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後，小曼奔著紅毛衣長大了，但紅毛衣穿到了妹妹身上。母親的說辭是，妹妹皮膚白，小曼黑，穿紅色鄉裏鄉氣。母親不願說主是繼父做的，她怕在拖油瓶女兒和繼父之間弄出深仇大恨來，自己擔當了。母親一副“你還嫌我不夠難，還要往死裏為難我”的樣子。小曼什麽也不說，撇下已經為難得奄奄一息的母親，回亭子間去了。第二天她在妹妹的衣櫥裏找到那件紅毛衣，對著太陽光看，盡管被蟲蛀成了笊籬，可還紅得那麽好，紅色微微暈在周圍空氣裏。死去的父親跟母親結婚時，在一家毛衣作坊給母親定製了這件婚服。母親穿扮得越發年少，他似乎滿足的就是把一個小娃娃般的新娘抱進洞房。父親在天有靈的話，知道紅毛衣沒他親女兒的份兒，而去把別人的女兒穿扮成了洋娃娃，一定會在天上傷心的。因為父親遺傳的微黑皮膚，她不配穿紅色。紅毛衣就要屬於白胖的妹妹。她拆開袖口線頭，袖子很快被她拆掉。不一會她就成了個拆線機器，按照她心裏一句咒語的節奏運行：“讓你白！讓你白！讓你白！”
一個晚上，她把紅毛衣變成了一堆彎彎曲曲的線頭。染色當夜進行。她白天就在弄堂裏看好一個鋁盆，盆扔在一個鄰居家門口，等廢品站來收。盆原先的功用已經作廢，因為把它當十多年衛生間的老貓死了。她把鋁盆放在煤氣灶上，煮了一盆水。水沸騰時，蝕入鋁質的貓廁所氣味淡淡地升騰。她往沸水裏投了一包黑染料，用一根木棍攪動一鍋黑水，再把一堆紅色線頭投進黑水的漩渦。滿心還是同樣咒語：“讓你白！讓你白！讓你白！”她和著咒語的節奏，看紅色被咕嘟嘟黑水淹沒，眼看著就黑透了。
紅毛衣所有的曆史和秘密被碎屍滅跡了。
第二天早晨，誰都不知道晾曬在弄堂那根公共曬衣繩上的黑色細絨線是誰家的。至於鋁盆，早已被扔進了弄堂外大馬路上的垃圾箱。小曼第二天夜裏將黑絨線收回，套在膝蓋上獨自繞毛線，斷頭都被仔細接上，結果繞出幾大團挺體麵的新絨線。她到區圖書館借來編織雜誌，夜深人靜時分編織。直到春天又至，妹妹要換裝了，大叫紅絨線衣失蹤了。小曼自然成了頭號嫌疑人，可是沒人能逼出一句供詞。母親到學校打聽，到小曼所在的文藝演出小分隊打聽，沒人見過她穿那件紅衣裳。
秋天的一個夜晚，小曼織完最後一針，把所有懷疑猜想的線索都收了頭。第二天早晨，她梳洗之後，換上了新毛衣，它黑得可真透，宇宙黑洞不過如此。她的親父親，母親，和她小曼，他們共有而不再的曾經，全被埋進黑色。黑色，最豐富，最複雜，最寬容的顏色，它容納了最冷和最暖色譜，由此把一切色彩推向極致。黑絨線衫，褲腿寬大的假軍褲，一頭野頭發用了幾十個發夾別規整，小曼走到弄堂裏，人們悄聲議論：“拖油瓶怎麽了？一夜之間成美人了！”“美人？賴三！[6]”
母親是唯一一個看穿黑色如何藏汙納垢的。早上她看見小曼苗條到妖冶的背影，沒動聲色。
