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士楨的死，並未在北京城掀起什麽波瀾。
正如他絕望之後想的一樣，此時死了，換來的隻是眾人更加堅信他是被皎生光索命而已。
對陳健來說，即便之前做了許多鋪墊，這十幾人的隊伍所獲得的評價也僅僅是：雖非貢夷，亦非逆種。
其實這八個字已經頗為難得，隻是這十幾人想要達成目的也很難。
看上去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剛到京城一個月就造成了許多轟動，但這種轟動卻未必是好事。
這些人是使者，怎麽說也是歸禮部和鴻臚寺管。想要受到重視、造成轟動，就必須要把動靜搞大點，不然估計這兩個部門沒心思下大心思。
李朝朝鮮正值新君即位，時間正好趕上了這十幾人前往北京。禮部的心思正常更多的是放在朝鮮上，朝鮮的事不僅僅是朝鮮的問題，更是整個天朝體係的問題。
明朝也在爭國本，李琿不是嫡長子，如果禮部官員們認同了李琿即位為朝鮮國國王，那本國之內的福王和太子之爭就會多出一個可以借用的理由。即便李琿的大哥曾經當過俘虜，可是當過俘虜也未必不能即位，這一點本朝也是有例可依的，又沒法在這上麵做文章。
可以說禮部此時的心思基本都在這上麵，要不是借著彗星和救災的事，恐怕很難受到重視。
現在把李朝朝鮮的那點風頭全搶了過去，成了萬眾矚目的焦點，問題也隨之出現。
很多人敏銳地察覺到陳建這群人在福建就開始和高寀等人拉關係了，彗星的事也是高寀用自己的渠道送到京城的，這事就變得麻煩了。
真正相信彗星是上天警示的，其實沒有幾個人，隻不過是借助這個機會來達成各自的目的罷了。
雖然不信，不代表他們不能認為嘉靖十八年彗星之後召回內官的事不可以用在此時。
稅監之類的東西，絕不是什麽好現象，隻能說是無奈之舉，在地方上造成的破壞也的確極大，隻不過確實能摟到錢。可如果僅僅是為了能摟到錢，千年文化與製度的積澱又有什麽用？蒙元的包稅製也能摟到錢，但對社會的破壞恐怕一點不小。
再者，礦監之類做的事，與西班牙在南美采白銀的手段多少也有類似之處。也是徭役製度，征發徭役，隻不過因為人口極多沒有狠到七丁抽一而已，並非是想象中的礦井開采的問題。
采礦是門技術活，太監們想必還沒有這樣的水平，況且也沒有那麽多的雇傭的自由勞動力，並非是資本主義形式的，而一旦真有了那麽多自由勞動力又要擔心造反叛亂，礦工是最容易出問題的。
然而，藩王的土地不能動、士紳的土地是國策，這兩者不敢動不能動動不了，也隻能琢磨一些旁門左道。
養了幾千萬的豬羊，三方吸血，有兩個吸血是“合法”的，另一種吸血也就會招致反對，實際上都不幹淨。
若是稅監們敢拿士紳開刀，或可稱得上大明之柱，然而他們沒這個膽子也沒這個能力，也隻是另一種吸幹血肉的寄生蟲罷了。
都是寄生蟲那也不必誰比誰高尚。
對文官來說，六年前皇帝重病的時候是他們最接近召回礦監稅監的機會，可是首輔慫了，導致不了了之。
朋黨之爭繼續，各種怪案頻發，等了這麽久終於盼到了京城大雨、福建西安地震、彗星降臨的機會，這可是整整盼了六年的機會。
可這個機會卻被這群人給破壞了，給出了一個完全不同的答案。其實這已經越界了，引起巨大的反彈和反感也是必然的。
本身流傳出來的所謂國書上就有很大的問題，大九州的概念也是在挑戰意識形態的底線。
如果處理得好，這最多也就是一個夜郎自大可笑至極的小趣事。但要是得罪了人，這就是目中無人不成體製，甚至可以直接駁回的。
陳健很清楚這麽寫會造成的影響，但他不得不這麽寫。
一方麵他背後還有一群人，要是寫成琉球安南朝鮮那樣的朝貢表文，自己回國後分分鍾被刺殺。另一方麵狠病就需要下猛藥，他是知道保守勢力的頑固的，也根本沒準備走上層改良的路子，但隻要有百分之一的保守階層接受了這個概念，就大有可為。
倒也不是完全沒有機會，官員們對於這篇流傳出來的所謂國書也是各執一詞。
