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是聖賢,都會有過失錯誤,但能不能知過即改,從善如流,對一個人至關重要。曾國藩的修身法中,不憚改過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麵。


    有一天,好友竇蘭泉來拜訪曾國藩。兩位學人相見,自然商討理學。然而曾國藩並未真正理解竇蘭泉所說的意思,便開始妄自發表見解。事後曾國藩就指責自己,這就是心有不誠。不僅自欺,而且欺人,沒有比這更厲害的了。由於不誠實,所以說話時語氣虛偽強辯,談文說理,往往文飾淺陋,以表示自己學理精湛,這不過是表演而已。這難道有什麽好處嗎?


    曾國藩雖然意識到了自己的毛病,表示悔改,可事到臨頭,又身不由己了。沒過幾日,朱廉甫前輩偕同邵蕙西來訪,這兩個人都是孔子所說的正直、信實、見聞廣博的人。尤其是朱廉甫前輩屈尊來訪,不就是把曾國藩視為誌同道合的人嗎?沒想到曾國藩故伎重演,說了許多大言不慚、沽名釣譽的話。


    還有一次,好友陳岱雲來訪,想看曾國藩的《饋貧糧》,結果曾國藩以雕蟲小技,不值一看為由深閉而固拒。一時之間曾國藩掩飾笨拙,文飾淺陋,巧言令色,種種複雜的情形交織在一起,難以言裁事後曾國藩反省,這都是好名的虛榮心理在作怪啊!都是不誠實的表現。


    經曆了內心的這幾次折磨與爭鬥,曾國藩開始給自己約定法章:大凡往日自由隨和的人,性格不能馬上變得孤僻嚴厲,隻能減少往來,相見必敬,才能漸改征逐的惡習;平日誇誇其談的人,不能很快變得聾啞,隻能逐漸低卑,開口必誠,才能力除狂妄的惡習。


    曾國藩比荀子還嚴格,要求也更具體。在1842年2月的日記中,他這樣寫道:“一切事都必須每天檢查,一天不檢查,日後補救就難了,何況修德做大事業這樣的事?湯海秋說:‘別人道德行為比我高的我得找到自己不足之處,與抱怨者相處而能保持心情平靜,就可以算是一個君子了。”’他不僅逐日檢點,而且事事檢點。天下能夠做到這一步的人,大概寥若晨星。曾國藩的這種檢點思想,並不是他心血來潮的奇思異想,實在是紮根於深厚的文化傳統的自然秉承。孔子就說過“見賢思齊(看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看到別人有毛病就反省自己,孔子大概是中國第一個善於反省的大師。孟子也是一個善於反省的大師,曾國藩最服膺於他,表示“願終身私淑孟子”,“雖造次顛沛”,也願“須臾不離”。而孟子是從別人對自己行為的反應中來反省的,他最著名的方法就是“反求諸己”;“愛人不親,反其仁(反問自己的仁德);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曾國藩認真鑽研過的程朱理學也強調“正己為先”。曾國藩正是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來“逐日檢點”的。事關進德修業的大事,所以他才對自己要求得那樣嚴格,不可有一天的怠慢。


    曾國藩的一生是在日日嚴於自律中度過的。他是對自我反省和批判最多的人之一,不僅嚴厲,而且苛細,如針如刺,直指心靈中最漆黑的部分。也許你不佩服他的功業,不佩服他的道德,也不佩服他的文章,但你不得不佩服他對自我剖析的勇毅。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誰沒有說過假話?誰沒有說過大話?誰沒有嫉妒過他人?誰沒有傷害過他人?誰從來不好女色?誰做事不占他人便宜?誰敢拍著胸膛對自己或者蒼天說,我從來不做虧心事?沒有,從來沒有。隻有過錯的大與小,多與少,或者你所犯的過錯是人人都會犯的,是人們可以原諒的,可以接受的,但不能說你從來就沒有過錯。隻要是人,有七情六欲,就有人性的弱點和局限。曾子為什麽說“吾日三省吾身”,就是為了少犯過錯啊!


    《周易》說,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尚書》也說“改過不吝”。這一方麵告訴人們過錯是難免的;另一方麵也告訴人們要有過必糾,有錯必改。


    曾國藩則認為,知己之過失,承認它,並且改正它,毫無吝惜之心,這是最難的。豪傑之所以是豪傑,聖賢之所以是聖賢,就在這裏。磊落過人,能透過此一關,寸心便異常安樂,省得多少糾葛,省得多少遮掩,還有那修飾裝點的醜態。


    一個省己修身的人,注重頤養德性的人,他所犯的過錯不一定是坑蒙拐騙之類的淫惡,往往是一些不為人知,不足掛齒的小隱私或小陰思。不斷地滌除這些小隱私、小陰思,他就會一天比一天高大起來。明代楊繼盛說:“或獨坐時,或深夜時,念頭一起,則自思曰:這是好念是惡念?若是好念,便擴充起來,必見之行;若是惡念,便禁止勿思。”斯言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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