像所有中學一樣，小曼的學校也是“複課鬧革命”，鬧革命為主，複課是沒有正經課上的。每天下午學校文藝小分隊排練，母親在禮堂找到了穿著黑毛衣踢腿下腰的小曼。母親盯著黑毛衣，看出紅毛衣碎屍滅跡案的整個過程來。湊近了，能看出黑毛衣裏藏了許多斷頭。被蟲蛀成的洞眼，拆成線就斷開來，要耗費多大功夫去接啊，女兒簡直能去紡織廠做擋車工了。那麽美一件紅衣裳，就葬在這黑色裏，以這鬼氣的黑色還了魂。還看出什麽了？那兩個係在領口的絨球去了哪裏？母親揪住黑毛衣的領口，伸手進去掏，絨球充當了女兒永遠欠缺的那一截青春發育。
“要麵孔嗎？”母親看著兩個絨球。
小曼不吱聲。
母親抬手給了女兒兩個耳光。
當天夜裏小曼在浴盆裏放了半盆冷水，把自己泡進去。江南三月，夜裏的冷水還是足夠冰冷，足夠泡出一場高燒來。十年前，就是一場高燒讓母親長久地抱了她。一場高燒讓母親還原成她一個人的親媽。十年裏她也太不爭氣，一次像樣的燒都沒發過。她在冷水裏泡了足足一小時，自身的三十六度五把半盆冷水都泡溫熱了，渾身冷得發僵，僵硬得正稱心，上下牙噠噠噠地敲木魚，響得能供戲台上的小旦跑圓場。好了，泡到火候了，她欣喜如願地把自己從浴盆裏打撈上來。
天快亮她都是冰冷的。燒就是不發，什麽病也不生。第二天夜裏接著泡，還是一夜冰涼。她這麽積極主動地找病，可病怎麽就是不來找她呢？第三天早晨她決定“生病”，不起床了。第一個來探望的是保姆。保姆是來找她去排隊給繼父買早點的。保姆離開後，母親慌慌張張地來了，腮幫上帶一道枕套上的繡花壓出的深痕。她伸出此刻顯得無比柔軟的手，觸摸一下小曼的額，又摸了一下自己，渾身一抖：不對呀！怎麽比活人涼那麽多？！她撩開被，柔軟的手在女兒身上輕輕搓揉。這不是摑她耳光的手，是她撫弄琴弦的手。母親再次驚駭了：太不對了，活人的身體怎麽是這個溫度？！她幹脆鑽進被窩，抱住女兒，抱得像上回那樣緊……不，更緊。女兒是臉朝牆壁躺著的，身量比她高半頭的母親從她身後抱住她，抱得太緊了，血液的熱度隔著兩層皮膚融進她的血液。她覺得自己被抱小了，越來越小，小得可以被重新裝入母親的身體，裝入她的子宮，在那裏回回爐，再出來時她就有了跟弟弟妹妹們一樣的名分。
母親什麽也沒說。要說的太複雜了，怎麽說得清？這娘兒倆之間該有她們自己的語言才能講得清；她們自己的語言，對於任何其他人都是密碼。就從那一刻，小曼意識到，這家裏還有比她更變形的，就是母親。母親的變形必須隨時發生，在不同的親人麵前要拿出不同形狀。能夠想象，每變一次形，都不無疼痛，不無創傷。正是意識到這一點，小曼決定離開家。
這一天是何小曼新的開始，她要尋找走出家庭的道路。
你知道一九七三年的上海嗎？到處是全國各種部隊文藝團體的招生點。因為前年林彪事件，部隊停止招兵一年。何小曼的名字出現在每一個考生登記簿上。她不屈不撓，把學校文藝小分隊練出的那點本事超常發揮，在走出第十一個招生辦時，背後響起一聲呼喚：“小鬼，等一等……”
何小曼回過頭，萬一叫的是她呢？叫的還真是她。我想象小曼當時怎樣把她渾身最優越的眼睛利用到極致，讓眼睛做兩盞燈照亮她平庸的五官。那時部隊首長都管我們叫小鬼。“你是姓何吧？”
