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1章 關於數百年京城內的名人、文化、教育
軍團視角下最強裝備組裝抗戰 作者：有機有瘦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937年7月7日倭寇開始進攻北平到北平淪陷，前後也就一個月的時間，當時作為清朝數百年的首都，這裏生活了太多的百姓和名人。
在城裏，人們隻聽到槍炮聲，誰勝誰負並沒有可靠消息。下午1時，廣播裏傳來捷報，我方已收複廊坊、豐台。城中百姓心情才逐漸好轉，開始到處走訪相告，但是大部分都是口口相傳，沒有一個是真是的報告，也沒有具體的描述。隻知道外麵開始打仗，但是具體細節不知道。
晚上的時候，國民政府派出大量人員開始通知大家預防轟炸，預防倭寇毒氣，讓人準備各種滅火和防毒的東西，瞬間整個城市亂了起來，大家都開始害怕，但是又不知道怎麽辦！
北平城的百姓不論貧富還是權貴，一夜都在害怕，當然也有一些投降派漢奸，這些人的做法就不好說了！
一些膽子比較大的，想要跑到前方看看的，趕到城牆下，想看看戰況究竟如何。到了才發現城牆附近都沒有守軍了，之前的防禦工事裏麵一個人都沒有，能逃跑的都跑了！
當時的文人朱自清，就借住在西單牌樓附近，據他回憶，他一早一早出去買報，本該繁華的北平西長安街上，“冷冷清清，比之前的午夜時分還冷清，但是胡同口，街兩邊走道兒上卻站著不少閑人，東望望，西望望，都不做聲，像等著什麽消息似的。街中間站著一個警察，也沉著臉不說話”。
迷茫的北平人被各種謠言覆蓋，有的認為國軍29軍打了大勝仗，事變馬上就會結束，國民政府還是比較厲害，生活就可以回到以前；有的說倭寇會進來屠城，倭寇已經勝利，馬上就要血洗京城，許許多多的人開始搬家，希望離開這裏，有的想做火車去南方，有的準備下鄉避難。
朱自清接到朋友打來的電話：“宋哲元、秦德純昨兒夜裏都走了！北平的局麵變了！就算歸了敵人了！”朱自清呢朋友還說，也不一定，也有可能國軍政府收複回來！大家其實都是希望取得勝利的，希望能夠打敗倭寇的，百姓都是比較純樸的，都希望能夠取得勝利
朱自清及其友人都是高級知識分子，具備超過常人的視野和分析能力，各個行業的精英人士也不相信北平輕鬆淪陷，清華大學教務長潘光旦不信29軍會棄守北平，他拄著拐杖，跌跌撞撞地前往軍營一探究竟。營房裏，早已沒有一個官兵的影子。
在清華，潘光旦是大家公認的硬漢。他年少時就遭遇了截肢，憑著堅強的意誌完成學業，並順利地拿到了美國達特茅斯大學的畢業文憑。他的弟子、社會學家費孝通說他的性格是“牛皮筋”，“屈不折，拉不斷，柔中之剛”。
可是，這一天，潘光旦在軍營裏失聲痛哭。回校後，潘光旦遇見一同留美的好友梁實秋，兩人相對無語，唯有默默流淚。
歲數稍大的北平市民不免想起了八國聯軍進京城的事情，他們一聲長歎，機械性地關門閉戶，習慣性地躲避兵禍。許多普通市民都認為，日本人拿夠了，搶足了，自會撤兵。多則半年，少則一月，北平城還是北平城。
然而，噩夢從“易幟”開始，一天比一天更壞。
為了尋求庇護，淪陷當天，燕京大學第一次升起美國國旗。燕大校友在多年後感歎道：“星條旗啊！多少年來你曾在這塊土地上留下令《獨立宣言》蒙羞的可恥記錄，可這一次卻使你頓增光彩。”
“當燦爛的美國旗在空中飄揚；太陽旗已遍遮燕京外麵的世界了。”史學家鄧之誠在去西郊的路上，看到有些人家門口懸掛著倭寇旗，或在門前畫個紅圈以示“順民”，不由發出了“怒其不爭”的感歎。
書齋中的鄧之誠有所不知，平津兩地已為此發生諸多慘劇：有的因為不掛倭寇旗，家破人亡；有的因為旗子不合樣式而遭逮捕，永無下落；有的門前懸掛倭寇旗，戶內闔家痛哭。報人羅隆基覺得時局嚴酷至此，“易幟”與愛國無關，無須苛責。
