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突出表現在收入份額差距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東中西部的區居民收入差距過大、高低收入群體差距懸殊等方麵。
“實際上對於貧富差距的調查，在十五年前就開始了，隻不過由於某些原因，這些數據從不對外公布而已。”孟彤一語道出了其中的玄機，“基尼係數可以很直觀的反映出社會貧富分化的程度，所以一般國外就是用它來作為調節稅收的尺度來看待的。差距大了，就要向富人多收稅，差距小了，就反向操作。可能是因為稅收的原因，所以國內一直就沒有對外公布這些真實的調查結果。”
有人買個房子花五百萬，另一些人理個發才一塊錢。總之，貧富之間有差距，這點是非常肯定的，誰都明白，但是這裏麵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大家就是一頭霧水了。
國內研究這個問題的學者也不少，但是他們所麵臨的最大問題就是缺乏數據的支撐，官方統計機構已經收集了十幾年的住戶調查數據，但是並不對研究人員公開。
國家稅務總局前一段宣布，為防止貧富差距擴大，將強化對高收入人群征稅。
這種說法足以證明政府正在考慮解決國內的收入差距問題，但是國內的貧富差距到底有多大？如何去衡量它？這就是一個大問題了。
基尼係數雖然是國際上較為通行的衡量貧富差距的指標，但是國內官方一直沒有關於這一數字的統計，而學者計算得出的中國基尼係數一直處於高位運行，從九十年代起，就已超過目前被學界普遍認可的是世界銀行測算的0.4。目前，被學界普遍人口的是世界銀行測算的0.47。
當前，除了基尼係數，並沒有有效的數據能夠衡量中國的貧富分化問題。不過，學者們通過有限數據作出的基尼係數的統計，能否反映中國貧富差距紛繁複雜的實際情況？這個問題上，官方的態度一直非常曖昧，始終不肯正麵應對。
而似乎是為了呼應政府方麵，國內學術界也展開了對基尼係數中國化的爭論，至今未有結果。一個可以看清的事實是，中國收入差距的真實情況，遠不止一個粗略的基尼係數的數據能夠涵蓋。
“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數據缺乏。”孟彤對江風解釋道，“比如說在北方某特大城市，調查抽樣恰好抽到市直機關公務員家屬區，結果是無論居委會怎麽做工作，就是沒人配合調查。”
目前，全國所有研究基尼係數的學者，基礎數據都來自各地統計局下屬的城調大隊、農調大隊的住戶調查，而由這些住戶調查所形成的數據，曆來在準確率上飽受詬病。
長期以來，統計係統在衡量城市和農村的個人收入，采用兩個口徑，對於農村居民，用人均現金收入，而對於城市居民，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
“總而言之，這個工作很難做，所以就想通過民間的調查機構來摸底，至少比統計局的數據要可信一些，畢竟我們是比較講職業素養的。”孟彤如此說道。“其實這個工作確實不好做。雖然我沒有直接參與具體的工作，但是下麵反饋回來的信息就很令人沮喪，比方說抽樣調查到了江總你了，你會老老實實的將自己的收入情況和財產情況向我們的調查人員說明嗎？雖然《福布斯》搞的那個全球富豪榜上麵有你的資產情況，但那肯定也不是準確數據吧？”
江風笑著搖了搖頭道：“當然不可能了，這屬於是個人隱私，我憑啥要告訴他們？況且，我的個人收入很大一部分都是在海外的收益，顯然不好統計。”
孟彤拍手道：“這不就對啦！沒有任何一個有錢人願意配合這種調查的，中國人的傳統就是人怕出名豬怕壯，誰也不肯做出頭鳥，所以統計局的那種調查，就是雇一群小年輕到處走訪一下，大致問一些數據胡亂填上。你說那個有準頭兒嗎？”
江風點頭表示讚同，這個不準確幾乎是一定的。因為富人在國內基本上是屬於特權階層，他們的話語權重明顯高於普通人，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或者已經影響到了政府的某些政策走向，所以要摸他們的底是很困難的。
通過各種影響力以及操作手段，這些人是要盡量避免自己的財產曝光，或者是遭遇重稅的圍堵，而當政府麵臨了一大群這樣的特權階層的富人的巨大壓力時，自然也要慎重考慮一旦推行重稅之後的結果會如何。
