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過年有貼春聯的習俗，每逢春節，各家各戶便把各式各樣喜氣、吉祥的春聯貼到門上，而古代士大夫家庭或農村中的紳士階層的門戶上往往貼著這樣一副對聯： 耕讀傳家久，
詩書濟世長。
農耕社會的特色，儒家文化的浸潤，滲透於字裏行間。
曾國藩也是秉持這樣的持家之道。他自己從先輩“半耕半讀”的家風中成長起來，又結合自己治學、為官的人生經驗，進一步發揚了耕讀傳家的傳統。他與妻子歐陽夫人一起，勤儉持家，教子育女，在封建社會末葉的殘陽夕照中，形成了一道獨具特色的士大夫治家圖景。
歐陽夫人是曾國藩的結發妻子，也是他的老師歐陽凝祉的女兒。婚後與曾國藩育有三子五女，長子曾紀第早夭，實際活在世上的有七個。歐陽夫人早年在湘鄉老家，道光二十年（1840年）攜子紀澤進京與曾國藩團聚。在北京的十二年中，生下五個女兒：紀靜、紀耀、紀琛、紀純、紀芬，以及第三個兒子紀鴻。鹹豐二年（1852年）曾國藩離京，歐陽夫人帶領子女回到老家，在鄉下持家教子十餘年，直到同治二年（1863年）才隨居曾國藩官邸。
歐陽夫人是典型的中國傳統婦女。她自從嫁入曾家門，便秉承丈夫的意願，親自操持家務，紡紗織布，燒菜煮飯，克勤克儉，毫無怨言。曾國藩雖然長期身在軍旅，後又總督兩江，經手的銀錢何止千百萬，但他以廉潔自律，“誓不以軍中一錢寄家用”，歐陽夫人在家的生活遠不像一般高官家庭那樣寬裕。
同治九年（1870年）十一月初三，曾國藩在南京兩江總督任上總結自己的修身持家之道，歸納為“慎獨則心安”、“主敬則身強”、“求仁則人悅”、“習勞則神欽”四條，作為教育子侄的重要家訓。其主要精神是：“慎獨則心安”。中國古代儒家代表人物都講究“慎獨”，並把此作為修身的基本要求之一。曾國藩推崇理學，並被人視為理學大師，他認為隻有做到慎獨，也即當遊離於“組織”和“集體”之外時仍能一如既往地以儒家的道德規範來約束自己，才能求得心靈的安靜寧謐和修養的浸潤升華。現在人們講要在獨處時“耐得住寂寞、經得起誘惑、受得起挫折”，也是同樣的意思。曾子有言“問心無愧”，孟子有言“俯仰天地，不愧不怍”、“養心莫善於寡欲”，都是注重通過慎重獨處時的言行名節來修養身心、曆練品性。林則徐有一副名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無欲則剛”四字恰是慎獨的最高境界。
“主敬則身強”。曾國藩把“敬”作為儒家道德規範的基本要求之一，指出，孔子以“敬”教人，程、朱諸子則千言萬語不離此一要旨。“主敬”的功夫，更可以使身體強健。對內守靜至純，對外恭謹嚴肅，是“敬”的功夫；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敬”的氣象；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敬”的效驗。內心有所敬重，有所畏懼，則能臨事神悚、氣振，不敢懈怠，身體因之變得強健。
“求仁則人悅”。曾國藩則把追求“仁”作為贏得人們真誠信任和擁戴的條件。他指出，每個人都是“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百姓與世間萬物，均同出一源，如果隻知自私和利己，不知為他人著想，不知仁民愛物，則違背了天性人情。至於為人“父母官”者，肩承拯民溺、濟民困的職責，更應汲汲以求仁、教人以求仁，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自命，方能不負聖賢教化、君王信用。如此，則能雖成事顯達，而任勞任怨，天下人眾望所歸，誰會不擁戴他呢？
