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乎其上，得乎其中，學乎其中；得乎其下。古人所言之“治學業”就是今天人們所常講的學習方法。
凡有所成者，無一是三心二意，輕言放棄之輩。不管是做學問還是做人，專注與恒心都是必不可少的條件。
曾國藩學問上之所以有如此大之成就，與其善於總結的治學方法，持之以恒的精神是分不開的。有的史書中這樣記載曾國藩生命的最後時光：同治十一(1871年)年正月，曾氏已如風中殘燭。二十三日這天，他“病肝風，右足麻木，良久乃愈”。二十六日，出城迎候前河道總督蘇廷魁，途中在車上“背誦《四書》，忽手指戈什哈，欲有所言，而口噤不能出聲”。他自知油盡燈枯，將不久於人世，便抓緊生命的最後時光做自己最喜愛的事——讀書。那十幾天中他每天都讀修身養性的((二程全書》，希望在身心修養上畫一個圓滿的句號。
二月初二，曾又發病，“因告二子，喪事宜遵古禮，勿用僧與道”。是夜仍讀(仁程全書》。
二月初三，早飯後清理文件，閱《理學宗傳》，晚飯後閱書中《張子》一卷。《理學宗傳》是曾氏所讀的最後一部書。次日即逝世。
就憑最後這一點，我們就足以明了曾有如此巨大成就的原因了。“堅持”二字筆畫不多，說起來也不難，但能切實做到的又有幾個人呢？不專注的喜愛不能稱之為喜愛，半途而廢的誌向也不能稱之為誌向。
曾氏治學，強調有誌、有識、有恒。他認為隻要是讀書人，首先要有誌向，第二要有見識，第三要有恒心。有誌向的人就不甘於人後而發憤圖強；有見識的人就會學到很多的知識，不會自以為是地像一隻井底之蛙；有恒心的人就沒有做不成的事情，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
關於具體的讀書方法，曾國藩也有自己的理解。他在家書中這樣說道：“讀書之法，看、讀、寫、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爾去年看《史記》、《漢書》、韓文《近思錄》，今年看《周易折中》之類是也。讀者，如《四書》、《詩》、《書》、《易經》、《佐傳》諸經、《昭明文選》李杜韓蘇之詩、韓歐曾王之文，非高聲朗誦則不能得其雄傳之概，非密詠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韻。譬之富家居積，看書則在外貿易，獲利三倍者也；讀書則在家鎮守，不輕花費者也；譬之兵家戰爭，看書則攻城略地，開拓土宇者也；讀書則深溝堅壘，得地能守者也。看書如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讀書與‘無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廢。至於寫字，真行篆隸，爾頗好之，切不可間斷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餘生平因作字遲鈍，吃虧不少。爾須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書一萬則幾矣。至於作渚文，亦宜在二j＝三十歲立定規模；過三十後，則長進極難。作四書文，作試帖詩，作律賦，作古今體詩，作古文，作駢體文，數者不可不一一講求，一一試為之。少年不可怕醜，須有狂者進取之趣，過時不試為之，則後此彌不肯為矣。”
除看、讀、寫、作之外，曾氏又說求業之精在於專，其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九月十八日的家書中提及，大意為：求業在於精學，除此之外再無他法，每日專心致誌就可以了。諺語裏有句話：“藝多不養身”說的就是不專一的壞處；多麵挖井也沒有泉水可以喝，說的就是不專一的後果。各位弟弟都應該努力專一地做學問。如果九弟誌在練字也不用荒廢其他，但每天練字的時候要專注而有神。不知四弟六弟是否專心，如果誌在經義就專守一盡經；誌在製義就專看一家之言；誌在做古文就專看一家的文集，作詩和試帖也是如此，千萬不能多管齊下，這樣隻會一無所獲。以後寫信來，各位弟弟要把自己的專業寫明白，並且談談心得，使我一看信就能知道誌向見解。凡是專一的人必有心得也必有疑問，弟弟們的心得可以與我分享，疑問我們也可以共同分析。詳細寫信的內容，就好比遠在千裏之外的家人麵對麵地交流，不也還是一件樂事嗎？