久而久之，自然就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
實際上，就是現在政府推行的兩個衡量標準，無論是農村人均現金收入，還是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這兩個收入標準都不符合國際規範，很大程度上低估了城鄉居民之間甚至城鄉居民內部的收入差距。
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指扣除各種稅費之後的收入。相比農村居民，城市居民擁有社保、醫療、教育等方麵的福利，無法計入人均可支配收入統計。城市和農村居民的自有住房，都沒有計入家庭收入。
但根據國際慣例，即使是自住房屋，也應當把租金按市價計收入，如果計入這方麵，則城鄉之間、城鄉內部的收入差距會進一步擴大。
而更進一步，全國數千萬公務員，享有公費醫療，這也完全不被計入現有的統計。
例如一個大城市公務員家庭，可支配收入可能每個月五六千元，但他們在市區擁有一套兩居室的房子出租，每個月會產生市價三千元的租金收入，而他們又享有各種實物福利和單位組織旅遊等，很多家庭甚至從不需要從市場上買米買油，家裏大人小孩享有公費醫療。
這種家庭，收入至少被低估了百分之七十以上，至於各級幹部享受的專車、司機、秘書、高幹病房等待遇，就更沒辦法統計了。
除統計口徑之外，調查過程中，各地統計局限於人力物力的限製，每年所能做的抽樣調查，樣本數量極其狹一般的抽樣調查，至少要求千分之一的抽樣率，而國內的抽樣調查，往往僅達到萬分之一。
“內陸地區的統計抽樣數據，情況更糟。”孟彤對江風說道。
江風點了點頭，他也是學過概率論和數理統計的，知道要做抽樣調查，就要盡量做到樣本均勻分布，也就是說統計的數據越像是，結果會越準確。而目前的現狀是，統計局會與被抽取的片區居委會協調，由居委會幫助挑選願意配合的家庭，這當中遇到的困難更多。
而即使願意配合的居民戶，也很難確定他們是否如實填寫申報財產和收入，往往高收入家庭都傾向於瞞報收。這就造成了統計局公布的高收入人群調杳中，高收入人群的二十大職業，既沒有公務員，也沒有央企職工，而所有接受調查的人員中，最高的月收入不過就是堪堪才過了一萬元而已。
“你們中國調查事實上是沒有什麽太大的意義的，如果不能確定社會貧富分化的原因，就無法提出準確的解決方案。”江風對有些不解的孟彤解釋道，“如果貧富差距的原因搞不清楚，那麽就無法采取正確的解決手段，其實現在國內的收入差距問題非常複雜，真正解決問題的手段應該是消除城鄉二元分割的體製，而非對高收入階層統一收稅，加重中國人本已十分沉重的稅收負擔。當然了，這並不是我反對向高收入階層加重稅，事實上目前國內應該對年收入過百萬以上的人群征收重稅，比如說征稅比例達到或者超過百分之五十，這樣才是比較合理的。”
孟彤有些吃驚的問道：“那豈不是說，你每年需要繳納的稅金就有幾千億？！”
江風笑了笑後回答道：“如果他們真的能夠實行這個稅收政策的話，我個人是無所謂的，錢對我而言不過就是一個數字而已，怕的是有些人會跳出來率先反對的，畢竟這會直接觸動特權階層的切身利益。當然了，我相信政府方麵是沒有這個膽子去捋虎須的。你要知道，無論時代如何變遷，掌握了權利的那一部分人，始終是最富有的階。”
“唉，這些事情真複雜。”孟彤聽了之後搖頭歎息道。
其實國內的貧富差距問題，最重要的就是起因於機會的不平等，尤其是城鄉之間受教育機會的差距。發達地區和貧困地區的差異，尤其是他們所提供教育機會的不公，在過去二十年中的貧富分化中導致了最大的不公，而城市收入分配變化，三分之二歸因於教育投入的不均。
江風說道：“以前聽過一句話，說是國民的人力資本，才是最終決定一個國家國民財富的因素，我覺得這話是比較有道理的。但是直到現在，我們也沒有對國內收入差距變化的原因和過程有充分的理解，如不能通過定量分析確定社會貧富分化的原因，就無法提出準確的解決方案，要知道僅僅依靠感性認識來決定政策走向，始終是不合適的。”
孟彤有些惱火的揉了揉臉，說道：“算了，現在是休息時間，不說這些煩心的事情了。我們還是做點別的吧，要不這樣，我們一塊兒去打打網球？”
