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教的好壞不僅關係到個人的前途，也關係到整個家族的興衰，甚至國家的發展。
“璞玉等人琢，良木要人培。”家是溫室還是鍛煉場所全看持家人的教育方針。家教的好壞不僅關係到個人的前途，也關係到整個家族的興衰，甚至國家的發展。曾國藩一生深得儒學之精義，受益匪淺。他在成名之後，對家教非常重視。
他對待子女有愛但不溺愛，有教訓但客觀公正。傳統儒家對子女的愛不僅體現在養，還體現在育。吃飯、穿衣是重要的，子女的教育問題更重要。和現代社會的父母一樣，古代的長輩們也對子女有很高的期望。
劉向的《說苑·建本》中也談到了在子女教育上的重要性：“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誼，藏其偽，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為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平化。”
他主張孩子7歲以上，就應該拜師讀書學習，選擇好友了。在此過程中，讓孩子們懂得區分好壞，分清善惡，這就是我們說的啟蒙教育。
儒家強調在家教過程中要培養子女良好的道德品質和生存技能，隻有學會了這些才能於將來在社會上立足，從更長遠更高的方麵來說，才能踏上仕途，成為人上人。
教育子女的方法，古今相同之處很多。首先強調長輩的威嚴，但又強調循循善誘的重要性。愛的方式也崇尚理性化，溺愛是害而非真愛。這些觀點都是一致的。
子女們長大後做出非法之事，多是由於做父母的在其小時候過於溺愛、寬容的結果。在子女的品德教育、功課學習上，曾國藩也是傾注了很大心血。他經常寫信回家，指導孩子們的學習，從科目的選擇，到課程表的製訂，都詳加叮囑。有時候，曾國藩還讓孩子們把作業寄過來，自己親自批閱。有時候為了給孩子選擇一個老師，曾國藩也要下不少功夫去考察。
正是由於如此細心的全麵教導，他的子女都走上了成材之路，他的心血沒有白費。長子曾紀澤擔任過駐外大使，在辦理中外交涉方麵發揮過很大作用；另一個兒子曾紀鴻精研數學，有著作流傳後世。孫輩中有詩人，曾孫輩中有教育家和學者，可謂人才濟濟、後繼有人。
除了對子女的善教之外，曾國藩在事業成功後，在孝順父母方麵做出了很好的表率。盡管自己不能親自回家照料父母，但經常寫信回家問候。同時，經常給家中寄去銀兩，以資接濟，把父母放在心上。
多數人都想為後代留下些好的東西。雖然這樣想，但假若沒有能力實現，也就罷了。麻煩的是那些有權有勢的當官人，他們如果不能給兒孫留下可觀的遺產，即使子孫不說什麽，自己也感覺對不住後代。這遺產若為金錢等物質財富，終究是有窮盡的；若是精神財富則可以代代相傳。所以說不留下大筆的遺產還好，你留下的遺產越多，害他們就越深。曾國藩對此也有自己的一番理解。
曾國藩不是一個擁有大筆財產的人，但也絕不是一位沒有財產的人，還遠遠沒有到臨終前，他就在思考如何處理遺產的問題。
曾家先祖星岡公在世時，他認為積攢私財是敗家之兆。對此，曾國藩十分信服。他以為，與其給子孫留下大筆遺產，不如教子孫走人正道。他說，如果子孫誤入歧途，性情必有變化，將來必定計較錙銖，到那時就難以挽回了。
與曾國藩同時代的清代名將左宗棠在教子上和曾國藩不謀而合，也以德性為本。他說：“爾曹能謹慎齊家，不至困餓。若任意花銷，以豪華為體麵，戀情流蕩，以沈(同沉)溺為歡娛，則吾多積金，爾曹但多積過，所損不已大哉！”他認為如果子女們品行不正，自己積的錢越多，子女們犯的錯就越大。這確有一點警世恒言的意味。更何況路是自己走出來的，祖上的財富再多也無法替代自己的人生。曾國藩認為隻有自強才會有福。
正是基於這種認識，他請弟弟曾國潘將自己在家鄉的五馬衝的田產都不留給子女。俗話說，不勞動者不得食。所有的獲得都需要自己努力去爭取。隻要自己肯努力，不靠家產，也不用擔心沒飯吃。
曾國藩在外做官，始終不忘對子女殷殷教誨。從鹹豐二年到同治十年這二十年中，他寫給兩個兒子的信近兩百封，教子如何讀書、作文、做人。如何做到隻求讀書明理，不求做官發財。他教導兒子讀聖人之書，並能身體力行，學有所用。
現在，國家依據考試中的優劣選用人才，認為這些人既然能夠做到活學，也就必然懂得有益於人類社會的道理，做有益於人類社會的事情，即使以後飛黃騰達也不會忘記為人民服務的道理，兢兢業業地遵循常規辦事。如果以為深明德行，造福於民是分外的事，那麽，即使這個人才高八鬥也不能算是有用之人。這樣的人讀書無用。
所以說，自身的修養與讀書的誌向結合起來才能成為一個有用的人。另外，學習就是為了使用，說得好總不如做得好。話不在於多少也不在於深刻與否，而在於是否能身體力行，能否把讀書有益的能量轉換到自己的人生中來。所以說，教育別人的人要重視讀書做人的教育，還應避免高高在上、誇誇其談。從自己學習的親身體驗出發，以研究的態度，中肯地教育別人在學習與進步中的不足，這樣才能獲得良好的效果。
