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的內在修為與強悍的外在實力相結合，這就是天下人對“完人”的理解。這個世界上沒有人不希望自己越來越好，有為完人之誌，也是成大事者雄心的體現。
世上沒有完美的存在但卻有不斷追求完美的人。對這些努力想功成名就的人，我們稱之為“完人”。
曾國藩對人的評價表現了他獨特的處世風格。他崇尚剛直，認為做就要做充滿剛直之氣的大丈夫。曾國藩常常寫信給他的弟弟、子女們，說曾家後代秉承了母親江氏的剛猛氣質。
其母江氏剛嫁到曾家時，曾家經濟尚不寬裕，操持家務更加克勤克儉，家境也漸漸興旺起來了。特別是江氏賢惠，侍奉公婆十分殷勤，可以說是不怕髒累，任勞任怨。自嫁入曾門後，共生有五男四女，家人的所有衣物都是她親手縫製的。曾國藩的父親常以“人眾家貧為慮”，而江氏總是用“好作自強之言”相勸。她常對丈夫說：我們家孩子雖然多，但是讀書、務農、經商、為官樣樣可做，我在家裏操持家務，孩子們在外麵闖蕩，還用擔心什麽貧苦呢？從她的言語可以看出，母親江氏對曾國藩品性的影響是巨大的。
曾國藩的最高理想就是“立言、立功、立德”，三者他都做到了。立言，他的著述、家書、日記，廣為流傳，至今仍被天下傳閱，尤以《家書》影響最廣，成為不少名人雅士的枕頭讀物；立功，他挽救了清王朝，在列強橫行、各勢紛亂的局麵下恪盡職責；立德，他內外兼修，誓做完人，並事事以身作則，重視身教。正因為如此，後世給他的頭銜不勝枚舉：“中興名臣”、“處世楷模”、“湘軍創始人和領袖”、“太平天國的克星”、“洋務運動的領袖”、“近代史之父”等。除此之外，曾國藩對誌向的追求也很執著。他認為人不能朝三暮四，不能如牆頭蘆葦，隨風搖擺，而要矢誌不移，有原則有操守，否則，光陰匆匆，肯定會無所作為。
他認為自己自從軍以來，就懷著臨訖授命的誌向；丙戌年有病時，總怕一下子病死家中，違背了自己的初誌，失信於世人。後來複出，意誌更加堅定；倘若再有什麽不測，也沒有留戀和後悔的事情了。在洋人不斷入侵的情況下，他早就已經有殉國的念頭，但願戰死沙場。
曾國藩主張，本誌不可移，並把能否持之有恒看做有成無成的重要體現。他在家信中以自責的方式教導子侄說：“餘生平坐無恒之弊，萬事無成，德無成，業無成，已可深恥矣。等到辦理軍事，誌向才最終確定，中間本誌變化，尤無恒之大者，用為內恥。”事實上曾國藩所改變的隻是他“本誌”的一些表象，而他從年輕時就要成為不同凡響的人物，要成為“蛟龍”，幹一番大事業的“大誌”並沒有變。但他認為自己從軍以來是一次本誌的改變。因此，他主張自從軍以後“死在沙場”、“以身殉國”的“初誌”是絕不可再改變的了。
的確，無論何時，要想成大事，非樹立遠大誌向不可，並以這種誌向為目標積極進取，內外兼修，有誌貴在有恒，堅持不懈地去追求才有功成名就“守得雲開見月明”的時候。
曾國藩曾經說過這麽一段話：“君子之立誌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若夫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饑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
由此可知，對於“完人”他有自己的一番理解。同樣道理，這世間芸芸眾生，想當完人的多了，真正能做到的卻鮮而有之，完美在於心，在於誌向而不在於一念之間。
世上沒有完美的存在但卻有不斷追求完美的人。對這些努力想功成名就的人，我們稱之為“完人”。
曾國藩對人的評價表現了他獨特的處世風格。他崇尚剛直，認為做就要做充滿剛直之氣的大丈夫。曾國藩常常寫信給他的弟弟、子女們，說曾家後代秉承了母親江氏的剛猛氣質。
其母江氏剛嫁到曾家時，曾家經濟尚不寬裕，操持家務更加克勤克儉，家境也漸漸興旺起來了。特別是江氏賢惠，侍奉公婆十分殷勤，可以說是不怕髒累，任勞任怨。自嫁入曾門後，共生有五男四女，家人的所有衣物都是她親手縫製的。曾國藩的父親常以“人眾家貧為慮”，而江氏總是用“好作自強之言”相勸。她常對丈夫說：我們家孩子雖然多，但是讀書、務農、經商、為官樣樣可做，我在家裏操持家務，孩子們在外麵闖蕩，還用擔心什麽貧苦呢？從她的言語可以看出，母親江氏對曾國藩品性的影響是巨大的。
曾國藩的最高理想就是“立言、立功、立德”，三者他都做到了。立言，他的著述、家書、日記，廣為流傳，至今仍被天下傳閱，尤以《家書》影響最廣，成為不少名人雅士的枕頭讀物；立功，他挽救了清王朝，在列強橫行、各勢紛亂的局麵下恪盡職責；立德，他內外兼修，誓做完人，並事事以身作則，重視身教。正因為如此，後世給他的頭銜不勝枚舉：“中興名臣”、“處世楷模”、“湘軍創始人和領袖”、“太平天國的克星”、“洋務運動的領袖”、“近代史之父”等。除此之外，曾國藩對誌向的追求也很執著。他認為人不能朝三暮四，不能如牆頭蘆葦，隨風搖擺，而要矢誌不移，有原則有操守，否則，光陰匆匆，肯定會無所作為。
他認為自己自從軍以來，就懷著臨訖授命的誌向；丙戌年有病時，總怕一下子病死家中，違背了自己的初誌，失信於世人。後來複出，意誌更加堅定；倘若再有什麽不測，也沒有留戀和後悔的事情了。在洋人不斷入侵的情況下，他早就已經有殉國的念頭，但願戰死沙場。
曾國藩主張，本誌不可移，並把能否持之有恒看做有成無成的重要體現。他在家信中以自責的方式教導子侄說：“餘生平坐無恒之弊，萬事無成，德無成，業無成，已可深恥矣。等到辦理軍事，誌向才最終確定，中間本誌變化，尤無恒之大者，用為內恥。”事實上曾國藩所改變的隻是他“本誌”的一些表象，而他從年輕時就要成為不同凡響的人物，要成為“蛟龍”，幹一番大事業的“大誌”並沒有變。但他認為自己從軍以來是一次本誌的改變。因此，他主張自從軍以後“死在沙場”、“以身殉國”的“初誌”是絕不可再改變的了。
的確，無論何時，要想成大事，非樹立遠大誌向不可，並以這種誌向為目標積極進取，內外兼修，有誌貴在有恒，堅持不懈地去追求才有功成名就“守得雲開見月明”的時候。
曾國藩曾經說過這麽一段話：“君子之立誌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若夫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饑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
由此可知，對於“完人”他有自己的一番理解。同樣道理，這世間芸芸眾生，想當完人的多了，真正能做到的卻鮮而有之，完美在於心，在於誌向而不在於一念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