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常以詩詞歌賦來表達自己的誌向。從世代耕讀之家走出來的曾國藩，也以詩文表達了他的誌向。
在京城時的曾國藩，雖然主要立誌於學問品行，但從他的詩文中可以看出，他並不甘心做一個文臣，而是寄望於馳騁疆場，報效國家。在感春詩中，他寫道：“征兵七千赴羌隴，威棱肅厲不可當。”又說：“橫斬蛟鱷血流川，天子之寶無倫比。”還說：“一朝荷戈西出塞，辜負白鐵悔因循。”他還經常以李廣、衛青、馬援等名將自況，感歎時不我用。
當然，他的誌向又不僅限於領兵治軍，他要的是文武兼通，出將入相。“殺賊自是書生事”，要以書生從軍，征戰殺敵，不學窮兵黷武的武夫，而要做平定大亂，再造中興的勳臣。他要達到的境界是：既能作詩解文又能經理亂世的治國平天下的“聖賢豪傑”。
當時，清朝天下還算安定，曾國藩卻已有如此大誌。當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發生之後，他振臂一呼，挺身赴戰，最終完成了鳳願。倘若沒有原來所定的這番大誌宏願作心理準備，他是很難有這股衝勁兒、狠勁兒的。
所以說，“丈夫自謀要深遠”！男兒立世，沒有大誌，沒有遠見，是無法立得住的。
曾國藩於道光十五年入京參加會試前，在家中無非是讀書習字，讀“子曰詩雲”，習帖括製藝之類，既沒有寬廣的眼界，又沒有廣博的學識。道光十五年會試報罷，他暫時居住在京師，開始涉獵詩和古文，他尤其喜歡韓愈的文章。
道光十八年，曾國藩入翰苑後，大部分時間都很清閑，他便更加發奮學習、廣泛閱覽、勤作筆記，並將筆記分為五類，分別是“茶餘偶談、過隙影、饋貧糧、詩文鈔、詩文草”，親自作手錄和摘記。加上他在京都有不少良師益友，相互間切磋扶持。這樣日複一日地學習，使他的學識大有長進。可以說，在京為官十二年，為曾國藩成為一代大儒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京都這段時間，曾國藩因為日課是讀書，月課是作文吟詩，因此寫了許多的詩文。現在看來，曾國藩集中的作品，幾乎一半以上的詩作和一大批文章都寫於這段時間。
這段時期，曾國藩也有幾篇文章表達了他的文學觀點，道光二十三年正月的《讀李義山詩集》、二十四年十二月的《書歸震川文集後》、二十五年九月的《送周荇農南歸序》這幾篇文章正是闡述了這樣的觀點。《送周荇農南歸序》對自漢以來的文學家進行了評述，其中對清初文壇的評述是：“康熙、雍正之間，魏禧、汪琬、薑宸英、方苞之屬，號為古文專家，而方氏最為無類。”大概這就成為他後來推崇桐城文學的開端。
在詩這方麵，曾國藩在京都期間寫了不少。他常常檢查自己寫詩是否是因為想出人頭地、求取功名。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他檢討自己“作詩之時，隻要壓倒他人，要取名譽，此豈複有為己之誌？”十二月，又對自己檢討道“汩溺於詩句之小技”，“多半是要人說好。為人好名，可恥！而好名之意，又自謂比他人高一層。此名心之症結於隱微者深也。”十月二十五日經過深刻反省之後他說：“好作詩，名心也。”十月初十日又寫道：“今早，名心大動，忽思構一巨篇以震炫舉世之耳目，盜賊心術，可醜！”十一月十六日所作的文章是這樣寫的：“走何子敬處，欲與之談詩。凡有所作，輒自適意，由於讀書少，見理淺，故器小易盈如是，可恥之至！”可是在同一年的十月二十六日那天，他很得意地在家書中說：“子貞深喜吾詩，故吾自十月來已作詩十八首。”十一月十七日的家書中他的得意之情更是暴露無遺：“近日京城詩家頗少，故餘亦欲多作幾首。”
