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在1937年7月30日成立漢奸政府北京地方維持會。 並且開始對北平一切抗倭力量,文化力量,教育係統進行顛覆……


    8月25日,倭寇憲兵搜查了北大辦公室,並以發現抗倭宣傳品為由,不斷騷擾北大。10月18日,北平地方維持會把“保管”北大的布告掛在第二院門口。“北平淪陷後的北大殘局就這樣暫時結束了!”


    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沙灘紅樓,成為倭寇憲兵隊隊部,樓內地下室也成了憲兵隊本部“留置場”(拘留所),許多愛國誌士被關押在這裏,遭受非人迫害。


    根據被抓的教育人士描述,他曾被送到北大文學院地下室去受招待,那裏簡直是活地獄。敵人把冷水灌到他鼻子裏,終致使他暈過去。他醒過來時,倭寇憲兵上村告訴他,北大應該對這場使倭寇蒙受重大損害的戰爭負責,所以他理應吃到這種苦頭…


    毫無疑問,這是沙灘大院百年曆史上的至暗時期。據統計,北京大學的圖書、儀器和教材大量被毀,僅此一項就損失60萬銀圓。


    清華學校內各係館大多被倭寇改為傷病員住房,圖書館被改作醫院治療室、手術室,體育館被改為馬廄,新南院竟然成了倭寇隨軍妓館,氣象台成了豢養軍馬、軍犬的場所。


    倭寇還曾在清華大禮堂前舉行“軍犬大賽”,以軍犬撕咬華夏人為樂,數十個華夏人被活活咬死在大禮堂前的廣場上。留下來的兩個工友,被逼一再輸血,最後死於非命。


    北大、清華慘遭塗炭,北平不受倭寇人侵擾的,隻剩下有基督教背景的燕京大學和有天主教背景的輔仁大學兩座“孤島”。


    因為燕大為美國財產,倭寇有所顧忌,暫時沒有占領燕大。未及撤到後方的學生拒入偽大學,紛紛報考燕大,燕大則盡量多招生,以培養更多愛國青年。


    在燕大,《義勇軍進行曲》常在校園飄蕩,凡是要到大後方或延安的學生,學校都要為其送行,不僅絕對保密,有的還資助路費。


    後來,倭寇在華夏戰場開始失利,對燕大也開始插手,在北大紅樓地下室,燕大教授們受盡屈辱,大部分人被關押了七個多月才釋放。


    燕大倒下後,北平碩果僅存的高校就隻剩下輔仁和華夏大學了。


    輔仁大學是天主教在亞洲所設的唯一一所大學,由德國聖言會資助,一直在刺刀與槍炮聲中正常招生。


    校長陳垣對他的弟子、國文講師啟功說道:“一個民族的消亡,是從民族文化開始的,沒聽說,民族文化不消亡,民族可以消亡。我們要做的是,在這個關鍵時刻,保住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把這個繼承下去。你我要堅守教書陣地,隻管好好備課,教書,這也是抗戰!”由於輔仁是不受倭寇控製的大學,華北淪陷區的青年莫不以考入輔仁為榮。


    私立學校和科研機構中,則隻有北平首任市長何其鞏任校長的華夏大學,基本保持獨立,苦苦維持至抗戰結束。


    此消彼長之間,漢奸學校日益增多,漢奸的隊伍越滾越大。陳垣感慨地說:“抗戰時間不能拖得太長,否則跳下去的人將越來越多。”然而抗戰時間之長,遠超陳垣預料。


    為了達到奴化華夏青年、實現思想控製的目的,北平淪陷不久,日偽當局便提出“北大複校”,建立偽北大。


    偽北大起初沒有校長,擔任“監督”的,是民國文化界和政界名人湯爾和。湯爾和患肺癌後,接替他出任偽北大第一任校長的是錢稻孫。


    錢稻孫少年留倭,對倭寇的崇拜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別人跟他提起抗倭,他連連擺手說:“萬萬抗不得,抗,不隻是亡國,還要滅種。”這種自輕自賤的論調,連金嶽霖這種謙謙君子都要跳起來揍他。


    錢稻孫的一位朋友,害怕將來倭寇戰敗,想腳踩兩隻船,就來征求他的意見,錢竟然回答道:“我就沒有想到有那一天!”


