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好文，字惟中，自號河濱漁者，大名府東明縣人，進士及第，參與編修《遼史》，《金史》和《宋史》。曆仕元英宗、泰定帝、明宗、文宗、寧宗、順帝六朝，官至光祿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以翰林學士承旨一品祿終其身。
李好文，進士及第，授為大名路浚州判官，後入朝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國子監助教。有一次，盜賊偷竊了元太祖成吉思汗廟中的神主牌位，李好文上言：“按照古代的禮製，神主應當用木頭製作，用金銀玉石製成的祭祀用具，應當別用一間屋保管起來，以免被盜。自我朝先祖建國以來，已有七八十年，每次遇到大的禮節，都是臨時將祭祀用具取來用，太常博士不過是按照慣例應答用而已。以前，詔令臣下纂修《集禮》一書，而令各省和地方各郡設置專門部門進行纂修工作，這樣做自然長久難以修成。禮樂之事應以朝廷所製訂為標準，地主郡縣哪裏有什麽禮樂！”李好文告知掌管太常儀禮院的長官，請上級從部下屬吏中選擇了幾個人，又請求調用書庫中的各種有關文字材料，以采錄選擇，三年之後，該書纂修完成，共50卷，起名為《太常集禮》。
後來，李好文被遷升為國子監博士，正趕上父母去世，解職歸家，守喪完畢之後，又被啟用為國子監丞，升拜監察禦史。當時，朝中又用“至元”年號紀年，和以前重複，李好文上書說：“年號襲用過去已經用過的，自古以來也未曾聽說。襲用過去的名字，卻沒有當時的實際，不見得有什麽好處。”並且談了現在比不上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間的情況十幾條。到河東去檢錄審驗獄中的囚犯，有一個叫立拜拜的囚犯，犯的是殺人罪，卻未找到凶器和足夠的證據，押了14年還沒有決斷。李好文說：“哪裏有判決不了的案子拖延這麽久的！”下令立即將其釋放。諸侯王的師傅撒都剌用腳把別人踢死，許多人都說：“依仗王爺的勢力而殺人，比使用凶器還惡劣，況且是在向別人勒索時而殺了人家，其情節尤為嚴重。”下令將撒都剌處以死刑，消息傳出，河東為之震動。之後，李好文受命主持河南和浙東兩道廉訪司之事。
皇帝在太廟中舉行祭祀，詔令李好文主管太常禮儀院之事，到元寧宗的廟中時，派阿魯問李好文說：“哥哥可以向弟弟行拜禮嗎？”李好文和博士劉聞回答說：“即帝位在別人之後，就應該行後代之禮。”元順帝便行了拜禮。從此以後，元順帝每次親自主持祭禮，必定命李好文充任禮儀使之職以輔助祭祀。
除為江南行台活書付禦史，李好文還未出發，又改任為禮部尚書，參與編修《遼史》，《金史》和《宋史》，除為治書侍禦史後，仍然參與修史的工作。不久，命李好文參議中書省之事。工作十天後，因編修史書工作繁忙，仍回原職任治書，後來，又任命李好文為陝西行台治書侍禦史。當時，行台之中官吏人員不夠，李好文一人獨自處理行台中的各種政務。朝廷派使者出巡西蜀，使者官報私仇，汙蔑西蜀廉訪使曾文博，僉事兀馬兒和王武等人犯罪。曾文博被迫害死；兀馬兒忍受不了拷打而被迫承認有罪，王武不屈服，被處以輕君侮上之罪。李好文聞聽後說：“奉使代替天子巡行四方，應當察問民間百姓的疾苦，處罰邪惡，伸張正義。而現在，從行者到各郡縣，不曾聽說舉劾過一個人，惟獨有關的官吏，卻沒一個能夠幸免的，這怎麽符合正大光明的原則呢？”李好文便率領禦史極力辯解王武等人的冤枉之情，並談了十幾件奉使不不法的事情。至正6年，任李好文為翰林侍講學士，兼國子監祭酒，又遷改集賢侍講學士，仍然兼任國子監祭酒的職務。
