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是1990年，人們還對詩歌和小說的狂熱餘溫猶在，不少人還存在一點幻想，還是有許多年輕人熱衷於幹這個營生，幹這種事的說出來還有點兒自豪和虛榮。不像現在，寫作的人多入牛毛，比街上賣臭豆腐的還要多。何況現在寫作的人都是有點傻傻的，都什麽年頭了，還幹這種營生！都是些什麽美女作家啦、身體寫作啦，把整個文壇搞得烏煙瘴氣。所以，你要是在這種時候也敢說我是一個文學青年，或者稱我為作家，看我會不會老羞成怒，一拳把你打得滿地找牙？
我記得那時候先是寫了好多的詩歌，幾乎一天一首，有時候是一天幾首，日以繼夜地寫，然後四處亂投，什麽《人民文學》、《青年文學》、《詩刊》、《星星》、《大學生》、《廣西文學》啦，最後隻發了兩首，《星星》的《吸煙的母親》和《廣西文學》的《夜的意像》，那時候發表作品好難啊！寫詩寫得如此艱難，於是改寫散文和小說。頭一篇散文《拒絕周末》同時投給《金色年華》和《黃金時代》，兩個月後，兩家同時來了用稿通知書，我掂量了一下，覺得《黃金時代》比《金色年華》更出名，就親自到《金色年華》雜誌社要求撤稿——這情景我現在想起來還狠狠地抽了一個大嘴巴，我當時怎麽就那麽笨啊？有錢都不想要！那篇文章發出來後，編輯伍春明就跟我約稿，後來又在她的刊物陸續發了幾篇，跟她也有了一段長達兩年的友誼，這裏暫不提。
第一篇小說是高中的時候寫的，叫《賬房先生》，由於學習緊張，一直沒寫完，最後一稿1991年春節時，我在女朋友，也就是現在的朱枸夫人工作的地方，一個礦務局她的房間改好後。3萬多字，抄了不知多少次，起碼投了5個刊物，都渺無音訊，最後在1991年的8月底，我收到了《廣西文學》的一紙通知，說，作品已經發在1991年的第九期，收到通知後的第十天，我就看到了樣書，那是我發表的第一個中篇小說，一個很，許多看過的人都被逗得笑過不停。即使是現在，要我寫出那麽機智、幽默的語言，也不太可能了。小說的發表給我很大的鼓舞，接連寫了幾篇小說、幾篇散文，甚至雜文、詩歌，大多都獲發表。其中的中篇小說《大牆之側》，是我到我弟1991年從勞改警校畢業，分配到一個勞教農場後，我去他那裏體驗了一段時間生活後寫出來的，我至今覺得那是我寫得最好的小說（怨自己沒長進）。從1991年到1992年8月畢業的時候，我在正式刊物發表中篇小說兩部，短篇小說5篇，詩歌3首，散文6篇，雜文2篇，還有新聞通訊若幹。當時《廣西文學》的編輯梁憲華說，我應該是那幾年裏，中國發表作品最多的大學生之一。由於我的作品多涉及校園、愛情，所以，廣西電台的老鄉陳寧和《金色年華》的蘇海帆在喝酒後封了我一個綽號，叫做廣西著名鹹濕小說家，真******混帳！
為了逃避孤獨，對抗寂寞的周末，我一頭紮進文學創作裏，既得了虛名，又賺了錢，還是非常高興的。更高興的是，我在修煉的同時，逐漸成為班裏麵的問題專家，以後，他們要是有什麽人生問題啦，愛情問題啦，都會請教於朱枸先生。為了指導許多對周末深惡痛絕的難兄難弟，我還專門寫了一篇《指點你周末的兩三個去處》，它發在《黃金時代》1992年的第三期，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找來一看，即使到了今天，我覺得它還是有很強的指導意義的。宿舍的人也高興，朱枸先生領到稿費都請他們喝酒啊，抽煙啊！在那個一個月隻需30元生活費（我家每個月隻給我30元，我弟弟也要30元），有時候，一筆稿費真是一筆巨款，我記得，《賬房先生》的稿費是351塊，請客後，我買了一套西服，95塊，這套西服足足穿了四年。
那是一段非常特別的日子，在那個時候念過大學的人，你現在回想起你的大學升學，是不是也像朱枸先生一樣，充滿無奈，充滿孤獨？不過無論怎麽樣，它又是幸福的，我們能基本上無憂無慮地度過大學四年的時光，我們感謝那時候的政策。現在當我們每次都聽到那些精英們叫囂著跟國際接軌，搞教育體製改革，把很多像朱枸先生一樣貧困的子弟拒之大學的門外的時候，當我聽到有人因交不起學費而服毒自殺的時候、當我們聽到很多人不得不荒廢了學業打工掙學費的時候，我真想拿出我從前的那把殺豬宰羊的刀，一刀捅了他。要不，也用我以前用來閹豬、閹雞的刀，一刀就解決了他，讓他像一個被閹了的公雞一樣溫順，而不是像一個好鬥的公雞一樣，成天引頸高歌：教育體製改革啊！與國際接軌啊！
