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蟠虎踞，東南形勝－－東南（下）
一）北伐的地理背景
自東南發起的北伐，真正成功的少，除了政治方麵的原因外，也跟北伐的方略有關。以東南而北伐中原，進取北方，南北地理形勢是其製定北伐方略的基本前提。
前麵已經說過，東南立國，主要是依托長江和淮河，其攻守、進退都是以它們為基礎。這是江淮防禦體係的正麵。但無論以進以退，還須經營好東南的兩翼。山東和荊襄是為東南之兩翼，經營好此二地，進可以經略中原，退可以保障江淮防禦體係的穩固。山東可以屏護淮泗上遊，荊襄地區可以屏護長江上遊。北伐作為一種進取的態勢，尤須經營好兩翼。其主要原因是，出淮河正麵太遠，其攻守往往失去依托，而山東、荊襄二地的山河形勢足以作為屏障，也足以作為進取的依托。
南方北伐成功者少，除了受到內部政治因素的牽製外，北伐方略不當也是其北伐無成的一個重要原因。如祖逖北伐時，爭於河南，而河南當時正是混亂和動蕩的交匯之地。褚裒北伐，師出泗口而趨彭城，結果大敗於代陂。殷浩北伐，意在北出許、洛，但先是有張遇據許昌之叛，以致自壽春出兵的計劃受挫，後來移兵泗口、下邳方向，又有姚襄反目相攻。謝萬北伐，由渦水、穎水北趨洛陽，卻以燕兵勢盛而倉皇退兵，招致士眾驚潰，許昌、穎川、譙、沛諸城相次陷沒。謝玄北伐，由下邳進據彭城，遣軍渡河守黎陽，又遣劉牢之援鄴城，他上疏請求自屯彭城以便“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內藩朝廷” [ 注：《晉書》卷七十九 謝玄傳 ] 的建議亦為朝議所不允。劉宋元嘉北伐，目標也隻在收複河南，結果每次都是旋得旋失。梁代蕭衍北伐，戰於淮南，與其說是進取，不如說是自保。陳代吳明徹北伐，是趁北方內亂，乘時進取，但也止於淮河南北。南宋張浚北伐，意在屏護臨安，其布勢重在淮河正麵，而在兩翼擔任主攻的嶽飛、韓世忠二將則勢單力薄。端平北伐，短時間收複二京，也隻是重複了劉宋收複河南四鎮的覆轍。
上述北伐方略上的不當，除了諸如戰爭指導之類的失誤外，對於東南所麵臨的地理形勢缺乏整體的經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上述北伐基本上都是出淮河正麵，爭於河南四戰之地，攻守形勢缺乏依托。這其中又以劉宋元嘉北伐收複河南之戰和南宋端平北伐收複三京之戰比較典型。這兩次北伐最能反映出東南政權北伐中原時地理上的弱點及其經營上的不當。
宋文帝劉義隆為收複河南，先後於元嘉七年（430年）和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兩度大舉北伐。每次北伐都是宋軍趁春夏雨季北進，並迅速打到黃河一線，然後沿千裏黃河列戍置守，元嘉七年占領河南後還設立了河南四鎮：洛陽、虎牢、滑台、碻磝，意在憑河而守。但是，等到秋高馬肥的時節，北魏鐵騎南下，劉家在河南的防守便很快崩潰，所以兩次北伐都以失敗告終。北伐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劉義隆戰爭指導有誤。這裏，值得分析的是劉義隆北伐目標的選擇問題。（見圖2－3－2）
劉義隆北伐，其誌隻在收複河南，但河南四戰之地，即令能攻之，未必能守之。宋軍攻占河南後，沿千裏黃河列戍置守，兵力薄弱；黃河雖險，卻並非不可渡涉，尤其是寒冬，河冰堅合，可以無船而渡。而且，早在元嘉七年，北魏就已將赫連夏逐出關中，這樣，北魏以山西為根本，左擁河北，右據關中，虎視中原。那年，到彥之進兵之時，北魏正謀伐柔然，群臣們顧慮劉宋，崔浩斷言：“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 [ 注：《魏書》卷三十五 崔浩傳 ] 所恃者乃在北魏對中原所擁有的地理上的優勢。劉義隆所麵臨的問題實際上應該是如何遏止北魏咄咄逼人的南進勢頭，而不是河南的攻守。所以劉義隆北伐，每次都隻圖河南，實非長遠之計。 倒是劉宋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表所言進兵之策比較可取。