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北對峙與東南根本
><首><發> .。這一局麵的形成實有其地理上的基礎。
曆史上的南北對峙多為北方少數民族政權與南方漢人政權之間的對峙。除孫吳與曹魏（西晉）之間短暫的對峙外，中國曆史上出現過的其它南北對峙如東晉南朝與十六國北朝、南宋與金、南宋與蒙古（元）對峙時，北方政權都是少數民族所建。政治軍事上的對峙是以各自所處的地理環境和生產、生活方式為基礎的。
中國的疆域南北跨度很大，南北方氣候、環境及人的習xing差異較大，遂使南北雙方軍事特長上也有很大差異。
北方少數民族以遊牧、shè獵為業，男子皆jing於騎shè，平時遊牧、馳獵，戰時出征，可謂兵民合一；在戰略戰術上，以遠程奔襲、騎兵野戰見長；注重發揮個人的積極xing，人自為戰；生長北方，xing習溫涼，不耐暑熱，故其對南方的作戰主要是在秋冬時節。秋冬時節，秋高馬肥，大地堅淨，利於騎兵驅馳。
南方漢人以農耕為業，其社會文明程度較高，社會的高度組織化、對水利的利用是其社會的主要特點。其治軍、用兵亦與其環境和生產、生活方式上的特點相適應。治軍以組織、秩序和紀律見長。曆史上的南方比較著名的軍隊如北府兵、嶽家軍、戚家軍、湘軍都是以紀律嚴明、訓練有素見長。在戰略戰術上，注重謀略，講究部伍陣法，善於利用城市作為據點防守，利用平原地區的江河水道來進行運輸。建立水師。南方對北方的主動用兵主要是在chun夏時節。chun夏時節，正值中國東部季風區的雨季，江河水漲，便於利用江河水道進行人力物力的運輸、投送。
南北雙方可謂各有所長，各有千秋。鑒於中原地區的氣候和地形上的特點，南北雙方在天時和地利上都可謂利弊半參。利於南方者不利於北方，利於北方者不利於南方。雙方都有機會發揮自己的長處，利用對方的短處。
在南北對抗比較穩定的時期，雙方往往達成一種均勢。雙方之間的對抗在長江和黃河之間的某條中間線上穩定下來。任何一方隻要越過這條中間線便會麵臨大的困難，也會遭遇大的抵抗。這條中間線，在東部地區通常是淮河——盡管南方勢力偶爾能遠達黃河，北方勢力有時也能飲馬長江，但雙方大致在淮河一線穩定下來；在西部地區，則通常是以秦嶺為界。
黃淮平原是南北交兵的主戰場。這一帶季節變化比較明顯，既有曠闊的原野，又有縱橫的江河水道。秋冬時節，大地堅淨，曠闊的原野宜於北方鐵騎驅馳，利於北方發揮其騎兵野戰的特長；chun夏時節，江河水漲，利於南方發揮其水戰和守城戰的特長。因此，無論從時機還是從地利上，雙方都是利弊半參，因而易於陷入一種拉鋸式的角逐之中。
集南方之所長者無如東南。東南地處亞熱帶，雨水較多，河道縱橫。長江、淮河呈東西向流過，橫亙在南北之間，再加上它們的支流，遂形成一個密集的江河水網，足以緩衝北方鐵騎的衝擊力。從阻擋北方鐵騎的衝力上來說，長江確是難以逾越的天塹。南方可以利用這些江河水道，構築軍事據點，扼守一些主要的通道，發揮自己水戰和守城戰的特長。在整個南方地區，沒有哪個地區能象東南這樣有這麽多的江河水道可以利用。另外，南方雨季濕熱，北方人、畜皆不適應。這樣，北方勢力若越過淮河繼續向南深入，便會麵臨氣候和環境上的巨大困難，而發現自己陷入了棄其所長、就其所短的不利境地。
東南地區的經濟條件也比較好。長江下遊太湖地區就是一個富裕的經濟區，人煙稠密。西漢時，吳王劉濞便以“鑄山煮海，國用富饒”，憑雄厚的經濟實力招致天下亡命之徒；司馬遷描述當時經濟形勢，稱“吳，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注：《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江南的開發本來相對晚於北方，但北方的曆次動蕩都會導致大量的流民南遷，流民將先進的生產技術帶往南方，促進了江南的開發和江南經濟的發展。
東漢後期的動蕩造成了中國曆史上的第一次流民南遷高峰，“永嘉之亂”後，中原大族和百姓再次大量南遷。北方流民陸續南遷，促進了東南地區經濟的發展。到南朝劉宋時，在《禹貢》中被稱為“厥田下下”的揚州已呈現出相當繁華的景象。南朝沈約曾敘述江南地區經濟的繁榮，感歎：“江南之為國盛矣！”他稱讚會稽一帶“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土地，畝值一金，（關中的）雩、杜之間，不能比也。”稱讚揚州“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注：《宋書》卷五十四列傳第十四“史臣曰”]劉宋大明年間，揚州人口密度是其它大州的數倍，僅會稽一郡的人口即能與當時的荊、江等大州相埒。隋唐時期，東南財賦為關中所倚重，揚州之富庶，常甲天下，當時號為“揚一益二”。隋開大運河、唐治漕運，都有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關中的意圖。元、明、清三代建都běi jing，經濟上亦仰仗東南，重新開鑿的大運河，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京師。東南江河水道眾多，交通運輸方便，匱乏之物，也易於得到補充，再加上海運，其交通貿易的範圍就更廣泛了。這些條件為東南的政治、軍事地位提供了經濟基礎。
古代東南地區民風勁勇好武，這也是立足東南的政權可以憑恃的條件。《漢書》地理誌載東南風俗雲“吳、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注：《漢書》卷二十八地理誌下]chun秋時的吳越能與齊晉等中原大國爭霸、項羽率八千江東子弟而令秦人喪膽，都得益於東南地區勁勇好武的民風。《隋書》地理誌述東南民風，謂淮南一帶“人xing並躁勁，風氣果決，包藏禍害，視死如歸，戰而貴詐，此則其舊風也。自平陳之後，其俗頗變，尚淳質，好儉約，喪紀婚姻，率漸於禮。”京口一帶“其人本並習戰，號為天下jing兵。俗以五月五ri為鬥力之戲，各料強弱相敵，事類講武。”浙東及江西一帶亦頗與之同。[注：《隋書》卷三十一地理誌下]特別是淮南一帶，為曆代流民流徙往來之地，流民多結族而行，習於戰亂，顛沛流離中，組成武裝以自保，這是一支可以利用的潛在的武裝力量。東晉時謝玄、劉裕曾率以屢破北方強敵的北府兵即是這種力量的顯示。
建立於東南的政權，大多能統一江南半壁江山，而與北方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麵，這跟東南政權的社會基礎也有很大關係。
東南政權多為喬遷政權，是中國傳統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進文化的保全者。中原政權喬遷東南之後，中原先進的社會政治文化遂構成其統治的重要基礎。在北方少數民族占領北方地區之後，東南政權大多能整合南方社會，統一江南半壁江山，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不過，這裏麵還存在一個喬遷勢力與當地勢力結合的問題。孫吳立國江東，乃是淮泗集團與江東大族合流的產物；晉室南遷，也是中原王、謝、庾、桓等大族與當地顧、賀等望族相結合，才在江東立穩足跟。
自晉室南遷，中原士族和百姓紛紛避難江東，將中原先進的文化和生產技術帶入江東，東晉南朝保據江南，抗衡北方數百年，喬遷士族是一個重要的穩定xing因素。隨著女真和蒙古先後入主中原，趙宋王朝再度南遷，東南再次成為中原社會政治文化的薈萃之地。流風所披，影響深遠。明清及近代，東南人物之盛，令人矚目。
喬遷政權帶有上述的那些優勢，但喬遷政權本身又是為強敵所逼、被迫遷徙的產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進取的特xing。曆史上，立足東南的政權多以北伐、收複中原為口號，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卻極少。立足東南的政權大多能統一江南半壁江山，與北方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麵，而很少能統一天下（僅明朝朱元璋為一例外），便跟喬遷政權的這種特xing有關。
二江淮防禦體係
整個東南的防禦格局是一個以長江和淮河為依托的多層次的防禦體係。
建立於東南的政權多以建康（今南京）為政治重心。建康作為江南都會實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建康據險臨江，交通便利，西通巴蜀、荊襄，東接三吳，北麵兩淮。巴蜀、荊襄足以屏護上遊；三吳富裕，足以提供人力、物力支持；兩淮地區為攻守進退之所，以攻以守，皆當以建康為根本。
建康本身“前據大江，南臨重嶺，憑高據深，形勢獨勝。”古代南京城周圍山丘很多，如鍾山、覆舟山、幕府山。孫吳最初建都於此，諸葛亮稱“金陵，鍾山龍蟠，石頭虎踞，帝王之宅也。”[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江南二]晉室南遷，亦建都於此，其後，宋、齊、梁、陳頻繁嬗代，但都不改舊轍；梁代經曆“侯景之亂”後，改都江陵，但很快亡於西魏。五代十國中的南唐也建都於此；明統一全國後，也定都於此，後雖遷都běi jing，但金陵一直是作為陪都。在近代，南京還作過太平天國和中華民國的都城。
南方賴以對抗北方，主要是依托長江和淮河。南方一些軍事重鎮的形成，都是以此為基礎的。（見圖2－3－l）
長江縱貫東西，延綿數千裏，再加上其支流，將一片遼闊的地域聯係起來。長江上通巴蜀、中經荊襄、東連吳越，上下遊之間相互呼應，使整個南方地區的形勢得以完整。另外，長江本身即發揮著阻擋北方鐵騎衝擊的天塹作用。魏文帝曹丕南征孫吳，兵至廣陵，麵對長江，不得不感歎：“魏雖有武騎千群，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注：《資治通鑒》卷七十魏紀二]次年，魏主再次大舉伐吳，見江水波濤洶湧，又感歎道：“嗟呼！固天所以限南北也。”[注：《資治通鑒》卷七十魏紀二]兩次親征，都隻得引兵退還。苻堅伐晉，以為自己擁兵百萬，“投鞭於江.足以斷流”，但終不能越長江而滅晉。
淮河與長江相表裏，發揮著雙重的屏障作用。顧祖禹總結道：“自南北分疆，往往以長淮為大江之蔽。”又曰：“江南以江淮為險，而守江者莫如守淮。南得淮則足以拒北，北得淮則南不可複保矣。”[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十九江南一]如果說長江的防禦是純被動的，那麽，淮河則兼有防守和主動進攻兩層意義。南方對抗北方，以守而言，則守淮河可藉淮南的廣大地區作為縱深；以攻而言，則出淮北可以進取中原。淮河支流多源於淮北，特別是泗水，稍經開鑿，即能連通黃河，從而使南方的力量能遠投到黃河流域；而單守長江，則一處被突破，便已入其心腹。曆代保據江南者，對於淮河與長江的這種唇齒關係多有論及，守江必先守淮的議論亦隨處可見。如南宋呂祉言“江淮之險，天地所以限南北也。自昔立國於南，則守江以為家戶，備淮以為藩籬。”[注：呂祉《東南防守利便》之江淮表裏論]
長江之守重在上下相維，淮河之守重在內外呼應。
南宋呂祉給宋廷上《東南防守利便》，特著“建康根本論”、“江流上下論”、“江淮表裏論”三論，建議：立都建康以為興王之基；屯兵江陵、襄陽、武昌、九江以固上下遊之勢；守江以治內，備淮以治外，表淮而裏江，如此則中原可複。
山東和荊襄猶如東南的兩翼，屏護著整個江淮防禦體係。山東足以屏護淮泗上遊，荊襄足以屏護江漢上遊。前人曾言“yu固東南者，必爭江漢；yu窺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漢而無淮泗，國必弱；有淮泗而無江漢之上遊，國必危。”[注：《讀史方輿紀要》江南方輿紀要序]北據山東以固淮泗上遊，西保荊襄以固長江上遊，是為保據東南者的最好態勢。 .。
（一）長江防線
南方在長江沿線置列有一係列軍事重鎮，扼守長江的幾處要點。古代長江下遊易渡之處有二，一是采石渡，一是瓜洲渡，分處建康的上下遊。江北之敵yu渡江攻建康者多出此兩處。建康方麵也加強對這兩處渡口的防守，在這兩處渡口的南岸，置兵戍守，立為重鎮，這就是京口（今鎮江）和采石。\與此二地隔江相對的，東麵是廣陵（今揚州），西麵是曆陽（今和縣），北方鐵騎南下，往往東抵廣陵，西抵曆陽，故亦立重鎮以守之。
