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與弼，初名夢祥、長弼，字子傅，號康齋，崇仁縣蓮塘小陂人，是崇仁學派的創立者，明代學者、詩人，著名理學家、教育家。
吳與弼的先祖吳兢，為唐朝汴州人，唐睿宗時為朝廷議大夫，吳兢的七世孫吳宣，遷居撫州，吳與弼的高祖吳景南，擅長詩賦，元代理學大儒吳澄曾為其詩集作序。曾祖吳審，“博學、詩藻清麗”，祖父吳涇，遷居崇仁，父親吳溥，官到國子監司業，著有《古崖集》。出生於這樣的家庭，對吳與弼的教育成長有著重要的影響。
吳與弼六歲入學，七歲學對句，八、九歲在鄉學讀書時，即已嶄露頭角，對文學、天文、律曆、醫卜均有所學，十六歲學詩賦，十八歲習以科舉之業。年方十九赴京侍奉時任國子監司業的父親，得拜明代“三楊”之一的冼馬楊溥為師。其時，在其父任所獲讀朱熹所編之《伊洛淵源錄》，自謂“睹道統一脈之傳”，“於是思自奮勵，竊慕向焉，而盡焚當時舉子文字，誓必至乎聖賢而後已”。
吳與弼謝絕與人交往，獨處小樓二年，專心攻讀《四書》、《五經》和洛學、閩學兩個學派的語錄，無意進入仕途，決心以講授理學，傳播程、朱哲學思想為己任。吳與弼一生不應科舉，講學家鄉，屢薦不出。由山西僉事何自學薦舉入朝，後禦史塗謙、撫州知府王宇也一再薦舉，他都謝絕不出。禦史陳述又薦舉他入閣講學，帝下詔江西巡撫韓雍前往禮請，他又辭謝不出。
石亨與大學士李賢上疏薦舉，並派人前往征召吳與弼進京，授為左春坊左諭德，他上疏請辭。英宗召入文華殿，谘詢其因，他以“淺陋之學，衰病之軀，有負期待之重，豈敢竊祿為官”力辭，後又多次上疏辭職，並由其子向吏部告以病重，才得以允準。辭官歸裏後，在呈英宗的謝表中力陳十事，說：“一曰崇聖誌，二曰廣聖學，三曰隆聖德，四曰子庶民，五曰謹命令，六曰敦教化，七曰清百僚，八曰齊庶政，九曰廣言路，十曰君相一德同心。”詞語懇切，獲英宗嘉許，派人護送回鄉，並命地方官按月支給倉米，以示關懷。
吳與弼晚年，家境窘困，負債累累，貧病交攻，終不失誌。吳與弼不僅是明初一位著名的理學家，而且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在曆史上他是第一個提出“勞動與讀書相結合”的人，其“教育不能脫離生活”的理論，是他教育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吳與弼教學，“本之以小學、四書，持之以躬行實踐”，常用程子的話勉勵學生說：“當以聖人為誌；言學，當以道為誌。然進修不可躐等，必先從事於小學，以立其基；然後進乎大學，以極夫體用之全。”要求學生循序漸進，打好基礎，不要好高騖遠，一步登天。
吳與弼主張言傳身教、因材施教、啟發引導、為人師表，把“天理”、“居敬”、“踐行”作為自己日常行為的規範。他的教學方法與眾不同，和學生一起勞動，一起生活，在勞動中講學，在勞動中授教，在勞動中悟“道”。他一生講學鄉間，躬耕食力，粗衣蔽履，飯糲蔬豆，將生活性、實踐性、道德性融為一體，用“理”來檢點日常行為，自我教育，自我反思。
從其學者數百人，不少學生均成為後來的名人學者，如胡居仁、陳獻章、婁諒、胡九韶、車泰、羅倫、謝複、周文、楊傑、饒烈等篤學之士。其弟子後又分成兩派，陳獻章得其“靜觀涵養”，遂開白沙學派之宗；胡居仁、婁諒等“得其篤誌力行”，遂啟餘幹之學。於此可見其曆史影響之大，與弼品德高潔，襟懷坦白，不計個人恩怨，而學識淵博，人稱“康齋先生”。
