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認為，處事能做到耐煩，這主要來源於平時對心性的修養。下麵的這些話就基本包括了曾國藩訓練人耐煩的主要內容：曾國藩引用莊子的話說：“美名成功於長時間的積累。”驟然為人信服的人，那麽這種信任是不牢固可靠的；突然之間就名噪一時的人，那麽他的名聲一定大於實際情況。品德高尚，修養很深的人大多沒有赫赫之名聲，也無突然而得的美名。這就像一年四季的更替是逐漸有序地完成一年的運轉，讓人們不知不覺。因此，一個人誠實而具美質，就像桃李，雖不說話，但由於它的花果美好，自然會吸引人們慕名前來。
他還曾經說：吳竹如教誨我說“耐”。我曾經說過：“做到了‘貞’，足夠幹一番事業了，而我所欠缺的，正是‘貞’。竹如教給我一個‘耐’字，其意在讓我要在急躁浮泛的心情中鎮靜下來，達到虛靜的境界，以漸漸地向‘貞’靠近。這一個字就完全能夠醫治我的心病了！”
曾國藩好用“平實”二字教育人，我們從他的《批牘》中可以知道，他曾在《批管帶義字營吳主簿國佐稟》中說：“本部堂常常用‘平實’二字來告誡自己。想來這一次必能虛心求善，謀劃周全以後再去打，不會是像以前那樣草率從事了。官階有尊卑，閱曆有深淺，這位主簿一概置諸不問，本來是個生手，但自充是熱手，沒有學問自誇有學問，誌向很高但不去實踐，氣虛幾乎是不能審，讓他去辦的事情都不行，更何況於打惡仗那樣的危險呢？”
世人所說的豪傑人士，基本是抱著濟世之才，矢誌不渝，利祿不能動搖他的心，艱難危險也不能使他失去士氣。曾國藩的部下大多是血性忠義人士。他為了實現“取人為善，與人為善”的思想，總是用砥礪誌氣的話相勉勵。如：自古聖賢立德，豪傑立功，成功還是不成功，一開始是難以預料的，隻是日積月累，全在你自己了。孔子所說的“誰敢侮”，孟子所說的“強為善”都是這個意思。這裏說的是人要自強。
又如；“凡是做一件事，無論艱險還是容易，都必須埋頭去做。掘井隻要不停地去挖，終究會有一天會出水的。……如果觀望猶豫，半途而廢，不僅對於用兵會一無所成，就是幹別的事也是因自己停止而完不成。這裏說的是人應當有恒。他又在給李元度的回信中說：“軍事興衰，全在於一兩個人的誌氣，所以我的意思是希望閣下暗暗的進行激勵吧。”
為了去掉好勝好名的私念，曾國藩常用“不忮不求”作為治心的重要內容。他說：“我這一輩子粗讀儒家經典，看見聖賢教人修身，千言萬語中最重要的是‘不忮不求’。忮，就是嫉賢害能，妒功嫉寵。所以說‘怠惰的人自己不能修養，忌妒人的人又怕別人有修養的人就屬於這一類。求，就是貪利貪名，懷士懷惠’。所以說‘沒得到的時候想著得到，已經得到了又怕失掉’的人就屬於這一類。‘忮’不常常表現出來，每逢發生顯露都是在那些名聲事業相等，權勢地位相當的人之中；‘求’也是不常表現出來的，每逢發生顯露都在事物相互承接，升遷相互妒嫉的時候，要想造福，先要去掉‘忮’心，所以說‘人能夠完全沒有害人的心，那麽仁就用不完了’。要想樹立品德，先要去掉‘求’心，所以說‘人能完全沒有偷竊的心，那麽義就用不完了’。不去掉‘忮’，滿懷都是荊棘；不去掉‘求’，滿腔天天都是卑汙，我對於這兩項常常加以克服，隻恨沒能夠掃除幹淨。你們要想心地幹淨，應當在這兩項上狠下功夫，並希望子子孫孫世世代代都警惕。每天都在功利場裏，能夠不忮不求的人，真可以說是大徹大悟了。可惜這番道理太高了，不能向平常人講說罷了！”
