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稱曾國藩是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理學大師”，是有清一代“儒學藩鎮”。那麽，他是如何修煉自己，從而使自己成為中國近代史上“內聖”“外王”的最傑出代表的？
其實，曾國藩還在長沙嶽麓書院讀書時，他已受了儒學的係統熏陶。點翰林入院讀庶吉士，他躊躇滿誌，在給親友的信中，充分表達自己要成為諸葛亮、陳平那樣的“布衣之相”，而學問上要做孔孟那樣的大儒。如他給諸弟的信中說：“君子之立誌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所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他以“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獲，但問耕耘”作為座右銘。還說，自己以不為堯舜周公為憂，以學不講德不修為憂。又說：“我欲為孔孟，則日夜孜孜，唯孔孟是學，人誰得而禦我哉！”
這是他立下的一個成為大儒、成為聖賢的大目標。開始一段，經、史、詩、文樣樣都學，什麽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方苞、李白、蘇軾、黃庭堅及近世諸家的著作，他都如癡如醉地泛讀、死記，學問既淵又博。後來因為受到唐鑒、倭仁等理學家的影響，開始專攻宋明程朱理學，尤專於朱熹。
在曾國藩交往的諸多師友中，對他的思想與治學影響頗大的當數唐鑒和倭仁兩人。
唐鑒，號鏡海，湖南善化人，嘉慶十四年（1809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久官京外，後內召為太常寺卿。唐鑒為晚清著名的理學家，對程朱非常有研究，當時漢學風行一時，“翕然從風，幾若百川之朝東瀛，三軍之隨大纛。”隻有唐鑒“潛研性道，被服洛閩，力踐精思，與世殊軌，亦豪傑之士矣。”道光二十年（1840年），唐鑒“再官京師，倡導正學”，在他周圍聚集了倭仁、曾國藩、吳廷棟、何桂珍、呂賢基等一批理學名士，皆推崇唐鑒的學問。
唐鑒服膺程朱之學，是當時義理學派的代表人物。曾國藩開始叩開學問大門，即是從唐鑒那裏學習程朱。
曾國藩與唐鑒的相識是一個偶然的機遇。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由江寧藩司調京任太常寺卿，道光皇帝在乾清門接見他，曾國藩作為翰林院檢討，侍駕在側。道光帝極稱唐鑒治朱子學有成就，並能按“聖學”之教親自去做，是朝廷的好官。道光帝的當麵稱讚，使曾國藩對唐又羨慕又好奇，於是便主動到唐鑒的家裏，施弟子禮拜訪。
年過花甲的唐鑒是知道曾國藩這位小同鄉的，對他的勤奮好學，自投門下的謙恭很是滿意。因此，他們倆一見如故，談得十分融洽。
唐鑒的第一次談話，對曾國藩的一生行事、修身、做學問，是了不起的大轉折。
曾國藩請教讀書、修身的妙訣。唐鑒告訴他，讀書當以《朱子全集》為宗。而讀此書絕不可視為八股進階之書，而要躬自實行，是修身的典籍。而修身要以“整齊嚴肅”、“主一無適”八字為訣，整齊表於外而主一持於內。讀書之法，“在專一經”；一經通後，旁及諸經。又說，所謂學問，隻有三門，即義理、考核、文章，三者之要在義理統之。唐鑒告訴他：“經濟之學，即在義理之內，不必他求。至於用功著力，應該從讀史下手。因為曆代治跡，典章昭然俱在；取法前賢以治當世，已經足夠了。”
