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三國時期蜀漢學者、官員。譙周的父親譙賆，是一位學者，學識宏富，尤善《尚書》，對於諸經及圖緯書的造詣也很深，因而在益州頗有名氣。劉焉、劉璋父子統治時期，州郡政府多次辟請他出仕為官，皆遭拒絕，後不得已，譙岍應州府之召，暫作過一段師友從事的職務。
譙周的幼年時期，譙岍不幸去世，由於家境貧寒，譙周被寄養在舅父的家裏，他酷愛讀書，家中雖然經濟困難，但譙周卻從不肯把精力，放到治理產業方麵來，整日孜孜不倦地誦讀典籍，以至達到了廢寢忘食的程度。經過多年的苦讀，譙周成了博貫古今、精通六經的碩儒，特別是他一手詞理淵通的好文章，更引起學人的景仰，但是其口才不佳，雖然為人聰慧，而不善言辭表達，屬於性格內向的一類人。
諸葛亮受劉備臨終遺命，以丞相兼領益州牧，總攬朝政，在他的治理下，蜀漢的政局漸趨穩定，為了緩和與彌縫統治階級，內部的派係矛盾，其中主要是益州地主集團，與外來地主集團之間的矛盾，諸葛亮適當地啟用當地的知名人士為官。這樣譙周以有學識，而被諸葛亮薦舉為益州的勸學從事。
諸葛亮病故，大將軍蔣琬接替諸葛亮執政，蔣琬提升譙周為典學從事，總管一州學校、生徒的訓導、考核和升免等事，這一年，譙周三十三歲。諸葛亮死後，劉禪貪圖奢華享受的惡性日漸暴露，他屢次想廣修宮室，采擇民女，以供玩樂，但由於受到蔣琬、董允等人的強烈抵製，也未盡如意。
蔣琬、董允相繼去世，主管朝政的費禕信任陳祗，使用他接替董允的侍中職務，陳祗是個玩弄權術的政客，與宦官黃皓互為表裏，操弄權柄，對於後主劉禪，陳祗、黃皓阿意順從，百般迎合，劉禪遂如釋重負，肆意胡為起來。於是，他經常外出遊逛，並增造後宮，廣設伎樂，沉湎於酒色之中，不理朝政。譙周對劉禪的荒唐行徑，非常反感，這一年，他上疏進行勸諫，譙周以新莽末年的曆史為例，說明政權的得失與人心的向背關係極大。他說，王莽敗後，群雄擾攘，豪傑蜂起，都想奪得政權，這些人中以更始皇帝劉玄，和公孫述的力量最強，但他們一個個注意的隻是快情恣欲，遊獵享受，從不知體恤百姓疾苦，關心人民的生活，終因喪失人心，遭到失敗。而漢光武帝劉秀從善如流，廣納眾諫，注意理冤獄，力節儉，施仁政，遵法度。這些作法深得人心，歸附的人越來越多，終於由弱變強，兼並諸雄，成就帝業。譙周希望後主以劉秀為榜樣，敬賢任才，力修內政，樹立起完成光複漢室，統一天下的雄心大誌，在上疏中，他還提出了省減樂官、停止興造的具體建議。劉禪對於譙周的上疏，很不以為然，不僅不采納他的建議，反而疏遠了他，這一年，譙周被免去太子家令的職務，改任中散大夫。
費禕死後，蜀漢的政局急轉直下，後主更加寵信黃皓，聽憑他肆意弄權，敗壞政事，朝中的大臣，或與黃皓勾結，狼狽為奸，或受其毀謗，橫遭排抑。接替費禕職務的薑維，一則畏怕黃皓的勢力，二則急於立功，所以長期居外，連續向曹魏用兵，由於薑維不顧國力，冒然出擊，所以一再損兵折將，大敗而還，窮兵贖武和政治腐敗，把百姓搞得疲弊凋瘁，怨聲載道。譙周對此十分不滿，他猛烈抨擊朝政，並與尚書令陳祗展開了激烈的辯論，他知道自己的意見，不會受到朝廷的重視，退朝以後，遂采用兩人對話的體裁寫了一篇譏諷時政的文章《仇國論》。