李好文出朝任參知湖廣行省政事，改任湖北道廉訪使，不久，又召任為太常禮儀院使。元順帝因為皇太子年齡逐漸長大，為加強教育，開設端本堂，令皇太子入學其中，令右丞相脫脫，大司徒牙不花二人負責端本堂的事務，而命李好文以翰林學士的身份參與教育皇太子之事。李好文極力推辭，上書宰相說：“古代三代的聖明君王，莫不把教育太子放在優先的位置上，蓋帝王君主治理天下之術為根本，古代聖賢的道保存在經書之中，而傳司經書是為明習治天下之道，出京師治理民政事務是為了鍛煉能力，關係重大，關鍵在於要選得合適的人。如果自身的品德行為不足為人模模，便不能勝任養育太子德行的重任。如果自身學問不是臻於高深的境界，便不足以啟發太子的聰明過智。應該選求品學兼優的鴻儒，以輔助養育有關國家興衰的盛事。而我李好文天資本來就低下，在別人心目中的地位素來就很輕，草野鄉村的習氣已積久成習，難以祛除，章句學問的功夫又因忙於俗事而耽誤已久。突然肩負這樣的重托，實在是難以擔當。請一定選擇比我更好的人，這樣國家可以因得人而興盛，而我也免於被別人譏刺妨礙賢人進身之路。”丞相把李好文的書信呈獻給了元順帝，元順帝讚歎了他，卻不答應李好文的請求。李好文說：“要想求得古代聖賢的二帝三王之道，必須由孔子的儒學入門，這些書有《孝經》，《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等。”李好文又將這些書的要點摘出來，按照經書的意思加以注釋。又博取曆史傳記和前代學者的論說中那些有關治理國家的綱領，並和經書的意旨相契合的，在加上自己的理解和觀點，仿照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的體例，寫成一本十一卷的書，書名為《端本堂經訓要義》，寫上奏章，奉獻給元順帝。元順帝詔令將此書送到端本堂，命皇太子學習。
李好文又上書皇太子說：“臣所要說的，就是以前進獻的經典中所講的，殿下應、以臣所進的各書，參考《貞觀政要》，《大學衍義》等書，如果真能夠一一參悟前推廣應用，則日理望萬機，以致天下太平，實在也並不是很難的事情。”皇太子非常肅靜地接納了李好文的話和書。以後，李好文屢次以年老為由請求辭官，一而再，再而三，遂被拜為光祿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以翰林學士承旨一品的俸祿以終其身。
李好文擅長詩文，頗負盛名，仕途顯赫，故有元一代與李好文交遊唱和者甚多，但今存與李好文唱和之元人之詩已經很少，流傳下來這些詩作的作者主要有吳師道、許有壬、陳旅、宋褧、餘闕、胡助等人。一生著述豐富，除了教授太子時編撰的著作《曆代帝王寶鑒》、《端本堂經訓要義》、《大寶錄》、《大寶龜鑒》之外，李好文還參與編修《金史》和《宋史》。《元史·李好文傳》載李好文與修遼、金、宋三史，據《進<金史>表》、《進<宋史>表》和金、宋二史的修史官員名單，李好文分別擔任二史的總裁官，但《遼史》附錄所載《進<遼史>表》和修《遼史》的官員名單中，卻沒有李好文，所以李好文很可能沒有參與編修《遼史》，至少他沒有擔任修《遼史》的總裁官。
《長安誌圖》，原名《長安圖記》，《長安誌圖》的初稿成於至正二年，李好文再度出任陝西行台治書侍禦史時對原稿又做了補充，整部書稿最終成於至正四年。《長安誌圖》現在通行的版本是乾隆五十二年經訓堂刊本，李好文編繪《長安誌圖》的背景、原因等，在其所撰《長安誌圖》原序中有詳細交代。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曾將書名誤作《長安圖記》，清人後將圖並入《長安誌》，圖名由《長安圖記》改為《長安誌圖》。