唐鑒的一席話對曾國藩而言，確實“勝讀十年書”。原來三十年光陰，竟不知學問門徑。經老先生一點撥，曾國藩如有指歸。他在當天的日記中激動地寫道：“聽之，昭然若發蒙也。”
他立即把他的重大收獲寫信告訴他的家人、朋友。在寫給同鄉前輩賀長齡的信中說，“我最初治學，不知根本，尋聲逐響而已。自從認識了唐鏡海先生，才從他那裏窺見一點學問的門徑。”
此後，曾國藩經常與唐鑒一起研究學問，推究興衰治亂，跟唐鑒習朱子理義之學。在唐鑒的教導下，曾國藩立下“日課”，有早起、主敬、靜坐、讀書、寫日記、偶談、作詩文、臨帖、專讀一經、謹言、保身、夜不出門十二條規矩。又立《立誌箴》、《居敬箴》、《主靜箴》、《謹言箴》、《有恒箴》，高懸書房之內，嚴格考究和要求自己。唐鑒還經常檢查曾國藩的日記，有檢查不深刻的當即指出，深挖病根；對他敢於揭發自己內心隱私、隱患之處，給以極大鼓勵。唐鑒還把自己的《畿輔水利》一書交給他閱讀，使他認識到一個儒學家，不光要精通聖典，更重要的是關心民事，留心經濟，從修身，到治國，這就是儒家的“內聖外王”之真諦。決不可隻會背聖賢之書，而不會治國理政，那是有背了聖賢之意的書呆子。
由於唐鑒精於義理之學，即所謂練“內功”，曾國藩自此一段時間跟從唐鑒致力於宋儒之學，這段理學經曆對於他的倫理道德思想及克己省複功夫影響很大。義理之學的陶冶讓他在後來走向軍旅，與清廷、與地方官、與太平軍多方周旋時起到了關鍵的作用。雖然是屢遭拂逆，九死一生，但他能在困難拂逆的環境中艱苦支撐，如果沒有堅忍強毅的意誌力量，恐怕他不會笑到最後。而這種堅忍強毅的意誌力量，就得力於他此一時期的陶冶。他的理學的“內斂”功夫又讓他得以晚場善收，能夠在極複雜的情況下處理好與清廷的關係。
唐鑒還向他介紹了倭仁，認為倭仁這方麵做得好，不自欺、不欺人，可以稱得上是聖賢了。
由於唐鑒的推薦，曾國藩又去拜訪倭仁。倭仁實際上是唐鑒的弟子，他的讀書、修身也是跟唐鑒學的，也是鹹同年間著名的理學家。
倭仁對曾國藩影響也是非常大的。倭仁，字艮峰，號艮齋，是駐防河南開封的蒙古旗人出身。道光九年（1829年）考中進士後進入京師，與李棠階、王慶雲、羅繞典等人進行“會課”，時間長達十年之久。“每月六集，迭為賓主，皆在時晴館”。這種“會課”大致分三個步驟：一是寫“日錄”，即每天寫下心得體會，以改過遷善為目的，屬於心性修養；第二步是互相批閱“日錄”，有批評，有鼓勵，也有建議；第三步是當麵指陳得失。由於原來參加“會課”的人或者外出做官，或者堅持不下來，而倭仁自始至終“精進嚴密”，因此備受矚目。
曾國藩同倭仁認識之後，他們往來的時間比唐鑒又多了。倭仁的教導與唐鑒不二法門，隻是談內省時，在實踐中對自己的要求比唐鑒還嚴格。他介紹說，自己的微念稍一萌動，就趕緊記在日記、書劄中，在靜坐時自己和自己“討論”，把哪怕是點滴些許不合聖賢規範的想法，消除在思想深處的萌芽狀態，使自己的心術、學術、治術歸之於一。倭仁的“克己”之法，簡直到了嚴酷、苛刻的地步。
倭仁篤守程朱理學，通過他的日記對道鹹同三朝士林影響頗大。倭仁的日記主要是記載自己修養的心得體會，為格言警句式的語錄體。曾國藩的幕僚方宗誠說，他見過吳廷棟、塗宗瀛等人的倭仁日記手抄本，他自己又“皆錄而藏之”。郭嵩燾也見過陳作梅和方魯生兩個抄本，他自己也“借抄”了一帙，他認為倭仁的日記“多體味有得之言”。倭仁還編輯《為學大指》一書，輯錄程朱理學家的語錄。全書共六條：立誌為學、居敬存心、窮理致知、察幾慎動、克己力行、推己及人。此書的目的是“正世之惑於歧趨及汩沒功利而不知止者”。