當時人們料到倭寇兵進城後，將對抗倭分子進行屠殺，知識分子恐慌起來，停止救亡工作，燒去了抗戰的宣言、傳單、名冊、書籍。抗倭的學生離開了學校，潛入民宅，隨時準備逃亡。
1937年8月8日，那天是立秋，有小雨。也是29軍撤出後的第十天，倭寇浩浩蕩蕩地進城了。“倭寇進城是從前門進來的，是堂而皇之就進來了……在長安街上，常常有倭寇的軍車、吉普車，更多的倭寇商人和來華工作貿易的倭寇人，自發組織起來，到處歡呼雀躍。”
北平人成了亡國奴。從此，上街必須躲避橫衝直撞的倭寇車，不然一不留神，就做了輪下冤鬼。在茶館酒肆，一時失言，就會馬上被日偽漢奸安上個“反倭分子”的頭銜。即使在家，也過不得安生日子，隨時可能有憲兵闖入，進行盤查。
開學第一天不講課也不上課。因為學校還來不及印新課本，但是舊課本記著甲午戰爭，記著倭寇的侵略，這是不可以的。老師要求學生把課本掀開，把某頁到某頁撕掉，把某頁塗掉。
就在前幾天大清早兒北平還是有人遛鳥兒，茶館兒大酒缸，全是人。白胡子老頭兒，在街上走起來，還是邁著方步。短短幾天整個世界就變了……
不過北平確實也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地方，北平人就經曆了八國聯軍，慈禧逃到五台山，辛亥革命，袁世凱稱帝，軍閥混戰。‘九一八’之後，東北湧進來無數學生難民，倭寇公然在東單廣場實彈演習……與其說北平老百姓‘處變不驚’，不如說是‘見怪不怪’了。北平六百年帝都，老百姓早已給揉成一種穩順，在各自本位上安分守己地生活工作。”
可惜了這做曆史古都，幾百年的傳統，清政府的文化，北平人的生活方式……從第一批倭寇以征服者的名義進城，從那個時刻開始，這一切一切，就要永遠消失了。”
北平淪陷期間，代表華夏這一時間的許許多多的文學家和史學家有許許多多的也在北平，他們用自己的文學不斷的鼓舞這個黑暗時期的華夏人命。
北平淪陷時，老舍雖不在北平，但也遭受了喪親之痛。
他的嶽母、妻子胡絜青的母親，正值75歲高齡，經曆過庚子國難，每每講起這場浩劫都不寒而栗。在她高齡時，聽說北平再次被攻陷，急出了腦梗。老人不忍看家國被蹂躪，幹脆打翻藥碗，寧可絕食而亡。
麵對國殤，像老舍嶽母這樣剛烈的老人並不罕見。陳寅恪85歲的老父親陳三立(晚清“同光體”詩派領袖)也是在日寇進城後，“見大局如此，憂憤不食而死”。給父親料理完後事，視網膜脫落亟待手術的陳寅恪，以瞎掉一隻眼為代價，果斷離開了北平。
平津淪陷的消息傳到島市，老舍所在的齊魯大學。正在創作的老舍，一個字也寫不下去，“心中的悲憤萬難允許再編製‘太平歌詞’了”。
為了不成為俘虜，守住讀書人的氣節，老舍想要南下抗倭，但次女剛出生十幾天，寡母又在北平，舍身報國，妻兒老小怎麽辦？
胡絜青深明大義，一個人扛下所有，硬是把行李箱塞到老舍手裏。11月，老舍孤身一人去了武漢，後來又輾轉重慶，成了舍家抗我的楷模。
胡絜青則帶著三個年幼的孩子，回到淪陷中的北平娘家，從此隱姓埋名，以教書為業，為老人盡孝。她後來回憶說：“這種選擇對於我是很痛苦的，每想到老母絕食身亡，丈夫投身抗倭，自己又有什麽臉麵在日寇統治下做事呢？但為了撫養孩子和侍奉老舍八旬老母，也隻得忍辱生活。”
“抗戰第一，國家至上。”是老舍在抗戰時期的宗旨，他在《八方風雨》中寫道，“我隻有一支筆。這支筆是我的本錢，也是我的抗敵的武器”。但對胡絜青來說，老的老，小的小，北平是虎穴，也得忍。
淪陷後的北平，“去”或“留”拷問著每個北平家庭。
作家沈從文起初有意與北平城共存亡：“我個人意思絕不與此大城離開，因百二十萬市民與此城同存亡，個人生命殊太小也。”後來他接到教育部密電，便隨北大、清華一些相熟教師撤離北平，同行的有楊振聲、葉公超、周培源、朱光潛等，是較早的一批。