“習勞則神欽”。這是說，耐得住辛苦，習慣勞作的人，連神仙都要欽敬。古人說“業精於勤，荒於嬉”，又說“成由勤儉敗由奢”，一勤天下無難事，莫向光陰惰寸功。若為自己著想，則一定要操習技藝，磨練筋骨，遇到疑難困惑則努力學習和實踐，而後才可以“動心韌性”，長於才識，“增益其所不能”。為天下著想，則一定要吃苦受累忍饑挨餓，以普及勤勞習性和教化廣大民眾為己任，極勤以救民，極儉以奉身。所以君子欲成為人神信賴之人，關鍵一著莫過於勤勞。
曾國藩這四條齊家之道，與他一貫所主張的“八寶”、“五箴”、“十二日課”等的內核是一致的，無外乎勤、儉、敬、恕等內涵。他要求以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條相課，每月終以此四條相稽”，“以期有成焉”。相似的，曾國藩還說，吾教子弟不離“三致祥”，即：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
紙上得來終覺淺。曾國藩不僅在書信中指點曾家子弟不忘修身齊家，更是在實踐上模範帶頭，並時時監督子侄們的落實情況。他告訴兒子，“吾忝為將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又說，“餘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習氣，飲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風，極儉也可，略豐也可。太豐則吾不敢也”；又叮囑主持家事的二弟曾國潢，“吾家子侄，人人須以勤儉二字自勉，庶幾長保盛美”。曾國藩在前線，唯恐其弟在家為他買田置屋，“則寸心大為不安，不特生前做人不安，即死後做鬼也是不安”，並特意給國潢交代：“弟若聽我，我便感激爾；弟若不聽我，我便恨爾”，“望賢弟千萬無陷我於惡。”1867年，當他聽說家中修整宅第用度鋪張的消息後，在日記中寫道：“接臘月二十五日家信，知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錢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浩費如此，深為駭歎！餘生平以起屋買田為仕宦之惡習，誓不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顏見人！平日所說之話全不踐言，可羞孰甚！屋既如此，以後諸事奢侈，不問可知。大官之家子弟，無不驕奢淫逸者，憂灼曷已！”
曾國藩對兒子有很高的期望。無論是學業，還是生活，他都是一一點撥。在讀書上，要求他們“讀書之法，看、讀、寫、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每當看到兒子在信中向他請教學問，就非常歡喜，並耐心地予以解答；還要求兒子在回信中對他的解答談談體會，如鹹豐九年（1859年）給曾紀澤的一封信中提到：“吾前一信答爾所問者三條，一字中換筆，一‘敢告馬走’，一注疏得失，言之頗詳，爾來稟何以並未提及？以後凡接我教爾之言，宜條條稟複，不可疏略。”
曾國藩雖然是通過科舉考試出人頭地的，但他對兒子的教育卻很靈活。兩個兒子科舉之路不順利，連舉人都未考中。曾國藩鼓勵他們讀有用之書，習有用之學，而不要一味沉浸於科舉仕途之中。同時他鼓勵體質不好的兒子多外出，在欣賞山水中增加曆練、陶冶性情。毫無疑問，這在當時都是相當開明的。在這種開明的環境和寬鬆的氛圍中，兄弟二人都學有專長，並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曾紀澤學習英文，鑽研近代科技，並於光緒四年（1878年）出使英、法等國，又於光緒六年兼任駐俄公使，前後曆時八年之久，“萬國身經奇世界，半生目擊小滄桑”，成為中國最早的外交家之一。在兼任使俄大臣期間，曾紀澤為收回伊犁與俄國進行了長達半年多的艱苦談判，終於在1881年2月改訂新約即《中俄伊犁條約》，代替了前任使俄大臣崇厚簽訂的喪權辱國的《裏瓦幾亞條約》，為中國爭回了大片國土。這是曾紀澤外交史上最輝煌的一頁，也是近代中國外交史上一大成就。曾紀鴻則精通算學，編有《炮攻要術》、《電學舉隅》，是近代中國最早的卓有成就的自然科學家之一。