招生的“首長”一邊看著登記簿，一邊朝她招手。這個“首長”就是郝淑雯。雖然郝淑雯比她叫的“小鬼”隻大一歲，卻已經透出首長式的威嚴和慈祥。我記得小郝參加了那次接兵任務，專門給考生示範舞蹈動作，測驗考生的模仿能力和舞蹈感覺。小曼的模仿能力很強，幾年的學校演出也讓她長了表演經驗，加上當時各種舞蹈舞劇裏都有那麽個小戰士，來兩段特技，被人托舉托舉，我們正缺少個頭小小、會翻跟頭的女孩。何小曼會翻不少種類的跟頭，我們認為這跟她不怕死，不惜痛有關，反正也沒人疼，摔壞拉倒。我後來對她認識深了，有一天突然一悟：她潛意識裏有求死之心。對此她肯定毫無知覺，但從她熱愛生病，熱愛傷痛，熱愛危險來看，我覺得我也許比她自己更懂得她。
郝淑雯叫住小曼，小曼轉身向她走去。這是她命裏最重大的轉折之一。她看著麵前高大美豔的北方女兵，動都動不了。郝淑雯當年走在馬路上，中學生們會追好幾個電車站，跟今天他們追歌星明星一樣。
郝淑雯也動不了，被何小曼的眼睛釘在那兒。這小鬼生了一雙怎樣的眼睛啊——平時躲著你，不看你，一旦看你就帶有嚇人的凝聚力！郝淑雯讓何小曼寫下家裏地址，假如需要她複試，會往她家裏發通知。必須要提到的是何小曼那天的裝束，她穿的就是那件結頭累累的黑毛衣，緊繃繃的在她一根木棒似的身體上箍出了曲線。小曼在登記簿上寫的是演出小分隊輔導員家的地址。父親死後，隻有這個輔導員得到過小曼的全部信任。她留了一手，萬一招生辦的“首長”走訪，輔導員不會講何小曼壞話。
三天後，小曼收到了複試通知。這次她是把命都拿出來複試的。平時沒練成熟的跟頭也亮出來了，一個前空翻沒站穩，整個人向後砸去，後腦勺都沒幸免。當時所有人都驚叫起來，認為她一定摔出了三長兩短，但她一骨碌跳起來，用疼歪了的臉跟大家笑了。正是這個歪臉的笑，徹底感動了招生第一首長，舞蹈教員楊老師。對於死都不怕疼更不怕的女孩，還有什麽可怕的嗎？他在她身上已經看到了未來各個舞蹈中的“小戰士”。
這樣，何小曼不可逆轉地就要走向我們這個也將虐待她的集體。
在我過去寫的小曼的故事裏，先是給了她一個所謂好結局，讓她苦盡甘來，跟一個當下稱之為“官二代”的男人走入婚姻，不過是個好樣的“二代”，好得大致能實現今天年輕女人“高富帥”的理想。幾十年後來看，那麽寫小曼的婚戀歸宿，令我很不好意思。給她那麽個結局，就把我們曾經欺負她作踐她的六七年都彌補回來了？十幾年後，我又寫了小曼的故事，雖然沒有用筆給她扯皮條，但也是寫著寫著就不對勁了，被故事駕馭了，而不是我駕馭故事。現在我試試看，再讓小曼走一遍那段人生。
要是在我那堆老照片裏好好地勘探，能把何小曼給我們的第一印象找出來。照片上的何小曼穿著沒下過水的新軍裝，軍帽把頭發全罩在裏麵，掃馬路女工戴防塵帽的戴法。照片是她入伍後第一個禮拜天照的，眼睛看著前方，並不是看著攝影師鑽在遮光布裏的前方，而是把自己的來路曆史全切斷而光明都在前方的那個前方，緊抿嘴唇，嘴角勁兒使得大了點兒，當年時興這種李鐵梅亮相口型。何小曼是一九七三年的兵，我那時已經被人叫成蕭老兵了（也可以聽成小老兵）。我被臨時抽調到新兵連，是為了給新兵們做內務指導。我可以把棉被疊得跟磚頭砌的一樣方正，一樣硬邦邦、不溫暖。