在文內譙周提出治國的根本，在於養民恤眾的主張，他說，周文王以少勝多，是作到了注意養民，勾踐以弱勝強，是由於能夠恤眾。不顧百姓疾苦，不能與民休息是造成社會動亂的原因，所謂“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他預言，蜀漢“極武贖征”，必然“土崩勢生”，如果“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譙周勸告後主，“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射幸數跌，不如審發”。就是說，與其每戰必敗，不如慎重出擊。不久，後主解除了譙周的中散大夫職務，升任為光祿大夫。
掌握魏國實權的司馬昭，看到蜀漢政權已麵臨土崩瓦解之勢，遂決定出師滅蜀，派鍾會率兵十萬，由漢中趨劍閣，命鄧艾領眾三萬，自狄道入蜀。幾路大軍中，鄧艾一支首先獲得成功，他一路攀木緣崖，冒險而進，渡陰平，陷江油，下綿竹，長趨直入，逼近成都。對於這種危急局麵的出現，後主劉禪事先毫無思想準備，黃皓等人愚弄他，屢進鬼巫之說，劉禪真的以為敵人不會來攻，故不作任何防備。待魏兵猝至，百姓迸散，劉禪才慌了手腳，急忙召集群臣會議，商討對策，由於形勢急迫，“不與政事”的譙周也例外地被召參加了會議，群臣商議了許多，意見不能統一。譙周的主張代表了益州地主集團的普遍情緒，他們早已對蜀漢政權失去了希望，認為這一外來政權，給他們帶來的隻是災難，從未有過任何的好處。
在被解除太子家令職務不久，譙周曾與蜀郡學者杜瓊，一起散布過曹魏代漢是天意的言論，後來，譙周屢次在劉備、劉禪的名字上作文章，說什麽：“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備矣，當授與人也”《三國誌杜瓊傳》。意思是講，蜀漢政權的壽命在劉備時代就該結束了，劉禪隻有等待被別人消滅的分了，經過譙周的反複勸說，劉禪聽從了降魏的建議，由於譙周主降有功，司馬昭封他為陽城亭侯。
覺得譙周誤國的人，認為根據蜀漢的實力，仍有一戰的資本，勝則有回旋的餘地，敗也不能將蜀漢拱手相讓，誓死與成都城共存亡。從蜀漢高層來說，此戰如果勝利則扭轉了蜀漢的危局，功在社稷而在中國戰爭史也必當永垂不朽，然而對於蜀漢的百姓來說，從諸葛亮六出祁山到薑維九出祁山已經耗盡蜀漢的國力，朝廷腐敗，劉禪昏暗。《三國誌》中記載，薛珝受吳主孫休之命赴蜀，回國介紹蜀國情況，“主暗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有菜色。”，可以看出蜀漢政權已命不久矣，而就在鄧艾、鍾會伐蜀，蜀漢滅亡。由此觀之，譙周之諫在蜀漢滅亡中根本都不算什麽，而且譙周之諫也是迎合了蜀民民心，蜀漢連連征戰，蜀民根本無法承擔如此沉重的兵役，所以孫盛隻是從表麵來分析蜀漢的兵力情況，而且即使一戰，也不一定能夠戰勝，“民有菜色”，說明蜀兵的戰鬥力沒有魏兵的戰鬥力強。
譙周讓劉禪投降魏國就讓譙周背負了誤國的罵名，那曹操南征的時候，孫權重臣張昭也曾根據形勢而勸孫權降曹，雖然之後，孫權就沒有怎麽重要張昭了，但是張昭還是很受孫權的尊重的，雖然張昭之諫算不得高明，但是當時孫吳的君臣是上下齊心的，江東局勢是穩定的，而蜀漢後期根本都沒有赤壁之戰時，江東的力量與曹魏抗衡了，譙周之諫也是無奈之舉，說其誤國過分誇大了譙周在蜀漢滅亡過程中的作用。
據《三國誌·譙周傳》記載，譙周生前撰寫學術著作多種，計百餘篇，之後，這些著作陸續散失，到唐初作《隋書·經籍誌》時，時人所見的書目隻有《論語注》，《三巴記》，《譙子法訓》，《古史考》，和《五經然否論》五種了。《論語注》和《三巴記》兩書，今不存。現在能夠見到的其他三種，且都是後人的輯本。《譙子法訓》，原書亡佚。明人陶宗儀、清人嚴可均各錄有輯本，但均搜括不足，除《齊交篇》有篇名外，餘者皆為散條。此書以有關道德修養、男婚女嫁、治學自力等方麵的內容為主，屬格言性質的書籍。值得一提的是，史學名著《三國誌》的作者陳壽即出自他的門下。
