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當初也和平常人一樣,有著自己的不良的習性,但他與別人不同的地方就在於,一旦當他意識到其危害之後,為了能他日有所作為,就通過不斷自勵,嚴格限製自己的情欲,改掉不良習慣,不斷完善自身的修養。
曾國藩到京師的最初幾年,也是一個凡夫俗子,沒有什麽特殊之處。他每天應酬特別多,這並不是他官做大了,應酬必不可少,相反倒是“沒事找事”,消磨時光。
道光二十年四月,庶吉士散館,他以第二等第十九名留在翰林院。中國傳統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輕地方,雖然中央的俸祿不比地方高,但可以結交朝中大臣,所謂“朝中有人好做官”。更重要的是,在中央為官,尤其是翰林院官,屬於“天子近臣”,如果一個人的水平可以,很快就會脫穎而出,升遷的機會自然要多得多。做地方官則不然。按過去的體製,任地方官有衝、繁、疲、難的區分,“疲”,說白了就是窮地方,在這個地方很難幹出成績。與曾國藩前後任進士的胡林翼更可以說明問題,他在貴州一幹就是九年,後來胡發誓寧願出外當慕僚起家,也不願繼續留在貴州效力。胡出貴州時隻是個道員,而曾國藩已是官居二品的侍郎了。
曾國藩留在翰林院後,“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覺過了四十餘天”。此後的一段時間,除了給家裏寫一封信商議家眷來京之事外,“餘皆怠忽,因循過日,故日日無可記錄”,每天都是送往迎來,吃酒、讀書、閑侃。所以他早期的《日記》每天都在“檢討”,但每天都會故伎重演。顯然這種品性,若不能自察自改,是無益於自己的目標,不能成就大事的。
翰林院的官員,讀書養望、切磋交往是“本職工作”,本無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發日子,終究養不成經世的韜略。二十二年十月的一天,曾國藩讀了《易經·損卦》後,即出門拜客,在杜蘭溪家吃了中飯,隨即又到何子敬處祝賀生日,晚上又在何宅聽了昆曲,到了“初更時分”才拖著疲倦的身軀回到家中。當天的日記又充滿自責,說,“明知(何子敬生日)盡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隨流的意思。總是立誌不堅,不能斬斷葛根,截然由義,故一引便放逸了”。《日記》中仍不忘“戒之”二字。
但決心一再下,行動依然如故。當月的二十四、二十五兩天,京城刮起大風,曾國藩“無事出門,如此大風,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寫此冊而不日日改過,則此冊直盜名之具也。既不痛改舊習,則何必寫此冊?”
曾國藩認識到“往來征逐”,就是浮躁,這已成為他的兩大病根之一了。他雖強迫自己靜下來,坐下去,但讀《易經》中的《旅卦》、《巽卦》卻一無所得,甚至連“白文都不能背誦,不知心忙什麽。丹黃幾十頁書,如勉強當差一樣,是何為者?平生隻為不靜,斷送了幾十年光陰。立誌自新以來,又已月餘,尚浮躁如此耶!”他也分析為什麽如此交遊往來,無非是“好名”,“希別人說自己好”,並說這個病根已經很深,隻有減少往來,“漸改往逐之習”。
曾國藩在改掉這個病根的同時,也很好地維護了自己的名聲。
“聲聞之美,可恃而不可恃”,“善始者不必善終”,這是曾國藩對功名的看法。
曾國藩曾寬慰、告誡弟弟說:我們現在處於極好之時,家事有我一個人擔當,你們就一心一意做個光明磊落、鬼服神欽的人。待到名聲既出、信義既著,即使隨便答言,也會無事不成。所以不必貪財,不必占便宜。
可見,曾國藩是把名譽和貪婪相聯係的。貪婪的人,惡名加身;大度的人,清譽在外。一旦名聲遠揚,就可以不拘小節了。曾國藩的見識可謂高拔,甚至可以說有點狡猾,他把好名聲看成人的立身之本,本應正,源要清,不可本末倒置。
曾國藩對家族的名望或聲譽十分看重,為了保持這個家庭的名望和聲譽,曾國藩可以說殫精竭慮,鞠躬盡瘁。
常言道,樹大招風。由於家大業大勢大,兄弟幾人都在朝廷做大官,於是乎外麵就有不少關於他們兄弟的傳聞。
國藩就不止一次地聽說過對他們兄弟惡行的指責,他聽了以後,不想秘而不宣,而是一一轉告各位兄弟:或者直接責備,或者委婉相勸,希望他們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因為名望所在,是非由此而分,賞罰由此而定。有一年冬天,朝廷中有一個叫金眉生的官員就被好幾個人彈劾,結果家產被抄、被沒收,妻子兒女半夜站在露天下,飽受風寒冰凍之苦。曾國藩說,難道這個金眉生果真萬惡不赦嗎?其實,不過是名聲不好,懲罰隨之而來罷了。
所以說,人言可畏,眾口鑠金,積毀銷骨。那些議論不知道在什麽地方興起,也不知道在什麽時候結束。眾門悠悠,沸沸揚揚,防不勝防。那些有才華的人,因為那些懷疑與誹謗無根無據,雖然惱怒,但還是悍然不顧,結果誹謗一天比一天嚴重。那些有德行的人,因為這些誹謗無根無據而深感恐懼,於是,收斂下來認真反省,並對自己今後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十分謹慎,結果誹謗不攻自破,謠言一天天平息下去。
曾國藩說:我忝居高位,又獲得了極高的虛名,時時刻刻都有顛覆的危險。通觀古今人物,像我這樣名大權重的人,能夠保全善終的人極為少見。因此,我深深擔憂在我全盛之時,不能庇護你們,到了我顛覆之時,或許還會連累你們。所以,我隻有在我沒事的時候,時常用危言苦語來勸誡你們,這樣或許能夠避免大災大難啊!