京口即今江蘇鎮江市。最早孫權曾立都於此，號為京城，遷都建鄴後，立為京口鎮。自此以後，立國於東南者，均以京口為重鎮。東晉時，郗鑒經營京口以挫蘇峻之亂，遂建為雄鎮，號稱北府，與西府曆陽、南州姑孰一起拱衛京師建康。桓溫專擅朝政，視京口為眼中釘，曾謂“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注：《資治通鑒》卷一百零二晉紀二十四]其帳下謀士郗超會其意，暗示其父郗愔將京口讓給了桓溫。謝玄在淝水挫敗前秦苻堅大軍，依靠的主要是京口的北府兵。桓玄自荊州東下，朝廷本yu倚北府兵以拒桓全，但北府將劉牢之舉兵降附桓玄，桓玄遂入建康。桓玄代晉，劉裕、劉毅等據京口起兵反玄，因以滅玄。劉裕代晉後，有鑒於京口的戰略地位，曾遺詔“京口要地，去都邑密邇，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注：《宋書》卷七十八劉延孫列傳]終劉宋一朝，無論是在對北敵的戰爭中，還是在內部政治鬥爭中，京口的地位都是舉足輕重。梁末，陳霸先鎮京口，王僧辨守建康，陳霸先襲殺王僧辨，亦據京口而發，並最終建陳代梁。隋滅陳之戰中，賀若弼自瓜洲率先渡過長江，攻占京口，與自采石渡江的韓擒虎合圍建康。唐初李子通攻沈法興，亦自廣陵渡江取京口。南宋偏安東南，主戰派大臣力主經營建康、京口以圖中原，如陳亮曾上書孝宗皇帝說：“京口，連岡三麵，而大江橫陳，江旁極目千裏，其勢力大略如虎之出穴。”[注：《陳亮集》中華書局增訂本，卷一]
采石即今之采石磯，隔江與橫江渡相對，其地突向江心，有比較好的渡江碼頭，是古代長江易渡之處。秦始皇巡視東南，即由此處渡江。孫策略取江東，也由此處渡江；後遂建為重鎮。西晉滅吳之戰中，吳丞相張悌率軍至采石，渡江迎戰晉軍，兵敗，晉上遊諸軍遂長驅直入，直抵建業。晉永嘉元年（307年），陳敏據建業起兵，晉揚州刺史劉機由曆陽渡江討之。東晉鹹和三午（327年），蘇峻據曆陽起兵，率軍自橫江渡江取采石，東逼建康。鹹康元年（335年），後趙石虎率軍南下，遊騎至曆陽，東晉急增戍采石、蕪湖、慈湖以備之。梁太清二年（548年），侯景起兵叛梁，自壽陽趨曆陽，曆陽太守莊鐵以城降，並建議侯景說：“宜乘此際速趣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為備，內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大王雖有jing甲百萬，不能濟矣。”[注：《資治通鑒》卷一百六十一梁紀十七]侯景遂自橫江渡采石，襲據姑孰，東下建康；先是，臨川太守陳昕啟湊梁主：“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不能濟。”[注：《資治通鑒》卷一百六十一梁紀十七]隋滅陳，韓擒虎兵出廬州，由橫江濟采石，陷姑孰，從右翼包圍建康；此前，陳將樊毅提醒陳主說：“水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為防備。”[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七十六陳紀十]北宋開寶八年（975年），曹彬率軍伐南唐，在采石大敗南唐守軍，占領采石，然後在采石架設浮橋，接應江北的宋軍，宋軍遂長驅直入，如履平地。南宋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顏亮南侵，也試圖從采石渡江，被虞允文擊敗。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襲取和州，準備進擊江南，大軍渡橫江，奪占采石，遂據集慶（今南京），開創大明基業。
京口與采石雖同扼長江渡口，但在唐以前，采石的重要xing有過於京口。采石附近，江麵較窄，京口一帶，江麵較寬，且京口以北，河湖密布，北騎驅馳不易；采石以北，隔淮西而直麵中原，敵騎驅馳，容易抵達。北騎南來，趨采石較趨京口為易。故前人有言：“古來江南有事，從采石渡者十之九，從京口渡者十之一。”[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十九江南一]另外，采石除去扼長江渡口外，還與姑孰、東梁山一道起著阻遏上遊來敵。屏護建康的作用。唐以後，形勢稍有變化，一方麵由於泥沙衝積，瓜洲一帶江麵稍稍變窄，另一方麵，隨著大運河的開鑿和政治重心的東移，這裏是運河與長江、北方政治重心與南方經濟重心聯係的銜接地帶，因而地位有所上升。
姑孰即今之當塗，地處建康上遊，控禦采石和東梁山二處險要，翼蔽建康。東晉南朝僑立豫州（或南豫州）於此，號為南州，與北府京口、西府曆陽一道拱衛建康。顧祖禹稱姑孰“控據江山，密邇畿邑，自上遊來者，則梁山當其要害；自橫江渡者，則采石扼其咽喉。金陵有事，姑孰為必爭之地。”[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七江南九]東晉初，王敦專擅朝政，自上遊移鎮姑孰；桓氏以荊州上遊東逼建康，恒溫、桓衝先後移豫州鎮姑孰。劉宋元嘉末年，武陵王劉駿討劉劭，兵至南州（即姑孰）而降者相屬。因為，據姑孰即已奪梁山之險，撤掉了建康上遊最後的屏障。梁山即東梁山，在姑孰西南三十裏，擋建康上遊陸路要衝。劉宋孝建元年（554年），劉義宣，臧質在上遊起兵，東下建康，朝廷遣柳元景、王玄謨等將拒之，叛軍兵至蕪湖，臧質建議義宣說：“今若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人綴梁山，則玄謨必不敢動；下官中流鼓棹，直趨石頭，此上策也。”[注：《宋書》卷七十四臧質傳]義宣未用，而盡銳攻梁山，為王玄謨等所敗。齊永元元年（499年），陳顯達據江州起兵，齊東昏侯遣將軍胡鬆扼梁山以拒之。梁末，北齊蕭軌與梁降將徐嗣徽等合兵攻梁山，陳霸先立柵扼梁山以拒之。梁山與采石共扼建康上遊水陸兩路，為建康上遊最後的屏障。
與京口、采石二地隔江相對的是廣陵和曆陽，二地可謂兩淮根本。北騎南下，自淮東來者，最終必趨廣陵；自淮西來者，最終必趨曆陽。南方有事北方，二地則是南方人力、物力的集結地，廣陵足以策應山陽、盱眙，曆陽足以策應鍾離、壽chun。
廣陵即今之揚州，為淮東根本，翼蔽長江。北不得廣陵，則無以渡瓜洲；南不得廣陵，則無以爭淮北。大運河開通以後，廣陵扼長江與運河的交匯口，地位更加重要。西漢時，廣陵為吳之國都，吳王劉濞據此，煮海為鹽，鑄山為銅，國用富饒，遂招天下亡命之徒以反漢。三國時，廣陵為曹魏所有，曹魏黃初五年（224年），魏主曹丕親率水軍自壽chun至廣陵，yu攻江東；孫權屢爭廣陵而不得，故其在淮南方向的北伐屢出而無成，最終隻得以長江為守。東晉時，廣陵為僑立兗州的治所，劉宋因循之。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征發民丁，沿江數郡之兵俱集於廣陵。孝建年間，竟陵王劉誕受孝武帝猜疑，出鎮廣陵，劉誕遂營廣陵城垣以自固，孝武帝發大兵攻之，始克。梁末“侯景之亂”中，東魏趁利南侵，江北之地盡入東魏，廣陵亦為北方所有。隋統一北方，謀並江南，先以揚州總管賀若弼鎮廣陵；平陳之戰中，賀若弼率先渡過長江，攻占京口，從左翼包圍建康。隋統一全國，為加強南北聯係，開鑿大運河，大運河在廣陵附近匯入長江。隋煬帝廢州置郡，以廣陵為江都郡，經常臨幸。隋末天下大亂，江都為李子通所據，李子通據江都稱帝，國號吳。唐末藩鎮割據，廬州刺史楊行密入據廣陵，自稱淮南留後，盡略淮南之地，建國吳，跨有江淮二十七州。吳後為南唐所代，南唐建都金陵，而以江都為東都。後周顯德三年（956年），後周與南唐激戰於淮南，後周軍乘虛襲占揚州，次年，南唐主請和，盡獻江北之地，南唐國勢遂弱。南宋建都臨安，江淮防線當臨安之北，金兵南下，必向兩淮。揚州為淮東根本，趙範所謂“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皆不可無備。”[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三江南五]元軍突破荊襄防線，東下臨安，兩淮猶為南宋所守，李庭芝據守揚州。文天祥猶寄希望於兩淮，建議宋廷分境內為四鎮，將淮西並入淮東，建閫於揚州，截擊元軍之後，以圖恢複國勢，未果。明初定都金陵，揚州之與金陵，形勢又幾同於東晉南朝，後雖遷都於běi jing，但南北二京之間的聯係、江南財賦的轉輸，都須藉大運河，而揚州扼運河之咽喉，其重要xing自不待言。
曆陽即今之和縣。自淮西方向南下趨建康，必經曆陽。壽chun、鳳陽以南，巢湖當其要衝；巢湖以西，地形複雜，不利大軍穿行；巢湖以東，山丘和河道較少，利於大軍通行，北方勢力南下，多出此途。曆陽當此衝要。顧祖禹言：“自昔國於東南，未嚐不以曆陽為襟要；有事江南者，由壽陽、曆陽來者十之七。”[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九江南十一]南宋呂祉亦言：“曆陽，建康、姑孰之門戶。未有曆陽多故而江東得以安枕者。”[注：呂祉《東南防守利便》之江淮表裏論]孫策據江東，由曆陽渡江。西晉滅吳，使王渾出曆陽，渡橫江。東晉時，蘇峻亦由曆陽渡橫江，襲姑孰而下建康。後趙石虎掠淮南，遊騎徑抵曆陽，江南戒嚴。梁末侯景叛亂，起自壽陽，並有曆陽，再出橫江而渡采石，遂入建康。隋滅陳之戰中，廬州總管韓擒虎由廬州趨曆陽，出橫江而渡采石。宋金對峙，金兵南下，也往往徑抵曆陽。明初朱元璋取江南，也由曆陽渡江，克采石、下太平（姑孰）。
（二）淮河防線
南方在淮河一線也置列有一係列重鎮，以扼淮河支流與淮河的交匯口。在淮西，主要是壽chun（今壽縣）和鍾離（今鳳陽），在淮東，主要是山陽（今淮安）和盱眙。
淮河上遊支流主要有穎河和渦河。穎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曰穎口，渦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曰渦口。壽chun正對穎口，擋穎河、淮河方向的來敵；鍾離正對渦口，擋渦河之衝。南北對峙之際，鍾離與壽chun俱為淮西重鎮。
淮河下遊主要支流有泗水，亦曰清河。古代泗水自山東南流，在淮安附近匯入淮河，入淮之口曰泗口，或曰清口、淮口。淮、泗水路自古為南北交通要道，山陽和盱眙即在其附近，控製著泗水方向的來路。在這一方向，若取更積極的態勢，還可經營彭城（今徐州）以圖北方。
壽chun即今之壽縣。淮河主要支流穎河在其附近匯入淮河。穎河為中原與江淮之間的一條重要交通線，穎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曰穎口。壽chun正對穎口。自穎河或淮河上遊而來之敵，必經壽chun。顧祖禹稱壽chun“控扼淮穎，襟帶江沱，為西北之要樞，東南之屏蔽。”[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一江南三]另外，壽chun一帶，為黃淮平原的一部分，土壤肥沃，灌溉便利，宜於屯耕。故其地利足以為戰守之資。
戰國末，楚失鄢郢之地後，東徙淮南，一度以壽chun為都。西漢時，壽chun為淮南王國都。淮南國地大力強，值漢廷削藩之餘，怯不自安，遂謀起兵。伍被建議：“略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強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崛強江淮間，可以延歲月之壽。”[注：《漢書》卷四十五伍被傳]東漢末，袁術據壽chun，帝製自為。曹魏正始四年（243年），鄧艾行巡淮河南北，行視陳、項以東，至壽chun，上表建策，建議：“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歲豐常收，三倍於許。如此，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注：《三國誌》卷二十八鄧艾傳]主政的司馬懿采行其策，在淮河南北大興屯田，廣開河渠，以增灌溉、通漕運，自是以後，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船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為以後西晉滅吳打下了基礎。