譙周的幼年時期，譙岍不幸去世，由於家境貧寒，譙周被寄養在舅父的家裏，他酷愛讀書，家中雖然經濟困難，但譙周卻從不肯把精力，放到治理產業方麵來，整日孜孜不倦地誦讀典籍，以至達到了廢寢忘食的程度。經過多年的苦讀，譙周成了博貫古今、精通六經的碩儒，特別是他一手詞理淵通的好文章，更引起學人的景仰，但是其口才不佳，雖然為人聰慧，而不善言辭表達，屬於性格內向的一類人。
諸葛亮受劉備臨終遺命，以丞相兼領益州牧，總攬朝政，在他的治理下，蜀漢的政局漸趨穩定，為了緩和與彌縫統治階級，內部的派係矛盾，其中主要是益州地主集團，與外來地主集團之間的矛盾，諸葛亮適當地啟用當地的知名人士為官。這樣譙周以有學識，而被諸葛亮薦舉為益州的勸學從事。
諸葛亮病故，大將軍蔣琬接替諸葛亮執政，蔣琬提升譙周為典學從事，總管一州學校、生徒的訓導、考核和升免等事，這一年，譙周三十三歲。諸葛亮死後，劉禪貪圖奢華享受的惡性日漸暴露，他屢次想廣修宮室，采擇民女，以供玩樂，但由於受到蔣琬、董允等人的強烈抵製，也未盡如意。
蔣琬、董允相繼去世，主管朝政的費禕信任陳祗，使用他接替董允的侍中職務，陳祗是個玩弄權術的政客，與宦官黃皓互為表裏，操弄權柄，對於後主劉禪，陳祗、黃皓阿意順從，百般迎合，劉禪遂如釋重負，肆意胡為起來。於是，他經常外出遊逛，並增造後宮，廣設伎樂，沉湎於酒色之中，不理朝政。譙周對劉禪的荒唐行徑，非常反感，這一年，他上疏進行勸諫，譙周以新莽末年的曆史為例，說明政權的得失與人心的向背關係極大。他說，王莽敗後，群雄擾攘，豪傑蜂起，都想奪得政權，這些人中以更始皇帝劉玄，和公孫述的力量最強，但他們一個個注意的隻是快情恣欲，遊獵享受，從不知體恤百姓疾苦，關心人民的生活，終因喪失人心，遭到失敗。而漢光武帝劉秀從善如流，廣納眾諫，注意理冤獄，力節儉，施仁政，遵法度。這些作法深得人心，歸附的人越來越多，終於由弱變強，兼並諸雄，成就帝業。譙周希望後主以劉秀為榜樣，敬賢任才，力修內政，樹立起完成光複漢室，統一天下的雄心大誌，在上疏中，他還提出了省減樂官、停止興造的具體建議。劉禪對於譙周的上疏，很不以為然，不僅不采納他的建議，反而疏遠了他，這一年，譙周被免去太子家令的職務，改任中散大夫。
費禕死後，蜀漢的政局急轉直下，後主更加寵信黃皓，聽憑他肆意弄權，敗壞政事，朝中的大臣，或與黃皓勾結，狼狽為奸，或受其毀謗，橫遭排抑。接替費禕職務的薑維，一則畏怕黃皓的勢力，二則急於立功，所以長期居外，連續向曹魏用兵，由於薑維不顧國力，冒然出擊，所以一再損兵折將，大敗而還，窮兵贖武和政治腐敗，把百姓搞得疲弊凋瘁，怨聲載道。譙周對此十分不滿，他猛烈抨擊朝政，並與尚書令陳祗展開了激烈的辯論，他知道自己的意見，不會受到朝廷的重視，退朝以後，遂采用兩人對話的體裁寫了一篇譏諷時政的文章《仇國論》。
在文內譙周提出治國的根本，在於養民恤眾的主張，他說，周文王以少勝多，是作到了注意養民，勾踐以弱勝強，是由於能夠恤眾。不顧百姓疾苦，不能與民休息是造成社會動亂的原因，所謂“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他預言，蜀漢“極武贖征”，必然“土崩勢生”，如果“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譙周勸告後主，“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射幸數跌，不如審發”。就是說，與其每戰必敗，不如慎重出擊。不久，後主解除了譙周的中散大夫職務，升任為光祿大夫。