滯留北平的妻子張兆和在寫給沈從文的信中感歎道:“入晚夜靜，槍聲時有所聞，城內尚安，奇怪的是西長安街的兩大戲院卻常常是滿座。”
梁實秋聽說自己上了倭寇的“黑名單”，寫下遺囑，死別妻兒。臨走前，他流著眼淚對大女兒說：“孩子，明天你吃的燒餅就是亡國奴的燒餅了。”他哪裏知道，往後孩子們連燒餅也吃不上，餓得直喊。與妻子程季淑離別後一直沒見，他得到一個結論:“在喪亂之時，如果情況許可，夫妻兒女要守在一起，千萬不可分離。”
梁思成、林徽因在接到“東亞共榮協會”的請柬時，便知道安穩日子到頭了。次日淩晨，他們叫醒了兩個孩子，攙扶著裹小腳兒的母親，匆匆離開了東總布胡同三號。梁從誡後來說，“我的父母也許沒有料到，這一走就是九年。此時他們都年輕、健康、漂亮，回來時卻都成了蒼老、衰弱的病人”。
音韻學家羅常培本想在北平閉門做學問，但最終還是跟著最後一撥北大留守學者走了，同行的有李霽野、鄭天挺、魏建功。魏建功認為，留在北平，要經受更大的道德考驗；去大後方，路上雖然辛苦，心情反而是輕鬆的。
除了“殉國”和“南下”，“留下”是大多數人的宿命，他們不是不想走，而是各有各的無奈。
董毅是輔仁大學國文係學生，他在日記裏羨慕那些南遷的同學：“當物質條件越來越壞”，“思想言論受挾製”，忍受生活與敵人的雙重煎熬時，“走”的意念時時刻刻都醞釀在心頭。但家道中落，“處在此種時局之下，萬一有點什麽事情，家裏連個大一點的男人都沒有，何況現在無處找錢”，隻能留下。
董毅的校長、著名史學家陳垣也想走，但他又覺得自己是個讀書人，一天也離不開書，拋下書庫出走，就不能做學問了，劃不來；同時又相信華夏是個大國，曆史如此悠久，決不會亡。思來想去，陳垣沒走。
對達官顯貴、知識精英來說，“走”麵臨著親情考驗、經濟考驗，“留”則要經受道德考驗。而對大多數百姓來說，北平已是交通中斷、信息隔絕的“籠城”，他們無力出逃，隻能偷生。
戶籍資料顯示，七七事變發生後兩個月，北平市民總的戶數、人口數變動不大，甚至略有增加。學生人口下降最多，走了兩萬人，占學生總數的四分之一。1937年開始，包含倭寇移民在內，北平人口每年反而增長，還一度造成房荒和租金上漲。
對那些被迫留守北平的學人，剛剛出任駐美大使的胡適勉勵道：“鄙意以為諸兄定能在此時埋頭著述，完成年來未完成之著作。人生最不易得的是閑暇，更不易得的是患難。”
好一句“不易得的是患難”，閉門著述是需要一定客觀條件的，至少要有個安全的庇護所，還要有相對穩定的經濟來源。當時的北平，哪還擺得下一張書桌？
北大、清華，作為華夏最高學府，有著新文化運動旗手的榮光，在遭難時，也首當其衝。
七七事變時，正值假期，各校校長在廬山共商國事，北大、清華群龍無首。淪陷後，校長們由廬山轉金陵，奔走呼號，呼籲為中華保住文脈。
八月中旬，教育部發出撤退令，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師生口頭傳達：接到秘密通知後，設法出城，盡快逃離淪於敵手的平津兩地，輾轉趕赴長沙，組成臨時大學。與此同時，國民政府命令北平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天津北洋工學院（原北洋大學）三所國立院校於9月10日遷至西安，組成西安臨時大學繼續開課。
由於民國政府資金短缺，除南開私立大學之外，整個華北地區，包括燕京、輔仁在內的著名私立大學、非國立學校、私立文化科研機構，一概棄之不顧。就連梁思成、林徽因服務的中國營造學社，胡先驌主導的靜生生物調查所，也屬於“棄之不顧”之列，隻能自謀生路。
