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古今，隻有尊重內心的真實感受才能完善內在的品德修為。做自己心裏真正想做的事情，才能獲得最大的自我滿足。
想掌握自己的命運需要太多條件。勤修身，廣交友，遇貴人，求學問缺一不可。這幾個方麵放在任何一個年代都是一本定律。
素懷平治天下之誌的曾國藩在京為官時，在仕途上的發展是頗為一帆風順的。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進士，兩年後授翰林院檢討，過七年即超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過兩年又升授禮部右侍郎，並於此後四年之中遍兼並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十年七遷，連躍十級，他的經曆可以用“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來形容。變化如此之快，連他自己都感到意外。
分析其中原因，首先在於其勤於修身，廣交師友，修養品行，切磋學問。其先後師從唐鑒、倭仁，知曉了修身之道，思想也更趨於成熟，理論更趨於完備，並勤於躬行，持之以恒，體悟頗多，如於自強處勝人便是一例。曾國藩以此教育弟弟，大致的意思是說：想做自己命運的主宰就要先相信自己，自立自強。國家想強大必得選賢用人，家業想做大必得有優秀的子孫，一個人想成為強者，與人鬥智鬥勇，這其中有因為強大而獲勝的，也有因為強大而落敗的。古人如李斯、曹操、董卓之輩，他們的智力都堪稱一流，但自身的災禍也不尋常。我們隻在自我修為上成為強者就可以了，切勿處處逞強。逞強之後結果如何尚無定論，即使暫時獲得勝利和安穩也會被人輕視。由此說明曾國藩能夠學以致用，把所學之事逐個實行，確實做到了自我提升。
後與劉傳瑩、吳延棟等治理學之友的交往，不僅使曾國藩增長了各方麵的知識，也大大提高了其個人的聲名，使其“在京頗著清望”。在與諸友交往之中，不僅將己之誌向細化到修身，而且使修身更理論化、係統化。他講道：“凡事盡性知命，謀事在人，成事在天。閱王夫之所注張子《正蒙》，於盡性知命之旨，略有所會。蓋盡其所可知者，於己，性也；聽其不可知者，於天，命也。”可見，曾國藩對天命人性的理解已經有了自己的東西。
因此他說：“農夫之服田力穡，勤者有秋，散惰者歉收，性也；為稼湯世，終歸礁爛，命也。愛人、治人、禮人，性也；愛之而不親，治之而不治，禮之而不答，命也。聖人之不可及處，在盡性以至於命。盡性猶下學之事，至於命則上達矣。當盡性之時，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驗或有應有不應，聖人於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著力若不著力，此中消息最難體驗。若於性分當盡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學，則以淡泊如為宗，庶幾其近道乎！”
在此之外，曾國藩還把慎獨思想置於行事之中，主張凡已有誌氣之人必敬慎為重，親賢納言，自襟度遠大、思慮精微始也。十年七遷皆獲益於此但仍不完備。曾國藩之所以能夠做到，是因其得到穆彰阿的垂青，受其舉薦。他們的相遇和相互作用，是對機遇和貴人相助的最好詮釋。
穆彰阿，字鶴舫，滿洲鑲藍旗人，姓郭佳氏，翰林出身。他深得道光皇帝的信任，是鴉片戰爭時期有名的投降派。後來有人評論穆彰阿說：他在朝為官二十年，愛才，也不大貪，就是性格奸佞，總是喜歡蒙蔽隱藏一些東西。因其擁有衡文之權，自嘉慶以來，先後主持過三次鄉試，五次會試。所有的會試、殿試、朝考，沒有一年不是考官之一的。國史、玉牒、實錄諸館，都是主考官。正因為如此方便其網羅黨羽，培植親信，遂致“門生故吏遍於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時號為穆黨”。而對於不附於己者，則極力加以排擠。
穆彰阿和曾國藩兩人相識於戊戌年會考，兩人也算有了師徒情意，之後常有往來。曾國藩有幾分才幹，對穆彰阿在鴉片戰爭中的民族投降主義政策十分稱讚，所以甚得穆彰阿的器重和賞識，處處受到關照。道光二十三年大考翰詹，穆彰阿為總考官，交卷之後，穆彰阿便向曾國藩索取應試詩賦，曾國藩隨即回住處謄抄，親自送往穆宅。這一次拜訪似乎成為曾國藩其後飛黃騰達的起點。從此之後，曾國藩幾乎是年年升遷，歲歲加銜，五年之內從七品一躍而成為二品大員。
曾國藩對穆彰阿也能做到“飲水思源”。穆彰阿被罷斥後，曾國藩每過穆宅，總不免感慨一番。二十年後，曾國藩赴任直屬總督前進京陛見時，還專程拜訪穆宅。
曾國藩的經曆證明，成一番大事所需的種種條件達到後，還要利用這些條件為自己增進德行，打開未來。同樣，不論什麽時代背景下，想成為有所作為的人，都需要這種精神和努力。
