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1869年10月2日－1948年1月30日），尊稱聖雄甘地，是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人和印度國家大會黨領袖。他是現代印度的國父，也是提倡非暴力抵抗的現代政治學說——甘地主義的創始人。他的精神思想帶領國家邁向獨立，脫離英國的殖民統治。他的“非暴力”的哲學思想，影響了全世界的民族主義者和爭取能以和平變革的國際運動。
甘地的一生飽經憂患，曆盡坎坷。1869年10月2日，甘地出生於英國殖民桎梏下的印度，成長在一個虔誠信奉仁愛、不殺生、素食、苦行的印度教的家庭。他自幼靦腆、羞怯、循規蹈矩。13歲便依父母之命與一同齡文盲女孩結婚。16歲喪父，第1個孩子出生便夭折。二人後來一共育有五個子女。
從小學到中學，甘地一直平平無奇。少年時代雖受當時革新之風的感染，曾經嚐試打破素食以強身健體、振興民族國家，終因擺脫不了從小所受的教育，半途而廢。
19歲時，不惜被開除種姓身份，遠涉重洋，赴倫敦求學。異域的文明曾令甘地產生過深刻的自卑而拜倒在它的腳下，宗教陳規的約束使他在一個全新環境裏無所適從。短時的迷惘與摸索之後，他終於放棄了對西方文明的盲目模仿，堅持了原有的宗教信仰並兼收並蓄其他宗教教義，接受了英國法製思想的教育，取得了倫敦大學學院的律師資格。
學成歸國後，他開始在孟買從事律師業務，卻曆遭挫折。第一次替人打官司就因臨陣怯場而砸鍋。半年後打道回府，在家鄉拉奇科特靠兄長和親友的資助維持律師業務。律師業務的毫無起色及令人窒息的環境，使他倍感苦悶壓抑。當有個來自南非印度人的案子要他處理時，他便義無反顧地踏上了前往南非的曆程。
在南非這個種族歧視根深蒂固、無所不及的英國殖民地，甘地作為有色人種先後遭遇到了一連串的歧視與侮辱。民族自尊心和同胞在此所受的苦難驅使他走上了領導南非印度人反種族歧視的鬥爭的道路，成為引人注目的人物。正是在南非這塊充滿種族歧視的土地上，甘地對他曾經傾慕過的西方文明產生否定，培養和鍛煉了自己從事公眾工作的能力，掌握了作一個成功律師的秘訣，基本形成了他的宗教、人生觀、社會政治觀。他在南非領導的艱苦卓絕的反種族歧視鬥爭，為南非印度人爭取到了基本平等的權利，他從中也試驗成功了一種有效的武器——真理與非暴力學說及其實踐。不過，在這種反歧視過程中，甘地對英帝國仍充滿幻想。
1915年，甘地回到印度。回國初年，他坐三等車遊曆印度各地，以深入了解他久別的祖國。一年以後，他開始發表演講，宣傳自己的主張，從事非暴力鬥爭，試驗並發展了非暴力學說。他對當時正在進行的戰爭予以支持，希望以此換取英國的開恩，給予印度自治。“一戰”後殖民當局的種種作為使甘地由一個英帝國的忠實追隨者變成了不合作者。
甘地的一套以真理和非暴力為核心理論的學說，以非暴力為製定一切政策和一切活動的基礎。他首先拋開宗教的神秘主義和繁瑣儀式的一麵，將道德倫理的說教提高到神的位置，認為真理就是神。在探索真理接近神的過程中，甘地認為實現真理的唯一手段就是非暴力，這種非暴力從本質上是指，愛就是人的本性，真理的原則實際上就是愛的原則，哪怕是對待仇敵也同樣如此。甘地堅信精神的力量，認為善性是人的本性，隻要保持這種善性，並堅持用非暴力的手段，就一定能夠戰勝一切惡，甚至是感化一切惡的行為和事物。回到印度之後，甘地就開始用他的這一套真理與非暴力的學說領導印度人民爭取民族自由獨立的鬥爭。他認為英國人在印度的統治是暴力的，不道德的。然而，英國人作為統治者同樣是有人性的，並非敵人，因此，可以通過非暴力的鬥爭方式，通過自苦表現出對他們真誠的愛，並促使其改正錯誤。為此，甘地提出了以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來爭取印度的自由獨立的鬥爭策略。