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劉義隆趁北魏太武帝之死再謀北伐，劉興祖上表言：“愚謂宜長驅中山（今定州），據其關要。冀州以北，民入尚豐，兼麥已向熟；因資為易；向義之徒，必應向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青冀七千兵，遣將領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張永及河南眾軍宜一時渡河，使聲實兼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軍都（今居庸關），因事指揮，隨宜加授，畏威欣寵，人百其懷。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為大傷。”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二十六 宋紀八 ] 劉興祖吸取了前兩次爭河南而無功的教訓，建議自山東進兵河北，堵塞太行山諸隘口，將北魏遏製在山西以內。若河北底定，則河南自然落入宋軍之手。這的確是北魏為之擔憂的一種前景。元嘉七年北伐時，北魏崔浩曾對太武帝分析說：“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今河北冀縣），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宋軍）東西列兵，徑二千裏，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渡意也。” [ 注：《魏書》卷三十五 崔浩傳 ] 在崔浩看來，宋軍若在抵達黃河之後，進攻河北，北魏形勢就很危險，太武帝須親自率軍抗擊，刻不容緩。由此可見劉興祖所言進兵之策可謂極富膽略，且洞悉宋魏對峙的戰略形勢。不過，此策非雄才大略之主不能行之，劉義隆誌望、見識均不及此，故未采納。
劉家的北伐均以失敗告終，還招致北魏的大舉反擊，尤其是元嘉二十七年的那次北伐，北魏反攻河南之後，大舉南進，兵臨瓜步，飲馬長江。劉宋國力大損。
南宋端平北伐收複三京之戰幾乎是重演了一次劉宋元嘉北伐收複河南之戰。蒙古為滅金，遣使聯宋攻金。宋、蒙聯軍於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滅掉金國。根據協議，河南陳、蔡東南之地屬南宋，陳、蔡西北之地屬蒙古。開始南來對於這次聯蒙攻金還比較慎重，滅金之後，宋軍即馬上撤還，增戍江漢地區，以防蒙古南侵。但此後形勢的變化改變了南宋君臣的初衷。蒙古滅金之後，置一漢人為河南道總管，統領河南，蒙古大軍則於當年盛夏到來之前空河南而去，往北方溫涼之地避暑，遼闊的中原幾成軍事真空。這一局麵使得南宋君臣頓起僥幸之心。淮東安撫使趙範等人建議“乘時撫定中原，守河據關，收複三京（開封、洛陽、商邱）” [ 注：《宋史紀事本末》卷九十二 三京之複 ] 宋理宗和右承相兼樞密使鄭清之都力讚此議。宋軍遂在戰爭準備並不充分的情況下於端平元年（1234年）六月進兵河南，占領汴京和洛陽。蒙古窩闊台汗聞訊，即命大將塔思率軍南下。蒙古鐵騎南下，宋軍一觸即潰，根本無法固守河南，迅速敗退而歸。和元嘉北伐一樣糟糕的是，南宋的軍事行動引發了蒙古軍的大規模南侵。次年六月，蒙古軍兵分三路大舉南進。南宋兩川、江淮及荊襄均被殘破。幸賴孟珙、餘玠等名將苦心經營，南宋才得以在東南繼續偏安。
取得一定影響的北伐，都是從兩翼的經營著手。如恒溫北伐取得一定影響的都是自荊、襄出兵：桓溫先自江陵，經襄陽、入武關，進抵灞上，震動三輔；後又自江陵北進，出伊水，擊敗姚襄，迫降周成，收複舊都洛陽。嶽飛北伐也是自荊襄出兵。嶽飛自襄陽北進，相繼收複穎昌、鄭州、洛陽等地，乘勝進至汴京附近的朱仙鎮，準備渡河收複河北。
自東南發起的北伐，在布勢上能體現出對東南地理形勢作整體經營的最典型的戰例是劉裕北伐後秦之戰。劉裕在東晉義熙五年（409年）北伐南燕，使山東回到東晉的版圖，確保了淮泗水道的安全；又在義熙八年（412年）派朱齡石統兵入蜀，平定焦縱，使四川回到東晉的版圖，確保了荊襄上遊的安全，並將荊襄經營為日後北伐的一個前進基地。在國內，他鎮壓了盧循起義，消火了劉毅、諸葛長民、司馬休之等反對勢力。東晉政局穩定，事權歸一。