    擔任偽北大校長後,錢稻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請自己的叔叔錢玄同出山。


    北師大遷往西安時,身為師大國文教授的錢玄同因百病纏身,不得不留在北平。他雖有留日背景,但終日閉門謝客,侄子請他出山,也被他打出門去。為了明誌,錢玄同將名字改回自己的原名“錢夏”,用“夷夏之辨”的典故,表明不做“順民”。


    1937年9月19日,舊曆中秋。錢玄同日記記載:“‘倭寇特令全市商店掛燈結彩以誌慶祝。藉紀念東方文化之佳節也。


    當時的北平城到處都是倭寇特務,對各界人士進行監督抓捕,這些倭寇特務,有的剃光頭,穿長袍,他們參加各行各業,還去考入華夏大雪學,考入學校時用的是華夏人的姓名,每人說一口流利的華夏話。隻是後來才漸漸被人知道他們是倭寇人。每個行業都進入了這些特務,使得人人自危,害怕突然被抓!


    北大教授馬裕藻因年邁和患高血壓未能轉徙內地,北大指定他和周作人、孟森、馮祖荀四位教授留守並照看校產,時稱“北大留平四教授”。後周作人投敵,倭寇數派周去請馬裕藻出山,都吃了閉門羹。由於周作人屢來,最後馬裕藻的幼子奉父命對周說:“我父親說了,他不認識你。”


    馬裕藻的學生張中行說,老師堅信華夏最終一定勝利,而且時間不會很久。


    “留平四教授”中的另一位——孟森,因研究宣統元年測繪的《俄蒙交界圖》被倭寇人盯上了。倭寇上門,《俄蒙交界圖》也被掠去“收藏研究”,孟森氣憤至極,英年早逝。


    日偽遍訪知名人士,為“東亞共榮”充場麵。而知名人士則各出奇招,拒絕合作,如京劇界的程硯秋、齊如山,藝術界的齊白石、李苦禪等。


    雖然躲開了倭寇人,但誰也躲不過經濟這隻無形的大手,北平經濟的崩潰,將每一個人拖入了痛苦的泥潭。


    為了維持生計,當初“為書而留”的陳垣,不得不忍痛變賣自己珍藏的幾部大書。輔仁教授為糊口,則往往是在“曉市”賣掉自己心愛的圖書,換得糧店配售的每天187克的混合麵。


    輔仁大學的校長、教授尚且如此,那些脫離於高校、無以謀生者,如北大教授繆金源,則全家每日隻喝一頓粥,到了夫婦餓死的境地。


    被視為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在政治恐怖與貧困的雙重壓力下,大門緊閉,就是他們最後的尊嚴。


    遇刺後的周作人,衣服上留有彈孔。


    “當盡其一技之長”


    還有一些人,表麵上委曲求全,卻采取了更積極的抵抗方式。


    倭寇占領北平後,麵粉價格飛漲,幾個月內就從每袋二元漲到幾十元。天橋有兩個說相聲的在演出時提到此事。甲說:再過一年就好了。乙說:再過一年還不得漲到幾百元一袋?甲說:再過一年老百姓都餓死了,一元一袋也沒人買了。


    倭寇人聽了大怒,把這兩位抓了進去。他們被放出來以後,還是拿麵粉逗哏。甲說:以後麵粉就便宜了,兩毛錢一袋。乙問為什麽這麽便宜,甲說:袋子小了,跟牙粉口袋似的。倭寇人聽了還是不高興,不過沒再抓他們。這也是一些人抵抗倭寇的方式,不能正麵刀槍,但是也得抵抗倭寇。


    當時偽漢奸組織‘新民會’編印了一本教科書,教此課的老師叫大家把課本放在課桌上,講的卻是唐詩、宋詞。一次教官突至,老師從容地邊擦黑板,邊令大家默寫嶽飛的《滿江紅》。音樂老師也不教課本上的日偽歌,卻低聲教唱世界名曲。教官一來,老師立即彈起了風琴,高歌倭寇民厭戰歌曲《荒城之月》。每個行業的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和倭寇進行對抗。


    一批尚無一技之長的中學生,僅憑著青年特有的孤勇,把鋤奸的槍口,對準了當時的北平學界領袖周作人——1938年2月,周作人參加了日偽召集的座談會,已有他要出山、擔任偽北大校長的傳言。