1919年3～4月間，為反動的“羅拉特法”，他發起全國性的非暴力抵抗運動，由於殖民當局的-和群眾的暴力反抗，甘地一度宣布暫緩非暴力抵抗運動，試圖與政府合作，但英國政府繼續在哈裏發與旁遮普問題上倒行逆施，打破了甘地的幻想。在印度全民反英鬥爭高漲的形勢下，甘地的不合作思想趨於成熟，並率先在哈裏發運動中發起群眾性的 殖民政府的立法機構、法院、學校、封號與洋貨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進而推廣為全民反帝鬥爭形式。
1920年9月，國大黨加爾各答特別會議和12月的那普爾年會正式通過了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計劃及甘地起草的黨綱，使非暴力不合作成為國大黨的指導思想；爭取“印度自治”成為國大黨的現實鬥爭目標；國大黨也因此由一個少數上層分子主要依靠-手段從事活動的團體變成一個有廣泛群眾基礎、依靠群眾性直接鬥爭進行全麵反帝鬥爭的現代資產階級政黨。隨著甘地針對英國殖民者的“非暴力運動”發展，他得到很多民眾的支持，也成為印度國大黨的策略，國大黨所把甘地當成“靈魂”。在甘地的帶領下，國大黨也不斷壯大，從一個小黨成為印度獨立運動的領導力量，他們要求英國把權力交給印度。據說，對於印度發生抗議行動，丘吉爾很生氣，他甚至宣稱要清除甘地及其他代表。
甘地在國大黨內的領導地位也因此確立。此後，不論甘地是否在國大黨內任職，他始終是國大黨的“靈魂”，左右著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發展的方向。
1922年2月，因運動出現暴力事件，甘地宣布停止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挫傷了士氣，引起國大黨內的思想混亂。甘地也身陷囹圄。出獄後甘地致力於重振民心士氣。1929年12月31日，國大黨拉合爾年會通過爭取印度獨立的決議，並授權甘地領導新的不合作運動。1930年3月他率領78位誌願隊員開始“食鹽長征”，揭開了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序幕，給英殖民主義者以巨大打擊。他鼓勵印度百姓自己製造食鹽，不去購買英帝國的食鹽，這種前所未有的對抗方式還確確實實起到了效果，確實讓英國人在這個問題上產生了退縮，運動進行中甘地又與總督談判，並出席圓桌會議，群眾運動因此而鬆懈，被英國殘酷鎮壓下去。1934年10月，甘地因與國大黨領導層再次出現嚴重分歧而宣布退出國大黨，但仍在關鍵問題上指導國大黨的工作。
1939年9月3日，英國代表印度宣戰後，甘地的極端非暴力立場與國大黨領導機構的有條件支持戰爭的主張發生尖銳衝突，以致他兩次被免職，又因英國政府頑固不肯滿足國大黨的要求，國大黨兩次請甘地複出。這期間，甘地的反帝立場進一步發生變化。由於他的努力，精神運動取代了武裝暴動，祈禱取代了槍炮，沉默取代了恐怖分子的炸彈的爆炸聲。在歐洲大陸，正當政客們滔滔不絕地發表蠱惑人心的演說，獨裁者們聲嘶力竭地鼓噪一時的時候，甘地卻靜悄悄地喚起地球上人口眾多國家的人民群眾。甘地領導的運動動搖了殖民統治的基礎，使得他們驚惶失措，不得不做出許多讓步，從而為最後徹底取得印度的獨立準備了條件。