在弟弟們麵前，他的求名思想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現。
在京城時的曾國藩，雖然主要立誌於學問品行，但從他的詩文中可以看出，他並不甘心做一個文臣，而是寄望於馳騁疆場，報效國家。在感春詩中，他寫道：“征兵七千赴羌隴，威棱肅厲不可當。”又說：“橫斬蛟鱷血流川，天子之寶無倫比。”還說：“一朝荷戈西出塞，辜負白鐵悔因循。”他還經常以李廣、衛青、馬援等名將自況，感歎時不我用。
當然，他的誌向又不僅限於領兵治軍，他要的是文武兼通，出將入相。“殺賊自是書生事”，要以書生從軍，征戰殺敵，不學窮兵黷武的武夫，而要做平定大亂，再造中興的勳臣。他要達到的境界是：既能作詩解文又能經理亂世的治國平天下的“聖賢豪傑”。
當時，清朝天下還算安定，曾國藩卻已有如此大誌。當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發生之後，他振臂一呼，挺身赴戰，最終完成了鳳願。倘若沒有原來所定的這番大誌宏願作心理準備，他是很難有這股衝勁兒、狠勁兒的。
所以說，“丈夫自謀要深遠”！男兒立世，沒有大誌，沒有遠見，是無法立得住的。
曾國藩於道光十五年入京參加會試前，在家中無非是讀書習字，讀“子曰詩雲”，習帖括製藝之類，既沒有寬廣的眼界，又沒有廣博的學識。道光十五年會試報罷，他暫時居住在京師，開始涉獵詩和古文，他尤其喜歡韓愈的文章。
道光十八年，曾國藩入翰苑後，大部分時間都很清閑，他便更加發奮學習、廣泛閱覽、勤作筆記，並將筆記分為五類，分別是“茶餘偶談、過隙影、饋貧糧、詩文鈔、詩文草”，親自作手錄和摘記。加上他在京都有不少良師益友，相互間切磋扶持。這樣日複一日地學習，使他的學識大有長進。可以說，在京為官十二年，為曾國藩成為一代大儒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京都這段時間，曾國藩因為日課是讀書，月課是作文吟詩，因此寫了許多的詩文。現在看來，曾國藩集中的作品，幾乎一半以上的詩作和一大批文章都寫於這段時間。
這段時期，曾國藩也有幾篇文章表達了他的文學觀點，道光二十三年正月的《讀李義山詩集》、二十四年十二月的《書歸震川文集後》、二十五年九月的《送周荇農南歸序》這幾篇文章正是闡述了這樣的觀點。《送周荇農南歸序》對自漢以來的文學家進行了評述，其中對清初文壇的評述是：“康熙、雍正之間，魏禧、汪琬、薑宸英、方苞之屬，號為古文專家，而方氏最為無類。”大概這就成為他後來推崇桐城文學的開端。
在詩這方麵，曾國藩在京都期間寫了不少。他常常檢查自己寫詩是否是因為想出人頭地、求取功名。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他檢討自己“作詩之時，隻要壓倒他人，要取名譽，此豈複有為己之誌？”十二月，又對自己檢討道“汩溺於詩句之小技”，“多半是要人說好。為人好名，可恥！而好名之意，又自謂比他人高一層。此名心之症結於隱微者深也。”十月二十五日經過深刻反省之後他說：“好作詩，名心也。”十月初十日又寫道：“今早，名心大動，忽思構一巨篇以震炫舉世之耳目，盜賊心術，可醜！”十一月十六日所作的文章是這樣寫的：“走何子敬處，欲與之談詩。凡有所作，輒自適意，由於讀書少，見理淺，故器小易盈如是，可恥之至！”可是在同一年的十月二十六日那天，他很得意地在家書中說：“子貞深喜吾詩，故吾自十月來已作詩十八首。”十一月十七日的家書中他的得意之情更是暴露無遺：“近日京城詩家頗少，故餘亦欲多作幾首。”
在弟弟們麵前，他的求名思想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