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初，我回到芝加哥，打算把修了一半的藝術碩士修完。一九九二年秋天在舊金山完了婚，也算個“有家室之人”，本該盡本分做妻子，至於回校讀書，心裏自然不很坦然，因此把自己讀書期間的財經預算主動壓得很低。朋友托朋友，找到一處房租低廉的居室。據說它最令人羨慕的長處是，方圓一英裏之內，有地鐵、有家“九毛九”百貨店和一個“eggstore"——芝加哥的中國留學生沒有不知道這個著名的食品減價商場的。它分布在城市各個貧民住宅區，如同一個個食物急救站，能及時撲滅周圍的饑餓。為什麽給它取名叫“eggstore”（蛋鋪），我一直沒考證出來。有人說它的緣起是專賣雞蛋的小鋪。因為雞蛋是美國最便宜的食品之一，所以在它拓展成今天這樣龐大的連鎖二手貨食品店時，仍沿用雞蛋作為它物美價廉的象征。還有就是從複活節來的那層寓意：雞蛋是複活節的主食；隻要有雞蛋的地方就有生命之孵化，生命之起死回生。因此，雞蛋象征的是生命之早春。我比較讚同對“eggstore”的後一種注解。應把這個“蛋鋪”改成“生命之春”食品商場——springoflife：有生命彈躍而起之意，也有生命如泉噴湧之意。
我很快便躋身到采購的人群中去了。很快就碰到一個熟麵孔。她先叫出我的名字，我才想起她是我在餐館打工時的工友。她是陪讀刑法博士的丈夫來美國的。聽說她家早已搬到以白領階層為主的近郊去了，不過她每個周末仍要走出自己的階層，到蛋鋪來采買一周的食物。我認識的許多留學生都是這樣，畢了業就了職，房產汽車都齊了卻仍折回“蛋鋪”來買這些有殘疾或欠標致的瓜果。或許這寬大簡樸的店堂曾以它的豐盈消除過他們最基本的生存恐慌，他們對它的持續惠顧出於一種感恩心理；或許是在這裏采買，好比在一座食物礦場裏開掘，掘出什麽都給人近似挖寶或曆險的心理滿足。或許僅僅因為留學生的本性——留學生是世界上最懂節儉的一種人，他們總是遠遠地回來。
走到奶製品一廊時，發現一個很瘦小的老太太坐在兩大桶牛奶邊上。“蛋鋪”充滿喜洋洋的各國語言，若不留心，絕不會聽見這老人細弱的呻吟。她幾乎是整個店鋪中惟一的一個白麵孔。美國人但凡有個體麵收入，是捺不住性子來這裏和各種膚色的移民打撈食物渣滓的。我還沒走上前，就聞到一股奇特的氣味從老嫗身上泛起。
我問老太太哪裏不妥，她哼哼著說：“我的脊梁要殺死我了！”我必須完全蹲得與她一樣矮小才聽得見她的話。我試著去拉她的手，她把那隻手從我手裏縮回，給了我另一隻手，因為頭一隻手的手心裏有幾枚硬幣。她像一截定了形的老藤一樣，讓我一點點伸直，眼看要直了，她尖利地慘叫一聲，又縮回原來形狀。她身邊擱著一個手推車，是專為老年人購物所設計的那種，隻是它也老得如她一樣變了形。
我把兩大桶牛奶放到手推車上。從她嬰兒一樣尖細的期期艾艾中，我弄明白了，她在這兒佝縮了一個來小時了，就是想把脊背的疼痛捱過去，再把兩桶牛奶搬上車。我左手推著她的車，右手環過她的背，插在她的右腋下，等於將她的體重全掛在我的右臂上。我感到她整個人不比兩桶牛奶重多少。我問她還需要買別的什麽，她說不需要了，兩桶牛奶足夠她和她的家庭一周的過活了。我差點問：一周七天光靠牛奶?但我及時閉了嘴。在美國，是可以把悲慘當某種怪癖來理解的。而把悲慘當作怪癖來尊重，也就等於尊重個性，尊重個人對生活方式及自我信仰的自主權。
我問老太太家住哪裏，她說隻有三個街口之遙。我決定把她麵交給她的家人。根據我對醫學廣博的無知，我斷定老太太一定有脊椎錯位之類的病症。她根本已癱瘓在我的右臂上。經過付款過道時，她將手裏的硬幣給收銀員。款數剛好，顯然她預先做了計算，也預先打算好除這兩桶牛奶絕對不買任何其他食物。“蛋鋪”的牛奶便宜得近乎自來水。
我一身擔著老太太和牛奶，走到馬路上。那股奇特的氣味我現在已判斷出來了——是股類似動物園的氣味。老太太告訴我她叫anna。我發現安娜的衣著是六十年代的，是件大致是黃色的灰外套，或說是大致成了灰色的黃外套。安娜極清瘦，衣服也過於單薄，因而她那幾乎彎成“s”形的一根脊柱，清晰地顯現在她背上。假如把她整個人抹平整，她不見得比我矮多少。我問起她的家庭。她說：“是啊，我有個大家庭等著我去喂呢。”我納悶竟沒有一個比她健康點的晚輩來承擔這采購。她像讀懂我心思似的，解釋說：“我有兩個兒子，在朝鮮戰爭時上前線了，都沒回來。至少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回來。”
我說：“您一定弄錯了，不是朝鮮戰爭，一定是越戰吧?”