總之，曾國藩的這些事例說明了一個道理：不但當官要耐煩，而且人做任何事都要耐煩。人生之事，十之八九不符合心意，怨天尤人總不是辦法，隻有靜下心來冷靜思考、慎重處理才是根本之道。不然的話，心急似火，性烈如馬，隻會使事態的發展更加混亂，個人越控製不住大局。
俗話說，心急吃不得熱豆腐。世界之事風雲變幻，處處藏著危機，稍不小心就有可能使事業陷入困境甚至絕境；而凡事求穩慎則可以使人穩打穩紮，少犯錯誤，有助於事業的長遠發展。因此，對於成大事的人來說，凡事不可不穩慎。
曾國藩認為一生當求穩慎，不可過急。他於同治二年十一月起至同治三年四月初五日中，五次告誡曾國荃道：“望弟不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穩適。”“專在‘穩慎’二字上用心。”“務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穩著。至囑！至囑！”其實，隻過了一個多月，金陵就被湘軍占領。曾國藩在臨行前的這些叮嚀，因是針對急功貪利的曾國荃的一劑攻心藥，同時也說明，“穩慎”在曾國藩的戰略思想中是一以貫之的。他稱讚蕭啟江道：“閣下一軍，向以‘堅穩’二字著名。”鹹豐十年正月，當湘軍正在迅速進軍時，他寫信給胡林翼說：“十一日全軍獲勝後，羅溪河實已無虞。山內一軍，其妙無窮；腦後一針，百病皆除。但此後仍當以‘穩’字為主，不可過求速效。”
曾國藩是非常反對速戰速決的。尹杏農曾兩次寫信給正在“剿撚”前線的曾國藩，借指責周亞夫委棄梁孝王的故事，力陳“兵貴神速”之義。公元前154年，周亞夫平定七國之亂時，接受一個幕客的建議，讓梁國與精銳的吳楚大軍接戰，而自己壁於昌邑，深溝高壘，隻出輕兵至淮泗口，絕吳餉道。吳楚軍經過與粱國之戰後，銳氣大挫，且饑餓不堪，勉力向周亞夫軍挑戰時，周亞夫又堅壁不出，隻得引軍而去。這時，周亞夫立發精兵追擊，一舉而破吳楚大軍。曾國藩在回信中盛讚周亞夫這種深溝高壘，後發製人的戰術。並說：“國藩久處兵間，雖薄立功績，而自問所辦，皆極拙極鈍之事，與‘神速’二字幾乎相背，即於古人論兵成法，亦於千百中而無什一之合私心。”為什麽他做“極拙極鈍之事”？因為他認為，“兵，猶如火，易於見過，難於見功。”與其因求神速而立即風過，不如但求穩慎而漸緩見功。曾國藩讚曾國荃說的兩句話為“良為至論”：“穩紮穩打，機動則發。”然後馬上補充說：“然‘機’字殊不易審，‘穩’字尤不易到。”故須極力追求，處處用心。
正因為穩慎，曾國藩極力反對浪戰，極力反對不知敵我、不知深淺的輕浮舉措。他說：“未經戰陣之勇，每好言戰。帶兵者亦然。若稍有閱曆，但覺我軍處處瑕隙，無一可恃，不輕言戰矣。”不輕言戰，即不打無準備之仗。他稱讚李續賓，說他“用兵得一‘暇’字訣，不特平日從容整理，即使臨陣，也回翔審慎，定靜安慮。”又說：“迪安善戰，其得訣在‘不輕進，不輕退’六字。”曾國荃統兵在吉安前線時，他叮嚀說：“凡與賊相持日久，最戒浪戰。兵勇以浪戰而玩，玩則疲；賊匪以浪戰而猾，猾則巧。以我之疲敵賊之巧，終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餘昔在營中誠請將曰：‘寧可數月不開一仗，不可開仗而毫無安排算計。’”曾國荃在金陵前線時，他又囑咐說：“總以‘不出壕浪戰’五字為主。”曾國藩所說的“浪戰”，指勝負不分情況下的戰爭。即或有小勝，或僅小挫，浪戰都帶來嚴重惡果，土卒不但因浪戰而疲困，且因浪戰而對戰事玩忽。與其如此，不如堅而守之，弁（biàn）勇身心強健，鬥誌昂揚，一戰可勝。這就涉及戰爭中求勝的快與慢的問題。不浪戰，或堅守不戰，似乎勝之甚慢。實際上，養足精力，看準時機，戰而必勝，雖慢實快。否則，欲速反不達。曾國藩這個於穩慎中求進取的戰略，可說是他的戰略思想的核心。
