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名利，慰藉自己的最好辦法就是把三千功名視為塵土。看透人之生死是自然規律，既然結局一樣，何必非要勉強站在名利上麵。人生的樂趣尚有許多，絕不是僅有獲得名利的喜悅榮耀這一種。
豁達的不是表象而是胸襟；放下的不是金銀而是隱患。這是擁有豁達、淡泊的心懷的人最真切的感悟。
《莊子》講“淡然無極”、“淡而無為”，就是說人要清靜、超脫。然而曾國藩很多年來的焦慮都是需要這些來對症下藥。曾國藩明白，自己一是名利心太切，二是俗見太重。平定天京，曾國藩可說大功已就，他給弟弟曾國荃寫信說明了他想“功成身退”的意思。然而他並沒有及時抽身，而是聽從清政府的安排督辦“剿撚”事務。
曾國藩出師便遭敗績。這一次，他遭到了朝廷的嚴厲申飭，為此，他心灰意懶，準備了種種理由奏請開缺，在奏折中以一句“以散員留營”道出了真實想法。一旦所奏開缺準請，擺在他麵前的道路隻有兩條：一是回籍休養，一是駐京賦閑，而這都不是他所願意的。曾國藩既怕回鄉遭地方官排擠，又怕留在京城陷進各種政治鬥爭，此時的他百思不得良策，大有看破紅塵之思：“隻恐清名天下滿，九州無處匿韓康。”覺得天下之大竟沒有自己安身之處。
同治五年(1866年)，朝廷令曾國藩回兩江總督任，“剿撚”事務交由李鴻章專辦。曾國藩失去了一個全身而退的機會。
老子說：“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就是告誡人們過分自滿，不如適可而止，鋒芒太露，勢難保長久，金玉滿堂，往往無法永遠擁有，富貴而驕奢，必定自取滅亡。隻有功成名就，激流勇退，拋棄一切名利，才合乎自然法則，才能永久。人需知足，方能長樂。
曾國藩說，在官場中混最不易，最易喪失威權與榮耀。官場中有一些“規矩”，這些規矩要獨運於心，在幕後遵守。一是不直言人短，二是知己悅人，即保持一團和氣最重要，三是要提防奸人搗亂。他舉例說，蘇東坡才華橫溢，可稱為一個奇才，但是卻屢次遭貶，因為他不精通險惡官場中的“潛規矩”，結果犯了三大忌，使滿腹的才華無處發揮。做官的危險也很大，在帝王眼中，有作為的官員也最值得警惕，因此有才幹的大臣往往要冒殺頭的危險，有些還招致“滅族”重刑。為了在這複雜險惡的官場中保住自己的性命以及家族的安全，封建官場中便出現了一套“從龍術”，即如何在宦海中避免禍害的技巧。曾國藩經曆了“高處不勝寒”的處境，深知其中的緣由，在家庭教育中，他並不提倡代代做官的夢想。
曾國藩參加了科舉考試，考中了翰林，又從軍，做官。很多人可能對此羨慕不已，但是，他卻告訴弟弟不必非走科舉之途，又告訴兒子，不可從軍，不必做官。
曾國藩的妹夫家境困難，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妹夫王待聘來京請求曾國藩幫他找份事情做。曾國藩覺得“供事必須十餘年乃可得一典史，宦海風波，安危莫卜，卑官小吏，尤多危機，每見佐雜末秩下場鮮有好者”，他思慮萬千，再三婉言苦勸妹夫居鄉勤儉守舊，打消外出做官的想法。
曾國藩順暢直升的官途，在好多人眼裏，的確是一件非常風光的事情，但是，他自己卻不這樣認為。他勸告家人說，居官乃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官場中人相互傾軋、勾心鬥角，人心險惡，因此，一生為官的曾國藩反對讓子孫做官。
他認為做官就要忍受很多的“不得已”，有時也免不了要去做一些身不由己的事，說一些肓不由衷的話，稍不留心，自己就會成為權力爭鬥的犧牲品，還會累及親人。
他在給妻子歐陽夫人的信中也表達了類似的意思：夫人在家照顧眾多的兒女婦輩，事事都應立個章程。做官不過是一時的事情，但是居家確是長久的考量。若能勤儉持家，即使被罷官，家中也不失興旺局麵。若貪圖熱鬧，不顧及家業，那麽罷官之後就會有蕭條氣象。凡事有盛必有衰，不可不事先預計。希望夫人能以此教訓兒孫，常作無官時的打算，時時謙恭節儉，福澤長久，我就很欣慰了。
曾國藩認為少顧忌多優越的人，說話做事便往往不太顧及他人、尊重他人，言談舉止中會流露出一種不可一世的感覺，經常會顯示出高人一等、更勝一籌的作派。漸漸地，也就傲氣欺人了，此時災禍就會靠近，身家衰敗的時候也就不遠了。其實，一個人、一個家、一個國都是同樣的道理，所以我們應該明白盛極而衰的道理。
人生之中，麵對名利，慰藉自己的最好辦法就是把三千功名視為塵土。看透人生死是自然規律，既然人生的結局都是一樣的，何必非要勉強站在成功上麵。人生的樂趣尚有許多，絕不是僅有成功的喜悅榮耀一種。