畢竟陳健是上杆子攀親戚，一直攀到了商周時代，既不能說假，又不能證明是真的，殷地安否之類話聽起來還是挺好聽的。
而這門親戚又沒有法理上的爭端，對於開國太祖也是充滿了溢美之詞，又說得國之正無過如此雲雲，這也算是親戚的認同。
而且官員們也是一群喜歡談論高尚和道德的人，既然談到高尚與道德，官員們又不得不接受陳健等人在泉州救災、備荒之類的事，總不好一棍子打死。
麵上的事還是要過得去的，所以即便國書有些不太合適的地方，也還是混得一個雖非貢夷亦非逆種的相當不錯的評價。
朝鮮國是孝子，日本國是逆種，夾在這兩者之間，可謂不上不下，有很大的操作空間。
往上，那就是遠親；往下，那就是夷狄。
隻不過這八個字的評價整體來看正朝著不好的那麵傾斜，而且是多方勢力聯合起來的反對，包括那些原本不太可能聯合在一起的人，此時也聯合了起來。
比如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
他本計劃著靠著曆法天文的手段來獲取皇帝的認可，從而可以方便傳教。靠著數學、工程學之類的書籍交好士大夫，隻是為了最終目的的第一步，而也唯有如此才能邁出之後的幾步。
然而利瑪竇本身也不是個正式的天文學家，數學水平比起陳健派去北京的正牌的搞天文曆法的還是要差一大截。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雙方會麵幾次，也都知道了各自的水平，自然引發了耶穌會的恐慌。
天文曆法是他們可以打開門路的唯一機會，比推測日食利瑪竇自覺也就能打個平手，並不能占據全麵的優勢。論推算曆法，這群人的水平也不低，測緯度和依靠一些天文記錄的記載反推經度的數學水平也有。
更讓利瑪竇感到不安的是陳健手繪的一副大致的明朝地圖，至少沿海地區山東半島之類的地形畫的那是相當標準。去北京的那十幾人以為是陳健從別人那裏獲得的、利瑪竇以為是這群人自己畫的，因此出現了極為尷尬的場麵。
尷尬之後便是憤怒，這群人持的是日心說的觀點，而且頗有初級無神論和泛自然神論的觀點。這是比異端更可怕的怪獸。
耶穌會派到中國的傳教士中，論起科學水平此時也就屬利瑪竇最高。而陳健派去京城的那十幾個先行者，都是靠著自己的關係和聲望千挑萬選出來的，各行各業都有，俱為一郡之俊傑，有幾個又是跟著陳健接觸了數年新事物的人，思辨水平也不低。
這些人人數又多，更是有心算無心，掐準了國本、內監、彗星這幾件的機會，可以說一來京城就取得了比利瑪竇活動多年還要巨大的影響力。
影響力太大，未必是好是壞，在利瑪竇看來，這些人至少也能取得自己覲見萬曆皇帝那樣的機會。
實際上他想錯了，如果這是私人行為，或許真有機會覲見，甚至可以出任欽天監的官員也未可知。然而這群人不是私人也不是教會，而是一個國家的代表，正使還遠在福建海外，不管怎麽看都沒有直接覲見的可能。
若論禮物，利瑪竇靠著一些精巧事物得到了萬曆皇帝的誇讚。可這群人帶來的禮物比他自己攜帶的可要多得多，而且論起精巧來更是不低……
可以說利瑪竇此時感覺，這是他來中國之後麵臨的最大危機。本身天主教作為外來宗教，想要立足就很難，這個國家從漢末五鬥米和黃巾起義開始，就對宗教這東西防範極嚴。滅過佛、貶過道，至今白蓮還在鬧。
這群人又不談宗教，隻是祈求貿易，靠著龐大的財力支撐又在泉州救濟災民，而且根據泉州知府送來的消息這群人很知道進退，救濟的時候也都打著大明官方的旗號，並沒有任何不法之事。這一點就是利瑪竇比不了了，而最大的依仗天文數學更比不了，可以預見危機之深。
……可以說，這一次鬧出的軒然大波得罪了太多的人，固然聲勢浩大引起了許多震動，可也埋下了被人反對的伏筆。
但這一切不確定的因素，終於在七月中旬變得清晰起來。
禦馬監提督太監刑洪出麵，邀請在京城的這些人帶著火器和燧發槍的演練之法，前往沙盤之中教授近侍使用操練。
同時，所攜帶的一些禮物也需要在內官麵前演練，以便這些內官能夠學會後呈獻給皇帝……