而在另外的一封家書中，曾國藩介紹了讀經和讀史的具體方法：強調不但要專一還要有恒心。讀經以研尋義理為本，考據名物為末。讀經有一“恒”字訣，一句不通，不看下旬；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精，明年再讀，此所謂恒也！讀史之法莫妙於設身處地，每一處，如我便與當時之人酬酢笑語於其間。記也，但記一人，則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記也，但記一事，則恍如親其事。經以窮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別無學矣！
除此之外，曾國藩提出了一個內在的要求：虛心涵泳，切己體察。他在鹹豐八年(1858年)八月初三《諭紀澤》中言道：汝讀《四書》無甚心得，由不能虛心涵泳，切己體察。朱於教人讀書之法，此二語最為精當。爾現讀《離婁》，即如《離婁》首章“上無道橫，下無法守”，吾往年讀之，亦無甚警惕。近年在外辦事，乃知上之人必援諸道。下之人必守乎法。其人人以道揆自許，從心而不從法，則下淩上矣。“愛人不親”章，往年讀之，亦不甚親切。近歲閱曆日久，乃知治人不治者，智不足也。此切己體察之一端也。“涵泳”二字，最不易識，餘嚐以意測之，日：“涵”者，如春雨之潤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潤花，過小則難透，過大則離披，適中則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過小則枯槁，過多則傷澇，適中則涵養而勃興。“泳”者，如魚之遊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謂魚躍於淵，活潑潑地；莊子言濠梁觀魚，安知非樂？此魚水之快也。左太衝有“濯足萬裏流”之句，蘇子瞻有夜臥濯足詩、有浴罷詩，亦人性樂水者之一快也。善讀書者，須視書如水，而視此心如花如稻如魚如濯足，則“涵泳”二字，庶可得之於意言之表。爾讀書易於解說文義，卻不甚能深入，可就朱子涵泳體察二語悉心求之。
曾國藩認為讀書應該有心得體會，如果沒有就說明沒有虛心去體會，沒有聯係自己所思考的問題。這種狀態下做學問，即使隻研究一種學問並堅持到底，收效也是微弱的。在讀書之前先要擺正自己的學習心態，同時能把學到的內容與自身聯係解說文意，深刻地反省自己，盡力彌補不足之處。
古人之治學業就是今天人們所常講的學習方法。好的方法可以使人事半功倍；反之，則事倍功半。常言道：學乎其上，得乎其中，學乎其中；得乎其下。曾國藩總結的這一套學習方法，無論是學習態度，精神還是具體方法都對於今天的我們具有借鑒意義。
凡有所成者，無一是三心二意，輕言放棄之輩。不管是做學問還是做人，專注與恒心都是必不可少的條件。
曾國藩學問上之所以有如此大之成就，與其善於總結的治學方法，持之以恒的精神是分不開的。有的史書中這樣記載曾國藩生命的最後時光：同治十一(1871年)年正月，曾氏已如風中殘燭。二十三日這天，他“病肝風，右足麻木，良久乃愈”。二十六日，出城迎候前河道總督蘇廷魁，途中在車上“背誦《四書》，忽手指戈什哈，欲有所言，而口噤不能出聲”。他自知油盡燈枯，將不久於人世，便抓緊生命的最後時光做自己最喜愛的事——讀書。那十幾天中他每天都讀修身養性的((二程全書》，希望在身心修養上畫一個圓滿的句號。
二月初二，曾又發病，“因告二子，喪事宜遵古禮，勿用僧與道”。是夜仍讀(仁程全書》。
二月初三，早飯後清理文件，閱《理學宗傳》，晚飯後閱書中《張子》一卷。《理學宗傳》是曾氏所讀的最後一部書。次日即逝世。
就憑最後這一點，我們就足以明了曾有如此巨大成就的原因了。“堅持”二字筆畫不多，說起來也不難，但能切實做到的又有幾個人呢？不專注的喜愛不能稱之為喜愛，半途而廢的誌向也不能稱之為誌向。
曾氏治學，強調有誌、有識、有恒。他認為隻要是讀書人，首先要有誌向，第二要有見識，第三要有恒心。有誌向的人就不甘於人後而發憤圖強；有見識的人就會學到很多的知識，不會自以為是地像一隻井底之蛙；有恒心的人就沒有做不成的事情，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
關於具體的讀書方法，曾國藩也有自己的理解。他在家書中這樣說道：“讀書之法，看、讀、寫、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爾去年看《史記》、《漢書》、韓文《近思錄》，今年看《周易折中》之類是也。讀者，如《四書》、《詩》、《書》、《易經》、《佐傳》諸經、《昭明文選》李杜韓蘇之詩、韓歐曾王之文，非高聲朗誦則不能得其雄傳之概，非密詠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韻。譬之富家居積，看書則在外貿易，獲利三倍者也；讀書則在家鎮守，不輕花費者也；譬之兵家戰爭，看書則攻城略地，開拓土宇者也；讀書則深溝堅壘，得地能守者也。