豁達的不是表象而是胸襟；放下的不是金銀而是隱患。這是擁有豁達、淡泊的心懷的人最真切的感悟。
《莊子》講“淡然無極”、“淡而無為”，就是說人要清靜、超脫。然而曾國藩很多年來的焦慮都是需要這些來對症下藥。曾國藩明白，自己一是名利心太切，二是俗見太重。平定天京，曾國藩可說大功已就，他給弟弟曾國荃寫信說明了他想“功成身退”的意思。然而他並沒有及時抽身，而是聽從清政府的安排督辦“剿撚”事務。
曾國藩出師便遭敗績。這一次，他遭到了朝廷的嚴厲申飭，為此，他心灰意懶，準備了種種理由奏請開缺，在奏折中以一句“以散員留營”道出了真實想法。一旦所奏開缺準請，擺在他麵前的道路隻有兩條：一是回籍休養，一是駐京賦閑，而這都不是他所願意的。曾國藩既怕回鄉遭地方官排擠，又怕留在京城陷進各種政治鬥爭，此時的他百思不得良策，大有看破紅塵之思：“隻恐清名天下滿，九州無處匿韓康。”覺得天下之大竟沒有自己安身之處。
同治五年(1866年)，朝廷令曾國藩回兩江總督任，“剿撚”事務交由李鴻章專辦。曾國藩失去了一個全身而退的機會。
老子說：“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就是告誡人們過分自滿，不如適可而止，鋒芒太露，勢難保長久，金玉滿堂，往往無法永遠擁有，富貴而驕奢，必定自取滅亡。隻有功成名就，激流勇退，拋棄一切名利，才合乎自然法則，才能永久。人需知足，方能長樂。
曾國藩說，在官場中混最不易，最易喪失威權與榮耀。官場中有一些“規矩”，這些規矩要獨運於心，在幕後遵守。一是不直言人短，二是知己悅人，即保持一團和氣最重要，三是要提防奸人搗亂。他舉例說，蘇東坡才華橫溢，可稱為一個奇才，但是卻屢次遭貶，因為他不精通險惡官場中的“潛規矩”，結果犯了三大忌，使滿腹的才華無處發揮。做官的危險也很大，在帝王眼中，有作為的官員也最值得警惕，因此有才幹的大臣往往要冒殺頭的危險，有些還招致“滅族”重刑。為了在這複雜險惡的官場中保住自己的性命以及家族的安全，封建官場中便出現了一套“從龍術”，即如何在宦海中避免禍害的技巧。曾國藩經曆了“高處不勝寒”的處境，深知其中的緣由，在家庭教育中，他並不提倡代代做官的夢想。
曾國藩參加了科舉考試，考中了翰林，又從軍，做官。很多人可能對此羨慕不已，但是，他卻告訴弟弟不必非走科舉之途，又告訴兒子，不可從軍，不必做官。
曾國藩的妹夫家境困難，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妹夫王待聘來京請求曾國藩幫他找份事情做。曾國藩覺得“供事必須十餘年乃可得一典史，宦海風波，安危莫卜，卑官小吏，尤多危機，每見佐雜末秩下場鮮有好者”，他思慮萬千，再三婉言苦勸妹夫居鄉勤儉守舊，打消外出做官的想法。
曾國藩順暢直升的官途，在好多人眼裏，的確是一件非常風光的事情，但是，他自己卻不這樣認為。他勸告家人說，居官乃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官場中人相互傾軋、勾心鬥角，人心險惡，因此，一生為官的曾國藩反對讓子孫做官。
他認為做官就要忍受很多的“不得已”，有時也免不了要去做一些身不由己的事，說一些肓不由衷的話，稍不留心，自己就會成為權力爭鬥的犧牲品，還會累及親人。
他在給妻子歐陽夫人的信中也表達了類似的意思：夫人在家照顧眾多的兒女婦輩，事事都應立個章程。做官不過是一時的事情，但是居家確是長久的考量。若能勤儉持家，即使被罷官，家中也不失興旺局麵。若貪圖熱鬧，不顧及家業，那麽罷官之後就會有蕭條氣象。凡事有盛必有衰，不可不事先預計。希望夫人能以此教訓兒孫，常作無官時的打算，時時謙恭節儉，福澤長久，我就很欣慰了。
曾國藩認為少顧忌多優越的人，說話做事便往往不太顧及他人、尊重他人，言談舉止中會流露出一種不可一世的感覺，經常會顯示出高人一等、更勝一籌的作派。漸漸地，也就傲氣欺人了，此時災禍就會靠近，身家衰敗的時候也就不遠了。其實，一個人、一個家、一個國都是同樣的道理，所以我們應該明白盛極而衰的道理。
人生之中，麵對名利，慰藉自己的最好辦法就是把三千功名視為塵土。看透人生死是自然規律，既然人生的結局都是一樣的，何必非要勉強站在成功上麵。人生的樂趣尚有許多，絕不是僅有成功的喜悅榮耀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