對於女兒，曾國藩同樣傾注了一位父親的愛，卻並不溺愛和嬌慣。他女兒眾多，“遂深以婦女之奢逸為慮”，指出富貴家庭不勤不儉者，看看他們的內眷表現如何就知道了。他親自為女眷們製定每日功課，如“做小菜點心酒醬”之類的‘食事’；“繡花或績麻”之類的‘衣事’；“做針線刺繡之類的‘細工’”；“做男鞋或女鞋或縫衣之類的‘粗工’”等等。據五女曾紀芬晚年回憶說：“餘等紡紗、績麻、縫紉、烹調日有定課，幾無暇刻。先公親自驗功，昔時婦女鞋襪，無論貧富，率皆自製，餘等須為吾父及諸兄製履，以為功課。紡紗之工，餘至四十餘歲隨先外子居臬署時，猶常為之，後則改用機器縫衣。三十年來，此機常置餘旁，今八十歲矣，猶以女紅為樂，皆少時所受訓練之益也。”
曾國藩希望長保家風傳之久遠，是因為他有一套“天概”理論：管子曰：鬥斛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餘謂天之概無形，仍假手於人以概之。霍氏盈滿，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諸葛恪盈滿，孫峻概之，吳主概之。待他人之來而概而後悔之，則已晚矣。吾家方豐盈之際，不待天之來概、人之來概，吾與諸弟當設法先自概之。
“概”是刮平的意思。曾國藩認為物極必反，“盛時宜作衰時想，上場當念下場時”，富貴之家尤其應該注意謹慎謙虛，勤儉傳家，以避免噩運來臨。這種帶有宿命論色彩的小心顯然是多餘的，但注意加強對青年子弟的教育，無疑是非常理智的。古有明訓曰：“富不過三代”，為什麽？就是因為富貴家庭往往忽視對子女的教育，使他們在優越的環境中沾染上諸多壞習氣。是以他們不能繼承家業，不能克守家風，一再地上演“一代不如一代”的悲劇。當代世界上許多家族式企業，繼承者能夠發展家業的，都是那些從小受到良好教育和嚴格約束的孩子，相反，導致家業衰敗的，都是那些不學無術的紈絝子弟。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曾國藩對兒女們的婚事顯然有自己的考慮。他為兒女們擇定的配偶，都出自士大夫家庭，大都是有著很深交情的同鄉、同年、同事的子女，“女五人，皆適士族”。
曾國藩為子女擇妻、擇婿，看重的是書香門第、知根知底，而不是對方的顯赫權勢（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可以為他（她）們擇取“一入深似海”的烜赫家庭）。像他這樣的高官家庭，固然特別注重門當戶對，但也有很多人把子女的一生幸福毀於個人的“政治婚姻”裏麵。後來袁世凱就通過政治聯姻的方式籠絡了許多達官貴族，使個人在政壇捭闔中如虎添翼。這種政治婚姻不隻是源於中國，而是大有國際市場，恩格斯就曾敏銳地指出：“（在歐洲的騎士、王公等權勢階層中）結婚是一種政治的行為，是一種借新的聯姻來擴大自己勢力的機會；起決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決不是個人的意願。”後來李鴻章為自己心愛的小女擇取夫婿時，把落魄不堪的張佩綸招入府中納為快婿。當時張已經因中法戰爭中馬尾海戰失敗的罪責而在政治上無望再起，連“潛力股”都談不上，李鴻章看重的是他的學識人品。在對待子女的婚姻問題上，李鴻章的確是受到了曾國藩的影響。