魏晉南北朝時期，南北雙方對峙於江淮之間，壽chun擋南北之衝，為南北雙方爭奪的急所。司馬睿初定江東，應詹即建議說：“壽chun，一方之會，去此不遠，宜選都督有文武經略者，遠以振河洛之形勢，近以為徐豫之藩鎮。綏集流散，使人有攸依，專委農功，令事有所局。”[注：《晉書》卷二十六食貨誌]東晉立足江東，但仍以收複中原為號召，故經營壽chun，以守而言，可為淮西重鎮，以進取而言，可與中原形勢相呼應，且兩淮間為流民所集，招集安撫，意義亦大。晉太和四年（369年），豫州刺史袁真據壽chun降前燕，前燕、前秦同時出兵救援，晉大司馬桓溫率軍擊破前秦援兵，攻破壽chun，收複壽chun。時參軍伏滔隨恒溫至壽陽，以淮南屢叛，遂著《正淮論》言壽chun之重要曰：“彼壽陽者，南引荊汝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平途不過七百；西援陳許，水陸不****裏；外有江湖之阻，內有淮淝之固。龍泉之陂，良田萬頃，舒、六之貢，利盡蠻越。”[注：《晉書》卷九十二伏滔傳]苻堅伐晉，前鋒已拔壽陽，但就在壽陽附近的淝水，謝玄所率晉軍擊破前秦軍隊，收複壽陽，前秦經此一敗，頓成崩潰之勢。東晉末，劉裕“yu開拓河南，綏定豫土，割揚州大江以西、大雷以北悉屬豫州。”[注：《晉書》卷十四地理誌上]僑立豫州，治壽陽，作為北伐中原的一個前進基地。王鎮惡、檀道濟趨許洛之師即由此出發。劉宋時期，無論是北伐還是北伐失敗後收拾殘局，壽陽都顯示出了它作為淮西一方重鎮的地位。蕭道成代宋自立，北魏即發兵來攻，壽陽是其主攻方向之一。蕭道成以垣崇祖為豫州刺史，鎮壽陽，他對垣崇祖說：“吾新得天下，索虜必以納劉昶為辭，侵犯邊鄙。壽chun當虜之衝，非卿無以製此虜也”[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三十五齊紀一]蕭齊末年，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chun降北魏，北魏發兵接應，壽陽並淮南之地遂入於北魏。梁趁北魏內亂，收複壽陽及淮南之地，“侯景之亂”時，東、西魏趁利南進，壽陽及淮南之地又入於東魏。陳太建五年（573年），吳明徹北伐，收複壽陽，陳主為之下詔曰：“壽chun者，古之都會，襟帶淮、汝，控引河、洛，得之者安，是稱要害。”[注：《陳書》卷九吳明徹傳]吳明徹兵敗後，壽陽連同整個淮南又被北周攻占，陳人不得不憑江而守，形勢極其不利。
五代時，後周世宗征南唐，攻壽州近三年而不能克。後來南唐壽州守將以望斷援絕而降。壽州一降，江北諸州次第風靡。宋金對峙時，金兵南下江淮，壽州每為極衝。呂祉言：“淮西，建康之屏蔽，壽chun又淮西之本源也。壽chun失，則出合肥、據曆陽，建康不得安枕矣。”[注：呂祉《東南防守利便》之江淮表裏論]
渦河為中原與江淮間的又一條重要交通線。渦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曰渦口。鳳陽正對渦口，擋渦河之衝。南北對峙之際，鳳陽與壽chun俱為淮西重鎮。鳳陽在南北朝時為鍾離郡。南朝劉宋失淮北諸州之後，隻得憑淮河而守，鍾離正檔自許洛方向南下之衝，北魏每次南下，鍾離都是其主攻方向之一。梁末，鍾離與壽chun俱入於東魏。宋金對峙，金人立劉豫於中原，yu以華製華。宋紹興六年（1136年），劉豫侵淮西，朝議yu棄淮保江。樞密使張浚力反之，說：“淮南諸屯，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則長江之險與敵共有，江南未可保也。淮東宜於盱眙屯駐，以扼清河上流；淮西宜於濠、壽屯駐，以扼渦、穎運道。”[注：《續資治通鑒》卷一一七]濠州即鳳陽。濠、壽二州分別控扼渦、穎二口，為扼守淮河的關鍵。紹興十一年（1141年），張浚、劉琦、楊沂中三大將之兵敗於濠州，宋廷遂決計議和。
淮河下遊主要支流有泗水，泗水亦曰清河。古代泗水自山東南流，經兗州、濟寧、徐州、宿遷，在淮安附近匯入淮河。淮河下遊河道變遷很大，特別是黃河改道，奪汴、泗等河而入海，故今之泗水、淮河已非當年舊貌。泗水入淮之口曰泗口，亦曰清口、淮口。淮泗水路自古為南北交通要道，西晉王濬攻吳，杜預曾寫信鼓勵他直搗建康以滅吳，然後，“自江入淮，逾於泗汴，溯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注：《資治通鑒》卷八十一晉紀三]根據杜預書信中所提示的線路，王濬水師可由建業？直駛洛陽，可知汴、泗二水藉淮河而連通黃河、長江兩大水係應該是比較早的事；桓溫、劉裕北伐，都曾開通泗水水道；隋煬帝開大運河，也利用了汴、泗二水。
淮河下遊重鎮主要有淮安、盱眙，扼守淮泗水路。淮安在東晉南朝時為山陽郡，隋唐及宋代時為楚州，元明清時稱淮安。曹魏黃初年間，魏主曹丕親率水軍循蔡、穎、渦等水入淮而至廣陵，舟師即由淮安而南。東晉南朝均以淮安為重鎮，祖約、劉隗、荀羨等將先後鎮守其地。東晉太元三年（378年），前秦大將彭超建議苻堅說：“願更遣重將攻淮南諸城，為棋劫之勢，東西並運，丹陽不足平也。”[注：《資治通鑒》卷一百零四晉紀一十六]苻堅從之，遂發兵攻淮陽、盱眙。劉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伐失敗後，山陽太守蕭僧珍悉斂百姓入城，築堤蓄陂水，yu待魏兵至時，決堤灌之。魏軍經過山陽，未敢攻城。劉宋泰始年間失淮北諸州，北魏將山陽、彭城一帶經營成南逼江淮的一個基地，南朝再謀北進，形勢已很不利。陳代吳明徹北伐圍攻彭城時，周將王軌輕兵南進，襲據清口，切斷了陳軍歸路，明徹遂敗。宋室南遷，倚江淮以屏蔽東南，山陽的地位再次重要起來。吳表臣曰：“山陽控扼之地，失之則無以屏蔽淮東。”[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二江南四]徐宗偃亦曰：“山陽南北必爭之地也，我得之，可以進取山東；敵若得之，淮南不能以朝夕固也。”[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二江南四]大運河道經淮安，故元、明兩代均設重臣、置屯軍以經略之。元末農民起義時，元將董搏霄守泗州，曾建議元廷增戍淮安：“淮安為南北噤喉，江淮要衝之地，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複也。則救援淮安，誠為急務。”[注：《元史》卷一百八十八董博霄傳]
盱眙為淮東一方重鎮。盱眙在秦末一度是楚懷王的都城。東晉時，羌人姚襄在淮南擊破殷浩之軍，進屯盱眙，晉廷不能製。東晉太元三年（378年），前秦將領俱難等攻陷盱眙，直到淝水之戰後，東晉才收複盱眙；義熙年間，晉廷置盱眙為郡，劉宋時因之。劉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伐失敗時，盱眙太守沈璞以盱眙地處衝要，乃繕城浚隍，積材穀，儲矢石，為城守之備；北魏南進時，淮河一帶郡縣守宰多棄城逃走，沈璞堅守盱眙；輔國將軍臧質軍潰後，亦率餘部入盱眙，二人合力堅守盱眙，魏主拓跋燾自瓜步北撤途中，親自指揮強攻盱眙三十餘ri而未能破城，隻得燒攻城器具而走，顯示出盱眙在淮東地區確為一方重鎮。北魏退去後不久，劉義隆即以其弟劉義恭為南兗州刺史、驃騎將軍，都督十三州諸軍事，移鎮盱眙，以重振江淮地區殘破的防禦體係。次年，劉宋撒南兗州並入南徐州，另置淮南都督，駐盱眙，開創屯田，應接遠近。
彭城為淮北根本。彭城附近眾水匯集。泗水從彭城附近流過。泗水向西北上溯，開巨野澤可入黃河，南流途中又匯納汴水、雎？水等河流。隋以前，汴水在彭城附近匯入泗水。劉裕滅後秦之後南歸，舟師自渭入河，又開汴渠，自河入汴，遂歸彭城。雎？水則在邳州（今邳縣）附近匯入泗水，雎？水入泗水之口曰雎？清口。沈攸之攻彭城不利，即敗於雎？清口。
彭城可說是四戰之地，為曆代兵家所必爭。彭城在楚漢之際曾為西楚霸王項羽之都。東漢末年軍閥混戰之際，徐州乃紛爭之地，陶謙、劉備、呂布、曹cāo都曾力爭徐州。孫權一度也想攻取徐州，但呂蒙以徐州“地勢陸通，驍騎所騁”，且地近許洛，雖攻取之，ri後曹cāo也必全力來爭，不如襲取荊州，全據長江。[注：《資治通鑒》卷六十三漢紀五十五]
南北對峙形勢下彭城的地位更加重要。在江淮防線的幾個層次中，長江翼蔽江南，淮南翼蔽長江，淮北翼蔽淮南。而在淮北地區，實以彭城為其根本。彭城地近中原，又介南北之間，水陸交通便利，可為戰守之資。蘇軾論彭城地位曰：“徐州為南北襟要，京東諸郡邑安危所寄也。其地三麵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裏，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延敵，真若從屋上建瓴水也。”[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九江南十一]
東晉隆安三年（399年），北魏滅後燕，後燕慕容德率餘部南走，謀先據一方，作為根據地，部下張華建議攻取彭城，尚書潘聰則力陳彭城乃晉之重鎮，爭之不易，他說：“彭城土廣人稀，平夷無險，且晉之舊鎮，未易可取，又密邇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戰者，吳人之所長，我之所短也。不如取廣固而據之。”[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一十一晉紀三十三]潘聰是看到了彭城對於東晉的意義，才得出“未易可取”的結論。劉裕和劉義隆都曾以彭城作為北伐的基地。劉裕北伐後秦，即以彭城為其前進基地；劉裕以北伐之功先後進爵宋公、宋王，彭城是其封地的都城。劉宋元嘉北伐，彭城也是作為北伐的前進基地。元嘉七年北伐時，長沙王劉義欣出鎮彭城，為眾軍聲援；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前夕，王玄謨為彭城太守，進策經略中原，上表曰：“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事。”[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二十五宋紀七]劉義隆遂以第三子劉駿為徐州刺史，鎮彭城，為北伐作準備。在這次北伐失敗後，劉駿與江夏王劉義恭堅守彭城，北魏南下，未敢輕攻彭城。
劉宋泰始年間的內亂中，宋明帝繕後不當，致使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劉宋試圖奪回彭城而未遂。此後，北魏積極經營彭城，作為南逼江淮的一個基地。北魏初據彭城，主將尉元上表請經營彭城：“彭城賊之要蕃，不有積粟強守，不可以固，若儲糧廣戍，雖劉彧師徒悉動，不敢窺覦淮北之地，此自然之勢也。”[注：《魏書》卷五十尉元傳]北魏太和四年，北魏徐州刺史薛虎子上表：“國家yu取江東，先須積穀彭城。切惟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匹，用度無準，未及代下，不免饑寒，公私損費。今徐州良田十萬餘頃，水陸肥沃，清、汴通流，足以灌溉，若以兵絹市牛，可得萬頭，興置屯田，一歲之中，且給官食。半兵芸殖，餘兵屯戍，且耕且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暫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於後兵資皆貯公庫，五稔之後，穀帛俱溢，非止戍卒豐飽，亦有吞敵之勢。”[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三十五齊紀一]到陳代時，吳明徹趁北周與北齊相爭之機北伐，收複淮南，並試圖進爭淮北，收複彭城，但他在圍攻彭城時，兵敗被擒。南朝經略淮北的最後一次機會也失去了。
唐代藩鎮割據時，淄青節度使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橋（今安徽宿縣北符離集）、渦口，一時南北漕運之路斷絕，江淮進奉船千餘艘泊渦口不敢進。李泌建議唐德宗說：“江淮漕運，以甬橋為咽喉，若失徐州，是失江淮也。國用何從而至！宜急建重鎮於徐州，使運路常通，則江淮安也。”[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九江南十一]