吳與弼的先祖吳兢，為唐朝汴州人，唐睿宗時為朝廷議大夫，吳兢的七世孫吳宣，遷居撫州，吳與弼的高祖吳景南，擅長詩賦，元代理學大儒吳澄曾為其詩集作序。曾祖吳審，“博學、詩藻清麗”，祖父吳涇，遷居崇仁，父親吳溥，官到國子監司業，著有《古崖集》。出生於這樣的家庭，對吳與弼的教育成長有著重要的影響。
吳與弼六歲入學，七歲學對句，八、九歲在鄉學讀書時，即已嶄露頭角，對文學、天文、律曆、醫卜均有所學，十六歲學詩賦，十八歲習以科舉之業。年方十九赴京侍奉時任國子監司業的父親，得拜明代“三楊”之一的冼馬楊溥為師。其時，在其父任所獲讀朱熹所編之《伊洛淵源錄》，自謂“睹道統一脈之傳”，“於是思自奮勵，竊慕向焉，而盡焚當時舉子文字，誓必至乎聖賢而後已”。
吳與弼謝絕與人交往，獨處小樓二年，專心攻讀《四書》、《五經》和洛學、閩學兩個學派的語錄，無意進入仕途，決心以講授理學，傳播程、朱哲學思想為己任。吳與弼一生不應科舉，講學家鄉，屢薦不出。由山西僉事何自學薦舉入朝，後禦史塗謙、撫州知府王宇也一再薦舉，他都謝絕不出。禦史陳述又薦舉他入閣講學，帝下詔江西巡撫韓雍前往禮請，他又辭謝不出。
石亨與大學士李賢上疏薦舉，並派人前往征召吳與弼進京，授為左春坊左諭德，他上疏請辭。英宗召入文華殿，谘詢其因，他以“淺陋之學，衰病之軀，有負期待之重，豈敢竊祿為官”力辭，後又多次上疏辭職，並由其子向吏部告以病重，才得以允準。辭官歸裏後，在呈英宗的謝表中力陳十事，說：“一曰崇聖誌，二曰廣聖學，三曰隆聖德，四曰子庶民，五曰謹命令，六曰敦教化，七曰清百僚，八曰齊庶政，九曰廣言路，十曰君相一德同心。”詞語懇切，獲英宗嘉許，派人護送回鄉，並命地方官按月支給倉米，以示關懷。
吳與弼晚年，家境窘困，負債累累，貧病交攻，終不失誌。吳與弼不僅是明初一位著名的理學家，而且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在曆史上他是第一個提出“勞動與讀書相結合”的人，其“教育不能脫離生活”的理論，是他教育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吳與弼教學，“本之以小學、四書，持之以躬行實踐”，常用程子的話勉勵學生說：“當以聖人為誌；言學，當以道為誌。然進修不可躐等，必先從事於小學，以立其基；然後進乎大學，以極夫體用之全。”要求學生循序漸進，打好基礎，不要好高騖遠，一步登天。
吳與弼主張言傳身教、因材施教、啟發引導、為人師表，把“天理”、“居敬”、“踐行”作為自己日常行為的規範。他的教學方法與眾不同，和學生一起勞動，一起生活，在勞動中講學，在勞動中授教，在勞動中悟“道”。他一生講學鄉間，躬耕食力，粗衣蔽履，飯糲蔬豆，將生活性、實踐性、道德性融為一體，用“理”來檢點日常行為，自我教育，自我反思。
從其學者數百人，不少學生均成為後來的名人學者，如胡居仁、陳獻章、婁諒、胡九韶、車泰、羅倫、謝複、周文、楊傑、饒烈等篤學之士。其弟子後又分成兩派，陳獻章得其“靜觀涵養”，遂開白沙學派之宗；胡居仁、婁諒等“得其篤誌力行”，遂啟餘幹之學。於此可見其曆史影響之大，與弼品德高潔，襟懷坦白，不計個人恩怨，而學識淵博，人稱“康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