1942年4月，在印度國內廣大群眾反英情緒高漲和日本侵略者迫近印度的形勢下，甘地提出了英國“退出印度”的口號，並先後發起了1940～1941年第三次不合作運動和準備發動第四次不合作運動，均被英國鎮壓下去。甘地入獄直到1944年5月。丘吉爾認為甘地就是個瘋子，但並沒把他放在心上，但麵對國內外強大輿論壓力，丘吉爾不得不釋放甘地。如果甘地死在獄裏，估計會生暴力戰爭，這是英國所擔心的。因為英國正處於二戰之中，沒有時間處理印度自治運動。
戰爭結束後，處於內外交困的英國政府懾於印度民族解放運動再起的壓力，答應印度獨立的要求。但因印、穆兩教的分岐對立由來已久，加之英國分而治之政策的影響，印、巴分治已成定局。甘地為維護印度統一不懈努力，終無回天之力，隻好接受分治。
獨立後甘地獲得了印度人民和國大黨的崇高敬意，但他卻大權旁落，其終身為之奮鬥的非暴力理想也被束之高閣。
印巴分治後，民族仇殺卻開始了，伊斯蘭教徒逃往巴基斯坦，印度教徒從巴基斯坦撤出，這期間的民族仇殺暴力事件不斷上演，此時甘地又站出來，在兩派間奔走，希望雙方和解。對於甘地“非暴力”行為，一些印度教極端人物對他表示不滿，他們公開抵製甘地勸和行為，並與伊斯蘭教不斷發生暴力對抗。1948年1月30日，甘地前往一個印度教的祈禱會上，他被印度教極端分子高德西連開三槍。甘地遇刺彌留之際，他依然要求人們寬容凶手，甘地寬容贏得民眾的同情，就連凶手最後審判時也對甘地很尊敬。
對印度人民而言，甘地給予這個國家，不但是獨立、自由和民主，還有信仰。印度最大的政治家族“尼赫魯——甘地”家族，就是深受著甘地的影響。在這個家族裏，先後出現的三名印度領導人，都與甘地有著密切的關係。印度獨立後的第一任總理尼赫魯，是和甘地一起為印度獨立而廢寢忘食、鞠躬盡瘁的戰友；印度迄今為止唯一的一位女總理、尼赫魯的女兒英迪拉·甘地，也是深受甘地的影響（與聖雄甘地無血緣關係。因為嫁給了一位也姓“甘地”的記者費羅茲·甘地，所以她的姓跟西歐一樣，隨夫姓由“尼赫魯”變成了“甘地”），而她的兒子拉吉夫·甘地，也繼承了母親的遺誌。可以說，甘地影響了近現代印度的曆史。
甘地的生日，10月2日，被定為甘地紀念日（jayanti），是印度的國家法定假日，也是國際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紀念日。
在相當一部分人看來，甘地也有做得欠缺的地方。在二戰期間，甘地不僅在印度國內宣揚“非暴力”，還致力於將這個思想推向世界。然而《晏子使楚》中有雲：“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基於印度本土提出來的戰略不一定適用於他國。像當時的猶太人就不可能采信這個思想，本來猶太人就在法西斯的勢力下舉步維艱了。甘地卻在此時主張喚醒法西斯良知，他的具體行動是給德國寫信，並且勸說猶太人放棄抵抗，所以招致了猶太人的反感。不過除卻這些方麵，甘地在整體上對於世界還是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對印度也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所以當他死於他殺、入葬火化時，才有許多的婦女想親手送別印度的“聖雄”，甚至不惜跳進火堆殉葬。特別是印度國內的印度教與伊斯蘭教水火不容的矛盾，讓人們更加懷念甘地所倡導的民族和解之路。因此，甘地在印度心中地位就是一個“指路明燈”。
甘地的一生複雜多變，極富爭議。無論對於敵手，還是親密同事亦或一般群眾來說，始終是個謎。人們評價也是眾說紛紜，毀譽不一。在一些人看來，他簡直是“神的化身”、“真理的代言人”，而在另一些人看來，是“欺世盜名的救世主”、“矯揉造作的陰謀家”。曾幾何時，被斥責為“印度封建主義不折不扣的辯護士”、“帝國主義的幫凶”、“群眾性民族解放運動的主要叛賣者”，但時至今日，人們一般都承認，甘地是印度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印度現代民族解放運動的領袖，他對印度的民族獨立和解放事業功不可沒。
