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為凡人，怎能脫流俗？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存在。忠於自己的理想和選擇就獲得了脫離世俗的心誌。
誌向，與其說是奮鬥的目標，不如說是生存的意義。
立誌是一個人成事之根本。任何人欲成就大事業，就必須要先立誌。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諸葛亮講“誌當存高遠”。曾國藩的同僚胡林翼說：“人生決不該隨俗浮沉，生無益於當時，死無聞於後世。惟其如此，我們應自立自強，努力做眾人所不敢為、不能為的事情，上以報國，下以振家，不負此昂藏七尺之軀。”他所以說得好，是因為他說得全麵、樸實，說的我們可以做到。當然說的和曾國藩最為接近的是王陽明，他主張在學習和奮鬥之前要先立誌，不立誌就好比種了植物不培根不澆水，隻能是徒勞無功而已。這種觀點與曾國藩主張的以誌為本是一個道理。
立誌是一個慎重又多思的過程。曾國藩曾為立誌心神不寧：“自從去年十二月如日後，我常常憂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還是如此。”這大概是誌向不能樹立時，人就容易放鬆潦倒，所以心中沒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寧靜，不能寧靜就不能心安，其根本在於沒有樹立誌向啊！
曾國藩不僅為無誌而憂，更為有誌而歎：“人苟能立誌，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為？”有大抱負，才有大動力、大毅力、大魄力，也才會有大境界。所謂大抱負不是好大喜功，不是好高騖遠，而是放眼天下，誌在四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所謂大魄力也不是有勇無謀地一味付出，而是危難時刻的果斷與冷靜、謹慎與精明。可以說，想確立遠大的誌向就要先學會放下小的情懷。過多地咀嚼一己之悲歡，就會看不到腳下的土地、身邊的世界，也意識不到自己對天下的責任，當然不會有大的氣象和作為。
曾國藩在二十歲以前，雖然跟隨父親勤奮讀書，但並沒有大的誌向。道光十年(1830年)其父曾麟書將其送到衡陽汪覺庵先生處進行學習。一年後，又回到本縣漣濱書院肄業。在一年多的時間裏，曾國藩眼界大開，增長了銳意進取的精神。為痛下立誌之決心，他毅然將原字伯涵改為滌生，按照他自己的解釋，“滌”就是“滌其舊汙之染”，“生”即“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寓意自己無論在什麽情況下都可以出淤泥而重生。
他給自己定下的座右銘是：不為聖賢，便為禽獸；不問收獲，隻問耕耘。這也是曾國藩傳於後世的最經典名句。
早年的曾國藩，就經常自比於李斯、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有朝一日自己也成為像他們一樣的名相，千古流芳。隨著其學識的增加，思想的逐漸成熟，對其誌向的思考更加深人和具體。
曾國藩認為立誌為必須步驟，但光有誌向還不夠，更需要“勤”、“儉”、“明”、“孝”、“信”等素質予以輔助，幾方共同作用才能夠達成誌向。
“勤”是曾國藩本人談得最多，體會最深的品質之一。它與曾國藩的“力行”思想有著密切的聯係。他說，“勤”字為人生第一要義，無論居家、為官、治軍，皆以“勤”字為本。自古以來，當政之人皆以“勤政愛民”為訓；為官之人隻有勤於做事才能造福於一方百姓。曾國藩也深知這一點。他不僅率先做到，還勉勵部下做到“身勤”、“手勤”、“口勤”、“心勤”，所以說，“勤”的精神貫穿了他的一生。
鑒於明清統治階級的奢侈腐敗導致的深刻的社會危機，曾國藩主張戒奢崇儉。他認為，這樣既可以減少應酬開支，又可達到“儉以養德”的效果。他說：“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無一不與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貴氣息則難望有成。”這一點對於現代的年輕人有著積極的指導意義。
“明”既可指辦事能力，又可指道德修養。曾國藩說：“大抵蒞事以‘明’字為第一義……凡高明者降心抑誌，以遽趨於平實頗不易。若能事事求精，輕重長短一絲不差，則漸實矣。能實則漸平矣。”由此可見，心明眼亮，辦事明快，有效率有水平是實現誌向的必備素質。
曾國藩說：“蓋君子之孝，尤重於立身，內之型家式鄉，外之報國惠民。凡吾行事足以令人欽仰者，皆吾所以敬吾親也；凡吾德意足以令人感戀者，皆吾所以愛吾親也。推此以求，則尊顯之道事業無窮。”他認為隻有立身立誌方能更好地行孝，孝在這裏不是狹義的尊老而是廣義的惠民，親人不隻是父母，還有天下所有值得敬佩和尊重的長輩。有一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意味。他把盡孝與立誌巧妙地結合起來，所以他能有比別人都豁達的心胸，事業有成也就不足為奇了。
曾國藩認為，“失信”為清朝官吏無為墮落的根源。為了挽救其墮落，糾正封建士大夫奸滑、浮偽的惡劣作風，他以“誠信”相標榜。他說：“信，即誠實也。一言不欺，一事不假，行之既下，人皆信之。”
曾國藩指出的以上幾個方麵，正在於個人的精神修養。曾國藩認為，精神的修養，全是內心所要做的功夫。
