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風格各具千秋


    曹丕的《典論·論文》第二篇,是評論建安“七子”的創作,他們的風格和得失,是較為全麵公允的。對建安“七子”的論述,雖各具千秋,但作品均反映了**現實,抒發了建功立業精神,具有建安文學的共同的特征。


    《論文》第二部分原文如下: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鹹以自騁驥


    於千裏,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之也。


    曹操統一北方,進駐鄴城之後,許多文士投奔曹操,形成了一個文學集團。曹操的地位不免高高在上,曹植年輕,這個集團的真正中心和主要領導人物乃是曹丕。他和那些文士的“行則同輿,止則同席……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熟,仰麵賦詩”,結成很親密的文友,他在這篇《論文》中,盛道每個人的長處也指出他們的短處,以曹丕立足較高的地位,而措詞婉和謙遜,見出他的愛才真情和發自內心的感言。首先他介紹了“七子”的姓氏、籍貫。孔融(公元15—08年)、字文舉,漢末魯國人,即今山東曲阜,孔子0世孫。七子中年輩較高,漢獻帝時任北海相。


    陳琳(?—公元17年)字孔璋、漢末廣陵人,今江蘇江都縣。曾先後在袁紹、曹操手下任職,其詩篇《飲馬長城窟行》是漢樂府詩中的代表是反映現實藝術較高的一篇。


    王粲(公元177—17年)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今山東鄒縣西南。獻帝西遷、粲至長安、年既幼弱,容狀短小,蔡邕見而奇之,聞粲在門,倒履迎之。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後歸曹操,遷軍謀祭酒、任侍中。“七子”中成就最高,《文心雕龍·才略》稱他為七子之冠冕。詩以《七哀詩》為最有名。《登樓賦》是他賦中的名篇。


    徐幹(公元170—17年)字偉長,北海人,今山東壽光縣東南。曾任曹操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用書檄,多出自瑀、琳之手。建安1年,從曹征吳病卒,時年41歲。


    應瑒(?—17年)字德璉,汝南南頓人,今河南項城縣西南。曾任曹操丞相橡屬,後為五官將(曹丕)文學。今存詩七首辭賦十餘篇。


    劉楨(?—公元17年)字公幹,東平寧陽人。曾任曹操丞相橡屬,其後曹丕立世子,嚐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甄女幼時喜歡讀書,視字輒識,常用諸兄筆現,貌美亦能詩。坐中眾人鹹伏,而劉楨獨平視,可見楨之傲氣。劉楨的詩流傳下來的不多,其中寫得最好的是《贈從弟》:“亭亭山上鬆,瑟瑟穀中風……不罹凝寒?鬆柏有本性。”表現了詩人的真骨淩霜,高風脫俗的品格。


    介紹完“七子”的身世後,曹丕接著評價七子“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說他們七個人學習都很全麵,寫作時不借助已有的文辭,都以為自己能馳騁良馬,日行千裏,且“齊足並馳”。像他們這樣相互佩服、文人相敬,是很難得的。而後述說“七子”各自的長處和短處。王粲長於辭賦,徐幹的作品舒緩,足以和王粲相匹。曹丕例舉兩人的作品,則後說:雖然張衡、蔡邕那樣的高手,也不過如此。可謂對粲、幹評價之高。對陳琳、阮瑀,說二人的章、表和書信,公文,堪稱是第一流的,算得上是傑作。應瑒的文章平和不雄壯劉楨的文章雄壯但不嚴密。最後談到孔融。孔融因觸犯曹操被殺,而曹丕並未埋沒孔融的才氣,說“孔融體氣高妙”,文章的氣韻。風格有過人的地方,但是他不善於立論,以至於有時出現嘲笑戲謔的東西。此處曹丕不宜點明孔融“嘲笑戲謔東西”指的什麽,為使讀者明白曹操為何殺孔融做以下簡述。


    曹操殺死孔融後,頒布了一道《宣示孔融罪狀令》:“太中大夫孔融即伏其罪矣。然世人多采其虛名,少於核實,見融浮豔,好作變異,眩其誑詐,不複察其亂俗也。此州人說平原彌衡受傳融論,以為父母與人無親,譬若缻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遇饑饉,而父不肖,寧贍活餘人。孔融違天反道,敗**理,雖肆市朝,猶恨其晚!”


    曹操殺孔融可以說用盡心機,無論是罪狀,還是曹操下達的宣令,隻字未提兩人不同政見和書信辯論,而緊緊抓住孔融誹謗朝廷“違天反道,敗**理”的言行,告知天下,吾殺孔融不是私人之爭,這就使聖人後代,公然在父子的倫理上大反儒家學說的罪惡公之於世,使孔融威信掃地。(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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