這可說是一次無組織、無秩序的悲壯流亡，人們走得太匆忙，那些珍貴的圖書、標本或存銀行，或存在燕京大學、協和醫院，就連50毫克鐳，都是趙忠堯抱著鹹菜壇子帶到昆明的，其他校產哪還顧得上。
在城裏，人們隻聽到槍炮聲，誰勝誰負並沒有可靠消息。下午1時，廣播裏傳來捷報，我方已收複廊坊、豐台。城中百姓心情才逐漸好轉，開始到處走訪相告，但是大部分都是口口相傳，沒有一個是真是的報告，也沒有具體的描述。隻知道外麵開始打仗，但是具體細節不知道。
晚上的時候，國民政府派出大量人員開始通知大家預防轟炸，預防倭寇毒氣，讓人準備各種滅火和防毒的東西，瞬間整個城市亂了起來，大家都開始害怕，但是又不知道怎麽辦！
北平城的百姓不論貧富還是權貴，一夜都在害怕，當然也有一些投降派漢奸，這些人的做法就不好說了！
一些膽子比較大的，想要跑到前方看看的，趕到城牆下，想看看戰況究竟如何。到了才發現城牆附近都沒有守軍了，之前的防禦工事裏麵一個人都沒有，能逃跑的都跑了！
當時的文人朱自清，就借住在西單牌樓附近，據他回憶，他一早一早出去買報，本該繁華的北平西長安街上，“冷冷清清，比之前的午夜時分還冷清，但是胡同口，街兩邊走道兒上卻站著不少閑人，東望望，西望望，都不做聲，像等著什麽消息似的。街中間站著一個警察，也沉著臉不說話”。
迷茫的北平人被各種謠言覆蓋，有的認為國軍29軍打了大勝仗，事變馬上就會結束，國民政府還是比較厲害，生活就可以回到以前；有的說倭寇會進來屠城，倭寇已經勝利，馬上就要血洗京城，許許多多的人開始搬家，希望離開這裏，有的想做火車去南方，有的準備下鄉避難。
朱自清接到朋友打來的電話：“宋哲元、秦德純昨兒夜裏都走了！北平的局麵變了！就算歸了敵人了！”朱自清呢朋友還說，也不一定，也有可能國軍政府收複回來！大家其實都是希望取得勝利的，希望能夠打敗倭寇的，百姓都是比較純樸的，都希望能夠取得勝利
朱自清及其友人都是高級知識分子，具備超過常人的視野和分析能力，各個行業的精英人士也不相信北平輕鬆淪陷，清華大學教務長潘光旦不信29軍會棄守北平，他拄著拐杖，跌跌撞撞地前往軍營一探究竟。營房裏，早已沒有一個官兵的影子。
在清華，潘光旦是大家公認的硬漢。他年少時就遭遇了截肢，憑著堅強的意誌完成學業，並順利地拿到了美國達特茅斯大學的畢業文憑。他的弟子、社會學家費孝通說他的性格是“牛皮筋”，“屈不折，拉不斷，柔中之剛”。
可是，這一天，潘光旦在軍營裏失聲痛哭。回校後，潘光旦遇見一同留美的好友梁實秋，兩人相對無語，唯有默默流淚。
歲數稍大的北平市民不免想起了八國聯軍進京城的事情，他們一聲長歎，機械性地關門閉戶，習慣性地躲避兵禍。許多普通市民都認為，日本人拿夠了，搶足了，自會撤兵。多則半年，少則一月，北平城還是北平城。
然而，噩夢從“易幟”開始，一天比一天更壞。
為了尋求庇護，淪陷當天，燕京大學第一次升起美國國旗。燕大校友在多年後感歎道：“星條旗啊！多少年來你曾在這塊土地上留下令《獨立宣言》蒙羞的可恥記錄，可這一次卻使你頓增光彩。”
“當燦爛的美國旗在空中飄揚；太陽旗已遍遮燕京外麵的世界了。”史學家鄧之誠在去西郊的路上，看到有些人家門口懸掛著倭寇旗，或在門前畫個紅圈以示“順民”，不由發出了“怒其不爭”的感歎。
書齋中的鄧之誠有所不知，平津兩地已為此發生諸多慘劇：有的因為不掛倭寇旗，家破人亡；有的因為旗子不合樣式而遭逮捕，永無下落；有的門前懸掛倭寇旗，戶內闔家痛哭。報人羅隆基覺得時局嚴酷至此，“易幟”與愛國無關，無須苛責。
當時人們料到倭寇兵進城後，將對抗倭分子進行屠殺，知識分子恐慌起來，停止救亡工作，燒去了抗戰的宣言、傳單、名冊、書籍。抗倭的學生離開了學校，潛入民宅，隨時準備逃亡。