為人父母，總是想盡辦法讓子女過上好日子。曾國藩雖然對兒女的婚事費盡心力，但最終結果卻並沒有如他所願。特別是幾個女婿，有的彬彬弱質，英年早逝；有的小時候尚可，長大後成了紈絝子弟；有的婆母凶悍，虐待曾家姑娘——看來知識分子的家庭並不一定代表著妻賢子孝，又比如西方大哲學家蘇格拉底的妻子也是一位著名的悍婦。囿於封建禮教及朋友關係，曾國藩常常愛莫能助。比如大女婿袁秉楨，婚後暴露出紈絝子弟的作風，曾紀澤“深以為慮”，寫信給父親述說其事。曾國藩在回信中也隻能說“餘即日當作信教之”，“將來或接至皖營，延師教之亦可”，反過來還要勸紀澤等人“於袁婿處禮貌均不可疏忽”，顧其體麵以防自暴自棄。曾國藩對待“袁婿”的態度，並沒有使女兒的生活幸福起來，因為“袁婿”更加放肆，更加無所顧忌。曾國藩雖然氣憤，卻也無可奈何。當不堪忍受的曾紀靜曾多次要求回娘家住時，卻又遭到曾國藩的拒絕。無獨有偶，《湘軍誌》的作者王闓運，其女婿不務正業，女兒寫信向他哭訴，他在回信中氣極而寫下“有婿如此，不如為娼”的出離憤怒之語，但憤怒之後也依然是無奈。
憤怒也罷，無奈也罷，都已經於事無補。這不是曾國藩的失德，可以看到，在對待子女的婚事上，他比袁世凱之流要高尚和慎重。曾國藩不是不疼愛自己的女兒，幾個女兒的婚事都是他親自挑選的，都是找一些門戶相對的，或者是至交好友的家庭，他沒有選錯親家。這對於當時的一名在朝廷任重職的大臣，這樣關心和操心女兒的婚事，也要算是對女性的看重了。這不是他個人的悲劇，而是時代的悲劇。自由婚姻離他那個時代太遙遠，雖然當時西方早就大行其道——在此前後，正是《紅與黑》、《簡愛》等文學作品盛行的時代——而他生活在中國，他不能離開自己生活的這片土地太遠。他超越了時代，體現著開明，卻不能大踏步地前進，不可能完全脫離於生存環境。他徘徊於舊途，戀棧於老路，雖然用心良苦，終究難有突破，在許多事情上甚而塗上了悲劇色彩。
難能可貴。凡事因其難能，才顯可貴，曾國藩的修身、齊家就是這樣。正如他以一介儒生、文職官員，而能墨絰出山，建立起一支“別開生麵”的軍隊，並靠著這支後來被稱為“湘軍”的勇營武裝撲滅了波瀾壯闊的太平天國革命。古人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身已修，家已齊，接下來，就應該是考取功名，締造事業，治國平天下了。
詩書濟世長。
農耕社會的特色，儒家文化的浸潤，滲透於字裏行間。
曾國藩也是秉持這樣的持家之道。他自己從先輩“半耕半讀”的家風中成長起來，又結合自己治學、為官的人生經驗，進一步發揚了耕讀傳家的傳統。他與妻子歐陽夫人一起，勤儉持家，教子育女，在封建社會末葉的殘陽夕照中，形成了一道獨具特色的士大夫治家圖景。
歐陽夫人是曾國藩的結發妻子，也是他的老師歐陽凝祉的女兒。婚後與曾國藩育有三子五女，長子曾紀第早夭，實際活在世上的有七個。歐陽夫人早年在湘鄉老家，道光二十年（1840年）攜子紀澤進京與曾國藩團聚。在北京的十二年中，生下五個女兒：紀靜、紀耀、紀琛、紀純、紀芬，以及第三個兒子紀鴻。鹹豐二年（1852年）曾國藩離京，歐陽夫人帶領子女回到老家，在鄉下持家教子十餘年，直到同治二年（1863年）才隨居曾國藩官邸。
歐陽夫人是典型的中國傳統婦女。她自從嫁入曾家門，便秉承丈夫的意願，親自操持家務，紡紗織布，燒菜煮飯，克勤克儉，毫無怨言。曾國藩雖然長期身在軍旅，後又總督兩江，經手的銀錢何止千百萬，但他以廉潔自律，“誓不以軍中一錢寄家用”，歐陽夫人在家的生活遠不像一般高官家庭那樣寬裕。
同治九年（1870年）十一月初三，曾國藩在南京兩江總督任上總結自己的修身持家之道，歸納為“慎獨則心安”、“主敬則身強”、“求仁則人悅”、“習勞則神欽”四條，作為教育子侄的重要家訓。其主要精神是：“慎獨則心安”。中國古代儒家代表人物都講究“慎獨”，並把此作為修身的基本要求之一。曾國藩推崇理學，並被人視為理學大師，他認為隻有做到慎獨，也即當遊離於“組織”和“集體”之外時仍能一如既往地以儒家的道德規範來約束自己，才能求得心靈的安靜寧謐和修養的浸潤升華。現在人們講要在獨處時“耐得住寂寞、經得起誘惑、受得起挫折”，也是同樣的意思。曾子有言“問心無愧”，孟子有言“俯仰天地，不愧不怍”、“養心莫善於寡欲”，都是注重通過慎重獨處時的言行名節來修養身心、曆練品性。林則徐有一副名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無欲則剛”四字恰是慎獨的最高境界。