正如他絕望之後想的一樣，此時死了，換來的隻是眾人更加堅信他是被皎生光索命而已。
對陳健來說，即便之前做了許多鋪墊，這十幾人的隊伍所獲得的評價也僅僅是：雖非貢夷，亦非逆種。
其實這八個字已經頗為難得，隻是這十幾人想要達成目的也很難。
看上去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剛到京城一個月就造成了許多轟動，但這種轟動卻未必是好事。
這些人是使者，怎麽說也是歸禮部和鴻臚寺管。想要受到重視、造成轟動，就必須要把動靜搞大點，不然估計這兩個部門沒心思下大心思。
李朝朝鮮正值新君即位，時間正好趕上了這十幾人前往北京。禮部的心思正常更多的是放在朝鮮上，朝鮮的事不僅僅是朝鮮的問題，更是整個天朝體係的問題。
明朝也在爭國本，李琿不是嫡長子，如果禮部官員們認同了李琿即位為朝鮮國國王，那本國之內的福王和太子之爭就會多出一個可以借用的理由。即便李琿的大哥曾經當過俘虜，可是當過俘虜也未必不能即位，這一點本朝也是有例可依的，又沒法在這上麵做文章。
可以說禮部此時的心思基本都在這上麵，要不是借著彗星和救災的事，恐怕很難受到重視。
現在把李朝朝鮮的那點風頭全搶了過去，成了萬眾矚目的焦點，問題也隨之出現。
很多人敏銳地察覺到陳建這群人在福建就開始和高寀等人拉關係了，彗星的事也是高寀用自己的渠道送到京城的，這事就變得麻煩了。
真正相信彗星是上天警示的，其實沒有幾個人，隻不過是借助這個機會來達成各自的目的罷了。
雖然不信，不代表他們不能認為嘉靖十八年彗星之後召回內官的事不可以用在此時。
稅監之類的東西，絕不是什麽好現象，隻能說是無奈之舉，在地方上造成的破壞也的確極大，隻不過確實能摟到錢。可如果僅僅是為了能摟到錢，千年文化與製度的積澱又有什麽用？蒙元的包稅製也能摟到錢，但對社會的破壞恐怕一點不小。
再者，礦監之類做的事，與西班牙在南美采白銀的手段多少也有類似之處。也是徭役製度，征發徭役，隻不過因為人口極多沒有狠到七丁抽一而已，並非是想象中的礦井開采的問題。
采礦是門技術活，太監們想必還沒有這樣的水平，況且也沒有那麽多的雇傭的自由勞動力，並非是資本主義形式的，而一旦真有了那麽多自由勞動力又要擔心造反叛亂，礦工是最容易出問題的。
然而，藩王的土地不能動、士紳的土地是國策，這兩者不敢動不能動動不了，也隻能琢磨一些旁門左道。
養了幾千萬的豬羊，三方吸血，有兩個吸血是“合法”的，另一種吸血也就會招致反對，實際上都不幹淨。
若是稅監們敢拿士紳開刀，或可稱得上大明之柱，然而他們沒這個膽子也沒這個能力，也隻是另一種吸幹血肉的寄生蟲罷了。
都是寄生蟲那也不必誰比誰高尚。
對文官來說，六年前皇帝重病的時候是他們最接近召回礦監稅監的機會，可是首輔慫了，導致不了了之。
朋黨之爭繼續，各種怪案頻發，等了這麽久終於盼到了京城大雨、福建西安地震、彗星降臨的機會，這可是整整盼了六年的機會。
可這個機會卻被這群人給破壞了，給出了一個完全不同的答案。其實這已經越界了，引起巨大的反彈和反感也是必然的。
本身流傳出來的所謂國書上就有很大的問題，大九州的概念也是在挑戰意識形態的底線。
如果處理得好，這最多也就是一個夜郎自大可笑至極的小趣事。但要是得罪了人，這就是目中無人不成體製，甚至可以直接駁回的。
陳健很清楚這麽寫會造成的影響，但他不得不這麽寫。
一方麵他背後還有一群人，要是寫成琉球安南朝鮮那樣的朝貢表文，自己回國後分分鍾被刺殺。另一方麵狠病就需要下猛藥，他是知道保守勢力的頑固的，也根本沒準備走上層改良的路子，但隻要有百分之一的保守階層接受了這個概念，就大有可為。
倒也不是完全沒有機會，官員們對於這篇流傳出來的所謂國書也是各執一詞。
畢竟陳健是上杆子攀親戚，一直攀到了商周時代，既不能說假，又不能證明是真的，殷地安否之類話聽起來還是挺好聽的。