四年的大學時光轉眼就過去了。到了大四下學期實習的時候，我們知道，大學生活已經是強弩之末了。但來不及留戀、傷感，就麵臨了畢業分配的問題。按照以往的慣例，我們畢業一般回到生源地，就是說，你從哪考上的，就回到那裏。而畜牧專業的，基本上回到縣畜牧，然後分到鄉畜牧獸醫站。不像現在的，你學獸醫的，隻要你有本事找到婦幼保健院接收，你就可以去；你學幼教的，隻要有大學想要你，同樣可以去當講師。
更為主要的是，在我們專業每年都要分幾個到農場，而且大多是勞改農場。按照當時的想法，這是最差的單位，所以大家都膽戰心驚，生怕自己被發配（不是分配）出去。跟班主任、跟係主任說話都客氣起來，成天把笑臉湊過去。現在看起來，我們的想法是多麽的幼稚。後來我們班有兩位仁兄“不幸”成行，其中一位一生氣連畢業照也不照了。可是前兩年我見到他們的時候，覺得他們過得比任何一個同學都好。而我們班分配回去的，有些現在還在獸醫站呆著，有的分到飼料公司早就下崗了，有的轉行做著跟專業毫不沾邊的工作，像朱枸先生。而一位楊同學，在一個幾千人的農場裏當領導，據說，美國就考察了好多次。另一位分到勞改農場的，現在的警銜都是一督了，穿上警服，神氣得像是現在的正處級幹部。同學聚會的時候，都感慨萬千。
那時候我麵臨的最大問題是，我回到生源地後，就跟女朋友相隔萬水千山了。但我又沒有這個能力去到她工作的地方去工作——那已經是跨地區了。我出動所有的關係，終因沒有關係，最終斷絕了這個念頭。有本事的同學有的在南寧找了單位，有的進了地區、起碼是縣的單位，我還是毫無著落。畢業前，我在我縣的一個雞場實習，在那段時間，我托朋友們幫我找關係，甚至《廣西文學》的編輯梁憲華先生也幫我找人推薦，想留在縣城，可是沒有一個人能幫上忙。
我感到非常的絕望和孤獨無援。
隻是現在回想起大學的情形，心潮起伏。曾經，有同學到南寧來，好幾個是十多年沒見過麵了，那時候我還沒病，那天晚上，我們放開喝酒，不到一個鍾頭，大家東倒西歪，講起讀書時候的諸多細節，感慨萬千。也見到女同學，依舊用“隻恨當初不下手”、“拆散一對是一對”來調侃一番。但說句老實話，40多歲的女同學，已經有點慘不忍睹了（但願女同學們不要敲我）。不單她們，大家都老了，皺紋四起，白發橫生，讓人感歎時間的無情。
我記得那時候先是寫了好多的詩歌，幾乎一天一首，有時候是一天幾首，日以繼夜地寫，然後四處亂投，什麽《人民文學》、《青年文學》、《詩刊》、《星星》、《大學生》、《廣西文學》啦，最後隻發了兩首，《星星》的《吸煙的母親》和《廣西文學》的《夜的意像》，那時候發表作品好難啊！寫詩寫得如此艱難，於是改寫散文和小說。頭一篇散文《拒絕周末》同時投給《金色年華》和《黃金時代》，兩個月後，兩家同時來了用稿通知書，我掂量了一下，覺得《黃金時代》比《金色年華》更出名，就親自到《金色年華》雜誌社要求撤稿——這情景我現在想起來還狠狠地抽了一個大嘴巴，我當時怎麽就那麽笨啊？有錢都不想要！那篇文章發出來後，編輯伍春明就跟我約稿，後來又在她的刊物陸續發了幾篇，跟她也有了一段長達兩年的友誼，這裏暫不提。
第一篇小說是高中的時候寫的，叫《賬房先生》，由於學習緊張，一直沒寫完，最後一稿1991年春節時，我在女朋友，也就是現在的朱枸夫人工作的地方，一個礦務局她的房間改好後。3萬多字，抄了不知多少次，起碼投了5個刊物，都渺無音訊，最後在1991年的8月底，我收到了《廣西文學》的一紙通知，說，作品已經發在1991年的第九期，收到通知後的第十天，我就看到了樣書，那是我發表的第一個中篇小說，一個很，許多看過的人都被逗得笑過不停。即使是現在，要我寫出那麽機智、幽默的語言，也不太可能了。小說的發表給我很大的鼓舞，接連寫了幾篇小說、幾篇散文，甚至雜文、詩歌，大多都獲發表。其中的中篇小說《大牆之側》，是我到我弟1991年從勞改警校畢業，分配到一個勞教農場後，我去他那裏體驗了一段時間生活後寫出來的，我至今覺得那是我寫得最好的小說（怨自己沒長進）。從1991年到1992年8月畢業的時候，我在正式刊物發表中篇小說兩部，短篇小說5篇，詩歌3首，散文6篇，雜文2篇，還有新聞通訊若幹。當時《廣西文學》的編輯梁憲華說，我應該是那幾年裏，中國發表作品最多的大學生之一。由於我的作品多涉及校園、愛情，所以，廣西電台的老鄉陳寧和《金色年華》的蘇海帆在喝酒後封了我一個綽號，叫做廣西著名鹹濕小說家，真******混帳！