李好文，進士及第，授為大名路浚州判官，後入朝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國子監助教。有一次，盜賊偷竊了元太祖成吉思汗廟中的神主牌位，李好文上言：“按照古代的禮製，神主應當用木頭製作，用金銀玉石製成的祭祀用具，應當別用一間屋保管起來，以免被盜。自我朝先祖建國以來，已有七八十年，每次遇到大的禮節，都是臨時將祭祀用具取來用，太常博士不過是按照慣例應答用而已。以前，詔令臣下纂修《集禮》一書，而令各省和地方各郡設置專門部門進行纂修工作，這樣做自然長久難以修成。禮樂之事應以朝廷所製訂為標準，地主郡縣哪裏有什麽禮樂！”李好文告知掌管太常儀禮院的長官，請上級從部下屬吏中選擇了幾個人，又請求調用書庫中的各種有關文字材料，以采錄選擇，三年之後，該書纂修完成，共50卷，起名為《太常集禮》。
後來，李好文被遷升為國子監博士，正趕上父母去世，解職歸家，守喪完畢之後，又被啟用為國子監丞，升拜監察禦史。當時，朝中又用“至元”年號紀年，和以前重複，李好文上書說：“年號襲用過去已經用過的，自古以來也未曾聽說。襲用過去的名字，卻沒有當時的實際，不見得有什麽好處。”並且談了現在比不上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間的情況十幾條。到河東去檢錄審驗獄中的囚犯，有一個叫立拜拜的囚犯，犯的是殺人罪，卻未找到凶器和足夠的證據，押了14年還沒有決斷。李好文說：“哪裏有判決不了的案子拖延這麽久的！”下令立即將其釋放。諸侯王的師傅撒都剌用腳把別人踢死，許多人都說：“依仗王爺的勢力而殺人，比使用凶器還惡劣，況且是在向別人勒索時而殺了人家，其情節尤為嚴重。”下令將撒都剌處以死刑，消息傳出，河東為之震動。之後，李好文受命主持河南和浙東兩道廉訪司之事。
皇帝在太廟中舉行祭祀，詔令李好文主管太常禮儀院之事，到元寧宗的廟中時，派阿魯問李好文說：“哥哥可以向弟弟行拜禮嗎？”李好文和博士劉聞回答說：“即帝位在別人之後，就應該行後代之禮。”元順帝便行了拜禮。從此以後，元順帝每次親自主持祭禮，必定命李好文充任禮儀使之職以輔助祭祀。
除為江南行台活書付禦史，李好文還未出發，又改任為禮部尚書，參與編修《遼史》，《金史》和《宋史》，除為治書侍禦史後，仍然參與修史的工作。不久，命李好文參議中書省之事。工作十天後，因編修史書工作繁忙，仍回原職任治書，後來，又任命李好文為陝西行台治書侍禦史。當時，行台之中官吏人員不夠，李好文一人獨自處理行台中的各種政務。朝廷派使者出巡西蜀，使者官報私仇，汙蔑西蜀廉訪使曾文博，僉事兀馬兒和王武等人犯罪。曾文博被迫害死；兀馬兒忍受不了拷打而被迫承認有罪，王武不屈服，被處以輕君侮上之罪。李好文聞聽後說：“奉使代替天子巡行四方，應當察問民間百姓的疾苦，處罰邪惡，伸張正義。而現在，從行者到各郡縣，不曾聽說舉劾過一個人，惟獨有關的官吏，卻沒一個能夠幸免的，這怎麽符合正大光明的原則呢？”李好文便率領禦史極力辯解王武等人的冤枉之情，並談了十幾件奉使不不法的事情。至正6年，任李好文為翰林侍講學士，兼國子監祭酒，又遷改集賢侍講學士，仍然兼任國子監祭酒的職務。