義熙十二年（416年）八月，劉裕趁後秦國主姚興死後諸子內訌的有利時機北伐後秦。其進攻部署大致分三個方向：淮河、山東和荊襄。淮河正麵，王鎮惡、檀道濟率步軍自壽山向許、洛方向進攻，沈林子、劉遵考率水軍溯汴水西進，作為後繼；荊襄方麵北上之軍分為兩路：朱超石、胡藩率軍從南側進攻洛陽，沈田子、傅弘之率軍一部趨武關，作牽製性作戰；山東方麵，王仲德督前鋒諸軍由彭城溯泗水，開巨野澤入黃河；劉裕自統大軍待水路開通後，由泗水入黃河，再沿黃河西進。（見圖2－3－3）
這次作戰，布局宏大，幾個方向的進攻配合起來，足以撐開全局。自荊襄北上的朱超石、胡藩有力地配合了對洛陽的進攻；沈田子、傅弘之則率先自武關攻入關中，牽製大部秦軍，有力地配合了潼關正麵的進攻。山東方向，王仲德開巨野澤，打通由泗水入黃河的交通線路，是晉軍主力通行之路，也是晉軍糧草裝備的運輸線；另外，劉裕主力入河後，針對北魏在黃河北岸屯兵十萬的嚴峻形勢，馬上在山東置立北青州，以向彌為北青州刺史，鎮守碻磝（今山東東阿西北），掩護由泗入河之路，且監視魏軍行動，保證後方的安全。由於劉裕處置得當，攻後秦之戰遂得以順利展開。這次北伐，一舉收複了關中和黃河以南的廣大地區。
明初朱元璋北伐則是自東南發起的北伐中惟一徹底、惟一成功的北伐，也開創了以東南為基礎統一天下的先例。
元朝統治暴虐，在元末農民大起義的衝擊下早已搖搖欲墜。朱元璋在掃平南方群雄、統一長江中下遊地區之後，即舉兵北伐元朝。（見圖2－3－4）
在商議北伐方略時，將領們多主張直取大都（今北京），朱元璋說：“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懸師深入，不能即破，頓於堅城之下，饋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樞。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走行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矣。” [ 注：《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一 ]
朱元璋北伐前，以金陵為基礎，西平陳友諒，控製荊襄上遊；東滅張士誠，鞏固三吳根本。控製荊襄，保障了對長江形勢的控製；鞏固三吳，保障了大後方的穩固。元朝在經曆了劉福通起義的衝擊後武備不振，它所倚重的統兵將領如盤據山西的擴廓帖木爾、擁兵關中的李思濟、張良弼等卻爭權奪利，各謀保境割據，相互攻伐，不相統一。這正好給了朱元璋各個擊破和直搗大都的機會。
元朝在失去對江淮以南地域的控製之後，正賴河南、山東作為南方藩籬，抵禦明軍北上。山東是大都的南麵屏障，監控著南北水路運輸的大動脈，在南北之間居於樞紐性地位，故宜先取之，以“撤其屏蔽”。元朝失山東即已等於門戶大開，再無天然屏障以禦明軍。明軍攻占山東後，還可以利用大運河的北段，順流長驅。取河南則可保護北伐軍的側翼。至於攻取河南之後，止兵潼關而不攻關中，徑攻河北而不攻山西，一方麵正如朱元璋所分析的：“擴廓帖木爾、李思濟、張思道皆百戰之餘，未肯遽下，急之則並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平，然後西征張、李，望絕勢窮，可不戰而克。” [ 注：《明史紀事本末》卷八 北伐中原 ] 另一方麵也有地理大勢上的原因。朱元璋北伐的目標在河北，攻關中會有漫長的側翼暴露。劉裕伐後秦時即冒著後路被北魏切斷的危險。明初盤據山西的擴廓帖木爾（即王保保）為元朝最能征慣戰之將，所部亦為元軍精銳，若攻山西則必曠日持久。北宋先攻山西北漢而後收幽雲，結果屢攻北漢耗盡國家精銳，最終無力收複幽雲十六州之地。朱元璋在取河南之後便徑攻河北，倒很似劉宋時劉興祖所言北伐方略。朱元璋的北伐構想符合當時的政治形勢，也符合南北相爭的地理形勢。
明軍北伐的作戰經過基本上循著朱元璋既定的北伐方略展開。明軍首先攻占山東，然後，向西旋轉，攻取河南，西抵潼關，阻遏關中元軍之東出。然後，進軍河北，攻元大都。大都既下，再驅逐山西擴廓帖木爾，進軍關隴、巴蜀，統一天下。
