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濬,字仲深,瓊山人,著名的思想家、史學家、政治家、經濟學家和文學家,被明孝宗禦賜為“理學名臣”,被史學界譽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曆事景泰、天順、成化、弘治四朝,先後出任翰林院編修、侍講學士、翰林院學士、國子監祭酒、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等職,弘治七年升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


    丘濬,過目成誦,史稱“三教百家之言,無不涉獵”,他做官後長期從事編纂工作,曾參與修《英宗實錄》、《憲宗實錄》、《續通鑒綱目》等書。他自稱“仕宦不出國門,六轉官階,皆司文墨,莫試涖政臨民之技”,他雖多年“皆司文墨”,但注意經世致用之學,“尤熟國家典故,以經濟自負”。


    丘濬,在明朝宰輔中以“博極群書”著稱,吳伯與《國朝內閣名臣事略》稱他為“當代通儒”,舉凡六經諸史、古今詩文、以至醫卜老釋之說,無不深究。一生研究範圍涉及政治、經濟、哲學、文學、醫學、戲劇等方麵,他提出“勞動決定商品價值”的觀點比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威廉·配第的“勞動價值論”要早180年,《大學衍義補》是丘濬經濟治國思想集大成者之作,丘濬善為南曲,劇作《五倫全備記》當時頗有影響,其詩法度嚴謹,風格典雅。


    丘濬,幼年失去父親,母親李氏教他讀書,他看一遍就能背誦,六歲能作《五指山詩》出口成章,家貧無書,曾經走數百裏路借書,必定將書借到才罷休。考取廣東鄉試第一名,赴京參加會試,不第,舉進士及第,廷試當為一甲及第,以策中頗觸時諱,遂以貌寢為由改二甲第一,選為翰林院庶吉士,參編《寰宇通誌》,書成後被代宗授翰林院編修,在翰林院任職後,見聞更加廣泛,尤其熟悉國家典故,以經國濟民自負。


    兩廣有戰事,丘濬向大學士李賢上書,指明陳述形勢,井井有條數千言,李賢對他的謀劃很欣賞,向皇帝稟報,明憲宗命將丘濬的謀劃抄寫下來,讓總兵官趙輔、巡撫都禦史韓雍看。韓雍等攻破賊軍,雖然不完全是用丘濬的計謀,然而丘濬因此在朝臣中頗有威望,任職期滿,晉升為侍講。


    當時學習經義的書,好尚奇險怪異之文,丘濬在主持南畿的鄉試時,在分考和會試中他都痛切地抑製這種文風,丘濬任職國子監後,他督促國學生時,尤為懇切地告誡他們將文體返歸正道,不久晉為禮部右侍郎,掌管祭酒事務。丘濬認為真德秀著的《大學衍義》對於治國平天下的條目敘述得不完備,就博采群書補充了這些內容,寫成《大學衍義補》160卷。孝宗繼位後,他向孝宗呈上此書,孝宗認為該書不錯,賞賜黃金紙幣獎勵丘濬,並命令有關部門刊印發行,特別提升為禮部尚書,掌管詹事府的事務。


    《憲宗實錄》書成,加封丘濬為太子太保,兼任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要事務。尚書入內閣任職從丘濬開始,丘濬當時七十一歲,他認為《大學衍義補》所撰述的都可見之行動,請求摘其要點奏報皇帝,並下內閣商議付諸實行,孝宗批準他的請求。丘濬上言道:“臣在成化年間見到彗星三次出現,遍掃三垣,方圓五六百裏大地發生地震。近來彗星出現在天河,每天地震天鳴不已,怪鳥在宮中鳴叫三聲。《春秋》二百四十年,記載出現慧星三次,地震五次,飛禽兩次。現在卻在二十年之間屢次出現,非常令人害怕。希望陛下體會上天的仁愛,想到祖宗創業的艱難,修身清心以立根本,而適應政事的需要,謹慎對待自己所喜好、崇尚的東西,而不被異端所迷惑,節約財物,不至於耗費國家財富,公正地使用人才,不偏聽偏信,禁止以私事謁見請托,明確義理,保持節儉的品行,勤於政務,那麽,阿諛求寵、邪門旁道的亂政之徒就不敢為非做歹,天災就可以清除。”接著列舉二十二種時弊,孝宗都接受他的意見。