所謂治心之道，皆屬於精神修為。由古至今，凡有所成者無一不注重精神所得。隻為做事而做事與為誌向而謀事是不可以相提並論的。而隻有達成誌向的同時也能獲得精神豐收才是不流於俗之誌。
誌向，與其說是奮鬥的目標，不如說是生存的意義。
立誌是一個人成事之根本。任何人欲成就大事業，就必須要先立誌。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諸葛亮講“誌當存高遠”。曾國藩的同僚胡林翼說：“人生決不該隨俗浮沉，生無益於當時，死無聞於後世。惟其如此，我們應自立自強，努力做眾人所不敢為、不能為的事情，上以報國，下以振家，不負此昂藏七尺之軀。”他所以說得好，是因為他說得全麵、樸實，說的我們可以做到。當然說的和曾國藩最為接近的是王陽明，他主張在學習和奮鬥之前要先立誌，不立誌就好比種了植物不培根不澆水，隻能是徒勞無功而已。這種觀點與曾國藩主張的以誌為本是一個道理。
立誌是一個慎重又多思的過程。曾國藩曾為立誌心神不寧：“自從去年十二月如日後，我常常憂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還是如此。”這大概是誌向不能樹立時，人就容易放鬆潦倒，所以心中沒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寧靜，不能寧靜就不能心安，其根本在於沒有樹立誌向啊！
曾國藩不僅為無誌而憂，更為有誌而歎：“人苟能立誌，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為？”有大抱負，才有大動力、大毅力、大魄力，也才會有大境界。所謂大抱負不是好大喜功，不是好高騖遠，而是放眼天下，誌在四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所謂大魄力也不是有勇無謀地一味付出，而是危難時刻的果斷與冷靜、謹慎與精明。可以說，想確立遠大的誌向就要先學會放下小的情懷。過多地咀嚼一己之悲歡，就會看不到腳下的土地、身邊的世界，也意識不到自己對天下的責任，當然不會有大的氣象和作為。
曾國藩在二十歲以前，雖然跟隨父親勤奮讀書，但並沒有大的誌向。道光十年(1830年)其父曾麟書將其送到衡陽汪覺庵先生處進行學習。一年後，又回到本縣漣濱書院肄業。在一年多的時間裏，曾國藩眼界大開，增長了銳意進取的精神。為痛下立誌之決心，他毅然將原字伯涵改為滌生，按照他自己的解釋，“滌”就是“滌其舊汙之染”，“生”即“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寓意自己無論在什麽情況下都可以出淤泥而重生。
他給自己定下的座右銘是：不為聖賢，便為禽獸；不問收獲，隻問耕耘。這也是曾國藩傳於後世的最經典名句。
早年的曾國藩，就經常自比於李斯、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有朝一日自己也成為像他們一樣的名相，千古流芳。隨著其學識的增加，思想的逐漸成熟，對其誌向的思考更加深人和具體。
曾國藩認為立誌為必須步驟，但光有誌向還不夠，更需要“勤”、“儉”、“明”、“孝”、“信”等素質予以輔助，幾方共同作用才能夠達成誌向。
“勤”是曾國藩本人談得最多，體會最深的品質之一。它與曾國藩的“力行”思想有著密切的聯係。他說，“勤”字為人生第一要義，無論居家、為官、治軍，皆以“勤”字為本。自古以來，當政之人皆以“勤政愛民”為訓；為官之人隻有勤於做事才能造福於一方百姓。曾國藩也深知這一點。他不僅率先做到，還勉勵部下做到“身勤”、“手勤”、“口勤”、“心勤”，所以說，“勤”的精神貫穿了他的一生。
鑒於明清統治階級的奢侈腐敗導致的深刻的社會危機，曾國藩主張戒奢崇儉。他認為，這樣既可以減少應酬開支，又可達到“儉以養德”的效果。他說：“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無一不與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貴氣息則難望有成。”這一點對於現代的年輕人有著積極的指導意義。
“明”既可指辦事能力，又可指道德修養。曾國藩說：“大抵蒞事以‘明’字為第一義……凡高明者降心抑誌，以遽趨於平實頗不易。若能事事求精，輕重長短一絲不差，則漸實矣。能實則漸平矣。”由此可見，心明眼亮，辦事明快，有效率有水平是實現誌向的必備素質。
曾國藩說：“蓋君子之孝，尤重於立身，內之型家式鄉，外之報國惠民。凡吾行事足以令人欽仰者，皆吾所以敬吾親也；凡吾德意足以令人感戀者，皆吾所以愛吾親也。推此以求，則尊顯之道事業無窮。”他認為隻有立身立誌方能更好地行孝，孝在這裏不是狹義的尊老而是廣義的惠民，親人不隻是父母，還有天下所有值得敬佩和尊重的長輩。有一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意味。他把盡孝與立誌巧妙地結合起來，所以他能有比別人都豁達的心胸，事業有成也就不足為奇了。
曾國藩認為，“失信”為清朝官吏無為墮落的根源。為了挽救其墮落，糾正封建士大夫奸滑、浮偽的惡劣作風，他以“誠信”相標榜。他說：“信，即誠實也。一言不欺，一事不假，行之既下，人皆信之。”
曾國藩指出的以上幾個方麵，正在於個人的精神修養。曾國藩認為，精神的修養，全是內心所要做的功夫。
所謂治心之道，皆屬於精神修為。由古至今，凡有所成者無一不注重精神所得。隻為做事而做事與為誌向而謀事是不可以相提並論的。而隻有達成誌向的同時也能獲得精神豐收才是不流於俗之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