邳州（今邳縣）可謂對徐州地位的一種補充。邳州也在淮泗水運線上，北近齊魯，南蔽江淮，為南北水陸交通的一大要衝。從淮安自泗口入泗水，逆泗水而上，至邳州，自邳州向西北沿泗水上行可至彭城而趨中原；自邳州向東北，正對沂水河穀，可趨山東。邳州與淮安俱為淮北與淮南的重要銜接點。南方爭淮北、北方爭淮南，都必爭邳州。劉裕北伐南燕，舟師自淮入泗，至下邳（今邳縣）後，留船艦步行而進；滅南燕後，又yu“留鎮下邳，經營司、雍”；盧循東下建康，劉裕還師，兵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率jing銳步騎歸建康。劉宋泰始年間，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北魏尉元經營彭城，曾上表請經略下邳、淮陽等地以挫宋軍：“若宋人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預，曆下邳；趨青州，路亦由下邳入沂水，經東安，此數者皆宋人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預、鎮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自克。”[注：《魏書》卷五十尉元傳]沈攸之沿泗水北進，試圖收複彭城，在下邳附近的清雎？口被北魏擊敗，淮北諸州遂不可複問。陳趁北方內亂遣吳明徹北伐，下邳一帶又成為爭奪的要點。五代初，淮南割據，抗衡中原，邳、徐一帶控淮泗之路，為南北爭奪的要點。朱溫以爭邳、徐而阻楊行密，後周則以取邳、徐而逼南唐。
這是東南地區江淮防禦體係的大致情況。大體說來，可以分為幾個層次：長江一線可作為一個層次，在這一線上有京口、廣陵、姑孰、曆陽等重鎮，守護江南；長江至淮河之間可作為一個層次，在這一區域內有壽陽、鍾離、山陽、盱眙等重鎮，守護淮南；淮河至黃河之間又可作為一個層次，在這一區域內有彭城、邳州等軍事重鎮，守護淮北。
這幾個層次基本上顯示出了南北雙方隨著勢力消長而表現出的攻守形勢。南方強盛時，可以前出淮河以北，進取中原；南方衰弱時，則往往退守長江，消極防守；南北雙方勢均力敵時，則往往以淮河一線為對抗的前沿。
三南方的北伐
（一）北伐的政治問題
從東晉南朝到南宋，南北對峙形勢下的東南政權，舉行過多次北伐。如祖逖北伐（320年）、褚裒北伐（349年）、殷浩北伐（353年）、恒溫北伐（354年、356年、369年）、謝萬北伐（359年）、謝玄北伐（384年）、劉裕北伐（400年、416年）、劉宋元嘉北伐（430年、450年、452年）。蕭衍北伐（505年）、吳明徹北伐（573年、577年）、南宋張浚北伐（1136年）、嶽飛北伐（1140年）、端平北伐（1234年）等等。從這些頻繁發起的北伐中，可以折shè出一些政治上的問題。
對於南北對峙形勢下的東南政權而言，北伐總是一麵旗幟，一麵可以用以收拾人心、整合南方社會的旗幟。
東南政權既然大多是喬遷政權，他們在北方少數民族占領北方地區之後，大都能整合南方社會，統一江南半壁江山。在他們整合南方社會的過程中，北伐、收複中原通常是其收拾人心的一麵旗幟。
東晉、南宋南遷之初，北方為少數民族所占，中原板蕩，百姓流離，人無定誌。南遷的政權要收拾局麵，穩定人心，憑的是中原文化的保全者和中國傳統政治中的正朔所在這麽一個身份。但他們又都是在一種特殊的背景下收拾局麵的。東晉、南宋南遷之前，西晉、北宋政權都是被北方少數民族政權覆滅。東晉的建立者司馬睿、南宋的建立者趙構都是以宗室藩王的身份重建社稷的。這就是說，南遷到東南的政權並不是中原政權的原班遷移。這樣，新建立的政權要出來整合被衝擊得支離破碎的社會結構、社會秩序，對於自己的政權作為“正朔”和中原文化的保全者這麽一個身份尤須加以強調。
這時，北伐中原、收複舊疆便可以作為一麵非常有用的旗幟。這麵旗幟可以顯示出自己所建立的政權與中原政權之間的內在聯係。這一點對於維係人心、整合內部意義重大。也就是說，此時打出北伐中原的旗號，對於江南政權內部政治上的意義甚至有過於北伐本身的意義。
的確，北伐中原，驅逐胡人，收複舊疆，重返故土，對於振奮社會人心是很有號召力的，這也是北伐可以利用的一項jing神資源。王導在渡江士人們新亭對泣之時“當共戮力王室，克複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注：《晉書》卷六十五王導傳]之語，何等感勵人心！嶽飛“壯誌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壯言，又是何等慷慨激昂！
但在曆史上，南北對峙形勢下的東南政權發起的北伐雖多，真正徹底、真正成功的北伐卻很少。如果北伐僅僅隻是作為收拾人心、整合社會的一麵旗幟的話，那麽，社會整合的程度反過來也會影響北伐本身成就的取得。隻有一個整合得比較成功的社會中才能凝聚出比較強大的力量；相反，社會整合不夠的話，就凝聚不出強大的社會力量，也就無法有成功的和比較徹底意義上的北伐。
東晉前期，皇權旁落，門閥政治比較典型。王、庾、桓、謝等大族先後執掌朝政，幾個主要的大族相互牽製，又相互維係，從而使這種政出多門的局麵得以維持。這種局麵妨礙了封建統治秩序的全麵建立；也妨礙江南社會的全麵整合，所以，東晉前期的北伐如祖逖、褚裒、殷浩、謝萬、謝玄北伐時，南方社會整合程度遠遠不夠，牽製北伐的因素很多，因此未能取得大的成就。
祖逖北伐，晉廷並未給予實質xing的支持。而當祖逖剛剛在河南打下基礎，晉廷即派戴淵前往節製。祖逖想到自己“已翦荊棘，收河南地，而（戴）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與劉（隗）、刁（協）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注：《資治通鑒》卷九十一晉紀十三]不久病死，北伐事業前功盡棄。褚裒北伐，“朝野皆以為中原指期可複”，而光祿大夫蔡謨則“獨調所親曰：‘胡滅誠為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注：《資治通鑒》卷九十八晉紀二十]當時各方的意圖及彼此矛盾非三言兩語所能透析，但上述史實已足可顯示褚裒北伐並沒得到江東社會的廣泛支持。
有時，北伐甚至成了門閥大族權力鬥爭的一個工具。如殷浩北伐就是這樣的。殷浩北伐在很大程度上是晉廷為了抑製恒溫北伐的動議。而且，殷浩北伐時，出身江左第一高門的王羲之就曾遺書殷浩說：“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誌，非所複及。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複舊鎮。自長江以外，羈靡而已。”[注：《資治通鑒》卷九十九晉紀二十一]對於北伐也並不讚成。殷浩北伐失敗後，桓溫趁機反擊，從而將北伐的資格據為己有，同時也將東晉的軍政大權握於己手。
桓溫北伐應該說是取得了一定的影響。但桓溫北伐的用意，並不全在收複北方。他兵臨灞上卻不采王猛之議徑攻長安，進抵枋頭而不采郗超之議直趨鄴城，從此中似可窺見他雖專兵在外卻意在建康的梟雄心態。正是這種梟雄心態妨礙了他北伐成就的進一步取得。桓溫長期專擅上遊，遙製朝廷，雖王、謝大族亦無法予以裁製。
謝玄北伐時，正趁淝水之戰後南方空前高漲的士氣和北方紛亂的局麵，本應取得較大的成就；但此時，謝安正以剛建不世之功而受司馬氏的猜忌，謝玄請求自屯彭城以便“內藩朝廷”的建議甚至都不被朝議所允。
劉裕北伐時，至少算是事權歸一，受到的牽製較少。但其北伐有立功境外以樹立個人威望的意圖，他最終的目的是要造宋代晉。劉裕出身次等士族。在一個仍以喬遷士族為政治主體的社會裏，以一個次等士族，要想取高門士族共同維係百餘年的司馬氏政權而代之，必須取得這些高門士族的支持，這是劉裕造宋所麵臨的主要政治問題。所以，他要在對北敵的疆場上建立起足以取信於朝野的功勳，以便為改朝換代作準備。這對他北伐成就的進一步取得和北伐成果的鞏固造成了很大影響。
劉裕北伐應該說是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但是，盡管他平定了桓玄、盧循、譙縱，消滅了南燕、後秦，武功卓著，但高門士族對他的接受仍是有限的。他雖然控製了軍政大權，但社會基礎依然薄弱。所以，他在剛剛擊滅後秦、北伐功業如ri中天之時，聽到他的重要謀士、留守建康的劉穆之死後，感到“根本無托”，遂從長安倉促東歸，致使關中旋得旋失，沒於赫連夏。在他死後，北魏趁喪南侵，河南又沒於北魏。而這點又影響了以後整個元嘉年間的南北關係。
本來，劉裕在晉末秉政的那段時間是整個東晉南朝曆史上南方實力最強、所據地理態勢也最好的時期，劉裕北伐本可取得更大的成就，至少，他已經取得的成就是可獲得進一步鞏固的，但由於上述的原因，致使他北伐的成就打了相當大的折扣。
劉宋時期，皇權得到加強，劉義隆北伐時，己能集中全部的國力從事北伐，但此時“南北（華夷）觀念”已出現一種微妙的變化。自劉裕代晉，這種觀念上的微妙變化便已初顯端倪。劉裕在劉穆之死後倉促東歸，已是置關中於不顧；削弱豫州（劉裕死前分豫州為南、北兩部，南重而北輕）則又是置河南於不顧；劉義隆北伐，遣使告魏主“今當修複舊境，不關河北。”[注：《資治通鑒》卷一二一元嘉七年]隻圖河南，不問河北，已無收複北方舊疆的意思，遣使北魏，則又一改東晉時期“不與劉、石通使”的立場[注：《廿二史考異》卷一八晉穆帝永和七年]。種種跡象表明，晉宋之際，“南北（華夷）觀念”已出現一種微妙的變化。對於“華夷”南北對峙的政治現狀已經是一種理所當然的接受，其北伐已經根本沒有收複舊疆、統一天下的意思。
南宋時期的北伐則因趙家王朝的偏安特xing和對統兵將領一貫的猜忌、不信任而受到牽製。趙宋王朝為能苟安東南，甚至不惜自毀長城，殺掉嶽飛這樣的名將。
上述北伐史實，有一個共同的特xing，即當政者的北伐意圖實際上都在北伐之外。若要進一步深究的話，又當追溯到整個喬遷政權本身政治上的弱點。喬遷政權本身又是為強敵所逼、被迫遷徙的產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進取的特xing。能夠收拾江南半壁江山的局麵已經非常滿足。這一點在東晉孫綽的上書中表現得比較典型。
時桓溫北伐收複洛陽，遂上疏請晉廷還於洛陽舊都，朝臣們以“北土蕭條，人情疑怯”，不樂北遷。這時孫綽上疏曰：“昔中宗（晉元帝）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實賴萬裏長江畫而守之耳。今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河、洛丘墟，函夏蕭條，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若遷都旋軫之ri，中興五陵，即複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桓）溫今此舉，誠yu大覽始終，為國遠圖；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怯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趨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江外，數十年矣，一朝頓yu拔之，驅躕於窮荒之地，提挈萬裏，逾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田宅不可複售，舟車無從而得，舍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將頓仆道途，飄溺江川，僅有達者。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注：《資治通鑒》卷一百零一晉紀二十三]
孫綽之言，無論在當時還是在後世，都很有代表xing。江南喬遷之地，已成“安樂之風”；中原故土，反成“習亂之鄉”。能保有江南“安樂之國”已經非常滿足。曆史上，喬遷東南的政權雖多以北伐、收複中原為口號，但真正徹底的北伐少，跟喬遷政權的上述特xing有很大關係。
出於政治上的需要，以北伐作為整合南方社會的一麵旗幟，本無足厚非。在北方淪亡，中原板蕩之際，北伐的口號對於重建社稷、收拾人心、振奮士氣、奠定江南立國規模的確具有重大的意義。此時的北伐實際上具有整合內部和對抗北敵這雙重的意義。
然而，北伐除了作為旗幟外，畢竟還應有本身的內涵。隻有一個整合得比較成功的社會中才能凝聚出強大的力量，才會有真正徹底的北伐。此時，事權歸一，將帥用命，士氣振奮，社會組織、社會動員也都暢通有效。
如果南方的社會整合已經比較成功，就不需要再以北伐作為招牌，北伐才可能是真正徹底的北伐。本來，當喬遷政權在江南根基已固，內部經營初具規模以後，是可以作進一步的進取的；但對喬遷東南的政權而言，北伐大多隻是停留在第一層意義上，僅僅隻是作為一麵旗幟，一個招牌，因而少有比較徹底的北伐，也少有比較成功的北伐。
與東晉、南朝及南宋等喬遷政權相比，明初朱元璋的北伐才是真正徹底的北伐。朱元璋雖然也是起自東南，但其政權的基礎並無上述喬遷政權的種種特xing，並不需要拿北伐作為安定內部的招牌，北伐的目的就是要驅逐韃靼，恢複漢人的天下。故其北伐才是真正徹底的北伐，也正因為徹底，其北伐才取得了最終的成功。