一）北伐的地理背景
自東南發起的北伐，真正成功的少，除了政治方麵的原因外，也跟北伐的方略有關。以東南而北伐中原，進取北方，南北地理形勢是其製定北伐方略的基本前提。
前麵已經說過，東南立國，主要是依托長江和淮河，其攻守、進退都是以它們為基礎。這是江淮防禦體係的正麵。但無論以進以退，還須經營好東南的兩翼。山東和荊襄是為東南之兩翼，經營好此二地，進可以經略中原，退可以保障江淮防禦體係的穩固。山東可以屏護淮泗上遊，荊襄地區可以屏護長江上遊。北伐作為一種進取的態勢，尤須經營好兩翼。其主要原因是，出淮河正麵太遠，其攻守往往失去依托，而山東、荊襄二地的山河形勢足以作為屏障，也足以作為進取的依托。
南方北伐成功者少，除了受到內部政治因素的牽製外，北伐方略不當也是其北伐無成的一個重要原因。如祖逖北伐時，爭於河南，而河南當時正是混亂和動蕩的交匯之地。褚裒北伐，師出泗口而趨彭城，結果大敗於代陂。殷浩北伐，意在北出許、洛，但先是有張遇據許昌之叛，以致自壽春出兵的計劃受挫，後來移兵泗口、下邳方向，又有姚襄反目相攻。謝萬北伐，由渦水、穎水北趨洛陽，卻以燕兵勢盛而倉皇退兵，招致士眾驚潰，許昌、穎川、譙、沛諸城相次陷沒。謝玄北伐，由下邳進據彭城，遣軍渡河守黎陽，又遣劉牢之援鄴城，他上疏請求自屯彭城以便“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內藩朝廷” [ 注：《晉書》卷七十九 謝玄傳 ] 的建議亦為朝議所不允。劉宋元嘉北伐，目標也隻在收複河南，結果每次都是旋得旋失。梁代蕭衍北伐，戰於淮南，與其說是進取，不如說是自保。陳代吳明徹北伐，是趁北方內亂，乘時進取，但也止於淮河南北。南宋張浚北伐，意在屏護臨安，其布勢重在淮河正麵，而在兩翼擔任主攻的嶽飛、韓世忠二將則勢單力薄。端平北伐，短時間收複二京，也隻是重複了劉宋收複河南四鎮的覆轍。
上述北伐方略上的不當，除了諸如戰爭指導之類的失誤外，對於東南所麵臨的地理形勢缺乏整體的經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上述北伐基本上都是出淮河正麵，爭於河南四戰之地，攻守形勢缺乏依托。這其中又以劉宋元嘉北伐收複河南之戰和南宋端平北伐收複三京之戰比較典型。這兩次北伐最能反映出東南政權北伐中原時地理上的弱點及其經營上的不當。
宋文帝劉義隆為收複河南，先後於元嘉七年（430年）和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兩度大舉北伐。每次北伐都是宋軍趁春夏雨季北進，並迅速打到黃河一線，然後沿千裏黃河列戍置守，元嘉七年占領河南後還設立了河南四鎮：洛陽、虎牢、滑台、碻磝，意在憑河而守。但是，等到秋高馬肥的時節，北魏鐵騎南下，劉家在河南的防守便很快崩潰，所以兩次北伐都以失敗告終。北伐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劉義隆戰爭指導有誤。這裏，值得分析的是劉義隆北伐目標的選擇問題。（見圖2－3－2）
劉義隆北伐，其誌隻在收複河南，但河南四戰之地，即令能攻之，未必能守之。宋軍攻占河南後，沿千裏黃河列戍置守，兵力薄弱；黃河雖險，卻並非不可渡涉，尤其是寒冬，河冰堅合，可以無船而渡。而且，早在元嘉七年，北魏就已將赫連夏逐出關中，這樣，北魏以山西為根本，左擁河北，右據關中，虎視中原。那年，到彥之進兵之時，北魏正謀伐柔然，群臣們顧慮劉宋，崔浩斷言：“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 [ 注：《魏書》卷三十五 崔浩傳 ] 所恃者乃在北魏對中原所擁有的地理上的優勢。劉義隆所麵臨的問題實際上應該是如何遏止北魏咄咄逼人的南進勢頭，而不是河南的攻守。所以劉義隆北伐，每次都隻圖河南，實非長遠之計。 倒是劉宋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表所言進兵之策比較可取。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劉義隆趁北魏太武帝之死再謀北伐，劉興祖上表言：“愚謂宜長驅中山（今定州），據其關要。