她說：“我沒弄錯，是朝鮮戰爭。越戰的時候我一個兒子也沒有了。”
我心裏暗暗吃一大驚：安娜至少有八十五六歲了。雖然她勉勉強強算是活著，但畢竟有這把孱弱的陽壽。再瞅她的臉容，不知何處使她看去像個嬰孩。殘缺不全卻幼稚無邪的那一種麵容，頭上稀疏柔軟的黃白絨毛在無風的太陽裏浮動。我很難啟齒地又問：“那您丈夫呢?”安娜說：“他去世已經二十年了。”
這時我們已走過第二個街口。我由於不小的勞力支出而渾身有了汗。安娜指指前麵說：“看，那就是我們的家。”
她手指的地方，一大片灰蒙蒙的鴿子，你擠我我擠你地發出打嗝似的低音。我留意她說“我們的家”，心裏覺得有些寬慰。
三個街口我和安娜競走了四十多分鍾。其中安娜不斷請求我停一停，因為一陣劇痛又朝她脊梁襲來。疼痛使她蜷曲、扭歪，原已變形的身軀更加走樣。我也已筋疲力盡了。總算聽她說：“就這裏。”
是一排店鋪式房子，大部分倒閉了，關著門，陳列櫥窗玻璃上被塗鴉，被貼著招租廣告和卜卦、紋身、逃犯通緝告示。那一大群鴿子見了安娜，一齊“呼啦啦”振翅起飛，轟炸機似的朝我們衝過來。我感到撲麵的是帶著腥膻體溫的一片固體肮髒。我閉眼屏氣，躲著那羽毛間夾塵土的風。安娜的嗓音更細弱溫存：“我的天使們！”
她請我把牛奶倒在路邊一個殘破玻璃盆裏。她說：“抱歉了，就隻有牛奶了。”等我照她吩咐完成了對鴿子的服務，抬起頭立刻怔了——她那間店鋪房的陳列窗裏一下子擠滿了大大小小的貓，大概有二十多隻，全都像安娜一樣細瘦，隻是眼睛都直逼逼的，晶亮，被饑餓點燃著。我這才明白安娜所說的“家庭”。我不敢走進安娜這個家庭。從敞開的門窺入，裏麵是一目了然的赤貧。有張床墊，有個冰箱，沒有浴室和廁所，也沒有炊事可為。我隻把兩大桶牛奶給她提到門內，大半個身體堅定地留在門外。但我還想為這個已進人末日的孤獨老人做點什麽。她蹲著身捱進門，她身上的氣味馬上溶入屋裏暖暖的生物氣息。貓們竟比安娜要幹淨些，也多些優越感。我迅速撕下一頁紙片，寫了我的電話號碼，遞給安娜：“如果有什麽事——比如你的背痛要殺死你，你起不來去買牛奶，就給我打個電話。我住得很近。”
安娜卻沒接那號碼。她說：“謝謝你。我沒有電話。”
“你從來不給任何人打電話?”