1937年8月8日，那天是立秋，有小雨。也是29軍撤出後的第十天，倭寇浩浩蕩蕩地進城了。“倭寇進城是從前門進來的，是堂而皇之就進來了……在長安街上，常常有倭寇的軍車、吉普車，更多的倭寇商人和來華工作貿易的倭寇人，自發組織起來，到處歡呼雀躍。”
北平人成了亡國奴。從此，上街必須躲避橫衝直撞的倭寇車，不然一不留神，就做了輪下冤鬼。在茶館酒肆，一時失言，就會馬上被日偽漢奸安上個“反倭分子”的頭銜。即使在家，也過不得安生日子，隨時可能有憲兵闖入，進行盤查。
開學第一天不講課也不上課。因為學校還來不及印新課本，但是舊課本記著甲午戰爭，記著倭寇的侵略，這是不可以的。老師要求學生把課本掀開，把某頁到某頁撕掉，把某頁塗掉。
就在前幾天大清早兒北平還是有人遛鳥兒，茶館兒大酒缸，全是人。白胡子老頭兒，在街上走起來，還是邁著方步。短短幾天整個世界就變了……
不過北平確實也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地方，北平人就經曆了八國聯軍，慈禧逃到五台山，辛亥革命，袁世凱稱帝，軍閥混戰。‘九一八’之後，東北湧進來無數學生難民，倭寇公然在東單廣場實彈演習……與其說北平老百姓‘處變不驚’，不如說是‘見怪不怪’了。北平六百年帝都，老百姓早已給揉成一種穩順，在各自本位上安分守己地生活工作。”
可惜了這做曆史古都，幾百年的傳統，清政府的文化，北平人的生活方式……從第一批倭寇以征服者的名義進城，從那個時刻開始，這一切一切，就要永遠消失了。”
北平淪陷期間，代表華夏這一時間的許許多多的文學家和史學家有許許多多的也在北平，他們用自己的文學不斷的鼓舞這個黑暗時期的華夏人命。
北平淪陷時，老舍雖不在北平，但也遭受了喪親之痛。
他的嶽母、妻子胡絜青的母親，正值75歲高齡，經曆過庚子國難，每每講起這場浩劫都不寒而栗。在她高齡時，聽說北平再次被攻陷，急出了腦梗。老人不忍看家國被蹂躪，幹脆打翻藥碗，寧可絕食而亡。
麵對國殤，像老舍嶽母這樣剛烈的老人並不罕見。陳寅恪85歲的老父親陳三立(晚清“同光體”詩派領袖)也是在日寇進城後，“見大局如此，憂憤不食而死”。給父親料理完後事，視網膜脫落亟待手術的陳寅恪，以瞎掉一隻眼為代價，果斷離開了北平。
平津淪陷的消息傳到島市，老舍所在的齊魯大學。正在創作的老舍，一個字也寫不下去，“心中的悲憤萬難允許再編製‘太平歌詞’了”。
為了不成為俘虜，守住讀書人的氣節，老舍想要南下抗倭，但次女剛出生十幾天，寡母又在北平，舍身報國，妻兒老小怎麽辦？
胡絜青深明大義，一個人扛下所有，硬是把行李箱塞到老舍手裏。11月，老舍孤身一人去了武漢，後來又輾轉重慶，成了舍家抗我的楷模。
胡絜青則帶著三個年幼的孩子，回到淪陷中的北平娘家，從此隱姓埋名，以教書為業，為老人盡孝。她後來回憶說：“這種選擇對於我是很痛苦的，每想到老母絕食身亡，丈夫投身抗倭，自己又有什麽臉麵在日寇統治下做事呢？但為了撫養孩子和侍奉老舍八旬老母，也隻得忍辱生活。”
“抗戰第一，國家至上。”是老舍在抗戰時期的宗旨，他在《八方風雨》中寫道，“我隻有一支筆。這支筆是我的本錢，也是我的抗敵的武器”。但對胡絜青來說，老的老，小的小，北平是虎穴，也得忍。
淪陷後的北平，“去”或“留”拷問著每個北平家庭。
作家沈從文起初有意與北平城共存亡：“我個人意思絕不與此大城離開，因百二十萬市民與此城同存亡，個人生命殊太小也。”後來他接到教育部密電，便隨北大、清華一些相熟教師撤離北平，同行的有楊振聲、葉公超、周培源、朱光潛等，是較早的一批。
滯留北平的妻子張兆和在寫給沈從文的信中感歎道:“入晚夜靜，槍聲時有所聞，城內尚安，奇怪的是西長安街的兩大戲院卻常常是滿座。”