那是我軍的時尚，還不知道美軍都不疊被子，鋪蓋就是個睡袋。我還有個手藝就是閉著眼睛打背包，閉上眼睛把鬆散的棉被棉褥捆紮成一個一尺半寬，一尺八長的背包隻需四十五秒鍾。那時候我暗裏談戀愛，明裏爭取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所以一切都做得惡狠狠的。一九七三年春天，從上海來的女性新兵整十人，一間簡易營房裏擺十二個人的通鋪，頭一個鋪歸班長，最後一個屬於副班長。蕭老兵暫時睡在副班長位置。何小曼就這樣走進了我們的視野：軍帽戴到腦門，帽子後麵也不見任何頭發，乍一看是小男孩。兩周就有人發現了問題：何小曼從來不摘軍帽。熄燈號吹響，她的帽子還在頭上。
上海話是很適合交頭接耳的。交頭接耳的結論很快出來了，“一定是個癩痢。”
那幫新兵都十五六歲，正覺得新兵訓練不好玩，想找什麽玩一玩。於是有人提議，刺殺訓練的時候假裝刺偏，用木槍把何小曼的帽子挑開。很快發現這麽玩可能會玩大；萬一挑不準，挑到眼睛上，或者手上輕重不對，椎傷了她，那就玩大了。新兵連是什麽地方？是退貨的地方；一旦發現殘次品，哪裏來的退回哪裏。所以新兵訓練三個月是一段試用期，誰也闖不起禍，否則試用期隨時可以結束，你從上海千裏迢迢來成都，唯一所獲就是一套新軍裝。冒著被部隊退貨的風險揭露一個癩痢，不值。
一周過去，何小曼日夜都是無懈可擊的軍容風紀。通鋪上方的牆上釘著鐵釘，掛著軍裝軍帽，“錯戴”別人的帽子是可能發生的。新兵班的班長在我們眼裏是正規軍，從通訊團來的。隻有她一個人戴手表，還擁有一個旅行鬧鍾。我們打起她鬧鍾的主意來。一聽我們要借鬧鍾，班長馬上拉起防線，問我們“想幹什麽”，但口氣已然斷定我們“幹不出好事”了。她一對小眼白著我們，笑笑，“不借。”倒是幹脆。不借我們也有辦法，偷偷把她鬧鍾的鬧鈴上到五點五十八，比起床號早兩分鍾。兩分鍾足夠我們開燈，讓何小曼軍帽下的秘密大白天下。
新兵們密謀，一旦聽到鬧鍾鈴聲，就由何小曼右邊的人“錯戴”帽子。
一個晚上，她把紅毛衣變成了一堆彎彎曲曲的線頭。染色當夜進行。她白天就在弄堂裏看好一個鋁盆，盆扔在一個鄰居家門口，等廢品站來收。盆原先的功用已經作廢，因為把它當十多年衛生間的老貓死了。她把鋁盆放在煤氣灶上，煮了一盆水。水沸騰時，蝕入鋁質的貓廁所氣味淡淡地升騰。她往沸水裏投了一包黑染料，用一根木棍攪動一鍋黑水，再把一堆紅色線頭投進黑水的漩渦。滿心還是同樣咒語：“讓你白！讓你白！讓你白！”她和著咒語的節奏，看紅色被咕嘟嘟黑水淹沒，眼看著就黑透了。
紅毛衣所有的曆史和秘密被碎屍滅跡了。
第二天早晨，誰都不知道晾曬在弄堂那根公共曬衣繩上的黑色細絨線是誰家的。至於鋁盆，早已被扔進了弄堂外大馬路上的垃圾箱。小曼第二天夜裏將黑絨線收回，套在膝蓋上獨自繞毛線，斷頭都被仔細接上，結果繞出幾大團挺體麵的新絨線。她到區圖書館借來編織雜誌，夜深人靜時分編織。直到春天又至，妹妹要換裝了，大叫紅絨線衣失蹤了。小曼自然成了頭號嫌疑人，可是沒人能逼出一句供詞。母親到學校打聽，到小曼所在的文藝演出小分隊打聽，沒人見過她穿那件紅衣裳。