“不打。我沒電話，也沒人可打。”她刻意躲著我鋒利的逼問。
大概也為省一筆電話錢。我木木地看她掩上門。貓刹那間全從陳列櫥窗裏消失了。然後就聽見屋內響起貓們你死我活的歡宴聲，以及安娜嬰兒啼哭般的笑。
我站在鴿子糞便鋪成的台階上，半天挪不動腳步。從未見過如此的貧窮和孤獨以及衰老以及——其他。此刻我一比安娜更需要安慰和止痛。不知怎麽兩眼茫然地走回了我那月租一百八十的寓所，它陡然變成了天堂。幾天中我心裏都難過，卻又無所歸咎。
一個月之後我決定搬離那個貧民區。在海明威誕生的橡樹公園城找到了六百美元月租的公寓，我才明白自己沒有那樣一顆堅強的心，來旁觀安娜這樣的悲慘人生。我無法將悲慘當作怪癖來理解，從而尊重這怪癖。以至達到對於個人生存方式的尊重。
四個月後，學期結束了。我乘了火車回到那個有“eggstore”的地方。那時已是五月底，“吹麵不寒楊柳風”的芝加哥使貧窮得到大大緩解，或說使貧窮也得以妝扮。我來到安娜的門前，從門的縫隙看進去，沒有安娜了，卻仍是一地的貓。它們更瘦了，薄薄的一片，如同影子。我想安娜一定還在世，貓在等她。鄰近“蛋鋪”，如安娜這樣的生命總可以維持一個大致活著的狀態。這樣想，蛋鋪是功德無量的，它翼下孵著多少大致存活著的生命。
我很快便躋身到采購的人群中去了。很快就碰到一個熟麵孔。她先叫出我的名字，我才想起她是我在餐館打工時的工友。她是陪讀刑法博士的丈夫來美國的。聽說她家早已搬到以白領階層為主的近郊去了，不過她每個周末仍要走出自己的階層，到蛋鋪來采買一周的食物。我認識的許多留學生都是這樣，畢了業就了職，房產汽車都齊了卻仍折回“蛋鋪”來買這些有殘疾或欠標致的瓜果。或許這寬大簡樸的店堂曾以它的豐盈消除過他們最基本的生存恐慌，他們對它的持續惠顧出於一種感恩心理；或許是在這裏采買，好比在一座食物礦場裏開掘，掘出什麽都給人近似挖寶或曆險的心理滿足。或許僅僅因為留學生的本性——留學生是世界上最懂節儉的一種人，他們總是遠遠地回來。
走到奶製品一廊時，發現一個很瘦小的老太太坐在兩大桶牛奶邊上。“蛋鋪”充滿喜洋洋的各國語言，若不留心，絕不會聽見這老人細弱的呻吟。她幾乎是整個店鋪中惟一的一個白麵孔。美國人但凡有個體麵收入，是捺不住性子來這裏和各種膚色的移民打撈食物渣滓的。我還沒走上前，就聞到一股奇特的氣味從老嫗身上泛起。
我問老太太哪裏不妥，她哼哼著說：“我的脊梁要殺死我了！”我必須完全蹲得與她一樣矮小才聽得見她的話。我試著去拉她的手，她把那隻手從我手裏縮回，給了我另一隻手，因為頭一隻手的手心裏有幾枚硬幣。她像一截定了形的老藤一樣，讓我一點點伸直，眼看要直了，她尖利地慘叫一聲，又縮回原來形狀。她身邊擱著一個手推車，是專為老年人購物所設計的那種，隻是它也老得如她一樣變了形。
我把兩大桶牛奶放到手推車上。從她嬰兒一樣尖細的期期艾艾中，我弄明白了，她在這兒佝縮了一個來小時了，就是想把脊背的疼痛捱過去，再把兩桶牛奶搬上車。我左手推著她的車，右手環過她的背，插在她的右腋下，等於將她的體重全掛在我的右臂上。我感到她整個人不比兩桶牛奶重多少。我問她還需要買別的什麽，她說不需要了，兩桶牛奶足夠她和她的家庭一周的過活了。我差點問：一周七天光靠牛奶?但我及時閉了嘴。在美國，是可以把悲慘當某種怪癖來理解的。而把悲慘當作怪癖來尊重，也就等於尊重個性，尊重個人對生活方式及自我信仰的自主權。
我問老太太家住哪裏，她說隻有三個街口之遙。我決定把她麵交給她的家人。根據我對醫學廣博的無知，我斷定老太太一定有脊椎錯位之類的病症。她根本已癱瘓在我的右臂上。經過付款過道時，她將手裏的硬幣給收銀員。款數剛好，顯然她預先做了計算，也預先打算好除這兩桶牛奶絕對不買任何其他食物。“蛋鋪”的牛奶便宜得近乎自來水。
我一身擔著老太太和牛奶，走到馬路上。那股奇特的氣味我現在已判斷出來了——是股類似動物園的氣味。老太太告訴我她叫anna。我發現安娜的衣著是六十年代的，是件大致是黃色的灰外套，或說是大致成了灰色的黃外套。安娜極清瘦，衣服也過於單薄，因而她那幾乎彎成“s”形的一根脊柱，清晰地顯現在她背上。假如把她整個人抹平整，她不見得比我矮多少。我問起她的家庭。她說：“是啊，我有個大家庭等著我去喂呢。”我納悶竟沒有一個比她健康點的晚輩來承擔這采購。她像讀懂我心思似的，解釋說：“我有兩個兒子，在朝鮮戰爭時上前線了，都沒回來。至少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回來。”
我說：“您一定弄錯了，不是朝鮮戰爭，一定是越戰吧?”