冀州以北，民入尚豐，兼麥已向熟；因資為易；向義之徒，必應向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青冀七千兵，遣將領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張永及河南眾軍宜一時渡河，使聲實兼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軍都（今居庸關），因事指揮，隨宜加授，畏威欣寵，人百其懷。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為大傷。”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二十六 宋紀八 ] 劉興祖吸取了前兩次爭河南而無功的教訓，建議自山東進兵河北，堵塞太行山諸隘口，將北魏遏製在山西以內。若河北底定，則河南自然落入宋軍之手。這的確是北魏為之擔憂的一種前景。元嘉七年北伐時，北魏崔浩曾對太武帝分析說：“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今河北冀縣），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宋軍）東西列兵，徑二千裏，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渡意也。” [ 注：《魏書》卷三十五 崔浩傳 ] 在崔浩看來，宋軍若在抵達黃河之後，進攻河北，北魏形勢就很危險，太武帝須親自率軍抗擊，刻不容緩。由此可見劉興祖所言進兵之策可謂極富膽略，且洞悉宋魏對峙的戰略形勢。不過，此策非雄才大略之主不能行之，劉義隆誌望、見識均不及此，故未采納。
劉家的北伐均以失敗告終，還招致北魏的大舉反擊，尤其是元嘉二十七年的那次北伐，北魏反攻河南之後，大舉南進，兵臨瓜步，飲馬長江。劉宋國力大損。
南宋端平北伐收複三京之戰幾乎是重演了一次劉宋元嘉北伐收複河南之戰。蒙古為滅金，遣使聯宋攻金。宋、蒙聯軍於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滅掉金國。根據協議，河南陳、蔡東南之地屬南宋，陳、蔡西北之地屬蒙古。開始南來對於這次聯蒙攻金還比較慎重，滅金之後，宋軍即馬上撤還，增戍江漢地區，以防蒙古南侵。但此後形勢的變化改變了南宋君臣的初衷。蒙古滅金之後，置一漢人為河南道總管，統領河南，蒙古大軍則於當年盛夏到來之前空河南而去，往北方溫涼之地避暑，遼闊的中原幾成軍事真空。這一局麵使得南宋君臣頓起僥幸之心。淮東安撫使趙範等人建議“乘時撫定中原，守河據關，收複三京（開封、洛陽、商邱）” [ 注：《宋史紀事本末》卷九十二 三京之複 ] 宋理宗和右承相兼樞密使鄭清之都力讚此議。宋軍遂在戰爭準備並不充分的情況下於端平元年（1234年）六月進兵河南，占領汴京和洛陽。蒙古窩闊台汗聞訊，即命大將塔思率軍南下。蒙古鐵騎南下，宋軍一觸即潰，根本無法固守河南，迅速敗退而歸。和元嘉北伐一樣糟糕的是，南宋的軍事行動引發了蒙古軍的大規模南侵。次年六月，蒙古軍兵分三路大舉南進。南宋兩川、江淮及荊襄均被殘破。幸賴孟珙、餘玠等名將苦心經營，南宋才得以在東南繼續偏安。
取得一定影響的北伐，都是從兩翼的經營著手。如恒溫北伐取得一定影響的都是自荊、襄出兵：桓溫先自江陵，經襄陽、入武關，進抵灞上，震動三輔；後又自江陵北進，出伊水，擊敗姚襄，迫降周成，收複舊都洛陽。嶽飛北伐也是自荊襄出兵。嶽飛自襄陽北進，相繼收複穎昌、鄭州、洛陽等地，乘勝進至汴京附近的朱仙鎮，準備渡河收複河北。
自東南發起的北伐，在布勢上能體現出對東南地理形勢作整體經營的最典型的戰例是劉裕北伐後秦之戰。劉裕在東晉義熙五年（409年）北伐南燕，使山東回到東晉的版圖，確保了淮泗水道的安全；又在義熙八年（412年）派朱齡石統兵入蜀，平定焦縱，使四川回到東晉的版圖，確保了荊襄上遊的安全，並將荊襄經營為日後北伐的一個前進基地。在國內，他鎮壓了盧循起義，消火了劉毅、諸葛長民、司馬休之等反對勢力。東晉政局穩定，事權歸一。