><首><發> .。這一局麵的形成實有其地理上的基礎。
曆史上的南北對峙多為北方少數民族政權與南方漢人政權之間的對峙。除孫吳與曹魏（西晉）之間短暫的對峙外，中國曆史上出現過的其它南北對峙如東晉南朝與十六國北朝、南宋與金、南宋與蒙古（元）對峙時，北方政權都是少數民族所建。政治軍事上的對峙是以各自所處的地理環境和生產、生活方式為基礎的。
中國的疆域南北跨度很大，南北方氣候、環境及人的習xing差異較大，遂使南北雙方軍事特長上也有很大差異。
北方少數民族以遊牧、shè獵為業，男子皆jing於騎shè，平時遊牧、馳獵，戰時出征，可謂兵民合一；在戰略戰術上，以遠程奔襲、騎兵野戰見長；注重發揮個人的積極xing，人自為戰；生長北方，xing習溫涼，不耐暑熱，故其對南方的作戰主要是在秋冬時節。秋冬時節，秋高馬肥，大地堅淨，利於騎兵驅馳。
南方漢人以農耕為業，其社會文明程度較高，社會的高度組織化、對水利的利用是其社會的主要特點。其治軍、用兵亦與其環境和生產、生活方式上的特點相適應。治軍以組織、秩序和紀律見長。曆史上的南方比較著名的軍隊如北府兵、嶽家軍、戚家軍、湘軍都是以紀律嚴明、訓練有素見長。在戰略戰術上，注重謀略，講究部伍陣法，善於利用城市作為據點防守，利用平原地區的江河水道來進行運輸。建立水師。南方對北方的主動用兵主要是在chun夏時節。chun夏時節，正值中國東部季風區的雨季，江河水漲，便於利用江河水道進行人力物力的運輸、投送。
南北雙方可謂各有所長，各有千秋。鑒於中原地區的氣候和地形上的特點，南北雙方在天時和地利上都可謂利弊半參。利於南方者不利於北方，利於北方者不利於南方。雙方都有機會發揮自己的長處，利用對方的短處。
在南北對抗比較穩定的時期，雙方往往達成一種均勢。雙方之間的對抗在長江和黃河之間的某條中間線上穩定下來。任何一方隻要越過這條中間線便會麵臨大的困難，也會遭遇大的抵抗。這條中間線，在東部地區通常是淮河——盡管南方勢力偶爾能遠達黃河，北方勢力有時也能飲馬長江，但雙方大致在淮河一線穩定下來；在西部地區，則通常是以秦嶺為界。
黃淮平原是南北交兵的主戰場。這一帶季節變化比較明顯，既有曠闊的原野，又有縱橫的江河水道。秋冬時節，大地堅淨，曠闊的原野宜於北方鐵騎驅馳，利於北方發揮其騎兵野戰的特長；chun夏時節，江河水漲，利於南方發揮其水戰和守城戰的特長。因此，無論從時機還是從地利上，雙方都是利弊半參，因而易於陷入一種拉鋸式的角逐之中。
集南方之所長者無如東南。東南地處亞熱帶，雨水較多，河道縱橫。長江、淮河呈東西向流過，橫亙在南北之間，再加上它們的支流，遂形成一個密集的江河水網，足以緩衝北方鐵騎的衝擊力。從阻擋北方鐵騎的衝力上來說，長江確是難以逾越的天塹。南方可以利用這些江河水道，構築軍事據點，扼守一些主要的通道，發揮自己水戰和守城戰的特長。在整個南方地區，沒有哪個地區能象東南這樣有這麽多的江河水道可以利用。另外，南方雨季濕熱，北方人、畜皆不適應。這樣，北方勢力若越過淮河繼續向南深入，便會麵臨氣候和環境上的巨大困難，而發現自己陷入了棄其所長、就其所短的不利境地。
東南地區的經濟條件也比較好。長江下遊太湖地區就是一個富裕的經濟區，人煙稠密。西漢時，吳王劉濞便以“鑄山煮海，國用富饒”，憑雄厚的經濟實力招致天下亡命之徒；司馬遷描述當時經濟形勢，稱“吳，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注：《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江南的開發本來相對晚於北方，但北方的曆次動蕩都會導致大量的流民南遷，流民將先進的生產技術帶往南方，促進了江南的開發和江南經濟的發展。
東漢後期的動蕩造成了中國曆史上的第一次流民南遷高峰，“永嘉之亂”後，中原大族和百姓再次大量南遷。北方流民陸續南遷，促進了東南地區經濟的發展。到南朝劉宋時，在《禹貢》中被稱為“厥田下下”的揚州已呈現出相當繁華的景象。南朝沈約曾敘述江南地區經濟的繁榮，感歎：“江南之為國盛矣！”他稱讚會稽一帶“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土地，畝值一金，（關中的）雩、杜之間，不能比也。”稱讚揚州“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注：《宋書》卷五十四列傳第十四“史臣曰”]劉宋大明年間，揚州人口密度是其它大州的數倍，僅會稽一郡的人口即能與當時的荊、江等大州相埒。隋唐時期，東南財賦為關中所倚重，揚州之富庶，常甲天下，當時號為“揚一益二”。隋開大運河、唐治漕運，都有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關中的意圖。元、明、清三代建都běi jing，經濟上亦仰仗東南，重新開鑿的大運河，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京師。東南江河水道眾多，交通運輸方便，匱乏之物，也易於得到補充，再加上海運，其交通貿易的範圍就更廣泛了。這些條件為東南的政治、軍事地位提供了經濟基礎。
古代東南地區民風勁勇好武，這也是立足東南的政權可以憑恃的條件。《漢書》地理誌載東南風俗雲“吳、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注：《漢書》卷二十八地理誌下]chun秋時的吳越能與齊晉等中原大國爭霸、項羽率八千江東子弟而令秦人喪膽，都得益於東南地區勁勇好武的民風。《隋書》地理誌述東南民風，謂淮南一帶“人xing並躁勁，風氣果決，包藏禍害，視死如歸，戰而貴詐，此則其舊風也。自平陳之後，其俗頗變，尚淳質，好儉約，喪紀婚姻，率漸於禮。”京口一帶“其人本並習戰，號為天下jing兵。俗以五月五ri為鬥力之戲，各料強弱相敵，事類講武。”浙東及江西一帶亦頗與之同。[注：《隋書》卷三十一地理誌下]特別是淮南一帶，為曆代流民流徙往來之地，流民多結族而行，習於戰亂，顛沛流離中，組成武裝以自保，這是一支可以利用的潛在的武裝力量。東晉時謝玄、劉裕曾率以屢破北方強敵的北府兵即是這種力量的顯示。
建立於東南的政權，大多能統一江南半壁江山，而與北方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麵，這跟東南政權的社會基礎也有很大關係。
東南政權多為喬遷政權，是中國傳統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進文化的保全者。中原政權喬遷東南之後，中原先進的社會政治文化遂構成其統治的重要基礎。在北方少數民族占領北方地區之後，東南政權大多能整合南方社會，統一江南半壁江山，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不過，這裏麵還存在一個喬遷勢力與當地勢力結合的問題。孫吳立國江東，乃是淮泗集團與江東大族合流的產物；晉室南遷，也是中原王、謝、庾、桓等大族與當地顧、賀等望族相結合，才在江東立穩足跟。
自晉室南遷，中原士族和百姓紛紛避難江東，將中原先進的文化和生產技術帶入江東，東晉南朝保據江南，抗衡北方數百年，喬遷士族是一個重要的穩定xing因素。隨著女真和蒙古先後入主中原，趙宋王朝再度南遷，東南再次成為中原社會政治文化的薈萃之地。流風所披，影響深遠。明清及近代，東南人物之盛，令人矚目。
喬遷政權帶有上述的那些優勢，但喬遷政權本身又是為強敵所逼、被迫遷徙的產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進取的特xing。曆史上，立足東南的政權多以北伐、收複中原為口號，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卻極少。立足東南的政權大多能統一江南半壁江山，與北方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麵，而很少能統一天下（僅明朝朱元璋為一例外），便跟喬遷政權的這種特xing有關。
二江淮防禦體係
整個東南的防禦格局是一個以長江和淮河為依托的多層次的防禦體係。
建立於東南的政權多以建康（今南京）為政治重心。建康作為江南都會實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建康據險臨江，交通便利，西通巴蜀、荊襄，東接三吳，北麵兩淮。巴蜀、荊襄足以屏護上遊；三吳富裕，足以提供人力、物力支持；兩淮地區為攻守進退之所，以攻以守，皆當以建康為根本。
建康本身“前據大江，南臨重嶺，憑高據深，形勢獨勝。”古代南京城周圍山丘很多，如鍾山、覆舟山、幕府山。孫吳最初建都於此，諸葛亮稱“金陵，鍾山龍蟠，石頭虎踞，帝王之宅也。”[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江南二]晉室南遷，亦建都於此，其後，宋、齊、梁、陳頻繁嬗代，但都不改舊轍；梁代經曆“侯景之亂”後，改都江陵，但很快亡於西魏。五代十國中的南唐也建都於此；明統一全國後，也定都於此，後雖遷都běi jing，但金陵一直是作為陪都。在近代，南京還作過太平天國和中華民國的都城。
南方賴以對抗北方，主要是依托長江和淮河。南方一些軍事重鎮的形成，都是以此為基礎的。（見圖2－3－l）
長江縱貫東西，延綿數千裏，再加上其支流，將一片遼闊的地域聯係起來。長江上通巴蜀、中經荊襄、東連吳越，上下遊之間相互呼應，使整個南方地區的形勢得以完整。另外，長江本身即發揮著阻擋北方鐵騎衝擊的天塹作用。魏文帝曹丕南征孫吳，兵至廣陵，麵對長江，不得不感歎：“魏雖有武騎千群，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注：《資治通鑒》卷七十魏紀二]次年，魏主再次大舉伐吳，見江水波濤洶湧，又感歎道：“嗟呼！固天所以限南北也。”[注：《資治通鑒》卷七十魏紀二]兩次親征，都隻得引兵退還。苻堅伐晉，以為自己擁兵百萬，“投鞭於江.足以斷流”，但終不能越長江而滅晉。
淮河與長江相表裏，發揮著雙重的屏障作用。顧祖禹總結道：“自南北分疆，往往以長淮為大江之蔽。”又曰：“江南以江淮為險，而守江者莫如守淮。南得淮則足以拒北，北得淮則南不可複保矣。”[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十九江南一]如果說長江的防禦是純被動的，那麽，淮河則兼有防守和主動進攻兩層意義。南方對抗北方，以守而言，則守淮河可藉淮南的廣大地區作為縱深；以攻而言，則出淮北可以進取中原。淮河支流多源於淮北，特別是泗水，稍經開鑿，即能連通黃河，從而使南方的力量能遠投到黃河流域；而單守長江，則一處被突破，便已入其心腹。曆代保據江南者，對於淮河與長江的這種唇齒關係多有論及，守江必先守淮的議論亦隨處可見。如南宋呂祉言“江淮之險，天地所以限南北也。自昔立國於南，則守江以為家戶，備淮以為藩籬。”[注：呂祉《東南防守利便》之江淮表裏論]
長江之守重在上下相維，淮河之守重在內外呼應。
南宋呂祉給宋廷上《東南防守利便》，特著“建康根本論”、“江流上下論”、“江淮表裏論”三論，建議：立都建康以為興王之基；屯兵江陵、襄陽、武昌、九江以固上下遊之勢；守江以治內，備淮以治外，表淮而裏江，如此則中原可複。
山東和荊襄猶如東南的兩翼，屏護著整個江淮防禦體係。山東足以屏護淮泗上遊，荊襄足以屏護江漢上遊。前人曾言“yu固東南者，必爭江漢；yu窺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漢而無淮泗，國必弱；有淮泗而無江漢之上遊，國必危。”[注：《讀史方輿紀要》江南方輿紀要序]北據山東以固淮泗上遊，西保荊襄以固長江上遊，是為保據東南者的最好態勢。 .。
（一）長江防線
南方在長江沿線置列有一係列軍事重鎮，扼守長江的幾處要點。古代長江下遊易渡之處有二，一是采石渡，一是瓜洲渡，分處建康的上下遊。江北之敵yu渡江攻建康者多出此兩處。建康方麵也加強對這兩處渡口的防守，在這兩處渡口的南岸，置兵戍守，立為重鎮，這就是京口（今鎮江）和采石。\與此二地隔江相對的，東麵是廣陵（今揚州），西麵是曆陽（今和縣），北方鐵騎南下，往往東抵廣陵，西抵曆陽，故亦立重鎮以守之。