曾國藩與倭仁的交往屬於師友之間，倭仁根據自己多年來的修身經驗，教曾國藩寫日課，並要他“當即寫，不宜再因循”。曾國藩也真的當天即開始寫日課，“亦照艮峰樣，每日一念一事，皆寫之於冊，以便觸目克治”。曾國藩還把自己的日課冊送給倭仁批閱指教，倭仁毫不客氣地教曾國藩“掃除一切，須另換一個人”。曾國藩“讀之悚然汗下”，以此為“藥石之言”。曾國藩對倭仁的日課冊敬畏有加，“不敢加批，但就其極感予心處著圈而已”。
從此之後，曾國藩日讀《朱子全集》，按唐鑒、倭仁的“日課”要求去做，重點在反省自己。但是，起初打坐靜思十分困苦，坐下來就打瞌睡，睡夢中又盡做些升官發財之事。於是便在日記中痛罵自己，把日記交給倭仁看，讓他幫著罵自己。
如此搞了幾個月後，每天搞得精神疲憊，不久便得了失眠症，整日精神不振，身體也一天比一天虛弱，於是再也堅持不了“日課”中的“靜坐”一節了。曾國藩說，是“天既限我不能苦思，稍稍用心，便覺勞頓，體氣衰弱，耳鳴不止”。盡管他不再搞麵壁靜坐自省了，但是對理學的攻讀卻日益努力。不僅攻讀程朱，還追溯而上，閱讀張載、周敦頤的著作，比諸孔、孟，係統研究中國儒家的學問。
曾國藩文、史、書法、考據雖皆有一定造詣，但其思想宗旨未離儒學，儒學方麵又認宗朱熹的新儒學。最顯著的是在與太平天國對抗中，打的是衛道的旗號。有人認為湘軍與太平天國的戰爭是一場“宗教戰爭”，即太平軍由洪秀全創立、崇信的是拜上帝教；而曾國藩創湘軍，打的是儒教的旗號。這種說法是否準確，姑且不論，但卻說明了曾國藩言必稱孔、孟、朱子，的確是一個儒家道統的繼承與捍衛者。
其實，曾國藩還在長沙嶽麓書院讀書時，他已受了儒學的係統熏陶。點翰林入院讀庶吉士，他躊躇滿誌，在給親友的信中，充分表達自己要成為諸葛亮、陳平那樣的“布衣之相”，而學問上要做孔孟那樣的大儒。如他給諸弟的信中說：“君子之立誌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所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他以“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獲，但問耕耘”作為座右銘。還說，自己以不為堯舜周公為憂，以學不講德不修為憂。又說：“我欲為孔孟，則日夜孜孜，唯孔孟是學，人誰得而禦我哉！”
這是他立下的一個成為大儒、成為聖賢的大目標。開始一段，經、史、詩、文樣樣都學，什麽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方苞、李白、蘇軾、黃庭堅及近世諸家的著作，他都如癡如醉地泛讀、死記，學問既淵又博。後來因為受到唐鑒、倭仁等理學家的影響，開始專攻宋明程朱理學，尤專於朱熹。
在曾國藩交往的諸多師友中，對他的思想與治學影響頗大的當數唐鑒和倭仁兩人。