為了逃避孤獨，對抗寂寞的周末，我一頭紮進文學創作裏，既得了虛名，又賺了錢，還是非常高興的。更高興的是，我在修煉的同時，逐漸成為班裏麵的問題專家，以後，他們要是有什麽人生問題啦，愛情問題啦，都會請教於朱枸先生。為了指導許多對周末深惡痛絕的難兄難弟，我還專門寫了一篇《指點你周末的兩三個去處》，它發在《黃金時代》1992年的第三期，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找來一看，即使到了今天，我覺得它還是有很強的指導意義的。宿舍的人也高興，朱枸先生領到稿費都請他們喝酒啊，抽煙啊！在那個一個月隻需30元生活費（我家每個月隻給我30元，我弟弟也要30元），有時候，一筆稿費真是一筆巨款，我記得，《賬房先生》的稿費是351塊，請客後，我買了一套西服，95塊，這套西服足足穿了四年。
那是一段非常特別的日子，在那個時候念過大學的人，你現在回想起你的大學升學，是不是也像朱枸先生一樣，充滿無奈，充滿孤獨？不過無論怎麽樣，它又是幸福的，我們能基本上無憂無慮地度過大學四年的時光，我們感謝那時候的政策。現在當我們每次都聽到那些精英們叫囂著跟國際接軌，搞教育體製改革，把很多像朱枸先生一樣貧困的子弟拒之大學的門外的時候，當我聽到有人因交不起學費而服毒自殺的時候、當我們聽到很多人不得不荒廢了學業打工掙學費的時候，我真想拿出我從前的那把殺豬宰羊的刀，一刀捅了他。要不，也用我以前用來閹豬、閹雞的刀，一刀就解決了他，讓他像一個被閹了的公雞一樣溫順，而不是像一個好鬥的公雞一樣，成天引頸高歌：教育體製改革啊！與國際接軌啊！
四年的大學時光轉眼就過去了。到了大四下學期實習的時候，我們知道，大學生活已經是強弩之末了。但來不及留戀、傷感，就麵臨了畢業分配的問題。按照以往的慣例，我們畢業一般回到生源地，就是說，你從哪考上的，就回到那裏。而畜牧專業的，基本上回到縣畜牧，然後分到鄉畜牧獸醫站。不像現在的，你學獸醫的，隻要你有本事找到婦幼保健院接收，你就可以去；你學幼教的，隻要有大學想要你，同樣可以去當講師。
更為主要的是，在我們專業每年都要分幾個到農場，而且大多是勞改農場。按照當時的想法，這是最差的單位，所以大家都膽戰心驚，生怕自己被發配（不是分配）出去。跟班主任、跟係主任說話都客氣起來，成天把笑臉湊過去。現在看起來，我們的想法是多麽的幼稚。後來我們班有兩位仁兄“不幸”成行，其中一位一生氣連畢業照也不照了。可是前兩年我見到他們的時候，覺得他們過得比任何一個同學都好。而我們班分配回去的，有些現在還在獸醫站呆著，有的分到飼料公司早就下崗了，有的轉行做著跟專業毫不沾邊的工作，像朱枸先生。而一位楊同學，在一個幾千人的農場裏當領導，據說，美國就考察了好多次。另一位分到勞改農場的，現在的警銜都是一督了，穿上警服，神氣得像是現在的正處級幹部。同學聚會的時候，都感慨萬千。
那時候我麵臨的最大問題是，我回到生源地後，就跟女朋友相隔萬水千山了。但我又沒有這個能力去到她工作的地方去工作——那已經是跨地區了。我出動所有的關係，終因沒有關係，最終斷絕了這個念頭。有本事的同學有的在南寧找了單位，有的進了地區、起碼是縣的單位，我還是毫無著落。畢業前，我在我縣的一個雞場實習，在那段時間，我托朋友們幫我找關係，甚至《廣西文學》的編輯梁憲華先生也幫我找人推薦，想留在縣城，可是沒有一個人能幫上忙。
我感到非常的絕望和孤獨無援。
隻是現在回想起大學的情形，心潮起伏。曾經，有同學到南寧來，好幾個是十多年沒見過麵了，那時候我還沒病，那天晚上，我們放開喝酒，不到一個鍾頭，大家東倒西歪，講起讀書時候的諸多細節，感慨萬千。也見到女同學，依舊用“隻恨當初不下手”、“拆散一對是一對”來調侃一番。但說句老實話，40多歲的女同學，已經有點慘不忍睹了（但願女同學們不要敲我）。不單她們，大家都老了，皺紋四起，白發橫生，讓人感歎時間的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