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調，入佛後，名子中間加以“佛”字，叫嚴佛調，以示其身份與佛有關，東漢末下邳人，是我國漢人出家第一人、撰寫經書第一人、翻譯佛典第一人、修廟建寺第一人、境外傳道第一人。幼年穎悟，敏而好學，信慧自然，遂出家修道，據《開元釋教錄》卷一所述，師於後漢靈帝光和四年，與安息國優婆塞都尉安玄共譯《法鏡經》二卷、《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一卷，師任筆受。中平五年，在洛陽譯出《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等書，此外，又撰有《沙彌十慧章句》一書。
下邳也叫臨淮，漢明帝永平年間改為下邳國，為明帝異母弟楚王劉英的封國，一時盛傳佛圖、黃老，東漢末，下邳相笮融擁有眾勢，占據一方，崇信佛教，建立佛寺，佛教在這個地方成為主要傳播地區之一。而洛陽當然是傳佛譯經重鎮，嚴佛調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的富有文化教養的人，史載他“綺年穎悟，敏而好學，信慧自然，遂出家修道。”後來，他在著作中就直接寫作“嚴阿祗梨浮調”，說明他對佛教的駕信程度。
嚴佛調在洛陽從師於安世高，學習佛法，因安世高所譯為小乘禪數，所以，嚴佛調學的譯的無疑也是小乘經典，當時，協助安世高譯經的，除了嚴佛調外還有安玄。安玄，安息國人，為佛教居士，博覽並誦讀群經，有很多的經典能通悟理解，漢靈帝末年，東渡經商，定居洛陽。因他對漢朝在經濟貿易方麵有所貢獻，而建立功勳，被封為騎都尉。在洛陽安玄表現得謙虛謹慎、溫順恭敬，平時把弘揚佛法當作自己的事業，安玄是一個善於學習的外國人，不久，他就通曉了漢語，於是信心實足，立誌宣揚佛經，平時，他和僧人們講論佛教義理，有很多高見，得到大家的讚賞，都稱他為“都尉玄”，安玄熱心於翻譯佛經，但個人能力畢竟有限，於是他找到了僧友嚴佛調。嚴佛調由於長期從師安世高，梵文胡語也相當通曉，嚴佛調既為佛門弟子，弘佛譯經亦看作己任，所以，二人拍即合，就合譯起經來。
嚴佛調與安玄合譯佛經，采取的是“都尉口陳，嚴調筆受”的方法，就是安玄先拿原本，將經文用胡語念出來，嚴佛調用漢文直接寫下來，然後，兩人戡酌字句，修飾潤色，便語意更加完整、顯豁，便於閱讀，這就算作定稿。在中國佛教譯經史上，算是一件破天荒的創舉，安世高的譯經是個人獨立完成的，此後，多數佛經的翻譯都是這樣，後之佛學譯者對這些個人譯的經典有不愜意之處，甚至還有重語指責的。從漢和西域文化交流來講，這種助譯合譯形式，無疑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一種外來文化比較準確地傳播到這個國家，非語言高手，錯誤在所難免，如果無此能力，硬粗製濫造，敷衍成文，那麽，貽害就無窮了。自嚴、安二人合譯佛經之後，使西域東渡僧人，在漢語還不太精通的情況下，通過助譯合譯，不但迅速提高了漢、胡語的表達能力，而且為佛經的漢譯開拓了廣闊的道路。
嚴佛調和安玄合譯的第一部佛教經典是《法鏡經》，這部譯經在中國佛教史上有很高的評價，三國吳的康居國高僧康僧會稱讚其“言既稽古，義又微妙”；晉高僧釋道安讚其“省而不煩，全本妙巧”；南朝梁高僧釋僧佑讚其“理得音正，盡經微旨，郢匠之美，見述後代”，又讚“世稱安侯、都尉、佛調三人傳譯，號為難繼”。佛調、安玄的合譯，能與安侯的獨譯媲美國微軟公司，這種評價是正確的。嚴佛調在佛學研究和助譯中，不斷提高了對佛教經典的理解和體會，其穎悟程度相當深邃，於是便想把自己的思想通過文字著述表達出來，這就是嚴佛調所著的《沙彌十慧章句》一卷，開漢僧傳述佛經的先河，在佛教初傳時期工具書不夠的情況下，嚴佛調所為難能可貴，正是因為有了嚴佛調等早期僧人的努力，佛教才得以在中國廣為流傳。