京口即今江蘇鎮江市。最早孫權曾立都於此，號為京城，遷都建鄴後，立為京口鎮。自此以後，立國於東南者，均以京口為重鎮。東晉時，郗鑒經營京口以挫蘇峻之亂，遂建為雄鎮，號稱北府，與西府曆陽、南州姑孰一起拱衛京師建康。桓溫專擅朝政，視京口為眼中釘，曾謂“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注：《資治通鑒》卷一百零二晉紀二十四]其帳下謀士郗超會其意，暗示其父郗愔將京口讓給了桓溫。謝玄在淝水挫敗前秦苻堅大軍，依靠的主要是京口的北府兵。桓玄自荊州東下，朝廷本yu倚北府兵以拒桓全，但北府將劉牢之舉兵降附桓玄，桓玄遂入建康。桓玄代晉，劉裕、劉毅等據京口起兵反玄，因以滅玄。劉裕代晉後，有鑒於京口的戰略地位，曾遺詔“京口要地，去都邑密邇，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注：《宋書》卷七十八劉延孫列傳]終劉宋一朝，無論是在對北敵的戰爭中，還是在內部政治鬥爭中，京口的地位都是舉足輕重。梁末，陳霸先鎮京口，王僧辨守建康，陳霸先襲殺王僧辨，亦據京口而發，並最終建陳代梁。隋滅陳之戰中，賀若弼自瓜洲率先渡過長江，攻占京口，與自采石渡江的韓擒虎合圍建康。唐初李子通攻沈法興，亦自廣陵渡江取京口。南宋偏安東南，主戰派大臣力主經營建康、京口以圖中原，如陳亮曾上書孝宗皇帝說：“京口，連岡三麵，而大江橫陳，江旁極目千裏，其勢力大略如虎之出穴。”[注：《陳亮集》中華書局增訂本，卷一]
采石即今之采石磯，隔江與橫江渡相對，其地突向江心，有比較好的渡江碼頭，是古代長江易渡之處。秦始皇巡視東南，即由此處渡江。孫策略取江東，也由此處渡江；後遂建為重鎮。西晉滅吳之戰中，吳丞相張悌率軍至采石，渡江迎戰晉軍，兵敗，晉上遊諸軍遂長驅直入，直抵建業。晉永嘉元年（307年），陳敏據建業起兵，晉揚州刺史劉機由曆陽渡江討之。東晉鹹和三午（327年），蘇峻據曆陽起兵，率軍自橫江渡江取采石，東逼建康。鹹康元年（335年），後趙石虎率軍南下，遊騎至曆陽，東晉急增戍采石、蕪湖、慈湖以備之。梁太清二年（548年），侯景起兵叛梁，自壽陽趨曆陽，曆陽太守莊鐵以城降，並建議侯景說：“宜乘此際速趣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為備，內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大王雖有jing甲百萬，不能濟矣。”[注：《資治通鑒》卷一百六十一梁紀十七]侯景遂自橫江渡采石，襲據姑孰，東下建康；先是，臨川太守陳昕啟湊梁主：“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不能濟。”[注：《資治通鑒》卷一百六十一梁紀十七]隋滅陳，韓擒虎兵出廬州，由橫江濟采石，陷姑孰，從右翼包圍建康；此前，陳將樊毅提醒陳主說：“水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為防備。”[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七十六陳紀十]北宋開寶八年（975年），曹彬率軍伐南唐，在采石大敗南唐守軍，占領采石，然後在采石架設浮橋，接應江北的宋軍，宋軍遂長驅直入，如履平地。南宋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顏亮南侵，也試圖從采石渡江，被虞允文擊敗。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襲取和州，準備進擊江南，大軍渡橫江，奪占采石，遂據集慶（今南京），開創大明基業。
京口與采石雖同扼長江渡口，但在唐以前，采石的重要xing有過於京口。采石附近，江麵較窄，京口一帶，江麵較寬，且京口以北，河湖密布，北騎驅馳不易；采石以北，隔淮西而直麵中原，敵騎驅馳，容易抵達。北騎南來，趨采石較趨京口為易。故前人有言：“古來江南有事，從采石渡者十之九，從京口渡者十之一。”[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十九江南一]另外，采石除去扼長江渡口外，還與姑孰、東梁山一道起著阻遏上遊來敵。屏護建康的作用。唐以後，形勢稍有變化，一方麵由於泥沙衝積，瓜洲一帶江麵稍稍變窄，另一方麵，隨著大運河的開鑿和政治重心的東移，這裏是運河與長江、北方政治重心與南方經濟重心聯係的銜接地帶，因而地位有所上升。
姑孰即今之當塗，地處建康上遊，控禦采石和東梁山二處險要，翼蔽建康。東晉南朝僑立豫州（或南豫州）於此，號為南州，與北府京口、西府曆陽一道拱衛建康。顧祖禹稱姑孰“控據江山，密邇畿邑，自上遊來者，則梁山當其要害；自橫江渡者，則采石扼其咽喉。金陵有事，姑孰為必爭之地。”[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七江南九]東晉初，王敦專擅朝政，自上遊移鎮姑孰；桓氏以荊州上遊東逼建康，恒溫、桓衝先後移豫州鎮姑孰。劉宋元嘉末年，武陵王劉駿討劉劭，兵至南州（即姑孰）而降者相屬。因為，據姑孰即已奪梁山之險，撤掉了建康上遊最後的屏障。梁山即東梁山，在姑孰西南三十裏，擋建康上遊陸路要衝。劉宋孝建元年（554年），劉義宣，臧質在上遊起兵，東下建康，朝廷遣柳元景、王玄謨等將拒之，叛軍兵至蕪湖，臧質建議義宣說：“今若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人綴梁山，則玄謨必不敢動；下官中流鼓棹，直趨石頭，此上策也。”[注：《宋書》卷七十四臧質傳]義宣未用，而盡銳攻梁山，為王玄謨等所敗。齊永元元年（499年），陳顯達據江州起兵，齊東昏侯遣將軍胡鬆扼梁山以拒之。梁末，北齊蕭軌與梁降將徐嗣徽等合兵攻梁山，陳霸先立柵扼梁山以拒之。梁山與采石共扼建康上遊水陸兩路，為建康上遊最後的屏障。
與京口、采石二地隔江相對的是廣陵和曆陽，二地可謂兩淮根本。北騎南下，自淮東來者，最終必趨廣陵；自淮西來者，最終必趨曆陽。南方有事北方，二地則是南方人力、物力的集結地，廣陵足以策應山陽、盱眙，曆陽足以策應鍾離、壽chun。
廣陵即今之揚州，為淮東根本，翼蔽長江。北不得廣陵，則無以渡瓜洲；南不得廣陵，則無以爭淮北。大運河開通以後，廣陵扼長江與運河的交匯口，地位更加重要。西漢時，廣陵為吳之國都，吳王劉濞據此，煮海為鹽，鑄山為銅，國用富饒，遂招天下亡命之徒以反漢。三國時，廣陵為曹魏所有，曹魏黃初五年（224年），魏主曹丕親率水軍自壽chun至廣陵，yu攻江東；孫權屢爭廣陵而不得，故其在淮南方向的北伐屢出而無成，最終隻得以長江為守。東晉時，廣陵為僑立兗州的治所，劉宋因循之。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征發民丁，沿江數郡之兵俱集於廣陵。孝建年間，竟陵王劉誕受孝武帝猜疑，出鎮廣陵，劉誕遂營廣陵城垣以自固，孝武帝發大兵攻之，始克。梁末“侯景之亂”中，東魏趁利南侵，江北之地盡入東魏，廣陵亦為北方所有。隋統一北方，謀並江南，先以揚州總管賀若弼鎮廣陵；平陳之戰中，賀若弼率先渡過長江，攻占京口，從左翼包圍建康。隋統一全國，為加強南北聯係，開鑿大運河，大運河在廣陵附近匯入長江。隋煬帝廢州置郡，以廣陵為江都郡，經常臨幸。隋末天下大亂，江都為李子通所據，李子通據江都稱帝，國號吳。唐末藩鎮割據，廬州刺史楊行密入據廣陵，自稱淮南留後，盡略淮南之地，建國吳，跨有江淮二十七州。吳後為南唐所代，南唐建都金陵，而以江都為東都。後周顯德三年（956年），後周與南唐激戰於淮南，後周軍乘虛襲占揚州，次年，南唐主請和，盡獻江北之地，南唐國勢遂弱。南宋建都臨安，江淮防線當臨安之北，金兵南下，必向兩淮。揚州為淮東根本，趙範所謂“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皆不可無備。”[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三江南五]元軍突破荊襄防線，東下臨安，兩淮猶為南宋所守，李庭芝據守揚州。文天祥猶寄希望於兩淮，建議宋廷分境內為四鎮，將淮西並入淮東，建閫於揚州，截擊元軍之後，以圖恢複國勢，未果。明初定都金陵，揚州之與金陵，形勢又幾同於東晉南朝，後雖遷都於běi jing，但南北二京之間的聯係、江南財賦的轉輸，都須藉大運河，而揚州扼運河之咽喉，其重要xing自不待言。
曆陽即今之和縣。自淮西方向南下趨建康，必經曆陽。壽chun、鳳陽以南，巢湖當其要衝；巢湖以西，地形複雜，不利大軍穿行；巢湖以東，山丘和河道較少，利於大軍通行，北方勢力南下，多出此途。曆陽當此衝要。顧祖禹言：“自昔國於東南，未嚐不以曆陽為襟要；有事江南者，由壽陽、曆陽來者十之七。”[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九江南十一]南宋呂祉亦言：“曆陽，建康、姑孰之門戶。未有曆陽多故而江東得以安枕者。”[注：呂祉《東南防守利便》之江淮表裏論]孫策據江東，由曆陽渡江。西晉滅吳，使王渾出曆陽，渡橫江。東晉時，蘇峻亦由曆陽渡橫江，襲姑孰而下建康。後趙石虎掠淮南，遊騎徑抵曆陽，江南戒嚴。梁末侯景叛亂，起自壽陽，並有曆陽，再出橫江而渡采石，遂入建康。隋滅陳之戰中，廬州總管韓擒虎由廬州趨曆陽，出橫江而渡采石。宋金對峙，金兵南下，也往往徑抵曆陽。明初朱元璋取江南，也由曆陽渡江，克采石、下太平（姑孰）。
（二）淮河防線
南方在淮河一線也置列有一係列重鎮，以扼淮河支流與淮河的交匯口。在淮西，主要是壽chun（今壽縣）和鍾離（今鳳陽），在淮東，主要是山陽（今淮安）和盱眙。
淮河上遊支流主要有穎河和渦河。穎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曰穎口，渦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曰渦口。壽chun正對穎口，擋穎河、淮河方向的來敵；鍾離正對渦口，擋渦河之衝。南北對峙之際，鍾離與壽chun俱為淮西重鎮。
淮河下遊主要支流有泗水，亦曰清河。古代泗水自山東南流，在淮安附近匯入淮河，入淮之口曰泗口，或曰清口、淮口。淮、泗水路自古為南北交通要道，山陽和盱眙即在其附近，控製著泗水方向的來路。在這一方向，若取更積極的態勢，還可經營彭城（今徐州）以圖北方。
壽chun即今之壽縣。淮河主要支流穎河在其附近匯入淮河。穎河為中原與江淮之間的一條重要交通線，穎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曰穎口。壽chun正對穎口。自穎河或淮河上遊而來之敵，必經壽chun。顧祖禹稱壽chun“控扼淮穎，襟帶江沱，為西北之要樞，東南之屏蔽。”[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一江南三]另外，壽chun一帶，為黃淮平原的一部分，土壤肥沃，灌溉便利，宜於屯耕。故其地利足以為戰守之資。
戰國末，楚失鄢郢之地後，東徙淮南，一度以壽chun為都。西漢時，壽chun為淮南王國都。淮南國地大力強，值漢廷削藩之餘，怯不自安，遂謀起兵。伍被建議：“略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強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崛強江淮間，可以延歲月之壽。”[注：《漢書》卷四十五伍被傳]東漢末，袁術據壽chun，帝製自為。曹魏正始四年（243年），鄧艾行巡淮河南北，行視陳、項以東，至壽chun，上表建策，建議：“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歲豐常收，三倍於許。如此，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注：《三國誌》卷二十八鄧艾傳]主政的司馬懿采行其策，在淮河南北大興屯田，廣開河渠，以增灌溉、通漕運，自是以後，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船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為以後西晉滅吳打下了基礎。