甘地的一生飽經憂患，曆盡坎坷。1869年10月2日，甘地出生於英國殖民桎梏下的印度，成長在一個虔誠信奉仁愛、不殺生、素食、苦行的印度教的家庭。他自幼靦腆、羞怯、循規蹈矩。13歲便依父母之命與一同齡文盲女孩結婚。16歲喪父，第1個孩子出生便夭折。二人後來一共育有五個子女。
從小學到中學，甘地一直平平無奇。少年時代雖受當時革新之風的感染，曾經嚐試打破素食以強身健體、振興民族國家，終因擺脫不了從小所受的教育，半途而廢。
19歲時，不惜被開除種姓身份，遠涉重洋，赴倫敦求學。異域的文明曾令甘地產生過深刻的自卑而拜倒在它的腳下，宗教陳規的約束使他在一個全新環境裏無所適從。短時的迷惘與摸索之後，他終於放棄了對西方文明的盲目模仿，堅持了原有的宗教信仰並兼收並蓄其他宗教教義，接受了英國法製思想的教育，取得了倫敦大學學院的律師資格。
學成歸國後，他開始在孟買從事律師業務，卻曆遭挫折。第一次替人打官司就因臨陣怯場而砸鍋。半年後打道回府，在家鄉拉奇科特靠兄長和親友的資助維持律師業務。律師業務的毫無起色及令人窒息的環境，使他倍感苦悶壓抑。當有個來自南非印度人的案子要他處理時，他便義無反顧地踏上了前往南非的曆程。
在南非這個種族歧視根深蒂固、無所不及的英國殖民地，甘地作為有色人種先後遭遇到了一連串的歧視與侮辱。民族自尊心和同胞在此所受的苦難驅使他走上了領導南非印度人反種族歧視的鬥爭的道路，成為引人注目的人物。正是在南非這塊充滿種族歧視的土地上，甘地對他曾經傾慕過的西方文明產生否定，培養和鍛煉了自己從事公眾工作的能力，掌握了作一個成功律師的秘訣，基本形成了他的宗教、人生觀、社會政治觀。他在南非領導的艱苦卓絕的反種族歧視鬥爭，為南非印度人爭取到了基本平等的權利，他從中也試驗成功了一種有效的武器——真理與非暴力學說及其實踐。不過，在這種反歧視過程中，甘地對英帝國仍充滿幻想。
1915年，甘地回到印度。回國初年，他坐三等車遊曆印度各地，以深入了解他久別的祖國。一年以後，他開始發表演講，宣傳自己的主張，從事非暴力鬥爭，試驗並發展了非暴力學說。他對當時正在進行的戰爭予以支持，希望以此換取英國的開恩，給予印度自治。“一戰”後殖民當局的種種作為使甘地由一個英帝國的忠實追隨者變成了不合作者。
甘地的一套以真理和非暴力為核心理論的學說，以非暴力為製定一切政策和一切活動的基礎。他首先拋開宗教的神秘主義和繁瑣儀式的一麵，將道德倫理的說教提高到神的位置，認為真理就是神。在探索真理接近神的過程中，甘地認為實現真理的唯一手段就是非暴力，這種非暴力從本質上是指，愛就是人的本性，真理的原則實際上就是愛的原則，哪怕是對待仇敵也同樣如此。甘地堅信精神的力量，認為善性是人的本性，隻要保持這種善性，並堅持用非暴力的手段，就一定能夠戰勝一切惡，甚至是感化一切惡的行為和事物。回到印度之後，甘地就開始用他的這一套真理與非暴力的學說領導印度人民爭取民族自由獨立的鬥爭。他認為英國人在印度的統治是暴力的，不道德的。然而，英國人作為統治者同樣是有人性的，並非敵人，因此，可以通過非暴力的鬥爭方式，通過自苦表現出對他們真誠的愛，並促使其改正錯誤。為此，甘地提出了以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來爭取印度的自由獨立的鬥爭策略。
