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生平處世的成功，可以說是讀書的成功。他治學有方，通過讀書，走上了仕宦之途，廣交了益友，領會了行軍打仗之術，樹立並實踐了報效國家、明道經世的遠大誌向。
在讀書的同時，曾國藩還精於養身，他的養心法是身心兼治。他舉《易經》乾坤兩卦比喻養心與事業的關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要想有健全的精神，應當先有健康的身體。要有健康的身體，就需要對養身之道十分留意。他認為：“養身之道，以‘君逸臣勞’四字為要。減少思慮，排除煩惱，二者用來清心，就是說‘君逸’。常常行步走動，筋骨常動彈，‘臣勞’說的就是這個。”一個人隻有身體與心理都健康，幹大事才有足夠的資本。起居飲食，既有規律，又有定時，這是現代的衛生學非常強調的。至於愛好運動與節製少怒，則是健身與養心的根本。所以，身心兼治，確實是一種達到人生最佳境界的途徑。曾國藩一生以儒家為本，雜以百家為用。他一生多變：早年在京城時信奉儒家；治理湘軍時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後則轉向了老莊的道家。
曾國藩紮實的儒學功底是在做京官那段時期打下的。他用程朱理學這塊敲門磚敲開了做官的大門之後，並沒有把它丟在一邊，而是對它進行了深入研討。這種身心修養在儒家是一種“內聖”的功夫，通過這種克己的“內聖”功夫，最終達到治國平天下之目的。他還發揮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張經世致用。他對儒學，尤其是程朱理學的深入研究，是他這個時期的重要思想特點，而對於這一套理論、方法的運用，則貫穿於他整個一生。
太平天國起義，曾國藩臨危受命組織湘軍。在這個時期他對法家嚴刑峻法思想主張非常推崇。他提出要“純用重典”，認為非采取烈火般的手段不能為治。
曾國藩的道家思想始終都有所表露。他認為於名利之外，須存退讓之心。自太平天國敗局已定，曾國藩即將大功告成之時，這種思想愈益強烈，一種兔死狗烹的危機感時常縈繞在心頭。天京攻陷之後，曾國藩便立即遣散湘軍，並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猜忌。曾國藩一生多變，隨時調整自己的人生策略。
曾國藩從剛方有餘到懂得藏鋒和圓通處世，並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間經過了煉獄般的砥礪。他人仕途，以孔孟為宗旨積極人世，對自身的修養嚴厲酷冷，一絲不苟，對社會抱有“以天下為己任”的堅定胸懷。持身嚴謹，奮發向上，關心國事，留心民情，因而贏得朝廷的信任和同僚的尊崇，十年京官春風得意。正是抱有這種信念，以一文官而白手建軍、治軍，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出生人死。但是，後來為什麽皇上反而不信任自己呢?而且許多人都忌恨自己?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他又日夜苦讀，重閱史書，希望能從這些曆史書中找到解決問題的答案。然而，這些書他已讀得爛熟了，重新翻讀，隻能找到自己過去的思維印跡，並未發現新東西。
在百思不得其解時，曾國藩試圖繞開儒家經典，到道家那裏尋求“真經”。為此，他認真閱讀了以前看過，但並不相信的《道德經》、《南華經》等老莊的著述。這些書名為出世之學，但曾國藩這次重讀，卻為他的立身處世指點了迷津。同樣為人處世，孔孟主張直率、誠實；而申韓等法家卻主張以強碰強，以硬對硬；老莊則主張以柔克剛，以弱勝強。曾國藩用道家的思維對比自己過去的行事，他發覺自己處處直截了當，用的是儒家的至誠和法家的強權，表麵上痛快幹脆，似乎是強者，結果處處碰壁，實質上是失敗，是弱者。到頭來弄得上上下下到處是敵人，前前後後處處是障礙。過去也知道“大方無隅”、“大象無形”、“大巧若拙”，但一直沒有真懂，所以自己的行事恰好是有隅之方，有形之象，似巧實拙。而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是無形無象、鬼斧神工的。“大柔非柔，至剛無剛”，太妙了!讀到這裏，想到這裏，曾國藩如同從黑夜裏一下子走進了光明世界，頓時豁然開朗。
自此之後，曾國藩行動做事，由以前的方正變為後來的圓通。他大徹大悟後的巨大改變，使他的朋友都有所感覺，胡林翼就說他“無複剛方之氣”。出山之前，他對清廷上下的官場習氣很是非常反感，而再次出山之後“改弦易轍，稍覺相安”。1858年6月，曾國藩再次出山，品味了“大柔非柔，以屈求伸”這一處世哲學的妙處。他再次出山，由於經曆了一番自我改造，懂得了圓通處世，終於完全改變了家居前的困守地位，走向了他的成功人生!
