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端坐在龍椅之上,麵色陰沉似水。


    他麵無表情地凝視著下方跪著的偰斯,心中暗自思忖。


    對於張易的種種行徑,朱元璋自然心知肚明。


    然而此時此刻,他更為關注的是,偰斯所舉薦的賢能之士究竟是誰。


    於是朱元璋緩緩開口道:“愛卿心中可有合適人選?”


    偰斯聞言連忙躬身答道:“啟稟陛下,微臣認為翰林院的侍讀學士粟恕博學多才、思維敏銳,足以勝任此職。


    此外兵部的左侍郎王道亨,亦精通兵法、善於治軍,實乃不可多得之人才。”


    朱元璋微微頷首,示意認可。


    他心裏明白,這兩人確實有一定的才能,姑且值得一試。


    “既如此,咱便任命粟恕試任戶部尚書一職,王道亨則從旁協助,共同處理相關事務。”


    隨即朱元璋叫來粟恕和王道亨,語重心長地囑咐道:“希望你們二人能夠不負眾望,切莫重蹈張易的覆轍!”


    偰斯趕忙領著粟恕和王道亨躬身謝恩,心中懸著的一塊石頭,也總算是落了地。


    他深知此次雖僥幸逃過一劫,但日後行事必須更加謹小慎微,萬不可再度觸怒朱元璋。


    待所有人都離開禦書房之後,朱棡麵帶疑惑的問道:“老爹,你為什麽最終選擇了偰斯推薦的官員,卻對有那些戶部胥吏不聞不問呢?”


    朱棡記得老朱之前專門立法:把皂隸、馬快、步快、捕役等胥吏,與倡優之類的行業一起列為賤民。


    明確規定胥吏及後代不得參加科舉,如有違反,杖責一百。


    在古代科舉是非常重要的進身之階,如此一來胥吏徹底喪失了翻身做主人的可能。


    後來在朱棡的勸說之下,對全體胥吏給予了相對的照顧。


    規定每五年可以進行一次升職考試,然而所獲得的職務,最高也不能超過九品。


    對於明朝的胥吏來說,這就已經是天花板了。


    “胥吏一入衙門,便無好人。


    這些胥吏不但自己不是好人,還會引誘那些官員變壞,張易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說話間朱元璋拿出一份奏章,“這是新任禮部尚書李允送來的,除了以往的明經、策論之外,還增加了醫學、天文、律算等方麵的內容。


    咱已經給出了批示:凡文字詞理平順者,皆可納入預選之列,以示朝廷激勵勸學之心。


    唯有胥吏心術已壞,是絕對不準許應試的!”


    朱棡見自己老爹如此固執,隻能苦口婆心的勸說道:“這些胥吏直接操辦征派賦稅、維持治安等地方具體行政工作,雖然地位不高,但他們權力頗大。


    沒有了進身的希望,這些胥吏隻會更加變本加厲地魚肉百姓了。


    無論如何,苦的終究是大明的百姓啊!”


    古人雲:君子畏德不畏威,小人畏威不畏德。


    如果是為官者是“君子”,百姓自然就是那些貪官汙吏眼中的“小人”了。


    由於受到“國權不下縣”的傳統思想影響,知縣儼然已經成為百姓能接觸到的大明最高品級官員。


    甚至於一些知縣秉持的觀點就是,“百姓害怕我,就不會有點事就跑來找我。


    你不來找麻煩,我就不知道治下有各種不好的事發生,那就可以心安理得的粉飾太平了!”


    縣老爺一心讀聖賢書,必定是不屑於理財的。


    賦稅征派這些工作,自然需要精通財務的胥吏來完成。


    又譬如公文來往,不同用途的公文格式繁複不一,也需要專門的胥吏處理。


    利用公職敲詐勒索魚肉百姓的事情,那隻能是胥吏幹的,與知縣這樣的“青天大老爺”是沒有關係的。


    朱棡現在總算明白,堂堂戶部侍郎為什麽會一問三不知了。


    原來真正的問題根源,就出現在朱元璋本人身上。


    自家老爹把大明官員當牛馬,那些官員就把自己手下的胥吏當牛馬。


    本著“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原則,胥吏便將一腔怒火全都發泄在了底層百姓身上。


    朱棡嚐試把這個道理講給朱元璋,然而最終的效果卻差強人意。


    尤其是在說到“國權不下縣”的問題,兩人之間更是爆發了嚴重的分歧。


    朱元璋手扶著額頭說道:“其實朝廷的事務比較簡單,主要是稅收、法治、賑災、公共工程。


    其中的公共工程,主要是大江大河的治理,或大型水利設施的修建。


    我大明是個多山地的國家,公共工程幾乎隻涉及到平原地區。


    畢竟賑災也不是年年都有的事情,農業生產主要依靠的是,一家一戶的獨立核算與經營模式。


    另外官府怎麽去一個山村收稅、執法,這個問題你有沒有考慮過?


    要走幾十、甚至幾百裏的山路,一次性地把稅給收上來還好說。


    否則來來往往的,成本將是國庫無法承受的。


    因此稅收和治安,大明就隻能交給鄉紳和裏老。


    當然平原地區尤其是城鎮,官府還是要做到無孔不入的。”


    朱棡意味深長的提醒道:“父皇,如今朝廷的事務,可不止稅收、法治、賑災和水利工程。


    還有兒臣之前提出的,計劃生育、交通管理、文化教育,以及市場監管與社會保障服務。


    這些政策總不能隻在平原和城鎮地區實施,交通不便的鄉村地區,咱們也不能不管不顧啊?”


    誰知朱元璋卻一臉無奈的說道:“以當今大明的國力能夠給官員提供的俸祿,最多隻有三、四十畝地的收成。


    因此咱一直主張讓百官量入為出,奉行‘勤儉節約’的生活作風。


    如果按照你說的去做,那就隻能把新增加的業績和獎金暫時取消。


    否則朝廷根本就沒有錢,去養活多出來的那些胥吏!”


    根據《明會典》的規定:在京各衙門吏胥的月俸,多者每月米二石五鬥。


    少者每月隻有六鬥,也就是75斤米。


    在外各衙門吏典的月俸為一石,這樣的標準僅能勉強維持一家人的溫飽。


    在調查“宜興案”的過程中,朱棡發現主犯潘富的黨羽基本上都是縣吏。


    在這場“全民助力大逃亡行動”中,牽扯出來的同夥,目前就已經有兩百餘戶了。


    如果不是朱棡事先將2500名神機營士兵留下,協助錦衣衛和隱龍衛辦案。


    僅憑地方上的那些捕快,恐怕現在主犯潘富還依然逍遙法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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