正因為穩慎，曾國藩強調“紮營宜深溝高壘，雖僅一葛武侯之攻陳倉，受創於郝昭，皆初氣過銳，漸就衰竭之故。陸抗之拔西陵，預料城之不能速下而蓄養銳氣，先備外援，以待內之自蔽，此善於用氣者也。”這些例子說明：當兩軍對壘，善靜者善養己之銳氣，躁動者必將再衰三竭，雖未戰而靜者已先勝一籌。所以，曾國藩說：“凡行兵，須積蓄不竭之氣，留有餘之力，《左傳》所稱再衰三竭，必敗的道理。”在沒有現代化武器，打仗隻有刀矛，全靠體力，全憑勇氣的情況下，曾國藩的“靜”字法，無疑是有合理內核的。自然，曾國藩的“靜”字法，並不是消極疲遝，被動挨打。他指出“戰陣之事，須半動半靜，動者如水，靜者如山”。靜時如山之屹立，不可動搖；動則如水之奔騰，不可遏止。
正因為穩慎，曾國藩又提出了“以主待客”的原則。他說：“兵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不敢為先之心，須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也。”這裏所說的打第一下打第二下，不是從戰爭誰正義誰不正義的角度說的，而是指具體戰役戰鬥中，誰先動手，何時動手的問題，即戰役戰鬥何者為主、何者為客的問題。所以他說：“古之用兵者，於‘主客’二字精審也。”何謂主客？曾國藩羅列道；“守城者為主，攻者為客；守營壘者為主，攻者為客；中途相遇，先至戰地者為主，後至者為客；兩軍相持，先呐喊放槍者為客，後呐喊放槍者為主；兩人持矛相格鬥，先動手戳第一下者為客，後動手即格開而即戳者為主。”如何處理主與客？他說：“凡出隊有宜速者、宜遲者。宜速者，我去尋賊，先發製人者也；宜遲者，賊來尋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氣常靜，客氣常動。客氣先盛而後衰，主氣先微而後壯。故善用兵者，最喜做主，不喜做客。”他評論湘軍將領說：“近日諸名將，多禮堂好先去尋賊，李希庵好賊來尋我。休、祁、黟諸軍但知先發製人一層，不知以主待客一層。”以主待客，既可以逸待勞，養精以應敵，又可靜以審勢，乘機以破敵。所以，曾國藩認為，以主待客是致敵而不至於敵的最穩健的方略。“凡撲人之牆，撲人之潦，撲者客也，應者主也。我若越壕而應之，則是反客為主，所謂致於人者也。我不越壕，則我常為主，這就是所說的致人而不被人致。”
曾國藩甚至把這套“主客論”進而推到了戰略問題上。他批評江南大營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他們對於“內外主客形勢全失”。向榮、和春隻專注金陵一隅，而不顧對金陵上遊的爭奪，在江北，連與江浦、六合緊連的和州、無為一帶也不去占領，安慶、廬州更不在他們的戰爭全局的投影之內。在江南，對與江南大營毗鄰的皖南地區，未嚴加控製，以鞏固大營的後方，這叫做全失內外之勢。與此同時，向榮、和春又根據朝廷的旨令，“援浙、援閩、援皖、援江北，近者數百裏，遠者二三千裏，援軍四馳，轉戰不歸”，被太平軍各個擊破。如馮子材率五千人援江北大營，幾被全殲於小店；在六合、浦口之役中，李若珠部五千餘人全部被殲於揚州，張國棵大敗於浦口，周天培部全軍覆滅。僅這兩次戰役，共損失“兵勇一萬數千名，精銳失之過半”，這叫做全失主客之勢。江南大營的內外、主客之勢之所以全失，曾國藩認為，這是因為向榮等“不能從大處落墨，空處著筆也”。