在讀書的同時，曾國藩還精於養身，他的養心法是身心兼治。他舉《易經》乾坤兩卦比喻養心與事業的關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要想有健全的精神，應當先有健康的身體。要有健康的身體，就需要對養身之道十分留意。他認為：“養身之道，以‘君逸臣勞’四字為要。減少思慮，排除煩惱，二者用來清心，就是說‘君逸’。常常行步走動，筋骨常動彈，‘臣勞’說的就是這個。”一個人隻有身體與心理都健康，幹大事才有足夠的資本。起居飲食，既有規律，又有定時，這是現代的衛生學非常強調的。至於愛好運動與節製少怒，則是健身與養心的根本。所以，身心兼治，確實是一種達到人生最佳境界的途徑。曾國藩一生以儒家為本，雜以百家為用。他一生多變：早年在京城時信奉儒家；治理湘軍時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後則轉向了老莊的道家。
曾國藩紮實的儒學功底是在做京官那段時期打下的。他用程朱理學這塊敲門磚敲開了做官的大門之後，並沒有把它丟在一邊，而是對它進行了深入研討。這種身心修養在儒家是一種“內聖”的功夫，通過這種克己的“內聖”功夫，最終達到治國平天下之目的。他還發揮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張經世致用。他對儒學，尤其是程朱理學的深入研究，是他這個時期的重要思想特點，而對於這一套理論、方法的運用，則貫穿於他整個一生。
太平天國起義，曾國藩臨危受命組織湘軍。在這個時期他對法家嚴刑峻法思想主張非常推崇。他提出要“純用重典”，認為非采取烈火般的手段不能為治。
曾國藩的道家思想始終都有所表露。他認為於名利之外，須存退讓之心。自太平天國敗局已定，曾國藩即將大功告成之時，這種思想愈益強烈，一種兔死狗烹的危機感時常縈繞在心頭。天京攻陷之後，曾國藩便立即遣散湘軍，並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猜忌。曾國藩一生多變，隨時調整自己的人生策略。
曾國藩從剛方有餘到懂得藏鋒和圓通處世，並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間經過了煉獄般的砥礪。他人仕途，以孔孟為宗旨積極人世，對自身的修養嚴厲酷冷，一絲不苟，對社會抱有“以天下為己任”的堅定胸懷。持身嚴謹，奮發向上，關心國事，留心民情，因而贏得朝廷的信任和同僚的尊崇，十年京官春風得意。正是抱有這種信念，以一文官而白手建軍、治軍，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出生人死。但是，後來為什麽皇上反而不信任自己呢?而且許多人都忌恨自己?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他又日夜苦讀，重閱史書，希望能從這些曆史書中找到解決問題的答案。然而，這些書他已讀得爛熟了，重新翻讀，隻能找到自己過去的思維印跡，並未發現新東西。
在百思不得其解時，曾國藩試圖繞開儒家經典，到道家那裏尋求“真經”。為此，他認真閱讀了以前看過，但並不相信的《道德經》、《南華經》等老莊的著述。這些書名為出世之學，但曾國藩這次重讀，卻為他的立身處世指點了迷津。同樣為人處世，孔孟主張直率、誠實；而申韓等法家卻主張以強碰強，以硬對硬；老莊則主張以柔克剛，以弱勝強。曾國藩用道家的思維對比自己過去的行事，他發覺自己處處直截了當，用的是儒家的至誠和法家的強權，表麵上痛快幹脆，似乎是強者，結果處處碰壁，實質上是失敗，是弱者。到頭來弄得上上下下到處是敵人，前前後後處處是障礙。過去也知道“大方無隅”、“大象無形”、“大巧若拙”，但一直沒有真懂，所以自己的行事恰好是有隅之方，有形之象，似巧實拙。而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是無形無象、鬼斧神工的。“大柔非柔，至剛無剛”，太妙了!讀到這裏，想到這裏，曾國藩如同從黑夜裏一下子走進了光明世界，頓時豁然開朗。
自此之後，曾國藩行動做事，由以前的方正變為後來的圓通。他大徹大悟後的巨大改變，使他的朋友都有所感覺，胡林翼就說他“無複剛方之氣”。出山之前，他對清廷上下的官場習氣很是非常反感，而再次出山之後“改弦易轍，稍覺相安”。1858年6月，曾國藩再次出山，品味了“大柔非柔，以屈求伸”這一處世哲學的妙處。他再次出山，由於經曆了一番自我改造，懂得了圓通處世，終於完全改變了家居前的困守地位，走向了他的成功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