1919年3～4月間，為反動的“羅拉特法”，他發起全國性的非暴力抵抗運動，由於殖民當局的-和群眾的暴力反抗，甘地一度宣布暫緩非暴力抵抗運動，試圖與政府合作，但英國政府繼續在哈裏發與旁遮普問題上倒行逆施，打破了甘地的幻想。在印度全民反英鬥爭高漲的形勢下，甘地的不合作思想趨於成熟，並率先在哈裏發運動中發起群眾性的 殖民政府的立法機構、法院、學校、封號與洋貨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進而推廣為全民反帝鬥爭形式。
1920年9月，國大黨加爾各答特別會議和12月的那普爾年會正式通過了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計劃及甘地起草的黨綱，使非暴力不合作成為國大黨的指導思想；爭取“印度自治”成為國大黨的現實鬥爭目標；國大黨也因此由一個少數上層分子主要依靠-手段從事活動的團體變成一個有廣泛群眾基礎、依靠群眾性直接鬥爭進行全麵反帝鬥爭的現代資產階級政黨。隨著甘地針對英國殖民者的“非暴力運動”發展，他得到很多民眾的支持，也成為印度國大黨的策略，國大黨所把甘地當成“靈魂”。在甘地的帶領下，國大黨也不斷壯大，從一個小黨成為印度獨立運動的領導力量，他們要求英國把權力交給印度。據說，對於印度發生抗議行動，丘吉爾很生氣，他甚至宣稱要清除甘地及其他代表。
甘地在國大黨內的領導地位也因此確立。此後，不論甘地是否在國大黨內任職，他始終是國大黨的“靈魂”，左右著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發展的方向。
1922年2月，因運動出現暴力事件，甘地宣布停止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挫傷了士氣，引起國大黨內的思想混亂。甘地也身陷囹圄。出獄後甘地致力於重振民心士氣。1929年12月31日，國大黨拉合爾年會通過爭取印度獨立的決議，並授權甘地領導新的不合作運動。1930年3月他率領78位誌願隊員開始“食鹽長征”，揭開了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序幕，給英殖民主義者以巨大打擊。他鼓勵印度百姓自己製造食鹽，不去購買英帝國的食鹽，這種前所未有的對抗方式還確確實實起到了效果，確實讓英國人在這個問題上產生了退縮，運動進行中甘地又與總督談判，並出席圓桌會議，群眾運動因此而鬆懈，被英國殘酷鎮壓下去。1934年10月，甘地因與國大黨領導層再次出現嚴重分歧而宣布退出國大黨，但仍在關鍵問題上指導國大黨的工作。
1939年9月3日，英國代表印度宣戰後，甘地的極端非暴力立場與國大黨領導機構的有條件支持戰爭的主張發生尖銳衝突，以致他兩次被免職，又因英國政府頑固不肯滿足國大黨的要求，國大黨兩次請甘地複出。這期間，甘地的反帝立場進一步發生變化。由於他的努力，精神運動取代了武裝暴動，祈禱取代了槍炮，沉默取代了恐怖分子的炸彈的爆炸聲。在歐洲大陸，正當政客們滔滔不絕地發表蠱惑人心的演說，獨裁者們聲嘶力竭地鼓噪一時的時候，甘地卻靜悄悄地喚起地球上人口眾多國家的人民群眾。甘地領導的運動動搖了殖民統治的基礎，使得他們驚惶失措，不得不做出許多讓步，從而為最後徹底取得印度的獨立準備了條件。
1942年4月，在印度國內廣大群眾反英情緒高漲和日本侵略者迫近印度的形勢下，甘地提出了英國“退出印度”的口號，並先後發起了1940～1941年第三次不合作運動和準備發動第四次不合作運動，均被英國鎮壓下去。甘地入獄直到1944年5月。丘吉爾認為甘地就是個瘋子，但並沒把他放在心上，但麵對國內外強大輿論壓力，丘吉爾不得不釋放甘地。如果甘地死在獄裏，估計會生暴力戰爭，這是英國所擔心的。因為英國正處於二戰之中，沒有時間處理印度自治運動。