想掌握自己的命運需要太多條件。勤修身，廣交友，遇貴人，求學問缺一不可。這幾個方麵放在任何一個年代都是一本定律。
素懷平治天下之誌的曾國藩在京為官時，在仕途上的發展是頗為一帆風順的。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進士，兩年後授翰林院檢討，過七年即超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過兩年又升授禮部右侍郎，並於此後四年之中遍兼並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十年七遷，連躍十級，他的經曆可以用“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來形容。變化如此之快，連他自己都感到意外。
分析其中原因，首先在於其勤於修身，廣交師友，修養品行，切磋學問。其先後師從唐鑒、倭仁，知曉了修身之道，思想也更趨於成熟，理論更趨於完備，並勤於躬行，持之以恒，體悟頗多，如於自強處勝人便是一例。曾國藩以此教育弟弟，大致的意思是說：想做自己命運的主宰就要先相信自己，自立自強。國家想強大必得選賢用人，家業想做大必得有優秀的子孫，一個人想成為強者，與人鬥智鬥勇，這其中有因為強大而獲勝的，也有因為強大而落敗的。古人如李斯、曹操、董卓之輩，他們的智力都堪稱一流，但自身的災禍也不尋常。我們隻在自我修為上成為強者就可以了，切勿處處逞強。逞強之後結果如何尚無定論，即使暫時獲得勝利和安穩也會被人輕視。由此說明曾國藩能夠學以致用，把所學之事逐個實行，確實做到了自我提升。
後與劉傳瑩、吳延棟等治理學之友的交往，不僅使曾國藩增長了各方麵的知識，也大大提高了其個人的聲名，使其“在京頗著清望”。在與諸友交往之中，不僅將己之誌向細化到修身，而且使修身更理論化、係統化。他講道：“凡事盡性知命，謀事在人，成事在天。閱王夫之所注張子《正蒙》，於盡性知命之旨，略有所會。蓋盡其所可知者，於己，性也；聽其不可知者，於天，命也。”可見，曾國藩對天命人性的理解已經有了自己的東西。
因此他說：“農夫之服田力穡，勤者有秋，散惰者歉收，性也；為稼湯世，終歸礁爛，命也。愛人、治人、禮人，性也；愛之而不親，治之而不治，禮之而不答，命也。聖人之不可及處，在盡性以至於命。盡性猶下學之事，至於命則上達矣。當盡性之時，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驗或有應有不應，聖人於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著力若不著力，此中消息最難體驗。若於性分當盡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學，則以淡泊如為宗，庶幾其近道乎！”
在此之外，曾國藩還把慎獨思想置於行事之中，主張凡已有誌氣之人必敬慎為重，親賢納言，自襟度遠大、思慮精微始也。十年七遷皆獲益於此但仍不完備。曾國藩之所以能夠做到，是因其得到穆彰阿的垂青，受其舉薦。他們的相遇和相互作用，是對機遇和貴人相助的最好詮釋。
穆彰阿，字鶴舫，滿洲鑲藍旗人，姓郭佳氏，翰林出身。他深得道光皇帝的信任，是鴉片戰爭時期有名的投降派。後來有人評論穆彰阿說：他在朝為官二十年，愛才，也不大貪，就是性格奸佞，總是喜歡蒙蔽隱藏一些東西。因其擁有衡文之權，自嘉慶以來，先後主持過三次鄉試，五次會試。所有的會試、殿試、朝考，沒有一年不是考官之一的。國史、玉牒、實錄諸館，都是主考官。正因為如此方便其網羅黨羽，培植親信，遂致“門生故吏遍於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時號為穆黨”。而對於不附於己者，則極力加以排擠。
穆彰阿和曾國藩兩人相識於戊戌年會考，兩人也算有了師徒情意，之後常有往來。曾國藩有幾分才幹，對穆彰阿在鴉片戰爭中的民族投降主義政策十分稱讚，所以甚得穆彰阿的器重和賞識，處處受到關照。道光二十三年大考翰詹，穆彰阿為總考官，交卷之後，穆彰阿便向曾國藩索取應試詩賦，曾國藩隨即回住處謄抄，親自送往穆宅。這一次拜訪似乎成為曾國藩其後飛黃騰達的起點。從此之後，曾國藩幾乎是年年升遷，歲歲加銜，五年之內從七品一躍而成為二品大員。
曾國藩對穆彰阿也能做到“飲水思源”。穆彰阿被罷斥後，曾國藩每過穆宅，總不免感慨一番。二十年後，曾國藩赴任直屬總督前進京陛見時，還專程拜訪穆宅。
曾國藩的經曆證明，成一番大事所需的種種條件達到後，還要利用這些條件為自己增進德行，打開未來。同樣，不論什麽時代背景下，想成為有所作為的人，都需要這種精神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