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無數事實多次證明，那些名垂千古，為人推崇的人往往不是那些墨守成規的人，而是那些主張因時而變，敢承風氣之先的人。曾國藩卻是一個“繼承與發展”、“守舊與革新”的雙重特性的人物，可以說他的“發展”與“革新”，是站在時代的高度，放棄夜郎白大的盲目自大觀，開啟了一代學西方先進科技文化的風氣之先，給黑暗沉沉的中國帶來了一縷“自強”的曙光。
儒家的優秀傳統之一是培育了中國人把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緊緊結合的自覺。治國、平天下的追求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箴言，已經成為社會認可的理想人格和道德規範。曾國藩晚年被封為武英殿大學士，位尊為“相”而居漢大臣之首。但按照清代政製，這僅是沒有實權的尊號。在其事業的鼎盛期，他雖是節製幾省軍務的主要軍事統帥，但其實職始終是地方大吏——直隸總督、兩江總督。按照思不出其位的原則，他完全可以循規蹈矩，以完成本職工作為滿足。可是，他一再發出建立機器局、派遣留學生等倡議。這些行動隻有一個合理的解釋：急於改變國家貧弱麵貌的愛國熱忱超越了個人成敗得失的考慮。他曾同李鴻章說過：“鄙意北方數省因循已久……東南新造之區，事事別開生麵……製器造船各事，皆已辦有端緒。自強之策應以東南為主。閣下雖不處海濱，尚可就近處理，購辦器械，選擇人才，本皆前所手創，仍宜引為己任，不必以越俎為嫌。”在專製製度下，越俎代謀小則招怨，大可惹禍。據內容看，此信大約寫於1867年李鴻章被任命為湖廣總督後。曾國藩一生謹慎，平定太平天國後又恐權重位高招忌，加上健康每況愈下，因而一再要求歸田以完晚節。如果不是出於考慮國家安危、開創一代風氣，是不會有這一行動的。他一生謹慎，但卻要求李鴻章敢於“越俎”，表明他擔當大事的品格。
其次，因時而變，實事求是的精神是推動他走上與學習西方相結合的基本因素。儒家的經世致用派一貫強調從實際出發，這種學風代代相傳，成為這一流派的人物曆來較有成就的重要原因。曾國藩繼承這個傳統，也一再強調“不說大話，不騖空名，不行駕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禁大言以務實”。理學家們沉溺於心性之學，熱衷於從考察思想動機中去鑒別君子與小人。而曾國藩對此做了重大的修正。他說：“恒言皆以分別君子小人為要，而鄙論則謂天下無一成不變之君子，無一成不變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曉事則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曉事即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則為君子，卯刻偏私曖昧即為小人。”曉事、知人，這都是主客觀密切結合的實踐活動。這些活動不但有客觀標準可尋，而且必須眼睛向下，虛心考察實際情況，從閱曆中方能得之。他甚至直截了當地說：“不曉事則挾私固謬，秉公亦謬，小人固謬，君子亦謬。”把是否如實地認識客觀事物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對理學籠罩下的社會上層說來，這是非同小可的是非標準的變動。試想一想，醇親王、倭仁之流完全可以標榜自己是秉公的君子，愛國的典範。倭仁至死仍在提醒皇帝“勿忘庚申之變”，即1860年英法聯軍占領北京之恥，但其對策卻是“毋以詩書為迂闊”。要“非聖之書，屏而不讀”。按照他們的思路，國家固然走不出困境，儒學亦必然繼續在泥淖中打滾。曾國藩在君子小人的區分這一重大問題上做出新的概括，這既是對理學的勇敢挑戰，也是為實事求是地體察國內外情況、汲取新知識、采取新措施祛障辟路。針對中國士大夫的思維特點，他特別強調不能迷信經籍。他說：“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君子之作事，既征諸古籍，諏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致冒昧從事耳。”務實之意溢於言表。
曾國藩還繼承發揚了儒家思想中的主變因素。儒家有強烈的“率由舊章”的保守性格，亦有豐盛的變動不居的辯證法遺產。以曾國藩來說，直至1850年，他仍然鄭重其事地申明：“獨至我朝，則凡百庶政，皆已著有成憲，既備既詳，未可輕議。”對內外交困的境況感受不深，缺乏變以解危的緊迫感。隨著太平天國義軍在大江南北馳騁，他由一帆風順的京官轉到地方上興辦團練，閱曆增長，對社會痼疾的了解加深，求變的思想便日益加強了。他在1859年寫道：“吉，非有祥瑞之可言，但行事措之鹹宜，無有人非鬼責，是即謂之吉。過是則為吝矣……《易》爻多言貞吝。易之道，當隨時變易，以處中當變，而守此不變，則貞而吝矣……故曰：‘震無咎者，存乎悔。”’震就是動，要反乎貞吝而在變動中求吉與無咎，在於正視現實，不斷改正既往的缺點錯誤。個人如此，國家大事也是如此。進入19世紀60年代以後，曾國藩積極推動和參與學習西方的洋務，這也是重要的思想基礎。