秋天的一個夜晚，小曼織完最後一針，把所有懷疑猜想的線索都收了頭。第二天早晨，她梳洗之後，換上了新毛衣，它黑得可真透，宇宙黑洞不過如此。她的親父親，母親，和她小曼，他們共有而不再的曾經，全被埋進黑色。黑色，最豐富，最複雜，最寬容的顏色，它容納了最冷和最暖色譜，由此把一切色彩推向極致。黑絨線衫，褲腿寬大的假軍褲，一頭野頭發用了幾十個發夾別規整，小曼走到弄堂裏，人們悄聲議論：“拖油瓶怎麽了？一夜之間成美人了！”“美人？賴三！[6]”
母親是唯一一個看穿黑色如何藏汙納垢的。早上她看見小曼苗條到妖冶的背影，沒動聲色。
像所有中學一樣，小曼的學校也是“複課鬧革命”，鬧革命為主，複課是沒有正經課上的。每天下午學校文藝小分隊排練，母親在禮堂找到了穿著黑毛衣踢腿下腰的小曼。母親盯著黑毛衣，看出紅毛衣碎屍滅跡案的整個過程來。湊近了，能看出黑毛衣裏藏了許多斷頭。被蟲蛀成的洞眼，拆成線就斷開來，要耗費多大功夫去接啊，女兒簡直能去紡織廠做擋車工了。那麽美一件紅衣裳，就葬在這黑色裏，以這鬼氣的黑色還了魂。還看出什麽了？那兩個係在領口的絨球去了哪裏？母親揪住黑毛衣的領口，伸手進去掏，絨球充當了女兒永遠欠缺的那一截青春發育。
“要麵孔嗎？”母親看著兩個絨球。
小曼不吱聲。
母親抬手給了女兒兩個耳光。
當天夜裏小曼在浴盆裏放了半盆冷水，把自己泡進去。江南三月，夜裏的冷水還是足夠冰冷，足夠泡出一場高燒來。十年前，就是一場高燒讓母親長久地抱了她。一場高燒讓母親還原成她一個人的親媽。十年裏她也太不爭氣，一次像樣的燒都沒發過。她在冷水裏泡了足足一小時，自身的三十六度五把半盆冷水都泡溫熱了，渾身冷得發僵，僵硬得正稱心，上下牙噠噠噠地敲木魚，響得能供戲台上的小旦跑圓場。好了，泡到火候了，她欣喜如願地把自己從浴盆裏打撈上來。
天快亮她都是冰冷的。燒就是不發，什麽病也不生。第二天夜裏接著泡，還是一夜冰涼。她這麽積極主動地找病，可病怎麽就是不來找她呢？第三天早晨她決定“生病”，不起床了。第一個來探望的是保姆。保姆是來找她去排隊給繼父買早點的。保姆離開後，母親慌慌張張地來了，腮幫上帶一道枕套上的繡花壓出的深痕。她伸出此刻顯得無比柔軟的手，觸摸一下小曼的額，又摸了一下自己，渾身一抖：不對呀！怎麽比活人涼那麽多？！她撩開被，柔軟的手在女兒身上輕輕搓揉。這不是摑她耳光的手，是她撫弄琴弦的手。母親再次驚駭了：太不對了，活人的身體怎麽是這個溫度？！她幹脆鑽進被窩，抱住女兒，抱得像上回那樣緊……不，更緊。女兒是臉朝牆壁躺著的，身量比她高半頭的母親從她身後抱住她，抱得太緊了，血液的熱度隔著兩層皮膚融進她的血液。她覺得自己被抱小了，越來越小，小得可以被重新裝入母親的身體，裝入她的子宮，在那裏回回爐，再出來時她就有了跟弟弟妹妹們一樣的名分。