唐鑒，號鏡海，湖南善化人，嘉慶十四年（1809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久官京外，後內召為太常寺卿。唐鑒為晚清著名的理學家，對程朱非常有研究，當時漢學風行一時，“翕然從風，幾若百川之朝東瀛，三軍之隨大纛。”隻有唐鑒“潛研性道，被服洛閩，力踐精思，與世殊軌，亦豪傑之士矣。”道光二十年（1840年），唐鑒“再官京師，倡導正學”，在他周圍聚集了倭仁、曾國藩、吳廷棟、何桂珍、呂賢基等一批理學名士，皆推崇唐鑒的學問。
唐鑒服膺程朱之學，是當時義理學派的代表人物。曾國藩開始叩開學問大門，即是從唐鑒那裏學習程朱。
曾國藩與唐鑒的相識是一個偶然的機遇。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由江寧藩司調京任太常寺卿，道光皇帝在乾清門接見他，曾國藩作為翰林院檢討，侍駕在側。道光帝極稱唐鑒治朱子學有成就，並能按“聖學”之教親自去做，是朝廷的好官。道光帝的當麵稱讚，使曾國藩對唐又羨慕又好奇，於是便主動到唐鑒的家裏，施弟子禮拜訪。
年過花甲的唐鑒是知道曾國藩這位小同鄉的，對他的勤奮好學，自投門下的謙恭很是滿意。因此，他們倆一見如故，談得十分融洽。
唐鑒的第一次談話，對曾國藩的一生行事、修身、做學問，是了不起的大轉折。
曾國藩請教讀書、修身的妙訣。唐鑒告訴他，讀書當以《朱子全集》為宗。而讀此書絕不可視為八股進階之書，而要躬自實行，是修身的典籍。而修身要以“整齊嚴肅”、“主一無適”八字為訣，整齊表於外而主一持於內。讀書之法，“在專一經”；一經通後，旁及諸經。又說，所謂學問，隻有三門，即義理、考核、文章，三者之要在義理統之。唐鑒告訴他：“經濟之學，即在義理之內，不必他求。至於用功著力，應該從讀史下手。因為曆代治跡，典章昭然俱在；取法前賢以治當世，已經足夠了。”
唐鑒的一席話對曾國藩而言，確實“勝讀十年書”。原來三十年光陰，竟不知學問門徑。經老先生一點撥，曾國藩如有指歸。他在當天的日記中激動地寫道：“聽之，昭然若發蒙也。”
他立即把他的重大收獲寫信告訴他的家人、朋友。在寫給同鄉前輩賀長齡的信中說，“我最初治學，不知根本，尋聲逐響而已。自從認識了唐鏡海先生，才從他那裏窺見一點學問的門徑。”
此後，曾國藩經常與唐鑒一起研究學問，推究興衰治亂，跟唐鑒習朱子理義之學。在唐鑒的教導下，曾國藩立下“日課”，有早起、主敬、靜坐、讀書、寫日記、偶談、作詩文、臨帖、專讀一經、謹言、保身、夜不出門十二條規矩。又立《立誌箴》、《居敬箴》、《主靜箴》、《謹言箴》、《有恒箴》，高懸書房之內，嚴格考究和要求自己。唐鑒還經常檢查曾國藩的日記，有檢查不深刻的當即指出，深挖病根；對他敢於揭發自己內心隱私、隱患之處，給以極大鼓勵。唐鑒還把自己的《畿輔水利》一書交給他閱讀，使他認識到一個儒學家，不光要精通聖典，更重要的是關心民事，留心經濟，從修身，到治國，這就是儒家的“內聖外王”之真諦。決不可隻會背聖賢之書，而不會治國理政，那是有背了聖賢之意的書呆子。
由於唐鑒精於義理之學，即所謂練“內功”，曾國藩自此一段時間跟從唐鑒致力於宋儒之學，這段理學經曆對於他的倫理道德思想及克己省複功夫影響很大。義理之學的陶冶讓他在後來走向軍旅，與清廷、與地方官、與太平軍多方周旋時起到了關鍵的作用。雖然是屢遭拂逆，九死一生，但他能在困難拂逆的環境中艱苦支撐，如果沒有堅忍強毅的意誌力量，恐怕他不會笑到最後。而這種堅忍強毅的意誌力量，就得力於他此一時期的陶冶。他的理學的“內斂”功夫又讓他得以晚場善收，能夠在極複雜的情況下處理好與清廷的關係。
唐鑒還向他介紹了倭仁，認為倭仁這方麵做得好，不自欺、不欺人，可以稱得上是聖賢了。