“主敬則身強”。曾國藩把“敬”作為儒家道德規範的基本要求之一，指出，孔子以“敬”教人，程、朱諸子則千言萬語不離此一要旨。“主敬”的功夫，更可以使身體強健。對內守靜至純，對外恭謹嚴肅，是“敬”的功夫；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敬”的氣象；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敬”的效驗。內心有所敬重，有所畏懼，則能臨事神悚、氣振，不敢懈怠，身體因之變得強健。
“求仁則人悅”。曾國藩則把追求“仁”作為贏得人們真誠信任和擁戴的條件。他指出，每個人都是“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百姓與世間萬物，均同出一源，如果隻知自私和利己，不知為他人著想，不知仁民愛物，則違背了天性人情。至於為人“父母官”者，肩承拯民溺、濟民困的職責，更應汲汲以求仁、教人以求仁，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自命，方能不負聖賢教化、君王信用。如此，則能雖成事顯達，而任勞任怨，天下人眾望所歸，誰會不擁戴他呢？
“習勞則神欽”。這是說，耐得住辛苦，習慣勞作的人，連神仙都要欽敬。古人說“業精於勤，荒於嬉”，又說“成由勤儉敗由奢”，一勤天下無難事，莫向光陰惰寸功。若為自己著想，則一定要操習技藝，磨練筋骨，遇到疑難困惑則努力學習和實踐，而後才可以“動心韌性”，長於才識，“增益其所不能”。為天下著想，則一定要吃苦受累忍饑挨餓，以普及勤勞習性和教化廣大民眾為己任，極勤以救民，極儉以奉身。所以君子欲成為人神信賴之人，關鍵一著莫過於勤勞。
曾國藩這四條齊家之道，與他一貫所主張的“八寶”、“五箴”、“十二日課”等的內核是一致的，無外乎勤、儉、敬、恕等內涵。他要求以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條相課，每月終以此四條相稽”，“以期有成焉”。相似的，曾國藩還說，吾教子弟不離“三致祥”，即：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
紙上得來終覺淺。曾國藩不僅在書信中指點曾家子弟不忘修身齊家，更是在實踐上模範帶頭，並時時監督子侄們的落實情況。他告訴兒子，“吾忝為將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又說，“餘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習氣，飲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風，極儉也可，略豐也可。太豐則吾不敢也”；又叮囑主持家事的二弟曾國潢，“吾家子侄，人人須以勤儉二字自勉，庶幾長保盛美”。曾國藩在前線，唯恐其弟在家為他買田置屋，“則寸心大為不安，不特生前做人不安，即死後做鬼也是不安”，並特意給國潢交代：“弟若聽我，我便感激爾；弟若不聽我，我便恨爾”，“望賢弟千萬無陷我於惡。”1867年，當他聽說家中修整宅第用度鋪張的消息後，在日記中寫道：“接臘月二十五日家信，知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錢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浩費如此，深為駭歎！餘生平以起屋買田為仕宦之惡習，誓不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顏見人！平日所說之話全不踐言，可羞孰甚！屋既如此，以後諸事奢侈，不問可知。大官之家子弟，無不驕奢淫逸者，憂灼曷已！”