義熙十二年（416年）八月，劉裕趁後秦國主姚興死後諸子內訌的有利時機北伐後秦。其進攻部署大致分三個方向：淮河、山東和荊襄。淮河正麵，王鎮惡、檀道濟率步軍自壽山向許、洛方向進攻，沈林子、劉遵考率水軍溯汴水西進，作為後繼；荊襄方麵北上之軍分為兩路：朱超石、胡藩率軍從南側進攻洛陽，沈田子、傅弘之率軍一部趨武關，作牽製性作戰；山東方麵，王仲德督前鋒諸軍由彭城溯泗水，開巨野澤入黃河；劉裕自統大軍待水路開通後，由泗水入黃河，再沿黃河西進。（見圖2－3－3）
這次作戰，布局宏大，幾個方向的進攻配合起來，足以撐開全局。自荊襄北上的朱超石、胡藩有力地配合了對洛陽的進攻；沈田子、傅弘之則率先自武關攻入關中，牽製大部秦軍，有力地配合了潼關正麵的進攻。山東方向，王仲德開巨野澤，打通由泗水入黃河的交通線路，是晉軍主力通行之路，也是晉軍糧草裝備的運輸線；另外，劉裕主力入河後，針對北魏在黃河北岸屯兵十萬的嚴峻形勢，馬上在山東置立北青州，以向彌為北青州刺史，鎮守碻磝（今山東東阿西北），掩護由泗入河之路，且監視魏軍行動，保證後方的安全。由於劉裕處置得當，攻後秦之戰遂得以順利展開。這次北伐，一舉收複了關中和黃河以南的廣大地區。
明初朱元璋北伐則是自東南發起的北伐中惟一徹底、惟一成功的北伐，也開創了以東南為基礎統一天下的先例。
元朝統治暴虐，在元末農民大起義的衝擊下早已搖搖欲墜。朱元璋在掃平南方群雄、統一長江中下遊地區之後，即舉兵北伐元朝。（見圖2－3－4）
在商議北伐方略時，將領們多主張直取大都（今北京），朱元璋說：“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懸師深入，不能即破，頓於堅城之下，饋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樞。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走行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矣。” [ 注：《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一 ]
朱元璋北伐前，以金陵為基礎，西平陳友諒，控製荊襄上遊；東滅張士誠，鞏固三吳根本。控製荊襄，保障了對長江形勢的控製；鞏固三吳，保障了大後方的穩固。元朝在經曆了劉福通起義的衝擊後武備不振，它所倚重的統兵將領如盤據山西的擴廓帖木爾、擁兵關中的李思濟、張良弼等卻爭權奪利，各謀保境割據，相互攻伐，不相統一。這正好給了朱元璋各個擊破和直搗大都的機會。
元朝在失去對江淮以南地域的控製之後，正賴河南、山東作為南方藩籬，抵禦明軍北上。山東是大都的南麵屏障，監控著南北水路運輸的大動脈，在南北之間居於樞紐性地位，故宜先取之，以“撤其屏蔽”。元朝失山東即已等於門戶大開，再無天然屏障以禦明軍。明軍攻占山東後，還可以利用大運河的北段，順流長驅。取河南則可保護北伐軍的側翼。至於攻取河南之後，止兵潼關而不攻關中，徑攻河北而不攻山西，一方麵正如朱元璋所分析的：“擴廓帖木爾、李思濟、張思道皆百戰之餘，未肯遽下，急之則並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平，然後西征張、李，望絕勢窮，可不戰而克。” [ 注：《明史紀事本末》卷八 北伐中原 ] 另一方麵也有地理大勢上的原因。朱元璋北伐的目標在河北，攻關中會有漫長的側翼暴露。劉裕伐後秦時即冒著後路被北魏切斷的危險。明初盤據山西的擴廓帖木爾（即王保保）為元朝最能征慣戰之將，所部亦為元軍精銳，若攻山西則必曠日持久。北宋先攻山西北漢而後收幽雲，結果屢攻北漢耗盡國家精銳，最終無力收複幽雲十六州之地。朱元璋在取河南之後便徑攻河北，倒很似劉宋時劉興祖所言北伐方略。朱元璋的北伐構想符合當時的政治形勢，也符合南北相爭的地理形勢。
明軍北伐的作戰經過基本上循著朱元璋既定的北伐方略展開。明軍首先攻占山東，然後，向西旋轉，攻取河南，西抵潼關，阻遏關中元軍之東出。然後，進軍河北，攻元大都。大都既下，再驅逐山西擴廓帖木爾，進軍關隴、巴蜀，統一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