戰爭結束後，處於內外交困的英國政府懾於印度民族解放運動再起的壓力，答應印度獨立的要求。但因印、穆兩教的分岐對立由來已久，加之英國分而治之政策的影響，印、巴分治已成定局。甘地為維護印度統一不懈努力，終無回天之力，隻好接受分治。
獨立後甘地獲得了印度人民和國大黨的崇高敬意，但他卻大權旁落，其終身為之奮鬥的非暴力理想也被束之高閣。
印巴分治後，民族仇殺卻開始了，伊斯蘭教徒逃往巴基斯坦，印度教徒從巴基斯坦撤出，這期間的民族仇殺暴力事件不斷上演，此時甘地又站出來，在兩派間奔走，希望雙方和解。對於甘地“非暴力”行為，一些印度教極端人物對他表示不滿，他們公開抵製甘地勸和行為，並與伊斯蘭教不斷發生暴力對抗。1948年1月30日，甘地前往一個印度教的祈禱會上，他被印度教極端分子高德西連開三槍。甘地遇刺彌留之際，他依然要求人們寬容凶手，甘地寬容贏得民眾的同情，就連凶手最後審判時也對甘地很尊敬。
對印度人民而言，甘地給予這個國家，不但是獨立、自由和民主，還有信仰。印度最大的政治家族“尼赫魯——甘地”家族，就是深受著甘地的影響。在這個家族裏，先後出現的三名印度領導人，都與甘地有著密切的關係。印度獨立後的第一任總理尼赫魯，是和甘地一起為印度獨立而廢寢忘食、鞠躬盡瘁的戰友；印度迄今為止唯一的一位女總理、尼赫魯的女兒英迪拉·甘地，也是深受甘地的影響（與聖雄甘地無血緣關係。因為嫁給了一位也姓“甘地”的記者費羅茲·甘地，所以她的姓跟西歐一樣，隨夫姓由“尼赫魯”變成了“甘地”），而她的兒子拉吉夫·甘地，也繼承了母親的遺誌。可以說，甘地影響了近現代印度的曆史。
甘地的生日，10月2日，被定為甘地紀念日（jayanti），是印度的國家法定假日，也是國際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紀念日。
在相當一部分人看來，甘地也有做得欠缺的地方。在二戰期間，甘地不僅在印度國內宣揚“非暴力”，還致力於將這個思想推向世界。然而《晏子使楚》中有雲：“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基於印度本土提出來的戰略不一定適用於他國。像當時的猶太人就不可能采信這個思想，本來猶太人就在法西斯的勢力下舉步維艱了。甘地卻在此時主張喚醒法西斯良知，他的具體行動是給德國寫信，並且勸說猶太人放棄抵抗，所以招致了猶太人的反感。不過除卻這些方麵，甘地在整體上對於世界還是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對印度也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所以當他死於他殺、入葬火化時，才有許多的婦女想親手送別印度的“聖雄”，甚至不惜跳進火堆殉葬。特別是印度國內的印度教與伊斯蘭教水火不容的矛盾，讓人們更加懷念甘地所倡導的民族和解之路。因此，甘地在印度心中地位就是一個“指路明燈”。
甘地的一生複雜多變，極富爭議。無論對於敵手，還是親密同事亦或一般群眾來說，始終是個謎。人們評價也是眾說紛紜，毀譽不一。在一些人看來，他簡直是“神的化身”、“真理的代言人”，而在另一些人看來，是“欺世盜名的救世主”、“矯揉造作的陰謀家”。曾幾何時，被斥責為“印度封建主義不折不扣的辯護士”、“帝國主義的幫凶”、“群眾性民族解放運動的主要叛賣者”，但時至今日，人們一般都承認，甘地是印度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印度現代民族解放運動的領袖，他對印度的民族獨立和解放事業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