總之，曾國藩對待戰爭中的快慢問題，靜動問主客問題，這些都是以“穩慎”二字為出發點來立論的。這不但是他行軍打仗的原則，也是他為人處世的原則。
他還曾經說：吳竹如教誨我說“耐”。我曾經說過：“做到了‘貞’，足夠幹一番事業了，而我所欠缺的，正是‘貞’。竹如教給我一個‘耐’字，其意在讓我要在急躁浮泛的心情中鎮靜下來，達到虛靜的境界，以漸漸地向‘貞’靠近。這一個字就完全能夠醫治我的心病了！”
曾國藩好用“平實”二字教育人，我們從他的《批牘》中可以知道，他曾在《批管帶義字營吳主簿國佐稟》中說：“本部堂常常用‘平實’二字來告誡自己。想來這一次必能虛心求善，謀劃周全以後再去打，不會是像以前那樣草率從事了。官階有尊卑，閱曆有深淺，這位主簿一概置諸不問，本來是個生手，但自充是熱手，沒有學問自誇有學問，誌向很高但不去實踐，氣虛幾乎是不能審，讓他去辦的事情都不行，更何況於打惡仗那樣的危險呢？”
世人所說的豪傑人士，基本是抱著濟世之才，矢誌不渝，利祿不能動搖他的心，艱難危險也不能使他失去士氣。曾國藩的部下大多是血性忠義人士。他為了實現“取人為善，與人為善”的思想，總是用砥礪誌氣的話相勉勵。如：自古聖賢立德，豪傑立功，成功還是不成功，一開始是難以預料的，隻是日積月累，全在你自己了。孔子所說的“誰敢侮”，孟子所說的“強為善”都是這個意思。這裏說的是人要自強。
又如；“凡是做一件事，無論艱險還是容易，都必須埋頭去做。掘井隻要不停地去挖，終究會有一天會出水的。……如果觀望猶豫，半途而廢，不僅對於用兵會一無所成，就是幹別的事也是因自己停止而完不成。這裏說的是人應當有恒。他又在給李元度的回信中說：“軍事興衰，全在於一兩個人的誌氣，所以我的意思是希望閣下暗暗的進行激勵吧。”
為了去掉好勝好名的私念，曾國藩常用“不忮不求”作為治心的重要內容。他說：“我這一輩子粗讀儒家經典，看見聖賢教人修身，千言萬語中最重要的是‘不忮不求’。忮，就是嫉賢害能，妒功嫉寵。所以說‘怠惰的人自己不能修養，忌妒人的人又怕別人有修養的人就屬於這一類。求，就是貪利貪名，懷士懷惠’。所以說‘沒得到的時候想著得到，已經得到了又怕失掉’的人就屬於這一類。‘忮’不常常表現出來，每逢發生顯露都是在那些名聲事業相等，權勢地位相當的人之中；‘求’也是不常表現出來的，每逢發生顯露都在事物相互承接，升遷相互妒嫉的時候，要想造福，先要去掉‘忮’心，所以說‘人能夠完全沒有害人的心，那麽仁就用不完了’。要想樹立品德，先要去掉‘求’心，所以說‘人能完全沒有偷竊的心，那麽義就用不完了’。不去掉‘忮’，滿懷都是荊棘；不去掉‘求’，滿腔天天都是卑汙，我對於這兩項常常加以克服，隻恨沒能夠掃除幹淨。你們要想心地幹淨，應當在這兩項上狠下功夫，並希望子子孫孫世世代代都警惕。每天都在功利場裏，能夠不忮不求的人，真可以說是大徹大悟了。可惜這番道理太高了，不能向平常人講說罷了！”
總之，曾國藩的這些事例說明了一個道理：不但當官要耐煩，而且人做任何事都要耐煩。人生之事，十之八九不符合心意，怨天尤人總不是辦法，隻有靜下心來冷靜思考、慎重處理才是根本之道。不然的話，心急似火，性烈如馬，隻會使事態的發展更加混亂，個人越控製不住大局。
俗話說，心急吃不得熱豆腐。世界之事風雲變幻，處處藏著危機，稍不小心就有可能使事業陷入困境甚至絕境；而凡事求穩慎則可以使人穩打穩紮，少犯錯誤，有助於事業的長遠發展。因此，對於成大事的人來說，凡事不可不穩慎。