李好文出朝任參知湖廣行省政事，改任湖北道廉訪使，不久，又召任為太常禮儀院使。元順帝因為皇太子年齡逐漸長大，為加強教育，開設端本堂，令皇太子入學其中，令右丞相脫脫，大司徒牙不花二人負責端本堂的事務，而命李好文以翰林學士的身份參與教育皇太子之事。李好文極力推辭，上書宰相說：“古代三代的聖明君王，莫不把教育太子放在優先的位置上，蓋帝王君主治理天下之術為根本，古代聖賢的道保存在經書之中，而傳司經書是為明習治天下之道，出京師治理民政事務是為了鍛煉能力，關係重大，關鍵在於要選得合適的人。如果自身的品德行為不足為人模模，便不能勝任養育太子德行的重任。如果自身學問不是臻於高深的境界，便不足以啟發太子的聰明過智。應該選求品學兼優的鴻儒，以輔助養育有關國家興衰的盛事。而我李好文天資本來就低下，在別人心目中的地位素來就很輕，草野鄉村的習氣已積久成習，難以祛除，章句學問的功夫又因忙於俗事而耽誤已久。突然肩負這樣的重托，實在是難以擔當。請一定選擇比我更好的人，這樣國家可以因得人而興盛，而我也免於被別人譏刺妨礙賢人進身之路。”丞相把李好文的書信呈獻給了元順帝，元順帝讚歎了他，卻不答應李好文的請求。李好文說：“要想求得古代聖賢的二帝三王之道，必須由孔子的儒學入門，這些書有《孝經》，《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等。”李好文又將這些書的要點摘出來，按照經書的意思加以注釋。又博取曆史傳記和前代學者的論說中那些有關治理國家的綱領，並和經書的意旨相契合的，在加上自己的理解和觀點，仿照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的體例，寫成一本十一卷的書，書名為《端本堂經訓要義》，寫上奏章，奉獻給元順帝。元順帝詔令將此書送到端本堂，命皇太子學習。
李好文又上書皇太子說：“臣所要說的，就是以前進獻的經典中所講的，殿下應、以臣所進的各書，參考《貞觀政要》，《大學衍義》等書，如果真能夠一一參悟前推廣應用，則日理望萬機，以致天下太平，實在也並不是很難的事情。”皇太子非常肅靜地接納了李好文的話和書。以後，李好文屢次以年老為由請求辭官，一而再，再而三，遂被拜為光祿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以翰林學士承旨一品的俸祿以終其身。
李好文擅長詩文，頗負盛名，仕途顯赫，故有元一代與李好文交遊唱和者甚多，但今存與李好文唱和之元人之詩已經很少，流傳下來這些詩作的作者主要有吳師道、許有壬、陳旅、宋褧、餘闕、胡助等人。一生著述豐富，除了教授太子時編撰的著作《曆代帝王寶鑒》、《端本堂經訓要義》、《大寶錄》、《大寶龜鑒》之外，李好文還參與編修《金史》和《宋史》。《元史·李好文傳》載李好文與修遼、金、宋三史，據《進<金史>表》、《進<宋史>表》和金、宋二史的修史官員名單，李好文分別擔任二史的總裁官，但《遼史》附錄所載《進<遼史>表》和修《遼史》的官員名單中，卻沒有李好文，所以李好文很可能沒有參與編修《遼史》，至少他沒有擔任修《遼史》的總裁官。
《長安誌圖》，原名《長安圖記》，《長安誌圖》的初稿成於至正二年，李好文再度出任陝西行台治書侍禦史時對原稿又做了補充，整部書稿最終成於至正四年。《長安誌圖》現在通行的版本是乾隆五十二年經訓堂刊本，李好文編繪《長安誌圖》的背景、原因等，在其所撰《長安誌圖》原序中有詳細交代。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曾將書名誤作《長安圖記》，清人後將圖並入《長安誌》，圖名由《長安圖記》改為《長安誌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