看書如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讀書與‘無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廢。至於寫字，真行篆隸，爾頗好之，切不可間斷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餘生平因作字遲鈍，吃虧不少。爾須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書一萬則幾矣。至於作渚文，亦宜在二j＝三十歲立定規模；過三十後，則長進極難。作四書文，作試帖詩，作律賦，作古今體詩，作古文，作駢體文，數者不可不一一講求，一一試為之。少年不可怕醜，須有狂者進取之趣，過時不試為之，則後此彌不肯為矣。”
除看、讀、寫、作之外，曾氏又說求業之精在於專，其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九月十八日的家書中提及，大意為：求業在於精學，除此之外再無他法，每日專心致誌就可以了。諺語裏有句話：“藝多不養身”說的就是不專一的壞處；多麵挖井也沒有泉水可以喝，說的就是不專一的後果。各位弟弟都應該努力專一地做學問。如果九弟誌在練字也不用荒廢其他，但每天練字的時候要專注而有神。不知四弟六弟是否專心，如果誌在經義就專守一盡經；誌在製義就專看一家之言；誌在做古文就專看一家的文集，作詩和試帖也是如此，千萬不能多管齊下，這樣隻會一無所獲。以後寫信來，各位弟弟要把自己的專業寫明白，並且談談心得，使我一看信就能知道誌向見解。凡是專一的人必有心得也必有疑問，弟弟們的心得可以與我分享，疑問我們也可以共同分析。詳細寫信的內容，就好比遠在千裏之外的家人麵對麵地交流，不也還是一件樂事嗎？
而在另外的一封家書中，曾國藩介紹了讀經和讀史的具體方法：強調不但要專一還要有恒心。讀經以研尋義理為本，考據名物為末。讀經有一“恒”字訣，一句不通，不看下旬；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精，明年再讀，此所謂恒也！讀史之法莫妙於設身處地，每一處，如我便與當時之人酬酢笑語於其間。記也，但記一人，則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記也，但記一事，則恍如親其事。經以窮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別無學矣！
除此之外，曾國藩提出了一個內在的要求：虛心涵泳，切己體察。他在鹹豐八年(1858年)八月初三《諭紀澤》中言道：汝讀《四書》無甚心得，由不能虛心涵泳，切己體察。朱於教人讀書之法，此二語最為精當。爾現讀《離婁》，即如《離婁》首章“上無道橫，下無法守”，吾往年讀之，亦無甚警惕。近年在外辦事，乃知上之人必援諸道。下之人必守乎法。其人人以道揆自許，從心而不從法，則下淩上矣。“愛人不親”章，往年讀之，亦不甚親切。近歲閱曆日久，乃知治人不治者，智不足也。此切己體察之一端也。“涵泳”二字，最不易識，餘嚐以意測之，日：“涵”者，如春雨之潤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潤花，過小則難透，過大則離披，適中則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過小則枯槁，過多則傷澇，適中則涵養而勃興。“泳”者，如魚之遊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謂魚躍於淵，活潑潑地；莊子言濠梁觀魚，安知非樂？此魚水之快也。左太衝有“濯足萬裏流”之句，蘇子瞻有夜臥濯足詩、有浴罷詩，亦人性樂水者之一快也。善讀書者，須視書如水，而視此心如花如稻如魚如濯足，則“涵泳”二字，庶可得之於意言之表。爾讀書易於解說文義，卻不甚能深入，可就朱子涵泳體察二語悉心求之。
曾國藩認為讀書應該有心得體會，如果沒有就說明沒有虛心去體會，沒有聯係自己所思考的問題。這種狀態下做學問，即使隻研究一種學問並堅持到底，收效也是微弱的。在讀書之前先要擺正自己的學習心態，同時能把學到的內容與自身聯係解說文意，深刻地反省自己，盡力彌補不足之處。
古人之治學業就是今天人們所常講的學習方法。好的方法可以使人事半功倍；反之，則事倍功半。常言道：學乎其上，得乎其中，學乎其中；得乎其下。曾國藩總結的這一套學習方法，無論是學習態度，精神還是具體方法都對於今天的我們具有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