    丘濬,在位時曾經用寬大為懷啟發孝宗,以忠厚來改變士風,隻是生性偏狹,曾與劉健在商議事情時,因意見不合,競把帽子摔下地,言官說話不中他意,丘濬總是當麵駁斥,他與王恕關係緊張,以至不說話。考核群吏,王恕上奏章要罷免二千人,丘濬則請求未滿三年的仍任原職,無特別貪婪殘暴劣行的官吏仍留任,留下九十人。王恕爭辯無結果,要求離職。太醫院判劉文泰曾經與丘濬家有過來往,劉揭發王恕失職,王恕懷疑劉是受丘濬指使,而輿論大嘩,說疏稿是丘濬寫的。王恕竟由此事被罷官,人們由此對丘濬很有看法,給事中毛珵、禦史宋德、周津等紛紛上奏章彈劾丘濬不能位居相位,孝宗不理睬。


    丘濬在朝廷的最後幾年,他陸續呈上了十三份奏章請辭還鄉,但卻沒有得到孝宗的批準,便在任上去世,終年七十六歲,孝宗下旨輟朝一日賻寶鈔一萬貫,追贈“太傅”,諡號“文莊”。孝宗又撰寫了《特賜諡策文》,命行人宋愷扶靈將遺體運回海南,靈柩抬到海口濱涯村時纜繩突然神秘地繃斷,於是就地安葬。


    丘濬是明代實學開創者,他的《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和《朱子學的》是儒家經典著作,他還撰有《家禮儀節》八卷,由於丘濬對明代理學的非凡建樹,被明孝宗禦賜為“理學名臣”。丘濬當過史官,並編撰過多部史學著作,其史學著述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官修史書,包括《英宗實錄》、《憲宗實錄》等;一種是私修史書,包括《續修通鑒綱目》、《世史正綱》三十二卷、《平定交南錄》一卷等。其史學思想主要體現在史德和史識兩個方麵。到修撰《英宗實錄》,有人說對於於謙之死應該按不軌判罪來記載,丘濬說:“土木堡之變,如果沒有於謙,國家就很危險。事情久已有了定論,於謙所受的冤枉不能不辯白清楚。”。


    丘濬以政治家見稱於史,他一生仕途順暢,官至卿相,且著書立說,為世人敬仰,在中國古代曆史上海南人而至“宰相”者,唯明之丘濬矣。史載他七歲時寫的《五指參天》一詩,顯示出他自幼已有以天下為己任的大誌。丘濬雖以政治家見稱,在文學史上也有很深的造詣,其“詩出乎天趣自然”的主張,開一代詩風,是中國詩界供奉的詩歌創作最高境界。丘濬詩作大都體現出清新自然的風格。


    除了以詩文名世之外,丘濬又是傳奇作家,他的劇本《投筆記》、《羅囊記》、《學鼎記》和《五倫全備記》,被認為“啟導了明代文人創作傳奇的風氣”,後者在17世紀更流傳至韓國,被譯成韓文,作為學習中國語的教本。丘濬的詩,在明朝深受推崇,時人爭相索求,平生作詩幾萬首,口占信筆,不經持擇,但緣手散去,今尚存千餘首,收入《四庫全書》的《重編瓊台稿》所錄不過三百。


    丘濬自己花錢在府學宮,明倫堂後麵修建了一間石屋,用來收藏他從京師帶回送給府學的各種典籍,據說,海南才子王佐就曾在此石屋中讀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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