魏晉南北朝時期，南北雙方對峙於江淮之間，壽chun擋南北之衝，為南北雙方爭奪的急所。司馬睿初定江東，應詹即建議說：“壽chun，一方之會，去此不遠，宜選都督有文武經略者，遠以振河洛之形勢，近以為徐豫之藩鎮。綏集流散，使人有攸依，專委農功，令事有所局。”[注：《晉書》卷二十六食貨誌]東晉立足江東，但仍以收複中原為號召，故經營壽chun，以守而言，可為淮西重鎮，以進取而言，可與中原形勢相呼應，且兩淮間為流民所集，招集安撫，意義亦大。晉太和四年（369年），豫州刺史袁真據壽chun降前燕，前燕、前秦同時出兵救援，晉大司馬桓溫率軍擊破前秦援兵，攻破壽chun，收複壽chun。時參軍伏滔隨恒溫至壽陽，以淮南屢叛，遂著《正淮論》言壽chun之重要曰：“彼壽陽者，南引荊汝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平途不過七百；西援陳許，水陸不****裏；外有江湖之阻，內有淮淝之固。龍泉之陂，良田萬頃，舒、六之貢，利盡蠻越。”[注：《晉書》卷九十二伏滔傳]苻堅伐晉，前鋒已拔壽陽，但就在壽陽附近的淝水，謝玄所率晉軍擊破前秦軍隊，收複壽陽，前秦經此一敗，頓成崩潰之勢。東晉末，劉裕“yu開拓河南，綏定豫土，割揚州大江以西、大雷以北悉屬豫州。”[注：《晉書》卷十四地理誌上]僑立豫州，治壽陽，作為北伐中原的一個前進基地。王鎮惡、檀道濟趨許洛之師即由此出發。劉宋時期，無論是北伐還是北伐失敗後收拾殘局，壽陽都顯示出了它作為淮西一方重鎮的地位。蕭道成代宋自立，北魏即發兵來攻，壽陽是其主攻方向之一。蕭道成以垣崇祖為豫州刺史，鎮壽陽，他對垣崇祖說：“吾新得天下，索虜必以納劉昶為辭，侵犯邊鄙。壽chun當虜之衝，非卿無以製此虜也”[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三十五齊紀一]蕭齊末年，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chun降北魏，北魏發兵接應，壽陽並淮南之地遂入於北魏。梁趁北魏內亂，收複壽陽及淮南之地，“侯景之亂”時，東、西魏趁利南進，壽陽及淮南之地又入於東魏。陳太建五年（573年），吳明徹北伐，收複壽陽，陳主為之下詔曰：“壽chun者，古之都會，襟帶淮、汝，控引河、洛，得之者安，是稱要害。”[注：《陳書》卷九吳明徹傳]吳明徹兵敗後，壽陽連同整個淮南又被北周攻占，陳人不得不憑江而守，形勢極其不利。
五代時，後周世宗征南唐，攻壽州近三年而不能克。後來南唐壽州守將以望斷援絕而降。壽州一降，江北諸州次第風靡。宋金對峙時，金兵南下江淮，壽州每為極衝。呂祉言：“淮西，建康之屏蔽，壽chun又淮西之本源也。壽chun失，則出合肥、據曆陽，建康不得安枕矣。”[注：呂祉《東南防守利便》之江淮表裏論]
渦河為中原與江淮間的又一條重要交通線。渦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曰渦口。鳳陽正對渦口，擋渦河之衝。南北對峙之際，鳳陽與壽chun俱為淮西重鎮。鳳陽在南北朝時為鍾離郡。南朝劉宋失淮北諸州之後，隻得憑淮河而守，鍾離正檔自許洛方向南下之衝，北魏每次南下，鍾離都是其主攻方向之一。梁末，鍾離與壽chun俱入於東魏。宋金對峙，金人立劉豫於中原，yu以華製華。宋紹興六年（1136年），劉豫侵淮西，朝議yu棄淮保江。樞密使張浚力反之，說：“淮南諸屯，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則長江之險與敵共有，江南未可保也。淮東宜於盱眙屯駐，以扼清河上流；淮西宜於濠、壽屯駐，以扼渦、穎運道。”[注：《續資治通鑒》卷一一七]濠州即鳳陽。濠、壽二州分別控扼渦、穎二口，為扼守淮河的關鍵。紹興十一年（1141年），張浚、劉琦、楊沂中三大將之兵敗於濠州，宋廷遂決計議和。
淮河下遊主要支流有泗水，泗水亦曰清河。古代泗水自山東南流，經兗州、濟寧、徐州、宿遷，在淮安附近匯入淮河。淮河下遊河道變遷很大，特別是黃河改道，奪汴、泗等河而入海，故今之泗水、淮河已非當年舊貌。泗水入淮之口曰泗口，亦曰清口、淮口。淮泗水路自古為南北交通要道，西晉王濬攻吳，杜預曾寫信鼓勵他直搗建康以滅吳，然後，“自江入淮，逾於泗汴，溯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注：《資治通鑒》卷八十一晉紀三]根據杜預書信中所提示的線路，王濬水師可由建業？直駛洛陽，可知汴、泗二水藉淮河而連通黃河、長江兩大水係應該是比較早的事；桓溫、劉裕北伐，都曾開通泗水水道；隋煬帝開大運河，也利用了汴、泗二水。
淮河下遊重鎮主要有淮安、盱眙，扼守淮泗水路。淮安在東晉南朝時為山陽郡，隋唐及宋代時為楚州，元明清時稱淮安。曹魏黃初年間，魏主曹丕親率水軍循蔡、穎、渦等水入淮而至廣陵，舟師即由淮安而南。東晉南朝均以淮安為重鎮，祖約、劉隗、荀羨等將先後鎮守其地。東晉太元三年（378年），前秦大將彭超建議苻堅說：“願更遣重將攻淮南諸城，為棋劫之勢，東西並運，丹陽不足平也。”[注：《資治通鑒》卷一百零四晉紀一十六]苻堅從之，遂發兵攻淮陽、盱眙。劉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伐失敗後，山陽太守蕭僧珍悉斂百姓入城，築堤蓄陂水，yu待魏兵至時，決堤灌之。魏軍經過山陽，未敢攻城。劉宋泰始年間失淮北諸州，北魏將山陽、彭城一帶經營成南逼江淮的一個基地，南朝再謀北進，形勢已很不利。陳代吳明徹北伐圍攻彭城時，周將王軌輕兵南進，襲據清口，切斷了陳軍歸路，明徹遂敗。宋室南遷，倚江淮以屏蔽東南，山陽的地位再次重要起來。吳表臣曰：“山陽控扼之地，失之則無以屏蔽淮東。”[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二江南四]徐宗偃亦曰：“山陽南北必爭之地也，我得之，可以進取山東；敵若得之，淮南不能以朝夕固也。”[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二江南四]大運河道經淮安，故元、明兩代均設重臣、置屯軍以經略之。元末農民起義時，元將董搏霄守泗州，曾建議元廷增戍淮安：“淮安為南北噤喉，江淮要衝之地，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複也。則救援淮安，誠為急務。”[注：《元史》卷一百八十八董博霄傳]
盱眙為淮東一方重鎮。盱眙在秦末一度是楚懷王的都城。東晉時，羌人姚襄在淮南擊破殷浩之軍，進屯盱眙，晉廷不能製。東晉太元三年（378年），前秦將領俱難等攻陷盱眙，直到淝水之戰後，東晉才收複盱眙；義熙年間，晉廷置盱眙為郡，劉宋時因之。劉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伐失敗時，盱眙太守沈璞以盱眙地處衝要，乃繕城浚隍，積材穀，儲矢石，為城守之備；北魏南進時，淮河一帶郡縣守宰多棄城逃走，沈璞堅守盱眙；輔國將軍臧質軍潰後，亦率餘部入盱眙，二人合力堅守盱眙，魏主拓跋燾自瓜步北撤途中，親自指揮強攻盱眙三十餘ri而未能破城，隻得燒攻城器具而走，顯示出盱眙在淮東地區確為一方重鎮。北魏退去後不久，劉義隆即以其弟劉義恭為南兗州刺史、驃騎將軍，都督十三州諸軍事，移鎮盱眙，以重振江淮地區殘破的防禦體係。次年，劉宋撒南兗州並入南徐州，另置淮南都督，駐盱眙，開創屯田，應接遠近。
彭城為淮北根本。彭城附近眾水匯集。泗水從彭城附近流過。泗水向西北上溯，開巨野澤可入黃河，南流途中又匯納汴水、雎？水等河流。隋以前，汴水在彭城附近匯入泗水。劉裕滅後秦之後南歸，舟師自渭入河，又開汴渠，自河入汴，遂歸彭城。雎？水則在邳州（今邳縣）附近匯入泗水，雎？水入泗水之口曰雎？清口。沈攸之攻彭城不利，即敗於雎？清口。
彭城可說是四戰之地，為曆代兵家所必爭。彭城在楚漢之際曾為西楚霸王項羽之都。東漢末年軍閥混戰之際，徐州乃紛爭之地，陶謙、劉備、呂布、曹cāo都曾力爭徐州。孫權一度也想攻取徐州，但呂蒙以徐州“地勢陸通，驍騎所騁”，且地近許洛，雖攻取之，ri後曹cāo也必全力來爭，不如襲取荊州，全據長江。[注：《資治通鑒》卷六十三漢紀五十五]
南北對峙形勢下彭城的地位更加重要。在江淮防線的幾個層次中，長江翼蔽江南，淮南翼蔽長江，淮北翼蔽淮南。而在淮北地區，實以彭城為其根本。彭城地近中原，又介南北之間，水陸交通便利，可為戰守之資。蘇軾論彭城地位曰：“徐州為南北襟要，京東諸郡邑安危所寄也。其地三麵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裏，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延敵，真若從屋上建瓴水也。”[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九江南十一]
東晉隆安三年（399年），北魏滅後燕，後燕慕容德率餘部南走，謀先據一方，作為根據地，部下張華建議攻取彭城，尚書潘聰則力陳彭城乃晉之重鎮，爭之不易，他說：“彭城土廣人稀，平夷無險，且晉之舊鎮，未易可取，又密邇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戰者，吳人之所長，我之所短也。不如取廣固而據之。”[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一十一晉紀三十三]潘聰是看到了彭城對於東晉的意義，才得出“未易可取”的結論。劉裕和劉義隆都曾以彭城作為北伐的基地。劉裕北伐後秦，即以彭城為其前進基地；劉裕以北伐之功先後進爵宋公、宋王，彭城是其封地的都城。劉宋元嘉北伐，彭城也是作為北伐的前進基地。元嘉七年北伐時，長沙王劉義欣出鎮彭城，為眾軍聲援；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前夕，王玄謨為彭城太守，進策經略中原，上表曰：“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事。”[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二十五宋紀七]劉義隆遂以第三子劉駿為徐州刺史，鎮彭城，為北伐作準備。在這次北伐失敗後，劉駿與江夏王劉義恭堅守彭城，北魏南下，未敢輕攻彭城。
劉宋泰始年間的內亂中，宋明帝繕後不當，致使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劉宋試圖奪回彭城而未遂。此後，北魏積極經營彭城，作為南逼江淮的一個基地。北魏初據彭城，主將尉元上表請經營彭城：“彭城賊之要蕃，不有積粟強守，不可以固，若儲糧廣戍，雖劉彧師徒悉動，不敢窺覦淮北之地，此自然之勢也。”[注：《魏書》卷五十尉元傳]北魏太和四年，北魏徐州刺史薛虎子上表：“國家yu取江東，先須積穀彭城。切惟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匹，用度無準，未及代下，不免饑寒，公私損費。今徐州良田十萬餘頃，水陸肥沃，清、汴通流，足以灌溉，若以兵絹市牛，可得萬頭，興置屯田，一歲之中，且給官食。半兵芸殖，餘兵屯戍，且耕且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暫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於後兵資皆貯公庫，五稔之後，穀帛俱溢，非止戍卒豐飽，亦有吞敵之勢。”[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三十五齊紀一]到陳代時，吳明徹趁北周與北齊相爭之機北伐，收複淮南，並試圖進爭淮北，收複彭城，但他在圍攻彭城時，兵敗被擒。南朝經略淮北的最後一次機會也失去了。
唐代藩鎮割據時，淄青節度使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橋（今安徽宿縣北符離集）、渦口，一時南北漕運之路斷絕，江淮進奉船千餘艘泊渦口不敢進。李泌建議唐德宗說：“江淮漕運，以甬橋為咽喉，若失徐州，是失江淮也。國用何從而至！宜急建重鎮於徐州，使運路常通，則江淮安也。”[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九江南十一]
邳州（今邳縣）可謂對徐州地位的一種補充。邳州也在淮泗水運線上，北近齊魯，南蔽江淮，為南北水陸交通的一大要衝。從淮安自泗口入泗水，逆泗水而上，至邳州，自邳州向西北沿泗水上行可至彭城而趨中原；自邳州向東北，正對沂水河穀，可趨山東。邳州與淮安俱為淮北與淮南的重要銜接點。南方爭淮北、北方爭淮南，都必爭邳州。劉裕北伐南燕，舟師自淮入泗，至下邳（今邳縣）後，留船艦步行而進；滅南燕後，又yu“留鎮下邳，經營司、雍”；盧循東下建康，劉裕還師，兵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率jing銳步騎歸建康。劉宋泰始年間，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北魏尉元經營彭城，曾上表請經略下邳、淮陽等地以挫宋軍：“若宋人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預，曆下邳；趨青州，路亦由下邳入沂水，經東安，此數者皆宋人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預、鎮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自克。”[注：《魏書》卷五十尉元傳]沈攸之沿泗水北進，試圖收複彭城，在下邳附近的清雎？口被北魏擊敗，淮北諸州遂不可複問。陳趁北方內亂遣吳明徹北伐，下邳一帶又成為爭奪的要點。五代初，淮南割據，抗衡中原，邳、徐一帶控淮泗之路，為南北爭奪的要點。朱溫以爭邳、徐而阻楊行密，後周則以取邳、徐而逼南唐。