掌握魏國實權的司馬昭，看到蜀漢政權已麵臨土崩瓦解之勢，遂決定出師滅蜀，派鍾會率兵十萬，由漢中趨劍閣，命鄧艾領眾三萬，自狄道入蜀。幾路大軍中，鄧艾一支首先獲得成功，他一路攀木緣崖，冒險而進，渡陰平，陷江油，下綿竹，長趨直入，逼近成都。對於這種危急局麵的出現，後主劉禪事先毫無思想準備，黃皓等人愚弄他，屢進鬼巫之說，劉禪真的以為敵人不會來攻，故不作任何防備。待魏兵猝至，百姓迸散，劉禪才慌了手腳，急忙召集群臣會議，商討對策，由於形勢急迫，“不與政事”的譙周也例外地被召參加了會議，群臣商議了許多，意見不能統一。譙周的主張代表了益州地主集團的普遍情緒，他們早已對蜀漢政權失去了希望，認為這一外來政權，給他們帶來的隻是災難，從未有過任何的好處。
在被解除太子家令職務不久，譙周曾與蜀郡學者杜瓊，一起散布過曹魏代漢是天意的言論，後來，譙周屢次在劉備、劉禪的名字上作文章，說什麽：“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備矣，當授與人也”《三國誌杜瓊傳》。意思是講，蜀漢政權的壽命在劉備時代就該結束了，劉禪隻有等待被別人消滅的分了，經過譙周的反複勸說，劉禪聽從了降魏的建議，由於譙周主降有功，司馬昭封他為陽城亭侯。
覺得譙周誤國的人，認為根據蜀漢的實力，仍有一戰的資本，勝則有回旋的餘地，敗也不能將蜀漢拱手相讓，誓死與成都城共存亡。從蜀漢高層來說，此戰如果勝利則扭轉了蜀漢的危局，功在社稷而在中國戰爭史也必當永垂不朽，然而對於蜀漢的百姓來說，從諸葛亮六出祁山到薑維九出祁山已經耗盡蜀漢的國力，朝廷腐敗，劉禪昏暗。《三國誌》中記載，薛珝受吳主孫休之命赴蜀，回國介紹蜀國情況，“主暗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有菜色。”，可以看出蜀漢政權已命不久矣，而就在鄧艾、鍾會伐蜀，蜀漢滅亡。由此觀之，譙周之諫在蜀漢滅亡中根本都不算什麽，而且譙周之諫也是迎合了蜀民民心，蜀漢連連征戰，蜀民根本無法承擔如此沉重的兵役，所以孫盛隻是從表麵來分析蜀漢的兵力情況，而且即使一戰，也不一定能夠戰勝，“民有菜色”，說明蜀兵的戰鬥力沒有魏兵的戰鬥力強。
譙周讓劉禪投降魏國就讓譙周背負了誤國的罵名，那曹操南征的時候，孫權重臣張昭也曾根據形勢而勸孫權降曹，雖然之後，孫權就沒有怎麽重要張昭了，但是張昭還是很受孫權的尊重的，雖然張昭之諫算不得高明，但是當時孫吳的君臣是上下齊心的，江東局勢是穩定的，而蜀漢後期根本都沒有赤壁之戰時，江東的力量與曹魏抗衡了，譙周之諫也是無奈之舉，說其誤國過分誇大了譙周在蜀漢滅亡過程中的作用。
據《三國誌·譙周傳》記載，譙周生前撰寫學術著作多種，計百餘篇，之後，這些著作陸續散失，到唐初作《隋書·經籍誌》時，時人所見的書目隻有《論語注》，《三巴記》，《譙子法訓》，《古史考》，和《五經然否論》五種了。《論語注》和《三巴記》兩書，今不存。現在能夠見到的其他三種，且都是後人的輯本。《譙子法訓》，原書亡佚。明人陶宗儀、清人嚴可均各錄有輯本，但均搜括不足，除《齊交篇》有篇名外，餘者皆為散條。此書以有關道德修養、男婚女嫁、治學自力等方麵的內容為主，屬格言性質的書籍。值得一提的是，史學名著《三國誌》的作者陳壽即出自他的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