“璞玉等人琢，良木要人培。”家是溫室還是鍛煉場所全看持家人的教育方針。家教的好壞不僅關係到個人的前途，也關係到整個家族的興衰，甚至國家的發展。曾國藩一生深得儒學之精義，受益匪淺。他在成名之後，對家教非常重視。
他對待子女有愛但不溺愛，有教訓但客觀公正。傳統儒家對子女的愛不僅體現在養，還體現在育。吃飯、穿衣是重要的，子女的教育問題更重要。和現代社會的父母一樣，古代的長輩們也對子女有很高的期望。
劉向的《說苑·建本》中也談到了在子女教育上的重要性：“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誼，藏其偽，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為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平化。”
他主張孩子7歲以上，就應該拜師讀書學習，選擇好友了。在此過程中，讓孩子們懂得區分好壞，分清善惡，這就是我們說的啟蒙教育。
儒家強調在家教過程中要培養子女良好的道德品質和生存技能，隻有學會了這些才能於將來在社會上立足，從更長遠更高的方麵來說，才能踏上仕途，成為人上人。
教育子女的方法，古今相同之處很多。首先強調長輩的威嚴，但又強調循循善誘的重要性。愛的方式也崇尚理性化，溺愛是害而非真愛。這些觀點都是一致的。
子女們長大後做出非法之事，多是由於做父母的在其小時候過於溺愛、寬容的結果。在子女的品德教育、功課學習上，曾國藩也是傾注了很大心血。他經常寫信回家，指導孩子們的學習，從科目的選擇，到課程表的製訂，都詳加叮囑。有時候，曾國藩還讓孩子們把作業寄過來，自己親自批閱。有時候為了給孩子選擇一個老師，曾國藩也要下不少功夫去考察。
正是由於如此細心的全麵教導，他的子女都走上了成材之路，他的心血沒有白費。長子曾紀澤擔任過駐外大使，在辦理中外交涉方麵發揮過很大作用；另一個兒子曾紀鴻精研數學，有著作流傳後世。孫輩中有詩人，曾孫輩中有教育家和學者，可謂人才濟濟、後繼有人。
除了對子女的善教之外，曾國藩在事業成功後，在孝順父母方麵做出了很好的表率。盡管自己不能親自回家照料父母，但經常寫信回家問候。同時，經常給家中寄去銀兩，以資接濟，把父母放在心上。
多數人都想為後代留下些好的東西。雖然這樣想，但假若沒有能力實現，也就罷了。麻煩的是那些有權有勢的當官人，他們如果不能給兒孫留下可觀的遺產，即使子孫不說什麽，自己也感覺對不住後代。這遺產若為金錢等物質財富，終究是有窮盡的；若是精神財富則可以代代相傳。所以說不留下大筆的遺產還好，你留下的遺產越多，害他們就越深。曾國藩對此也有自己的一番理解。
曾國藩不是一個擁有大筆財產的人，但也絕不是一位沒有財產的人，還遠遠沒有到臨終前，他就在思考如何處理遺產的問題。
曾家先祖星岡公在世時，他認為積攢私財是敗家之兆。對此，曾國藩十分信服。他以為，與其給子孫留下大筆遺產，不如教子孫走人正道。他說，如果子孫誤入歧途，性情必有變化，將來必定計較錙銖，到那時就難以挽回了。
與曾國藩同時代的清代名將左宗棠在教子上和曾國藩不謀而合，也以德性為本。他說：“爾曹能謹慎齊家，不至困餓。若任意花銷，以豪華為體麵，戀情流蕩，以沈(同沉)溺為歡娛，則吾多積金，爾曹但多積過，所損不已大哉！”他認為如果子女們品行不正，自己積的錢越多，子女們犯的錯就越大。這確有一點警世恒言的意味。更何況路是自己走出來的，祖上的財富再多也無法替代自己的人生。曾國藩認為隻有自強才會有福。
正是基於這種認識，他請弟弟曾國潘將自己在家鄉的五馬衝的田產都不留給子女。俗話說，不勞動者不得食。所有的獲得都需要自己努力去爭取。隻要自己肯努力，不靠家產，也不用擔心沒飯吃。
曾國藩在外做官，始終不忘對子女殷殷教誨。從鹹豐二年到同治十年這二十年中，他寫給兩個兒子的信近兩百封，教子如何讀書、作文、做人。如何做到隻求讀書明理，不求做官發財。他教導兒子讀聖人之書，並能身體力行，學有所用。
現在，國家依據考試中的優劣選用人才，認為這些人既然能夠做到活學，也就必然懂得有益於人類社會的道理，做有益於人類社會的事情，即使以後飛黃騰達也不會忘記為人民服務的道理，兢兢業業地遵循常規辦事。如果以為深明德行，造福於民是分外的事，那麽，即使這個人才高八鬥也不能算是有用之人。這樣的人讀書無用。
所以說，自身的修養與讀書的誌向結合起來才能成為一個有用的人。另外，學習就是為了使用，說得好總不如做得好。話不在於多少也不在於深刻與否，而在於是否能身體力行，能否把讀書有益的能量轉換到自己的人生中來。所以說，教育別人的人要重視讀書做人的教育，還應避免高高在上、誇誇其談。從自己學習的親身體驗出發，以研究的態度，中肯地教育別人在學習與進步中的不足，這樣才能獲得良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