這是東南地區江淮防禦體係的大致情況。大體說來，可以分為幾個層次：長江一線可作為一個層次，在這一線上有京口、廣陵、姑孰、曆陽等重鎮，守護江南；長江至淮河之間可作為一個層次，在這一區域內有壽陽、鍾離、山陽、盱眙等重鎮，守護淮南；淮河至黃河之間又可作為一個層次，在這一區域內有彭城、邳州等軍事重鎮，守護淮北。
這幾個層次基本上顯示出了南北雙方隨著勢力消長而表現出的攻守形勢。南方強盛時，可以前出淮河以北，進取中原；南方衰弱時，則往往退守長江，消極防守；南北雙方勢均力敵時，則往往以淮河一線為對抗的前沿。
三南方的北伐
（一）北伐的政治問題
從東晉南朝到南宋，南北對峙形勢下的東南政權，舉行過多次北伐。如祖逖北伐（320年）、褚裒北伐（349年）、殷浩北伐（353年）、恒溫北伐（354年、356年、369年）、謝萬北伐（359年）、謝玄北伐（384年）、劉裕北伐（400年、416年）、劉宋元嘉北伐（430年、450年、452年）。蕭衍北伐（505年）、吳明徹北伐（573年、577年）、南宋張浚北伐（1136年）、嶽飛北伐（1140年）、端平北伐（1234年）等等。從這些頻繁發起的北伐中，可以折shè出一些政治上的問題。
對於南北對峙形勢下的東南政權而言，北伐總是一麵旗幟，一麵可以用以收拾人心、整合南方社會的旗幟。
東南政權既然大多是喬遷政權，他們在北方少數民族占領北方地區之後，大都能整合南方社會，統一江南半壁江山。在他們整合南方社會的過程中，北伐、收複中原通常是其收拾人心的一麵旗幟。
東晉、南宋南遷之初，北方為少數民族所占，中原板蕩，百姓流離，人無定誌。南遷的政權要收拾局麵，穩定人心，憑的是中原文化的保全者和中國傳統政治中的正朔所在這麽一個身份。但他們又都是在一種特殊的背景下收拾局麵的。東晉、南宋南遷之前，西晉、北宋政權都是被北方少數民族政權覆滅。東晉的建立者司馬睿、南宋的建立者趙構都是以宗室藩王的身份重建社稷的。這就是說，南遷到東南的政權並不是中原政權的原班遷移。這樣，新建立的政權要出來整合被衝擊得支離破碎的社會結構、社會秩序，對於自己的政權作為“正朔”和中原文化的保全者這麽一個身份尤須加以強調。
這時，北伐中原、收複舊疆便可以作為一麵非常有用的旗幟。這麵旗幟可以顯示出自己所建立的政權與中原政權之間的內在聯係。這一點對於維係人心、整合內部意義重大。也就是說，此時打出北伐中原的旗號，對於江南政權內部政治上的意義甚至有過於北伐本身的意義。
的確，北伐中原，驅逐胡人，收複舊疆，重返故土，對於振奮社會人心是很有號召力的，這也是北伐可以利用的一項jing神資源。王導在渡江士人們新亭對泣之時“當共戮力王室，克複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注：《晉書》卷六十五王導傳]之語，何等感勵人心！嶽飛“壯誌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壯言，又是何等慷慨激昂！
但在曆史上，南北對峙形勢下的東南政權發起的北伐雖多，真正徹底、真正成功的北伐卻很少。如果北伐僅僅隻是作為收拾人心、整合社會的一麵旗幟的話，那麽，社會整合的程度反過來也會影響北伐本身成就的取得。隻有一個整合得比較成功的社會中才能凝聚出比較強大的力量；相反，社會整合不夠的話，就凝聚不出強大的社會力量，也就無法有成功的和比較徹底意義上的北伐。
東晉前期，皇權旁落，門閥政治比較典型。王、庾、桓、謝等大族先後執掌朝政，幾個主要的大族相互牽製，又相互維係，從而使這種政出多門的局麵得以維持。這種局麵妨礙了封建統治秩序的全麵建立；也妨礙江南社會的全麵整合，所以，東晉前期的北伐如祖逖、褚裒、殷浩、謝萬、謝玄北伐時，南方社會整合程度遠遠不夠，牽製北伐的因素很多，因此未能取得大的成就。
祖逖北伐，晉廷並未給予實質xing的支持。而當祖逖剛剛在河南打下基礎，晉廷即派戴淵前往節製。祖逖想到自己“已翦荊棘，收河南地，而（戴）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與劉（隗）、刁（協）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注：《資治通鑒》卷九十一晉紀十三]不久病死，北伐事業前功盡棄。褚裒北伐，“朝野皆以為中原指期可複”，而光祿大夫蔡謨則“獨調所親曰：‘胡滅誠為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注：《資治通鑒》卷九十八晉紀二十]當時各方的意圖及彼此矛盾非三言兩語所能透析，但上述史實已足可顯示褚裒北伐並沒得到江東社會的廣泛支持。
有時，北伐甚至成了門閥大族權力鬥爭的一個工具。如殷浩北伐就是這樣的。殷浩北伐在很大程度上是晉廷為了抑製恒溫北伐的動議。而且，殷浩北伐時，出身江左第一高門的王羲之就曾遺書殷浩說：“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誌，非所複及。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複舊鎮。自長江以外，羈靡而已。”[注：《資治通鑒》卷九十九晉紀二十一]對於北伐也並不讚成。殷浩北伐失敗後，桓溫趁機反擊，從而將北伐的資格據為己有，同時也將東晉的軍政大權握於己手。
桓溫北伐應該說是取得了一定的影響。但桓溫北伐的用意，並不全在收複北方。他兵臨灞上卻不采王猛之議徑攻長安，進抵枋頭而不采郗超之議直趨鄴城，從此中似可窺見他雖專兵在外卻意在建康的梟雄心態。正是這種梟雄心態妨礙了他北伐成就的進一步取得。桓溫長期專擅上遊，遙製朝廷，雖王、謝大族亦無法予以裁製。
謝玄北伐時，正趁淝水之戰後南方空前高漲的士氣和北方紛亂的局麵，本應取得較大的成就；但此時，謝安正以剛建不世之功而受司馬氏的猜忌，謝玄請求自屯彭城以便“內藩朝廷”的建議甚至都不被朝議所允。
劉裕北伐時，至少算是事權歸一，受到的牽製較少。但其北伐有立功境外以樹立個人威望的意圖，他最終的目的是要造宋代晉。劉裕出身次等士族。在一個仍以喬遷士族為政治主體的社會裏，以一個次等士族，要想取高門士族共同維係百餘年的司馬氏政權而代之，必須取得這些高門士族的支持，這是劉裕造宋所麵臨的主要政治問題。所以，他要在對北敵的疆場上建立起足以取信於朝野的功勳，以便為改朝換代作準備。這對他北伐成就的進一步取得和北伐成果的鞏固造成了很大影響。
劉裕北伐應該說是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但是，盡管他平定了桓玄、盧循、譙縱，消滅了南燕、後秦，武功卓著，但高門士族對他的接受仍是有限的。他雖然控製了軍政大權，但社會基礎依然薄弱。所以，他在剛剛擊滅後秦、北伐功業如ri中天之時，聽到他的重要謀士、留守建康的劉穆之死後，感到“根本無托”，遂從長安倉促東歸，致使關中旋得旋失，沒於赫連夏。在他死後，北魏趁喪南侵，河南又沒於北魏。而這點又影響了以後整個元嘉年間的南北關係。
本來，劉裕在晉末秉政的那段時間是整個東晉南朝曆史上南方實力最強、所據地理態勢也最好的時期，劉裕北伐本可取得更大的成就，至少，他已經取得的成就是可獲得進一步鞏固的，但由於上述的原因，致使他北伐的成就打了相當大的折扣。
劉宋時期，皇權得到加強，劉義隆北伐時，己能集中全部的國力從事北伐，但此時“南北（華夷）觀念”已出現一種微妙的變化。自劉裕代晉，這種觀念上的微妙變化便已初顯端倪。劉裕在劉穆之死後倉促東歸，已是置關中於不顧；削弱豫州（劉裕死前分豫州為南、北兩部，南重而北輕）則又是置河南於不顧；劉義隆北伐，遣使告魏主“今當修複舊境，不關河北。”[注：《資治通鑒》卷一二一元嘉七年]隻圖河南，不問河北，已無收複北方舊疆的意思，遣使北魏，則又一改東晉時期“不與劉、石通使”的立場[注：《廿二史考異》卷一八晉穆帝永和七年]。種種跡象表明，晉宋之際，“南北（華夷）觀念”已出現一種微妙的變化。對於“華夷”南北對峙的政治現狀已經是一種理所當然的接受，其北伐已經根本沒有收複舊疆、統一天下的意思。
南宋時期的北伐則因趙家王朝的偏安特xing和對統兵將領一貫的猜忌、不信任而受到牽製。趙宋王朝為能苟安東南，甚至不惜自毀長城，殺掉嶽飛這樣的名將。
上述北伐史實，有一個共同的特xing，即當政者的北伐意圖實際上都在北伐之外。若要進一步深究的話，又當追溯到整個喬遷政權本身政治上的弱點。喬遷政權本身又是為強敵所逼、被迫遷徙的產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進取的特xing。能夠收拾江南半壁江山的局麵已經非常滿足。這一點在東晉孫綽的上書中表現得比較典型。
時桓溫北伐收複洛陽，遂上疏請晉廷還於洛陽舊都，朝臣們以“北土蕭條，人情疑怯”，不樂北遷。這時孫綽上疏曰：“昔中宗（晉元帝）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實賴萬裏長江畫而守之耳。今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河、洛丘墟，函夏蕭條，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若遷都旋軫之ri，中興五陵，即複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桓）溫今此舉，誠yu大覽始終，為國遠圖；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怯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趨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江外，數十年矣，一朝頓yu拔之，驅躕於窮荒之地，提挈萬裏，逾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田宅不可複售，舟車無從而得，舍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將頓仆道途，飄溺江川，僅有達者。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注：《資治通鑒》卷一百零一晉紀二十三]
孫綽之言，無論在當時還是在後世，都很有代表xing。江南喬遷之地，已成“安樂之風”；中原故土，反成“習亂之鄉”。能保有江南“安樂之國”已經非常滿足。曆史上，喬遷東南的政權雖多以北伐、收複中原為口號，但真正徹底的北伐少，跟喬遷政權的上述特xing有很大關係。
出於政治上的需要，以北伐作為整合南方社會的一麵旗幟，本無足厚非。在北方淪亡，中原板蕩之際，北伐的口號對於重建社稷、收拾人心、振奮士氣、奠定江南立國規模的確具有重大的意義。此時的北伐實際上具有整合內部和對抗北敵這雙重的意義。
然而，北伐除了作為旗幟外，畢竟還應有本身的內涵。隻有一個整合得比較成功的社會中才能凝聚出強大的力量，才會有真正徹底的北伐。此時，事權歸一，將帥用命，士氣振奮，社會組織、社會動員也都暢通有效。
如果南方的社會整合已經比較成功，就不需要再以北伐作為招牌，北伐才可能是真正徹底的北伐。本來，當喬遷政權在江南根基已固，內部經營初具規模以後，是可以作進一步的進取的；但對喬遷東南的政權而言，北伐大多隻是停留在第一層意義上，僅僅隻是作為一麵旗幟，一個招牌，因而少有比較徹底的北伐，也少有比較成功的北伐。
與東晉、南朝及南宋等喬遷政權相比，明初朱元璋的北伐才是真正徹底的北伐。朱元璋雖然也是起自東南，但其政權的基礎並無上述喬遷政權的種種特xing，並不需要拿北伐作為安定內部的招牌，北伐的目的就是要驅逐韃靼，恢複漢人的天下。故其北伐才是真正徹底的北伐，也正因為徹底，其北伐才取得了最終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