江風點頭答應下來。
今天是星期天，他特意過來陪孟彤的，自然是要隨她的意了。
“實際上對於貧富差距的調查，在十五年前就開始了，隻不過由於某些原因，這些數據從不對外公布而已。”孟彤一語道出了其中的玄機，“基尼係數可以很直觀的反映出社會貧富分化的程度，所以一般國外就是用它來作為調節稅收的尺度來看待的。差距大了，就要向富人多收稅，差距小了，就反向操作。可能是因為稅收的原因，所以國內一直就沒有對外公布這些真實的調查結果。”
有人買個房子花五百萬，另一些人理個發才一塊錢。總之，貧富之間有差距，這點是非常肯定的，誰都明白，但是這裏麵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大家就是一頭霧水了。
國內研究這個問題的學者也不少，但是他們所麵臨的最大問題就是缺乏數據的支撐，官方統計機構已經收集了十幾年的住戶調查數據，但是並不對研究人員公開。
國家稅務總局前一段宣布，為防止貧富差距擴大，將強化對高收入人群征稅。
這種說法足以證明政府正在考慮解決國內的收入差距問題，但是國內的貧富差距到底有多大？如何去衡量它？這就是一個大問題了。
基尼係數雖然是國際上較為通行的衡量貧富差距的指標，但是國內官方一直沒有關於這一數字的統計，而學者計算得出的中國基尼係數一直處於高位運行，從九十年代起，就已超過目前被學界普遍認可的是世界銀行測算的0.4。目前，被學界普遍人口的是世界銀行測算的0.47。
當前，除了基尼係數，並沒有有效的數據能夠衡量中國的貧富分化問題。不過，學者們通過有限數據作出的基尼係數的統計，能否反映中國貧富差距紛繁複雜的實際情況？這個問題上，官方的態度一直非常曖昧，始終不肯正麵應對。
而似乎是為了呼應政府方麵，國內學術界也展開了對基尼係數中國化的爭論，至今未有結果。一個可以看清的事實是，中國收入差距的真實情況，遠不止一個粗略的基尼係數的數據能夠涵蓋。
“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數據缺乏。”孟彤對江風解釋道，“比如說在北方某特大城市，調查抽樣恰好抽到市直機關公務員家屬區，結果是無論居委會怎麽做工作，就是沒人配合調查。”
目前，全國所有研究基尼係數的學者，基礎數據都來自各地統計局下屬的城調大隊、農調大隊的住戶調查，而由這些住戶調查所形成的數據，曆來在準確率上飽受詬病。
長期以來，統計係統在衡量城市和農村的個人收入，采用兩個口徑，對於農村居民，用人均現金收入，而對於城市居民，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
“總而言之，這個工作很難做，所以就想通過民間的調查機構來摸底，至少比統計局的數據要可信一些，畢竟我們是比較講職業素養的。”孟彤如此說道。“其實這個工作確實不好做。雖然我沒有直接參與具體的工作，但是下麵反饋回來的信息就很令人沮喪，比方說抽樣調查到了江總你了，你會老老實實的將自己的收入情況和財產情況向我們的調查人員說明嗎？雖然《福布斯》搞的那個全球富豪榜上麵有你的資產情況，但那肯定也不是準確數據吧？”
江風笑著搖了搖頭道：“當然不可能了，這屬於是個人隱私，我憑啥要告訴他們？況且，我的個人收入很大一部分都是在海外的收益，顯然不好統計。”
孟彤拍手道：“這不就對啦！沒有任何一個有錢人願意配合這種調查的，中國人的傳統就是人怕出名豬怕壯，誰也不肯做出頭鳥，所以統計局的那種調查，就是雇一群小年輕到處走訪一下，大致問一些數據胡亂填上。你說那個有準頭兒嗎？”
江風點頭表示讚同，這個不準確幾乎是一定的。因為富人在國內基本上是屬於特權階層，他們的話語權重明顯高於普通人，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或者已經影響到了政府的某些政策走向，所以要摸他們的底是很困難的。
通過各種影響力以及操作手段，這些人是要盡量避免自己的財產曝光，或者是遭遇重稅的圍堵，而當政府麵臨了一大群這樣的特權階層的富人的巨大壓力時，自然也要慎重考慮一旦推行重稅之後的結果會如何。
久而久之，自然就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
