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人學習是提升自我的最好方式。向友人學習有所得，向對手學習所得也許更多。
如果說學習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讓自己成為更強更有用的人，那麽向誰學習不是學習呢，隻要對方有可學之處，擁有自己所沒有的知識或能力，即使是敵人和對手也沒有什麽關係。
19世紀中後期的中國，就像那個有仇難報的青年，麵臨的仇人便是英、法、德，意、日等世界列強。想不被一直欺負就要學習。但向敵人學習，需要眼光，更需要勇氣。明白自己是為什麽而學的，懂得舍棄才能獲得。正是在這樣的情境之下，曾國藩把引進西方科學，興辦近代工業作為“自強禦悔”的大計，成為興辦洋務運動的先驅。他舍棄了名臣的光環，隻為創造一線救國的曙光。
兩次鴉片戰爭之後，曾國藩在給朝廷的奏折中痛陳：“此次款議雖成，中國豈可一日而忘備？”他清醒地認識到，外國侵略者一次又一次發動侵華戰爭，所恃者無非船堅炮利。中國要自強禦侮，也需要船堅炮利，要船堅炮利非辦洋務不可。他認為可以借助洋人的力量壓製太平軍，先達到“安內”的目的。當然，心裏要清楚這隻是權宜之計，最終的目標還是要自強。
曾國藩政治家的遠見卓識，非當時一般達官貴人所能比擬。他的向西方學習、興辦近代工業、造炮製船的主張與行動，是洋務運動的第一步。
當曾國藩與太平軍全力爭奪安慶，出於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的需要，恭親王奕提出“購買外洋船炮”時，曾國藩立即附和說“購買外洋船炮，則為今日救國之第一要務”。英法等西方列強所擅者船堅炮利，如能陸續購買，據為已有，西方列強就會“失其所恃”。比起恭親王，曾國藩看得更遠，他不滿足於購買，而要立足於自己設廠製造，如此不僅可以“剿發逆”，更可以“勤遠略”“富國強兵”。他明白靠誰都不如靠自己，自身的強大才是保國的根本。、1861年攻克安慶後，曾國藩便率先開辦了中國第一家近代軍事工廠——安慶內軍械所，主要生產子彈、火藥、山炮及洋炮洋槍。經費來源主要從湘軍軍費中撥支，雇用工人近百，其中一部分是湘軍勇丁，一部分是從河南招募來的工匠。曾國藩由此成為“洋務派”的領袖。
1862年2他在日記中寫道：中國要講求自強，就得革新政治，訪求人才，以學西洋製造船炮技術為基本要務，一旦學會了船炮的製造，那洋人的長處我們也有了。無論是與洋人和平相處還是相互敵對，我們都有回旋的餘地和一定的主動權，否則，與洋人沒道理可講，隻能受人欺侮。
事業之初，曾國藩幾乎是一無所有，要錢沒錢，要人缺人。幸好他之前結交甚廣，幕府中尚有可用之人，不然真的成光杆司令了。他授命徐壽和華蘅芳為軍械所的工程師，開始一同探索造船的方法。
1862年3月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製造出一部輪船發動機。曾國藩興致勃勃地觀看試驗，試驗結果，他頗為滿意，“竊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國人亦能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洋人的長技到底被我們中國人學到手了，從此以後，洋人再沒有恃以藐視中國的東西了。愛國之心，報國之情，溢於言表。
然而，從一部略具雛形的發動機到一艘可以行駛水上的完整輪船，中間還有很大一段距離，還要進行艱苦複雜的研製工作，這是需要時間的，而且，將來研製成功，投入批量生產，還需要“製造機器的機器”，不能不預作準備。1864年1月終於成功建造了中國造船史上第一艘火輪船，曾國藩命名為“黃鵠”號，預示中國會一飛衝天不再受人宰割。後來又在上海創辦了江南製造總局。曾國藩第三次調任兩江總督，對製造總局的造船工作仍然傾注了大量的心血。1871年(同治十年)11月19日，他到了上海，又一次視察江南製造總局。這時江南共造輪船四艘，除“恬吉”(後改為“惠吉”號)外，曾國藩為另外三艘輪船命名為“操江”、“測海”、“威靖”號。他登船檢閱時，思緒萬千。
在辦洋務的過程中，曾國藩看到，洋人製造機器，全根據數字推算，其中的記錄，均以圖紙為根據。然而，由於彼此之間文義不通，所以雖然每天都和機器打交道，但並不清楚其使用機器與製造機器的原理。要解決這一難題，隻有靠翻譯，所以曾國藩在“機器母廠”特設“翻譯館”，聘請英國偉烈亞力、傅蘭雅，美國瑪高溫以及徐壽、華蘅芳等主持譯務，這個“翻譯館”就成為中國政府創辦的曆時最久、出書最多、影響最大的翻譯中心。
至光緒末年，翻譯的範圍涉及算學、電學二化學、聲學、光學、天文、地理、曆史、政治、兵學、船政、工程、學務、農學、礦學、醫學、圖學等各個領域，這就大大開闊了人們的視野。這樣，曾國藩經營的江南製造總局，不僅成為中國近代的工業基地，而且也成了近代科學技術的擴散中心，對推動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西學東漸；中西文化的交流等，都具有特殊的意義。
由此可見，向人學習是提升自我的最好方式。向友人學習有所得，向對手學習更有所得。“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了解對手才可能戰勝對手。
