。
曾國藩在強調靜字的同時，還主張要有平淡的心境。他說：“思胸襟廣大，宜從‘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庶幾胸懷日闊。”並表示“世俗之功名須看得平淡些”。因為他認識到，一般人之所以胸襟狹窄，全是物欲之念太重，功名之念太深。若被私欲困擾住心，精神也沒有安靜的日子了，自然也就不會感到快樂。曾國藩是想讓自己做到心中平淡，不致為私欲所擾亂，務使精神恬靜，不受外物之累，然後可以處於光明無欲的心境。他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他以後的一係列行為都能很好地證明這一點。
曾國藩的養心學問是典型的身心兼治，因為一個人在官場中混最不易，最易喪失威權與榮耀，其中也有一些“規矩”，這些規矩要獨運於心，在幕後遵守，一是不直言人短，二是知己悅人，即保持一團和氣最重要，三是要提防奸人搗亂。擁有良好的心境之後，即使遭遇不幸，也能順氣自怡，可貴的是誌向操守不改，能順應環境的變化而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