    “抗倭殺奸團”(簡稱“抗團”)最初由津門私立中學的富家子弟組成。後來,這支隊伍中的很多成員考入燕京大學。“抗團”派南開學生李如鵬、新學學生趙爾仁到北平,與燕大學生範旭共同完成刺殺周作人的任務。


    李如鵬、趙爾仁到西城取槍,提供手槍的是“抗團”成員鄭統萬。作為偽滿國務總理鄭孝胥的孫子,鄭統萬一直依靠家族聲勢作掩護為“抗團”提供幫助。


    李如鵬、趙爾仁各取一支手槍,由燕大的範旭帶路,直奔西城八道灣周作人住所。


    到了周宅,李如鵬、趙爾仁、範旭三人假冒“津門中倭中學學生”,聲稱要拜見周作人,商量赴倭留學事宜。周作人雖然甘心做賊,但對好學青年,仍不乏關愛之心,就命人傳進。


    在“苦住齋”二進院西屋的客廳裏,周作人正在和前來賀年的“四大弟子”之一、女子師範學校教員沈啟無閑聊,看李如鵬、範旭二人進入,欠身招呼。


    範旭指著周作人對李如鵬說:“此即周先生。”李如鵬點點頭,二話不說,拔出槍照著周作人就是一槍,周作人應聲倒地。


    槍聲一起,沈啟無站了起來,下意識地呼叫:“我是客人。”李如鵬看他站起,生怕他反抗,抬手又是一槍,沈啟無胸部中槍,仰天倒下。


    李如鵬、範旭以為得手,便急忙退出。範旭走得快,一下子跑到前院,發現李如鵬沒有跟上,趕緊折返,看見李如鵬被周家的兩個仆人按倒在地,掙紮不脫。


    範旭手中無槍,自忖難敵周家眾人,急奔向大門,高呼:“九哥快來!”在外放風的趙爾仁聞聲拔槍飛奔而進,對準周家仆人連放兩槍。


    周家兩名仆人中彈,鬆手滾到一邊,李如鵬一躍而起,與範、趙兩人前後呼應,奪門而出。當日,李如鵬、趙爾仁乘車返津,範旭回燕大,仿佛什麽都沒發生過一樣。


    數日之後,報紙上披露出周作人遇刺僅受輕傷的消息。原來,射向周作人的子彈打中他衣服上的銅飾扣,周因此逃過一劫。


    周作人遇刺後,惶惶不可終日,不僅拜見倭寇將軍,還特地拍了張照片,照片上隱約可見長袍上的彈孔。他把這張照片分送給自己的朋友,包括遠在美的胡適,還有翻譯他散文的鬆枝茂夫。


    後來,他稱這是倭寇欲置自己於死地,故自己為全性命,不得已而附敵。這次鋤奸行動,非但沒有阻止周作人“落水”,反而成了他接受偽職的借口。


    槍擊事件後,周作人很快接受了偽北大圖書館館長一職,隨後擔任偽北大文學院院長。


    比周作人小七歲的郭沫若與他情況類似,都是留倭,都娶了倭寇女人,都生了孩子。郭沫若拋妻棄子,回國抗戰,還發表《國難聲中懷知堂》一文勸周作人,文章寫道:倭寇人信仰知堂(周作人的號)的比較多,隻要他南下,即使不發表什麽言論,也是對倭寇軍部一個有力打擊。


    周作人執意留下,並把自己的“苦雨齋”改名為“苦住庵”,好像是與北平民眾同甘共苦。其實,北大南遷以後,周作人的經濟來源有兩個,一是給胡適主持的文化基金編譯委員會翻譯希臘神話;二是在司徒雷登主持的燕京大學擔任客座教授。與其他生活無著的教授比,周作人過得不錯。1938年1月26日,國難當頭,他寫了兩首打油詩,仍是喝茶、看報、吃豬頭肉。


    在傳言頻出時,張中行曾作為“粉絲”和學生,給周作人寫過一封信,信裏說“別人可,他決不可”。何以不可,張沒有明說,心裏想的是,那將是士林理想的破滅。對此,周沒有回信。


    周作人與倭寇人同台的照片刊登後,由老舍倡議、樓適夷起草、經鬱達夫修改、十八人署名的《致周作人的一封公開信》,苦勸他立即南下,或做文壇蘇武,否則“一念之差,忠邪千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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