如果說學習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讓自己成為更強更有用的人，那麽向誰學習不是學習呢，隻要對方有可學之處，擁有自己所沒有的知識或能力，即使是敵人和對手也沒有什麽關係。
19世紀中後期的中國，就像那個有仇難報的青年，麵臨的仇人便是英、法、德，意、日等世界列強。想不被一直欺負就要學習。但向敵人學習，需要眼光，更需要勇氣。明白自己是為什麽而學的，懂得舍棄才能獲得。正是在這樣的情境之下，曾國藩把引進西方科學，興辦近代工業作為“自強禦悔”的大計，成為興辦洋務運動的先驅。他舍棄了名臣的光環，隻為創造一線救國的曙光。
兩次鴉片戰爭之後，曾國藩在給朝廷的奏折中痛陳：“此次款議雖成，中國豈可一日而忘備？”他清醒地認識到，外國侵略者一次又一次發動侵華戰爭，所恃者無非船堅炮利。中國要自強禦侮，也需要船堅炮利，要船堅炮利非辦洋務不可。他認為可以借助洋人的力量壓製太平軍，先達到“安內”的目的。當然，心裏要清楚這隻是權宜之計，最終的目標還是要自強。
曾國藩政治家的遠見卓識，非當時一般達官貴人所能比擬。他的向西方學習、興辦近代工業、造炮製船的主張與行動，是洋務運動的第一步。
當曾國藩與太平軍全力爭奪安慶，出於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的需要，恭親王奕提出“購買外洋船炮”時，曾國藩立即附和說“購買外洋船炮，則為今日救國之第一要務”。英法等西方列強所擅者船堅炮利，如能陸續購買，據為已有，西方列強就會“失其所恃”。比起恭親王，曾國藩看得更遠，他不滿足於購買，而要立足於自己設廠製造，如此不僅可以“剿發逆”，更可以“勤遠略”“富國強兵”。他明白靠誰都不如靠自己，自身的強大才是保國的根本。、1861年攻克安慶後，曾國藩便率先開辦了中國第一家近代軍事工廠——安慶內軍械所，主要生產子彈、火藥、山炮及洋炮洋槍。經費來源主要從湘軍軍費中撥支，雇用工人近百，其中一部分是湘軍勇丁，一部分是從河南招募來的工匠。曾國藩由此成為“洋務派”的領袖。
1862年2他在日記中寫道：中國要講求自強，就得革新政治，訪求人才，以學西洋製造船炮技術為基本要務，一旦學會了船炮的製造，那洋人的長處我們也有了。無論是與洋人和平相處還是相互敵對，我們都有回旋的餘地和一定的主動權，否則，與洋人沒道理可講，隻能受人欺侮。
事業之初，曾國藩幾乎是一無所有，要錢沒錢，要人缺人。幸好他之前結交甚廣，幕府中尚有可用之人，不然真的成光杆司令了。他授命徐壽和華蘅芳為軍械所的工程師，開始一同探索造船的方法。
1862年3月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製造出一部輪船發動機。曾國藩興致勃勃地觀看試驗，試驗結果，他頗為滿意，“竊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國人亦能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洋人的長技到底被我們中國人學到手了，從此以後，洋人再沒有恃以藐視中國的東西了。愛國之心，報國之情，溢於言表。
然而，從一部略具雛形的發動機到一艘可以行駛水上的完整輪船，中間還有很大一段距離，還要進行艱苦複雜的研製工作，這是需要時間的，而且，將來研製成功，投入批量生產，還需要“製造機器的機器”，不能不預作準備。1864年1月終於成功建造了中國造船史上第一艘火輪船，曾國藩命名為“黃鵠”號，預示中國會一飛衝天不再受人宰割。後來又在上海創辦了江南製造總局。曾國藩第三次調任兩江總督，對製造總局的造船工作仍然傾注了大量的心血。1871年(同治十年)11月19日，他到了上海，又一次視察江南製造總局。這時江南共造輪船四艘，除“恬吉”(後改為“惠吉”號)外，曾國藩為另外三艘輪船命名為“操江”、“測海”、“威靖”號。他登船檢閱時，思緒萬千。
在辦洋務的過程中，曾國藩看到，洋人製造機器，全根據數字推算，其中的記錄，均以圖紙為根據。然而，由於彼此之間文義不通，所以雖然每天都和機器打交道，但並不清楚其使用機器與製造機器的原理。要解決這一難題，隻有靠翻譯，所以曾國藩在“機器母廠”特設“翻譯館”，聘請英國偉烈亞力、傅蘭雅，美國瑪高溫以及徐壽、華蘅芳等主持譯務，這個“翻譯館”就成為中國政府創辦的曆時最久、出書最多、影響最大的翻譯中心。
至光緒末年，翻譯的範圍涉及算學、電學二化學、聲學、光學、天文、地理、曆史、政治、兵學、船政、工程、學務、農學、礦學、醫學、圖學等各個領域，這就大大開闊了人們的視野。這樣，曾國藩經營的江南製造總局，不僅成為中國近代的工業基地，而且也成了近代科學技術的擴散中心，對推動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西學東漸；中西文化的交流等，都具有特殊的意義。
由此可見，向人學習是提升自我的最好方式。向友人學習有所得，向對手學習更有所得。“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了解對手才可能戰勝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