曾國藩對兒子有很高的期望。無論是學業，還是生活，他都是一一點撥。在讀書上，要求他們“讀書之法，看、讀、寫、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每當看到兒子在信中向他請教學問，就非常歡喜，並耐心地予以解答；還要求兒子在回信中對他的解答談談體會，如鹹豐九年（1859年）給曾紀澤的一封信中提到：“吾前一信答爾所問者三條，一字中換筆，一‘敢告馬走’，一注疏得失，言之頗詳，爾來稟何以並未提及？以後凡接我教爾之言，宜條條稟複，不可疏略。”
曾國藩雖然是通過科舉考試出人頭地的，但他對兒子的教育卻很靈活。兩個兒子科舉之路不順利，連舉人都未考中。曾國藩鼓勵他們讀有用之書，習有用之學，而不要一味沉浸於科舉仕途之中。同時他鼓勵體質不好的兒子多外出，在欣賞山水中增加曆練、陶冶性情。毫無疑問，這在當時都是相當開明的。在這種開明的環境和寬鬆的氛圍中，兄弟二人都學有專長，並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曾紀澤學習英文，鑽研近代科技，並於光緒四年（1878年）出使英、法等國，又於光緒六年兼任駐俄公使，前後曆時八年之久，“萬國身經奇世界，半生目擊小滄桑”，成為中國最早的外交家之一。在兼任使俄大臣期間，曾紀澤為收回伊犁與俄國進行了長達半年多的艱苦談判，終於在1881年2月改訂新約即《中俄伊犁條約》，代替了前任使俄大臣崇厚簽訂的喪權辱國的《裏瓦幾亞條約》，為中國爭回了大片國土。這是曾紀澤外交史上最輝煌的一頁，也是近代中國外交史上一大成就。曾紀鴻則精通算學，編有《炮攻要術》、《電學舉隅》，是近代中國最早的卓有成就的自然科學家之一。
對於女兒，曾國藩同樣傾注了一位父親的愛，卻並不溺愛和嬌慣。他女兒眾多，“遂深以婦女之奢逸為慮”，指出富貴家庭不勤不儉者，看看他們的內眷表現如何就知道了。他親自為女眷們製定每日功課，如“做小菜點心酒醬”之類的‘食事’；“繡花或績麻”之類的‘衣事’；“做針線刺繡之類的‘細工’”；“做男鞋或女鞋或縫衣之類的‘粗工’”等等。據五女曾紀芬晚年回憶說：“餘等紡紗、績麻、縫紉、烹調日有定課，幾無暇刻。先公親自驗功，昔時婦女鞋襪，無論貧富，率皆自製，餘等須為吾父及諸兄製履，以為功課。紡紗之工，餘至四十餘歲隨先外子居臬署時，猶常為之，後則改用機器縫衣。三十年來，此機常置餘旁，今八十歲矣，猶以女紅為樂，皆少時所受訓練之益也。”
曾國藩希望長保家風傳之久遠，是因為他有一套“天概”理論：管子曰：鬥斛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餘謂天之概無形，仍假手於人以概之。霍氏盈滿，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諸葛恪盈滿，孫峻概之，吳主概之。待他人之來而概而後悔之，則已晚矣。吾家方豐盈之際，不待天之來概、人之來概，吾與諸弟當設法先自概之。
“概”是刮平的意思。曾國藩認為物極必反，“盛時宜作衰時想，上場當念下場時”，富貴之家尤其應該注意謹慎謙虛，勤儉傳家，以避免噩運來臨。這種帶有宿命論色彩的小心顯然是多餘的，但注意加強對青年子弟的教育，無疑是非常理智的。古有明訓曰：“富不過三代”，為什麽？就是因為富貴家庭往往忽視對子女的教育，使他們在優越的環境中沾染上諸多壞習氣。是以他們不能繼承家業，不能克守家風，一再地上演“一代不如一代”的悲劇。當代世界上許多家族式企業，繼承者能夠發展家業的，都是那些從小受到良好教育和嚴格約束的孩子，相反，導致家業衰敗的，都是那些不學無術的紈絝子弟。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曾國藩對兒女們的婚事顯然有自己的考慮。他為兒女們擇定的配偶，都出自士大夫家庭，大都是有著很深交情的同鄉、同年、同事的子女，“女五人，皆適士族”。