今人對於洋務運動自然有褒有貶，然而曾國藩倡洋務足以說他絕不僅僅是那種以謙謙自守、修身養性為信條的一介儒生。他敢開風氣之先的膽識與行動則被人們稱之為“中國近代化之父”。
儒家的優秀傳統之一是培育了中國人把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緊緊結合的自覺。治國、平天下的追求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箴言，已經成為社會認可的理想人格和道德規範。曾國藩晚年被封為武英殿大學士，位尊為“相”而居漢大臣之首。但按照清代政製，這僅是沒有實權的尊號。在其事業的鼎盛期，他雖是節製幾省軍務的主要軍事統帥，但其實職始終是地方大吏——直隸總督、兩江總督。按照思不出其位的原則，他完全可以循規蹈矩，以完成本職工作為滿足。可是，他一再發出建立機器局、派遣留學生等倡議。這些行動隻有一個合理的解釋：急於改變國家貧弱麵貌的愛國熱忱超越了個人成敗得失的考慮。他曾同李鴻章說過：“鄙意北方數省因循已久……東南新造之區，事事別開生麵……製器造船各事，皆已辦有端緒。自強之策應以東南為主。閣下雖不處海濱，尚可就近處理，購辦器械，選擇人才，本皆前所手創，仍宜引為己任，不必以越俎為嫌。”在專製製度下，越俎代謀小則招怨，大可惹禍。據內容看，此信大約寫於1867年李鴻章被任命為湖廣總督後。曾國藩一生謹慎，平定太平天國後又恐權重位高招忌，加上健康每況愈下，因而一再要求歸田以完晚節。如果不是出於考慮國家安危、開創一代風氣，是不會有這一行動的。他一生謹慎，但卻要求李鴻章敢於“越俎”，表明他擔當大事的品格。
其次，因時而變，實事求是的精神是推動他走上與學習西方相結合的基本因素。儒家的經世致用派一貫強調從實際出發，這種學風代代相傳，成為這一流派的人物曆來較有成就的重要原因。曾國藩繼承這個傳統，也一再強調“不說大話，不騖空名，不行駕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禁大言以務實”。理學家們沉溺於心性之學，熱衷於從考察思想動機中去鑒別君子與小人。而曾國藩對此做了重大的修正。他說：“恒言皆以分別君子小人為要，而鄙論則謂天下無一成不變之君子，無一成不變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曉事則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曉事即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則為君子，卯刻偏私曖昧即為小人。”曉事、知人，這都是主客觀密切結合的實踐活動。這些活動不但有客觀標準可尋，而且必須眼睛向下，虛心考察實際情況，從閱曆中方能得之。他甚至直截了當地說：“不曉事則挾私固謬，秉公亦謬，小人固謬，君子亦謬。”把是否如實地認識客觀事物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對理學籠罩下的社會上層說來，這是非同小可的是非標準的變動。試想一想，醇親王、倭仁之流完全可以標榜自己是秉公的君子，愛國的典範。倭仁至死仍在提醒皇帝“勿忘庚申之變”，即1860年英法聯軍占領北京之恥，但其對策卻是“毋以詩書為迂闊”。要“非聖之書，屏而不讀”。按照他們的思路，國家固然走不出困境，儒學亦必然繼續在泥淖中打滾。曾國藩在君子小人的區分這一重大問題上做出新的概括，這既是對理學的勇敢挑戰，也是為實事求是地體察國內外情況、汲取新知識、采取新措施祛障辟路。針對中國士大夫的思維特點，他特別強調不能迷信經籍。他說：“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君子之作事，既征諸古籍，諏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致冒昧從事耳。”務實之意溢於言表。
曾國藩還繼承發揚了儒家思想中的主變因素。儒家有強烈的“率由舊章”的保守性格，亦有豐盛的變動不居的辯證法遺產。以曾國藩來說，直至1850年，他仍然鄭重其事地申明：“獨至我朝，則凡百庶政，皆已著有成憲，既備既詳，未可輕議。”對內外交困的境況感受不深，缺乏變以解危的緊迫感。隨著太平天國義軍在大江南北馳騁，他由一帆風順的京官轉到地方上興辦團練，閱曆增長，對社會痼疾的了解加深，求變的思想便日益加強了。他在1859年寫道：“吉，非有祥瑞之可言，但行事措之鹹宜，無有人非鬼責，是即謂之吉。過是則為吝矣……《易》爻多言貞吝。易之道，當隨時變易，以處中當變，而守此不變，則貞而吝矣……故曰：‘震無咎者，存乎悔。”’震就是動，要反乎貞吝而在變動中求吉與無咎，在於正視現實，不斷改正既往的缺點錯誤。個人如此，國家大事也是如此。進入19世紀60年代以後，曾國藩積極推動和參與學習西方的洋務，這也是重要的思想基礎。
今人對於洋務運動自然有褒有貶，然而曾國藩倡洋務足以說他絕不僅僅是那種以謙謙自守、修身養性為信條的一介儒生。他敢開風氣之先的膽識與行動則被人們稱之為“中國近代化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