曾國藩認為一生當求穩慎，不可過急。他於同治二年十一月起至同治三年四月初五日中，五次告誡曾國荃道：“望弟不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穩適。”“專在‘穩慎’二字上用心。”“務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穩著。至囑！至囑！”其實，隻過了一個多月，金陵就被湘軍占領。曾國藩在臨行前的這些叮嚀，因是針對急功貪利的曾國荃的一劑攻心藥，同時也說明，“穩慎”在曾國藩的戰略思想中是一以貫之的。他稱讚蕭啟江道：“閣下一軍，向以‘堅穩’二字著名。”鹹豐十年正月，當湘軍正在迅速進軍時，他寫信給胡林翼說：“十一日全軍獲勝後，羅溪河實已無虞。山內一軍，其妙無窮；腦後一針，百病皆除。但此後仍當以‘穩’字為主，不可過求速效。”
曾國藩是非常反對速戰速決的。尹杏農曾兩次寫信給正在“剿撚”前線的曾國藩，借指責周亞夫委棄梁孝王的故事，力陳“兵貴神速”之義。公元前154年，周亞夫平定七國之亂時，接受一個幕客的建議，讓梁國與精銳的吳楚大軍接戰，而自己壁於昌邑，深溝高壘，隻出輕兵至淮泗口，絕吳餉道。吳楚軍經過與粱國之戰後，銳氣大挫，且饑餓不堪，勉力向周亞夫軍挑戰時，周亞夫又堅壁不出，隻得引軍而去。這時，周亞夫立發精兵追擊，一舉而破吳楚大軍。曾國藩在回信中盛讚周亞夫這種深溝高壘，後發製人的戰術。並說：“國藩久處兵間，雖薄立功績，而自問所辦，皆極拙極鈍之事，與‘神速’二字幾乎相背，即於古人論兵成法，亦於千百中而無什一之合私心。”為什麽他做“極拙極鈍之事”？因為他認為，“兵，猶如火，易於見過，難於見功。”與其因求神速而立即風過，不如但求穩慎而漸緩見功。曾國藩讚曾國荃說的兩句話為“良為至論”：“穩紮穩打，機動則發。”然後馬上補充說：“然‘機’字殊不易審，‘穩’字尤不易到。”故須極力追求，處處用心。
正因為穩慎，曾國藩極力反對浪戰，極力反對不知敵我、不知深淺的輕浮舉措。他說：“未經戰陣之勇，每好言戰。帶兵者亦然。若稍有閱曆，但覺我軍處處瑕隙，無一可恃，不輕言戰矣。”不輕言戰，即不打無準備之仗。他稱讚李續賓，說他“用兵得一‘暇’字訣，不特平日從容整理，即使臨陣，也回翔審慎，定靜安慮。”又說：“迪安善戰，其得訣在‘不輕進，不輕退’六字。”曾國荃統兵在吉安前線時，他叮嚀說：“凡與賊相持日久，最戒浪戰。兵勇以浪戰而玩，玩則疲；賊匪以浪戰而猾，猾則巧。以我之疲敵賊之巧，終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餘昔在營中誠請將曰：‘寧可數月不開一仗，不可開仗而毫無安排算計。’”曾國荃在金陵前線時，他又囑咐說：“總以‘不出壕浪戰’五字為主。”曾國藩所說的“浪戰”，指勝負不分情況下的戰爭。即或有小勝，或僅小挫，浪戰都帶來嚴重惡果，土卒不但因浪戰而疲困，且因浪戰而對戰事玩忽。與其如此，不如堅而守之，弁（biàn）勇身心強健，鬥誌昂揚，一戰可勝。這就涉及戰爭中求勝的快與慢的問題。不浪戰，或堅守不戰，似乎勝之甚慢。實際上，養足精力，看準時機，戰而必勝，雖慢實快。否則，欲速反不達。曾國藩這個於穩慎中求進取的戰略，可說是他的戰略思想的核心。