她說：“我沒弄錯，是朝鮮戰爭。越戰的時候我一個兒子也沒有了。”
我心裏暗暗吃一大驚：安娜至少有八十五六歲了。雖然她勉勉強強算是活著，但畢竟有這把孱弱的陽壽。再瞅她的臉容，不知何處使她看去像個嬰孩。殘缺不全卻幼稚無邪的那一種麵容，頭上稀疏柔軟的黃白絨毛在無風的太陽裏浮動。我很難啟齒地又問：“那您丈夫呢?”安娜說：“他去世已經二十年了。”
這時我們已走過第二個街口。我由於不小的勞力支出而渾身有了汗。安娜指指前麵說：“看，那就是我們的家。”
她手指的地方，一大片灰蒙蒙的鴿子，你擠我我擠你地發出打嗝似的低音。我留意她說“我們的家”，心裏覺得有些寬慰。
三個街口我和安娜競走了四十多分鍾。其中安娜不斷請求我停一停，因為一陣劇痛又朝她脊梁襲來。疼痛使她蜷曲、扭歪，原已變形的身軀更加走樣。我也已筋疲力盡了。總算聽她說：“就這裏。”
是一排店鋪式房子，大部分倒閉了，關著門，陳列櫥窗玻璃上被塗鴉，被貼著招租廣告和卜卦、紋身、逃犯通緝告示。那一大群鴿子見了安娜，一齊“呼啦啦”振翅起飛，轟炸機似的朝我們衝過來。我感到撲麵的是帶著腥膻體溫的一片固體肮髒。我閉眼屏氣，躲著那羽毛間夾塵土的風。安娜的嗓音更細弱溫存：“我的天使們！”
她請我把牛奶倒在路邊一個殘破玻璃盆裏。她說：“抱歉了，就隻有牛奶了。”等我照她吩咐完成了對鴿子的服務，抬起頭立刻怔了——她那間店鋪房的陳列窗裏一下子擠滿了大大小小的貓，大概有二十多隻，全都像安娜一樣細瘦，隻是眼睛都直逼逼的，晶亮，被饑餓點燃著。我這才明白安娜所說的“家庭”。我不敢走進安娜這個家庭。從敞開的門窺入，裏麵是一目了然的赤貧。有張床墊，有個冰箱，沒有浴室和廁所，也沒有炊事可為。我隻把兩大桶牛奶給她提到門內，大半個身體堅定地留在門外。但我還想為這個已進人末日的孤獨老人做點什麽。她蹲著身捱進門，她身上的氣味馬上溶入屋裏暖暖的生物氣息。貓們竟比安娜要幹淨些，也多些優越感。我迅速撕下一頁紙片，寫了我的電話號碼，遞給安娜：“如果有什麽事——比如你的背痛要殺死你，你起不來去買牛奶，就給我打個電話。我住得很近。”
安娜卻沒接那號碼。她說：“謝謝你。我沒有電話。”
“你從來不給任何人打電話?”
“不打。我沒電話，也沒人可打。”她刻意躲著我鋒利的逼問。
大概也為省一筆電話錢。我木木地看她掩上門。貓刹那間全從陳列櫥窗裏消失了。然後就聽見屋內響起貓們你死我活的歡宴聲，以及安娜嬰兒啼哭般的笑。
我站在鴿子糞便鋪成的台階上，半天挪不動腳步。從未見過如此的貧窮和孤獨以及衰老以及——其他。此刻我一比安娜更需要安慰和止痛。不知怎麽兩眼茫然地走回了我那月租一百八十的寓所，它陡然變成了天堂。幾天中我心裏都難過，卻又無所歸咎。
一個月之後我決定搬離那個貧民區。在海明威誕生的橡樹公園城找到了六百美元月租的公寓，我才明白自己沒有那樣一顆堅強的心，來旁觀安娜這樣的悲慘人生。我無法將悲慘當作怪癖來理解，從而尊重這怪癖。以至達到對於個人生存方式的尊重。
四個月後，學期結束了。我乘了火車回到那個有“eggstore”的地方。那時已是五月底，“吹麵不寒楊柳風”的芝加哥使貧窮得到大大緩解，或說使貧窮也得以妝扮。我來到安娜的門前，從門的縫隙看進去，沒有安娜了，卻仍是一地的貓。它們更瘦了，薄薄的一片，如同影子。我想安娜一定還在世，貓在等她。鄰近“蛋鋪”，如安娜這樣的生命總可以維持一個大致活著的狀態。這樣想，蛋鋪是功德無量的，它翼下孵著多少大致存活著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