而這門親戚又沒有法理上的爭端，對於開國太祖也是充滿了溢美之詞，又說得國之正無過如此雲雲，這也算是親戚的認同。
而且官員們也是一群喜歡談論高尚和道德的人，既然談到高尚與道德，官員們又不得不接受陳健等人在泉州救災、備荒之類的事，總不好一棍子打死。
麵上的事還是要過得去的，所以即便國書有些不太合適的地方，也還是混得一個雖非貢夷亦非逆種的相當不錯的評價。
朝鮮國是孝子，日本國是逆種，夾在這兩者之間，可謂不上不下，有很大的操作空間。
往上，那就是遠親；往下，那就是夷狄。
隻不過這八個字的評價整體來看正朝著不好的那麵傾斜，而且是多方勢力聯合起來的反對，包括那些原本不太可能聯合在一起的人，此時也聯合了起來。
比如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
他本計劃著靠著曆法天文的手段來獲取皇帝的認可，從而可以方便傳教。靠著數學、工程學之類的書籍交好士大夫，隻是為了最終目的的第一步，而也唯有如此才能邁出之後的幾步。
然而利瑪竇本身也不是個正式的天文學家，數學水平比起陳健派去北京的正牌的搞天文曆法的還是要差一大截。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雙方會麵幾次，也都知道了各自的水平，自然引發了耶穌會的恐慌。
天文曆法是他們可以打開門路的唯一機會，比推測日食利瑪竇自覺也就能打個平手，並不能占據全麵的優勢。論推算曆法，這群人的水平也不低，測緯度和依靠一些天文記錄的記載反推經度的數學水平也有。
更讓利瑪竇感到不安的是陳健手繪的一副大致的明朝地圖，至少沿海地區山東半島之類的地形畫的那是相當標準。去北京的那十幾人以為是陳健從別人那裏獲得的、利瑪竇以為是這群人自己畫的，因此出現了極為尷尬的場麵。
尷尬之後便是憤怒，這群人持的是日心說的觀點，而且頗有初級無神論和泛自然神論的觀點。這是比異端更可怕的怪獸。
耶穌會派到中國的傳教士中，論起科學水平此時也就屬利瑪竇最高。而陳健派去京城的那十幾個先行者，都是靠著自己的關係和聲望千挑萬選出來的，各行各業都有，俱為一郡之俊傑，有幾個又是跟著陳健接觸了數年新事物的人，思辨水平也不低。
這些人人數又多，更是有心算無心，掐準了國本、內監、彗星這幾件的機會，可以說一來京城就取得了比利瑪竇活動多年還要巨大的影響力。
影響力太大，未必是好是壞，在利瑪竇看來，這些人至少也能取得自己覲見萬曆皇帝那樣的機會。
實際上他想錯了，如果這是私人行為，或許真有機會覲見，甚至可以出任欽天監的官員也未可知。然而這群人不是私人也不是教會，而是一個國家的代表，正使還遠在福建海外，不管怎麽看都沒有直接覲見的可能。
若論禮物，利瑪竇靠著一些精巧事物得到了萬曆皇帝的誇讚。可這群人帶來的禮物比他自己攜帶的可要多得多，而且論起精巧來更是不低……
可以說利瑪竇此時感覺，這是他來中國之後麵臨的最大危機。本身天主教作為外來宗教，想要立足就很難，這個國家從漢末五鬥米和黃巾起義開始，就對宗教這東西防範極嚴。滅過佛、貶過道，至今白蓮還在鬧。
這群人又不談宗教，隻是祈求貿易，靠著龐大的財力支撐又在泉州救濟災民，而且根據泉州知府送來的消息這群人很知道進退，救濟的時候也都打著大明官方的旗號，並沒有任何不法之事。這一點就是利瑪竇比不了了，而最大的依仗天文數學更比不了，可以預見危機之深。
……可以說，這一次鬧出的軒然大波得罪了太多的人，固然聲勢浩大引起了許多震動，可也埋下了被人反對的伏筆。
但這一切不確定的因素，終於在七月中旬變得清晰起來。
禦馬監提督太監刑洪出麵，邀請在京城的這些人帶著火器和燧發槍的演練之法，前往沙盤之中教授近侍使用操練。
同時，所攜帶的一些禮物也需要在內官麵前演練，以便這些內官能夠學會後呈獻給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