實際上，就是現在政府推行的兩個衡量標準，無論是農村人均現金收入，還是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這兩個收入標準都不符合國際規範，很大程度上低估了城鄉居民之間甚至城鄉居民內部的收入差距。
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指扣除各種稅費之後的收入。相比農村居民，城市居民擁有社保、醫療、教育等方麵的福利，無法計入人均可支配收入統計。城市和農村居民的自有住房，都沒有計入家庭收入。
但根據國際慣例，即使是自住房屋，也應當把租金按市價計收入，如果計入這方麵，則城鄉之間、城鄉內部的收入差距會進一步擴大。
而更進一步，全國數千萬公務員，享有公費醫療，這也完全不被計入現有的統計。
例如一個大城市公務員家庭，可支配收入可能每個月五六千元，但他們在市區擁有一套兩居室的房子出租，每個月會產生市價三千元的租金收入，而他們又享有各種實物福利和單位組織旅遊等，很多家庭甚至從不需要從市場上買米買油，家裏大人小孩享有公費醫療。
這種家庭，收入至少被低估了百分之七十以上，至於各級幹部享受的專車、司機、秘書、高幹病房等待遇，就更沒辦法統計了。
除統計口徑之外，調查過程中，各地統計局限於人力物力的限製，每年所能做的抽樣調查，樣本數量極其狹一般的抽樣調查，至少要求千分之一的抽樣率，而國內的抽樣調查，往往僅達到萬分之一。
“內陸地區的統計抽樣數據，情況更糟。”孟彤對江風說道。
江風點了點頭，他也是學過概率論和數理統計的，知道要做抽樣調查，就要盡量做到樣本均勻分布，也就是說統計的數據越像是，結果會越準確。而目前的現狀是，統計局會與被抽取的片區居委會協調，由居委會幫助挑選願意配合的家庭，這當中遇到的困難更多。
而即使願意配合的居民戶，也很難確定他們是否如實填寫申報財產和收入，往往高收入家庭都傾向於瞞報收。這就造成了統計局公布的高收入人群調杳中，高收入人群的二十大職業，既沒有公務員，也沒有央企職工，而所有接受調查的人員中，最高的月收入不過就是堪堪才過了一萬元而已。
“你們中國調查事實上是沒有什麽太大的意義的，如果不能確定社會貧富分化的原因，就無法提出準確的解決方案。”江風對有些不解的孟彤解釋道，“如果貧富差距的原因搞不清楚，那麽就無法采取正確的解決手段，其實現在國內的收入差距問題非常複雜，真正解決問題的手段應該是消除城鄉二元分割的體製，而非對高收入階層統一收稅，加重中國人本已十分沉重的稅收負擔。當然了，這並不是我反對向高收入階層加重稅，事實上目前國內應該對年收入過百萬以上的人群征收重稅，比如說征稅比例達到或者超過百分之五十，這樣才是比較合理的。”
孟彤有些吃驚的問道：“那豈不是說，你每年需要繳納的稅金就有幾千億？！”
江風笑了笑後回答道：“如果他們真的能夠實行這個稅收政策的話，我個人是無所謂的，錢對我而言不過就是一個數字而已，怕的是有些人會跳出來率先反對的，畢竟這會直接觸動特權階層的切身利益。當然了，我相信政府方麵是沒有這個膽子去捋虎須的。你要知道，無論時代如何變遷，掌握了權利的那一部分人，始終是最富有的階。”
“唉，這些事情真複雜。”孟彤聽了之後搖頭歎息道。
其實國內的貧富差距問題，最重要的就是起因於機會的不平等，尤其是城鄉之間受教育機會的差距。發達地區和貧困地區的差異，尤其是他們所提供教育機會的不公，在過去二十年中的貧富分化中導致了最大的不公，而城市收入分配變化，三分之二歸因於教育投入的不均。
江風說道：“以前聽過一句話，說是國民的人力資本，才是最終決定一個國家國民財富的因素，我覺得這話是比較有道理的。但是直到現在，我們也沒有對國內收入差距變化的原因和過程有充分的理解，如不能通過定量分析確定社會貧富分化的原因，就無法提出準確的解決方案，要知道僅僅依靠感性認識來決定政策走向，始終是不合適的。”
孟彤有些惱火的揉了揉臉，說道：“算了，現在是休息時間，不說這些煩心的事情了。我們還是做點別的吧，要不這樣，我們一塊兒去打打網球？”
江風點頭答應下來。
今天是星期天，他特意過來陪孟彤的，自然是要隨她的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