下邳也叫臨淮，漢明帝永平年間改為下邳國，為明帝異母弟楚王劉英的封國，一時盛傳佛圖、黃老，東漢末，下邳相笮融擁有眾勢，占據一方，崇信佛教，建立佛寺，佛教在這個地方成為主要傳播地區之一。而洛陽當然是傳佛譯經重鎮，嚴佛調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的富有文化教養的人，史載他“綺年穎悟，敏而好學，信慧自然，遂出家修道。”後來，他在著作中就直接寫作“嚴阿祗梨浮調”，說明他對佛教的駕信程度。
嚴佛調在洛陽從師於安世高，學習佛法，因安世高所譯為小乘禪數，所以，嚴佛調學的譯的無疑也是小乘經典，當時，協助安世高譯經的，除了嚴佛調外還有安玄。安玄，安息國人，為佛教居士，博覽並誦讀群經，有很多的經典能通悟理解，漢靈帝末年，東渡經商，定居洛陽。因他對漢朝在經濟貿易方麵有所貢獻，而建立功勳，被封為騎都尉。在洛陽安玄表現得謙虛謹慎、溫順恭敬，平時把弘揚佛法當作自己的事業，安玄是一個善於學習的外國人，不久，他就通曉了漢語，於是信心實足，立誌宣揚佛經，平時，他和僧人們講論佛教義理，有很多高見，得到大家的讚賞，都稱他為“都尉玄”，安玄熱心於翻譯佛經，但個人能力畢竟有限，於是他找到了僧友嚴佛調。嚴佛調由於長期從師安世高，梵文胡語也相當通曉，嚴佛調既為佛門弟子，弘佛譯經亦看作己任，所以，二人拍即合，就合譯起經來。
嚴佛調與安玄合譯佛經，采取的是“都尉口陳，嚴調筆受”的方法，就是安玄先拿原本，將經文用胡語念出來，嚴佛調用漢文直接寫下來，然後，兩人戡酌字句，修飾潤色，便語意更加完整、顯豁，便於閱讀，這就算作定稿。在中國佛教譯經史上，算是一件破天荒的創舉，安世高的譯經是個人獨立完成的，此後，多數佛經的翻譯都是這樣，後之佛學譯者對這些個人譯的經典有不愜意之處，甚至還有重語指責的。從漢和西域文化交流來講，這種助譯合譯形式，無疑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一種外來文化比較準確地傳播到這個國家，非語言高手，錯誤在所難免，如果無此能力，硬粗製濫造，敷衍成文，那麽，貽害就無窮了。自嚴、安二人合譯佛經之後，使西域東渡僧人，在漢語還不太精通的情況下，通過助譯合譯，不但迅速提高了漢、胡語的表達能力，而且為佛經的漢譯開拓了廣闊的道路。
嚴佛調和安玄合譯的第一部佛教經典是《法鏡經》，這部譯經在中國佛教史上有很高的評價，三國吳的康居國高僧康僧會稱讚其“言既稽古，義又微妙”；晉高僧釋道安讚其“省而不煩，全本妙巧”；南朝梁高僧釋僧佑讚其“理得音正，盡經微旨，郢匠之美，見述後代”，又讚“世稱安侯、都尉、佛調三人傳譯，號為難繼”。佛調、安玄的合譯，能與安侯的獨譯媲美國微軟公司，這種評價是正確的。嚴佛調在佛學研究和助譯中，不斷提高了對佛教經典的理解和體會，其穎悟程度相當深邃，於是便想把自己的思想通過文字著述表達出來，這就是嚴佛調所著的《沙彌十慧章句》一卷，開漢僧傳述佛經的先河，在佛教初傳時期工具書不夠的情況下，嚴佛調所為難能可貴，正是因為有了嚴佛調等早期僧人的努力，佛教才得以在中國廣為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