母親什麽也沒說。要說的太複雜了，怎麽說得清？這娘兒倆之間該有她們自己的語言才能講得清；她們自己的語言，對於任何其他人都是密碼。就從那一刻，小曼意識到，這家裏還有比她更變形的，就是母親。母親的變形必須隨時發生，在不同的親人麵前要拿出不同形狀。能夠想象，每變一次形，都不無疼痛，不無創傷。正是意識到這一點，小曼決定離開家。
這一天是何小曼新的開始，她要尋找走出家庭的道路。
你知道一九七三年的上海嗎？到處是全國各種部隊文藝團體的招生點。因為前年林彪事件，部隊停止招兵一年。何小曼的名字出現在每一個考生登記簿上。她不屈不撓，把學校文藝小分隊練出的那點本事超常發揮，在走出第十一個招生辦時，背後響起一聲呼喚：“小鬼，等一等……”
何小曼回過頭，萬一叫的是她呢？叫的還真是她。我想象小曼當時怎樣把她渾身最優越的眼睛利用到極致，讓眼睛做兩盞燈照亮她平庸的五官。那時部隊首長都管我們叫小鬼。“你是姓何吧？”
招生的“首長”一邊看著登記簿，一邊朝她招手。這個“首長”就是郝淑雯。雖然郝淑雯比她叫的“小鬼”隻大一歲，卻已經透出首長式的威嚴和慈祥。我記得小郝參加了那次接兵任務，專門給考生示範舞蹈動作，測驗考生的模仿能力和舞蹈感覺。小曼的模仿能力很強，幾年的學校演出也讓她長了表演經驗，加上當時各種舞蹈舞劇裏都有那麽個小戰士，來兩段特技，被人托舉托舉，我們正缺少個頭小小、會翻跟頭的女孩。何小曼會翻不少種類的跟頭，我們認為這跟她不怕死，不惜痛有關，反正也沒人疼，摔壞拉倒。我後來對她認識深了，有一天突然一悟：她潛意識裏有求死之心。對此她肯定毫無知覺，但從她熱愛生病，熱愛傷痛，熱愛危險來看，我覺得我也許比她自己更懂得她。
郝淑雯叫住小曼，小曼轉身向她走去。這是她命裏最重大的轉折之一。她看著麵前高大美豔的北方女兵，動都動不了。郝淑雯當年走在馬路上，中學生們會追好幾個電車站，跟今天他們追歌星明星一樣。
郝淑雯也動不了，被何小曼的眼睛釘在那兒。這小鬼生了一雙怎樣的眼睛啊——平時躲著你，不看你，一旦看你就帶有嚇人的凝聚力！郝淑雯讓何小曼寫下家裏地址，假如需要她複試，會往她家裏發通知。必須要提到的是何小曼那天的裝束，她穿的就是那件結頭累累的黑毛衣，緊繃繃的在她一根木棒似的身體上箍出了曲線。小曼在登記簿上寫的是演出小分隊輔導員家的地址。父親死後，隻有這個輔導員得到過小曼的全部信任。她留了一手，萬一招生辦的“首長”走訪，輔導員不會講何小曼壞話。
三天後，小曼收到了複試通知。這次她是把命都拿出來複試的。平時沒練成熟的跟頭也亮出來了，一個前空翻沒站穩，整個人向後砸去，後腦勺都沒幸免。當時所有人都驚叫起來，認為她一定摔出了三長兩短，但她一骨碌跳起來，用疼歪了的臉跟大家笑了。正是這個歪臉的笑，徹底感動了招生第一首長，舞蹈教員楊老師。對於死都不怕疼更不怕的女孩，還有什麽可怕的嗎？他在她身上已經看到了未來各個舞蹈中的“小戰士”。
這樣，何小曼不可逆轉地就要走向我們這個也將虐待她的集體。