梁實秋聽說自己上了倭寇的“黑名單”，寫下遺囑，死別妻兒。臨走前，他流著眼淚對大女兒說：“孩子，明天你吃的燒餅就是亡國奴的燒餅了。”他哪裏知道，往後孩子們連燒餅也吃不上，餓得直喊。與妻子程季淑離別後一直沒見，他得到一個結論:“在喪亂之時，如果情況許可，夫妻兒女要守在一起，千萬不可分離。”
梁思成、林徽因在接到“東亞共榮協會”的請柬時，便知道安穩日子到頭了。次日淩晨，他們叫醒了兩個孩子，攙扶著裹小腳兒的母親，匆匆離開了東總布胡同三號。梁從誡後來說，“我的父母也許沒有料到，這一走就是九年。此時他們都年輕、健康、漂亮，回來時卻都成了蒼老、衰弱的病人”。
音韻學家羅常培本想在北平閉門做學問，但最終還是跟著最後一撥北大留守學者走了，同行的有李霽野、鄭天挺、魏建功。魏建功認為，留在北平，要經受更大的道德考驗；去大後方，路上雖然辛苦，心情反而是輕鬆的。
除了“殉國”和“南下”，“留下”是大多數人的宿命，他們不是不想走，而是各有各的無奈。
董毅是輔仁大學國文係學生，他在日記裏羨慕那些南遷的同學：“當物質條件越來越壞”，“思想言論受挾製”，忍受生活與敵人的雙重煎熬時，“走”的意念時時刻刻都醞釀在心頭。但家道中落，“處在此種時局之下，萬一有點什麽事情，家裏連個大一點的男人都沒有，何況現在無處找錢”，隻能留下。
董毅的校長、著名史學家陳垣也想走，但他又覺得自己是個讀書人，一天也離不開書，拋下書庫出走，就不能做學問了，劃不來；同時又相信華夏是個大國，曆史如此悠久，決不會亡。思來想去，陳垣沒走。
對達官顯貴、知識精英來說，“走”麵臨著親情考驗、經濟考驗，“留”則要經受道德考驗。而對大多數百姓來說，北平已是交通中斷、信息隔絕的“籠城”，他們無力出逃，隻能偷生。
戶籍資料顯示，七七事變發生後兩個月，北平市民總的戶數、人口數變動不大，甚至略有增加。學生人口下降最多，走了兩萬人，占學生總數的四分之一。1937年開始，包含倭寇移民在內，北平人口每年反而增長，還一度造成房荒和租金上漲。
對那些被迫留守北平的學人，剛剛出任駐美大使的胡適勉勵道：“鄙意以為諸兄定能在此時埋頭著述，完成年來未完成之著作。人生最不易得的是閑暇，更不易得的是患難。”
好一句“不易得的是患難”，閉門著述是需要一定客觀條件的，至少要有個安全的庇護所，還要有相對穩定的經濟來源。當時的北平，哪還擺得下一張書桌？
北大、清華，作為華夏最高學府，有著新文化運動旗手的榮光，在遭難時，也首當其衝。
七七事變時，正值假期，各校校長在廬山共商國事，北大、清華群龍無首。淪陷後，校長們由廬山轉金陵，奔走呼號，呼籲為中華保住文脈。
八月中旬，教育部發出撤退令，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師生口頭傳達：接到秘密通知後，設法出城，盡快逃離淪於敵手的平津兩地，輾轉趕赴長沙，組成臨時大學。與此同時，國民政府命令北平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天津北洋工學院（原北洋大學）三所國立院校於9月10日遷至西安，組成西安臨時大學繼續開課。
由於民國政府資金短缺，除南開私立大學之外，整個華北地區，包括燕京、輔仁在內的著名私立大學、非國立學校、私立文化科研機構，一概棄之不顧。就連梁思成、林徽因服務的中國營造學社，胡先驌主導的靜生生物調查所，也屬於“棄之不顧”之列，隻能自謀生路。
這可說是一次無組織、無秩序的悲壯流亡，人們走得太匆忙，那些珍貴的圖書、標本或存銀行，或存在燕京大學、協和醫院，就連50毫克鐳，都是趙忠堯抱著鹹菜壇子帶到昆明的，其他校產哪還顧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