曾國藩不停地反省自己:孟子說:“我愛別人,別人卻不親近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仁愛是否有不到的地方;我以禮待別人,別人卻不理睬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禮儀是不是不周到。”……我的聲望越來越高,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這是從何說起,隻恐怕名望超過了實際……這全部責任在於做哥哥的提倡、做表率……凡功成名就之人,名望愈高,愈是珍重這份榮譽。曾國藩過人之處在於,他對自己的名望始終抱有懷疑的態度,甚至根本就認為沒有什麽名望。他從自己至愛的兄弟們身上,看到了名望遮掩下的裂痕和隱患,由此及彼,別人會怎樣就可想而知了。
懷著這種深沉的認識和憂懼,曾國藩把這一感觸不時傳送到兄弟們身上。他鼓勵、勸勉他們為百姓多幹實事,勿為名望二字所累。他說:“那才是我曾家門戶的光榮,阿兄的幸運。”
可見,曾國藩非常注重名聲的重要性。他不希望因自己的地位越來越高,就不注意自己的名聲,從而引起別人的閑言碎語,更不希望家人對自己的名聲有所破壞,因為他明白一個人怎樣才能守住自己。
也許,你不太容易明白“名聲”與“守身”的相互關係,因為你可能沒有體驗到曾國藩複雜的人生經曆。的確,對於曾國藩來說,名聲是立身之術,但不是說一定要追求大名聲,而是要推功讓名,不與人爭長短,這樣才能獲得好名聲。不招人嫉恨,是最重要的。
曾國藩到京師的最初幾年,也是一個凡夫俗子,沒有什麽特殊之處。他每天應酬特別多,這並不是他官做大了,應酬必不可少,相反倒是“沒事找事”,消磨時光。
道光二十年四月,庶吉士散館,他以第二等第十九名留在翰林院。中國傳統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輕地方,雖然中央的俸祿不比地方高,但可以結交朝中大臣,所謂“朝中有人好做官”。更重要的是,在中央為官,尤其是翰林院官,屬於“天子近臣”,如果一個人的水平可以,很快就會脫穎而出,升遷的機會自然要多得多。做地方官則不然。按過去的體製,任地方官有衝、繁、疲、難的區分,“疲”,說白了就是窮地方,在這個地方很難幹出成績。與曾國藩前後任進士的胡林翼更可以說明問題,他在貴州一幹就是九年,後來胡發誓寧願出外當慕僚起家,也不願繼續留在貴州效力。胡出貴州時隻是個道員,而曾國藩已是官居二品的侍郎了。
曾國藩留在翰林院後,“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覺過了四十餘天”。此後的一段時間,除了給家裏寫一封信商議家眷來京之事外,“餘皆怠忽,因循過日,故日日無可記錄”,每天都是送往迎來,吃酒、讀書、閑侃。所以他早期的《日記》每天都在“檢討”,但每天都會故伎重演。顯然這種品性,若不能自察自改,是無益於自己的目標,不能成就大事的。
翰林院的官員,讀書養望、切磋交往是“本職工作”,本無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發日子,終究養不成經世的韜略。二十二年十月的一天,曾國藩讀了《易經·損卦》後,即出門拜客,在杜蘭溪家吃了中飯,隨即又到何子敬處祝賀生日,晚上又在何宅聽了昆曲,到了“初更時分”才拖著疲倦的身軀回到家中。當天的日記又充滿自責,說,“明知(何子敬生日)盡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隨流的意思。總是立誌不堅,不能斬斷葛根,截然由義,故一引便放逸了”。《日記》中仍不忘“戒之”二字。
但決心一再下,行動依然如故。當月的二十四、二十五兩天,京城刮起大風,曾國藩“無事出門,如此大風,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寫此冊而不日日改過,則此冊直盜名之具也。既不痛改舊習,則何必寫此冊?”