在我過去寫的小曼的故事裏，先是給了她一個所謂好結局，讓她苦盡甘來，跟一個當下稱之為“官二代”的男人走入婚姻，不過是個好樣的“二代”，好得大致能實現今天年輕女人“高富帥”的理想。幾十年後來看，那麽寫小曼的婚戀歸宿，令我很不好意思。給她那麽個結局，就把我們曾經欺負她作踐她的六七年都彌補回來了？十幾年後，我又寫了小曼的故事，雖然沒有用筆給她扯皮條，但也是寫著寫著就不對勁了，被故事駕馭了，而不是我駕馭故事。現在我試試看，再讓小曼走一遍那段人生。
要是在我那堆老照片裏好好地勘探，能把何小曼給我們的第一印象找出來。照片上的何小曼穿著沒下過水的新軍裝，軍帽把頭發全罩在裏麵，掃馬路女工戴防塵帽的戴法。照片是她入伍後第一個禮拜天照的，眼睛看著前方，並不是看著攝影師鑽在遮光布裏的前方，而是把自己的來路曆史全切斷而光明都在前方的那個前方，緊抿嘴唇，嘴角勁兒使得大了點兒，當年時興這種李鐵梅亮相口型。何小曼是一九七三年的兵，我那時已經被人叫成蕭老兵了（也可以聽成小老兵）。我被臨時抽調到新兵連，是為了給新兵們做內務指導。我可以把棉被疊得跟磚頭砌的一樣方正，一樣硬邦邦、不溫暖。那是我軍的時尚，還不知道美軍都不疊被子，鋪蓋就是個睡袋。我還有個手藝就是閉著眼睛打背包，閉上眼睛把鬆散的棉被棉褥捆紮成一個一尺半寬，一尺八長的背包隻需四十五秒鍾。那時候我暗裏談戀愛，明裏爭取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所以一切都做得惡狠狠的。一九七三年春天，從上海來的女性新兵整十人，一間簡易營房裏擺十二個人的通鋪，頭一個鋪歸班長，最後一個屬於副班長。蕭老兵暫時睡在副班長位置。何小曼就這樣走進了我們的視野：軍帽戴到腦門，帽子後麵也不見任何頭發，乍一看是小男孩。兩周就有人發現了問題：何小曼從來不摘軍帽。熄燈號吹響，她的帽子還在頭上。
上海話是很適合交頭接耳的。交頭接耳的結論很快出來了，“一定是個癩痢。”
那幫新兵都十五六歲，正覺得新兵訓練不好玩，想找什麽玩一玩。於是有人提議，刺殺訓練的時候假裝刺偏，用木槍把何小曼的帽子挑開。很快發現這麽玩可能會玩大；萬一挑不準，挑到眼睛上，或者手上輕重不對，椎傷了她，那就玩大了。新兵連是什麽地方？是退貨的地方；一旦發現殘次品，哪裏來的退回哪裏。所以新兵訓練三個月是一段試用期，誰也闖不起禍，否則試用期隨時可以結束，你從上海千裏迢迢來成都，唯一所獲就是一套新軍裝。冒著被部隊退貨的風險揭露一個癩痢，不值。
一周過去，何小曼日夜都是無懈可擊的軍容風紀。通鋪上方的牆上釘著鐵釘，掛著軍裝軍帽，“錯戴”別人的帽子是可能發生的。新兵班的班長在我們眼裏是正規軍，從通訊團來的。隻有她一個人戴手表，還擁有一個旅行鬧鍾。我們打起她鬧鍾的主意來。一聽我們要借鬧鍾，班長馬上拉起防線，問我們“想幹什麽”，但口氣已然斷定我們“幹不出好事”了。她一對小眼白著我們，笑笑，“不借。”倒是幹脆。不借我們也有辦法，偷偷把她鬧鍾的鬧鈴上到五點五十八，比起床號早兩分鍾。兩分鍾足夠我們開燈，讓何小曼軍帽下的秘密大白天下。
新兵們密謀，一旦聽到鬧鍾鈴聲，就由何小曼右邊的人“錯戴”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