曾國藩為子女擇妻、擇婿，看重的是書香門第、知根知底，而不是對方的顯赫權勢（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可以為他（她）們擇取“一入深似海”的烜赫家庭）。像他這樣的高官家庭，固然特別注重門當戶對，但也有很多人把子女的一生幸福毀於個人的“政治婚姻”裏麵。後來袁世凱就通過政治聯姻的方式籠絡了許多達官貴族，使個人在政壇捭闔中如虎添翼。這種政治婚姻不隻是源於中國，而是大有國際市場，恩格斯就曾敏銳地指出：“（在歐洲的騎士、王公等權勢階層中）結婚是一種政治的行為，是一種借新的聯姻來擴大自己勢力的機會；起決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決不是個人的意願。”後來李鴻章為自己心愛的小女擇取夫婿時，把落魄不堪的張佩綸招入府中納為快婿。當時張已經因中法戰爭中馬尾海戰失敗的罪責而在政治上無望再起，連“潛力股”都談不上，李鴻章看重的是他的學識人品。在對待子女的婚姻問題上，李鴻章的確是受到了曾國藩的影響。
為人父母，總是想盡辦法讓子女過上好日子。曾國藩雖然對兒女的婚事費盡心力，但最終結果卻並沒有如他所願。特別是幾個女婿，有的彬彬弱質，英年早逝；有的小時候尚可，長大後成了紈絝子弟；有的婆母凶悍，虐待曾家姑娘——看來知識分子的家庭並不一定代表著妻賢子孝，又比如西方大哲學家蘇格拉底的妻子也是一位著名的悍婦。囿於封建禮教及朋友關係，曾國藩常常愛莫能助。比如大女婿袁秉楨，婚後暴露出紈絝子弟的作風，曾紀澤“深以為慮”，寫信給父親述說其事。曾國藩在回信中也隻能說“餘即日當作信教之”，“將來或接至皖營，延師教之亦可”，反過來還要勸紀澤等人“於袁婿處禮貌均不可疏忽”，顧其體麵以防自暴自棄。曾國藩對待“袁婿”的態度，並沒有使女兒的生活幸福起來，因為“袁婿”更加放肆，更加無所顧忌。曾國藩雖然氣憤，卻也無可奈何。當不堪忍受的曾紀靜曾多次要求回娘家住時，卻又遭到曾國藩的拒絕。無獨有偶，《湘軍誌》的作者王闓運，其女婿不務正業，女兒寫信向他哭訴，他在回信中氣極而寫下“有婿如此，不如為娼”的出離憤怒之語，但憤怒之後也依然是無奈。
憤怒也罷，無奈也罷，都已經於事無補。這不是曾國藩的失德，可以看到，在對待子女的婚事上，他比袁世凱之流要高尚和慎重。曾國藩不是不疼愛自己的女兒，幾個女兒的婚事都是他親自挑選的，都是找一些門戶相對的，或者是至交好友的家庭，他沒有選錯親家。這對於當時的一名在朝廷任重職的大臣，這樣關心和操心女兒的婚事，也要算是對女性的看重了。這不是他個人的悲劇，而是時代的悲劇。自由婚姻離他那個時代太遙遠，雖然當時西方早就大行其道——在此前後，正是《紅與黑》、《簡愛》等文學作品盛行的時代——而他生活在中國，他不能離開自己生活的這片土地太遠。他超越了時代，體現著開明，卻不能大踏步地前進，不可能完全脫離於生存環境。他徘徊於舊途，戀棧於老路，雖然用心良苦，終究難有突破，在許多事情上甚而塗上了悲劇色彩。
難能可貴。凡事因其難能，才顯可貴，曾國藩的修身、齊家就是這樣。正如他以一介儒生、文職官員，而能墨絰出山，建立起一支“別開生麵”的軍隊，並靠著這支後來被稱為“湘軍”的勇營武裝撲滅了波瀾壯闊的太平天國革命。古人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身已修，家已齊，接下來，就應該是考取功名，締造事業，治國平天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