曾國藩認識到“往來征逐”,就是浮躁,這已成為他的兩大病根之一了。他雖強迫自己靜下來,坐下去,但讀《易經》中的《旅卦》、《巽卦》卻一無所得,甚至連“白文都不能背誦,不知心忙什麽。丹黃幾十頁書,如勉強當差一樣,是何為者?平生隻為不靜,斷送了幾十年光陰。立誌自新以來,又已月餘,尚浮躁如此耶!”他也分析為什麽如此交遊往來,無非是“好名”,“希別人說自己好”,並說這個病根已經很深,隻有減少往來,“漸改往逐之習”。
曾國藩在改掉這個病根的同時,也很好地維護了自己的名聲。
“聲聞之美,可恃而不可恃”,“善始者不必善終”,這是曾國藩對功名的看法。
曾國藩曾寬慰、告誡弟弟說:我們現在處於極好之時,家事有我一個人擔當,你們就一心一意做個光明磊落、鬼服神欽的人。待到名聲既出、信義既著,即使隨便答言,也會無事不成。所以不必貪財,不必占便宜。
可見,曾國藩是把名譽和貪婪相聯係的。貪婪的人,惡名加身;大度的人,清譽在外。一旦名聲遠揚,就可以不拘小節了。曾國藩的見識可謂高拔,甚至可以說有點狡猾,他把好名聲看成人的立身之本,本應正,源要清,不可本末倒置。
曾國藩對家族的名望或聲譽十分看重,為了保持這個家庭的名望和聲譽,曾國藩可以說殫精竭慮,鞠躬盡瘁。
常言道,樹大招風。由於家大業大勢大,兄弟幾人都在朝廷做大官,於是乎外麵就有不少關於他們兄弟的傳聞。
國藩就不止一次地聽說過對他們兄弟惡行的指責,他聽了以後,不想秘而不宣,而是一一轉告各位兄弟:或者直接責備,或者委婉相勸,希望他們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因為名望所在,是非由此而分,賞罰由此而定。有一年冬天,朝廷中有一個叫金眉生的官員就被好幾個人彈劾,結果家產被抄、被沒收,妻子兒女半夜站在露天下,飽受風寒冰凍之苦。曾國藩說,難道這個金眉生果真萬惡不赦嗎?其實,不過是名聲不好,懲罰隨之而來罷了。
所以說,人言可畏,眾口鑠金,積毀銷骨。那些議論不知道在什麽地方興起,也不知道在什麽時候結束。眾門悠悠,沸沸揚揚,防不勝防。那些有才華的人,因為那些懷疑與誹謗無根無據,雖然惱怒,但還是悍然不顧,結果誹謗一天比一天嚴重。那些有德行的人,因為這些誹謗無根無據而深感恐懼,於是,收斂下來認真反省,並對自己今後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十分謹慎,結果誹謗不攻自破,謠言一天天平息下去。
曾國藩說:我忝居高位,又獲得了極高的虛名,時時刻刻都有顛覆的危險。通觀古今人物,像我這樣名大權重的人,能夠保全善終的人極為少見。因此,我深深擔憂在我全盛之時,不能庇護你們,到了我顛覆之時,或許還會連累你們。所以,我隻有在我沒事的時候,時常用危言苦語來勸誡你們,這樣或許能夠避免大災大難啊!
曾國藩不停地反省自己:孟子說:“我愛別人,別人卻不親近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仁愛是否有不到的地方;我以禮待別人,別人卻不理睬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禮儀是不是不周到。”……我的聲望越來越高,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這是從何說起,隻恐怕名望超過了實際……這全部責任在於做哥哥的提倡、做表率……凡功成名就之人,名望愈高,愈是珍重這份榮譽。曾國藩過人之處在於,他對自己的名望始終抱有懷疑的態度,甚至根本就認為沒有什麽名望。他從自己至愛的兄弟們身上,看到了名望遮掩下的裂痕和隱患,由此及彼,別人會怎樣就可想而知了。
懷著這種深沉的認識和憂懼,曾國藩把這一感觸不時傳送到兄弟們身上。他鼓勵、勸勉他們為百姓多幹實事,勿為名望二字所累。他說:“那才是我曾家門戶的光榮,阿兄的幸運。”
可見,曾國藩非常注重名聲的重要性。他不希望因自己的地位越來越高,就不注意自己的名聲,從而引起別人的閑言碎語,更不希望家人對自己的名聲有所破壞,因為他明白一個人怎樣才能守住自己。
也許,你不太容易明白“名聲”與“守身”的相互關係,因為你可能沒有體驗到曾國藩複雜的人生經曆。的確,對於曾國藩來說,名聲是立身之術,但不是說一定要追求大名聲,而是要推功讓名,不與人爭長短,這樣才能獲得好名聲。不招人嫉恨,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