由於唐鑒的推薦，曾國藩又去拜訪倭仁。倭仁實際上是唐鑒的弟子，他的讀書、修身也是跟唐鑒學的，也是鹹同年間著名的理學家。
倭仁對曾國藩影響也是非常大的。倭仁，字艮峰，號艮齋，是駐防河南開封的蒙古旗人出身。道光九年（1829年）考中進士後進入京師，與李棠階、王慶雲、羅繞典等人進行“會課”，時間長達十年之久。“每月六集，迭為賓主，皆在時晴館”。這種“會課”大致分三個步驟：一是寫“日錄”，即每天寫下心得體會，以改過遷善為目的，屬於心性修養；第二步是互相批閱“日錄”，有批評，有鼓勵，也有建議；第三步是當麵指陳得失。由於原來參加“會課”的人或者外出做官，或者堅持不下來，而倭仁自始至終“精進嚴密”，因此備受矚目。
曾國藩同倭仁認識之後，他們往來的時間比唐鑒又多了。倭仁的教導與唐鑒不二法門，隻是談內省時，在實踐中對自己的要求比唐鑒還嚴格。他介紹說，自己的微念稍一萌動，就趕緊記在日記、書劄中，在靜坐時自己和自己“討論”，把哪怕是點滴些許不合聖賢規範的想法，消除在思想深處的萌芽狀態，使自己的心術、學術、治術歸之於一。倭仁的“克己”之法，簡直到了嚴酷、苛刻的地步。
倭仁篤守程朱理學，通過他的日記對道鹹同三朝士林影響頗大。倭仁的日記主要是記載自己修養的心得體會，為格言警句式的語錄體。曾國藩的幕僚方宗誠說，他見過吳廷棟、塗宗瀛等人的倭仁日記手抄本，他自己又“皆錄而藏之”。郭嵩燾也見過陳作梅和方魯生兩個抄本，他自己也“借抄”了一帙，他認為倭仁的日記“多體味有得之言”。倭仁還編輯《為學大指》一書，輯錄程朱理學家的語錄。全書共六條：立誌為學、居敬存心、窮理致知、察幾慎動、克己力行、推己及人。此書的目的是“正世之惑於歧趨及汩沒功利而不知止者”。
曾國藩與倭仁的交往屬於師友之間，倭仁根據自己多年來的修身經驗，教曾國藩寫日課，並要他“當即寫，不宜再因循”。曾國藩也真的當天即開始寫日課，“亦照艮峰樣，每日一念一事，皆寫之於冊，以便觸目克治”。曾國藩還把自己的日課冊送給倭仁批閱指教，倭仁毫不客氣地教曾國藩“掃除一切，須另換一個人”。曾國藩“讀之悚然汗下”，以此為“藥石之言”。曾國藩對倭仁的日課冊敬畏有加，“不敢加批，但就其極感予心處著圈而已”。
從此之後，曾國藩日讀《朱子全集》，按唐鑒、倭仁的“日課”要求去做，重點在反省自己。但是，起初打坐靜思十分困苦，坐下來就打瞌睡，睡夢中又盡做些升官發財之事。於是便在日記中痛罵自己，把日記交給倭仁看，讓他幫著罵自己。
如此搞了幾個月後，每天搞得精神疲憊，不久便得了失眠症，整日精神不振，身體也一天比一天虛弱，於是再也堅持不了“日課”中的“靜坐”一節了。曾國藩說，是“天既限我不能苦思，稍稍用心，便覺勞頓，體氣衰弱，耳鳴不止”。盡管他不再搞麵壁靜坐自省了，但是對理學的攻讀卻日益努力。不僅攻讀程朱，還追溯而上，閱讀張載、周敦頤的著作，比諸孔、孟，係統研究中國儒家的學問。
曾國藩文、史、書法、考據雖皆有一定造詣，但其思想宗旨未離儒學，儒學方麵又認宗朱熹的新儒學。最顯著的是在與太平天國對抗中，打的是衛道的旗號。有人認為湘軍與太平天國的戰爭是一場“宗教戰爭”，即太平軍由洪秀全創立、崇信的是拜上帝教；而曾國藩創湘軍，打的是儒教的旗號。這種說法是否準確，姑且不論，但卻說明了曾國藩言必稱孔、孟、朱子，的確是一個儒家道統的繼承與捍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