正因為穩慎，曾國藩強調“紮營宜深溝高壘，雖僅一葛武侯之攻陳倉，受創於郝昭，皆初氣過銳，漸就衰竭之故。陸抗之拔西陵，預料城之不能速下而蓄養銳氣，先備外援，以待內之自蔽，此善於用氣者也。”這些例子說明：當兩軍對壘，善靜者善養己之銳氣，躁動者必將再衰三竭，雖未戰而靜者已先勝一籌。所以，曾國藩說：“凡行兵，須積蓄不竭之氣，留有餘之力，《左傳》所稱再衰三竭，必敗的道理。”在沒有現代化武器，打仗隻有刀矛，全靠體力，全憑勇氣的情況下，曾國藩的“靜”字法，無疑是有合理內核的。自然，曾國藩的“靜”字法，並不是消極疲遝，被動挨打。他指出“戰陣之事，須半動半靜，動者如水，靜者如山”。靜時如山之屹立，不可動搖；動則如水之奔騰，不可遏止。
正因為穩慎，曾國藩又提出了“以主待客”的原則。他說：“兵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不敢為先之心，須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也。”這裏所說的打第一下打第二下，不是從戰爭誰正義誰不正義的角度說的，而是指具體戰役戰鬥中，誰先動手，何時動手的問題，即戰役戰鬥何者為主、何者為客的問題。所以他說：“古之用兵者，於‘主客’二字精審也。”何謂主客？曾國藩羅列道；“守城者為主，攻者為客；守營壘者為主，攻者為客；中途相遇，先至戰地者為主，後至者為客；兩軍相持，先呐喊放槍者為客，後呐喊放槍者為主；兩人持矛相格鬥，先動手戳第一下者為客，後動手即格開而即戳者為主。”如何處理主與客？他說：“凡出隊有宜速者、宜遲者。宜速者，我去尋賊，先發製人者也；宜遲者，賊來尋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氣常靜，客氣常動。客氣先盛而後衰，主氣先微而後壯。故善用兵者，最喜做主，不喜做客。”他評論湘軍將領說：“近日諸名將，多禮堂好先去尋賊，李希庵好賊來尋我。休、祁、黟諸軍但知先發製人一層，不知以主待客一層。”以主待客，既可以逸待勞，養精以應敵，又可靜以審勢，乘機以破敵。所以，曾國藩認為，以主待客是致敵而不至於敵的最穩健的方略。“凡撲人之牆，撲人之潦，撲者客也，應者主也。我若越壕而應之，則是反客為主，所謂致於人者也。我不越壕，則我常為主，這就是所說的致人而不被人致。”
曾國藩甚至把這套“主客論”進而推到了戰略問題上。他批評江南大營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他們對於“內外主客形勢全失”。向榮、和春隻專注金陵一隅，而不顧對金陵上遊的爭奪，在江北，連與江浦、六合緊連的和州、無為一帶也不去占領，安慶、廬州更不在他們的戰爭全局的投影之內。在江南，對與江南大營毗鄰的皖南地區，未嚴加控製，以鞏固大營的後方，這叫做全失內外之勢。與此同時，向榮、和春又根據朝廷的旨令，“援浙、援閩、援皖、援江北，近者數百裏，遠者二三千裏，援軍四馳，轉戰不歸”，被太平軍各個擊破。如馮子材率五千人援江北大營，幾被全殲於小店；在六合、浦口之役中，李若珠部五千餘人全部被殲於揚州，張國棵大敗於浦口，周天培部全軍覆滅。僅這兩次戰役，共損失“兵勇一萬數千名，精銳失之過半”，這叫做全失主客之勢。江南大營的內外、主客之勢之所以全失，曾國藩認為，這是因為向榮等“不能從大處落墨，空處著筆也”。
總之，曾國藩對待戰爭中的快慢問題，靜動問主客問題，這些都是以“穩慎”二字為出發點來立論的。這不但是他行軍打仗的原則，也是他為人處世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