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
鄰居家的收音機都沒熄，一會是合唱《雷鋒我們的戰友》，一會是新聞：“省委領導同誌參加了這次罕見的大豐收，為顆粒歸倉作出貢獻。”
我爸爸在帳子外麵看了一眼母女倆。寂寞得很，跋著拖鞋走開了。
不，我爸爸從來沒愛過我媽媽。是的，有時不需要愛情，我們中國那時有許多不幸和危險，把一個個家庭綁在一起，比愛情牢固多了。危險一過去，解體就開始，我的朋友們都在九〇年代陸續離了婚。
我媽媽可能也不愛我爸爸。完全可能的，是我爸爸招惹危險和製造不幸的秉賦吸引了她。她在隱約的危機中，生發了她那學生腔的戲劇性激情。現實成了種假設，她的行為於是被放在舞台式的考驗中。臆想的流亡和迫害，悲劇人物感，她感到人和人的關係，婚姻的關係有了個悲劇的命題。她滿足，出身市井家庭的媽媽，她害怕再平庸下去。幾輩子的安分和平凡，對於驚世駭俗的潛隱向往一點點積累。我媽媽就是這個積累。她需要我爸爸這樣能力高卻注定受貶抑的人。這種人和任何一個當局都處不下去。
我媽媽在認識我爸爸的第二個禮拜向他借了一本書。還書時她夾了個紙條，上麵寫：我要嫁給你。
你看，並沒提到愛情。
書？或許是普希金的《歐根·奧涅金》，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別林茨基的文藝理論，都有可能。反正是最煥發學生腔的書。什麽“田畔中殘存的野花，往往比燦爛的花束更迷人”之類。
接受了她，他思想的勇敢，過剩的悲天憫人，政治行為的笨拙，她需要這一切素質。似乎社會和這類人之間總缺乏公平，而不公平喚起她的激情。她的那種戲劇假設中，她總在救死扶傷，總在以她單薄的靈肉抗衡無形而巨大的勢力。於是她感到整個生存有了種深度和實質。就這樣一個溫柔和自我感覺神聖的女人。
是的，她好看。
細腰、塌塌的肩膀，小戶人家的那種勤勞和周全，細碎的對你的照料。自卑的微笑，還有最有忍受力的小業主階級那種對生活不衰的興致。她到鄉下去巡回演出，給家裏背回一袋黃豆。一段山路她把它扔下了，第二天歇過來又原路跋涉把它找回來，後來的幾個月，我們餐桌上的黃豆燉豬腳她從來不碰。我和爸爸都憤怒地大吼：誰要你把腳掌走出血泡？！誰要你省給我們？！……她就那樣忍辱負重地笑笑，謝絕平等。這類棲牲讓她找到非常好的感覺：她隻需我爸爸、我對她的犧牲領情，對負欠於她這樁事實認賬，而已。
自信，充滿力量，如張開翅膀的母雞，身心內是上下幾萬年的沉厚母性。她不要償還，但你得知道你欠她。她一輩子花那麽多時間精力就使你欠她。
我得告訴你，她背著我爸爸做了什麽。
我講過：賀叔叔把那張定期存款單夾在首版的書中給了我爸爸。我媽媽聽見我爸爸一夜在書齋裏，一直抽煙，一直寫。她聽著他把寫完或未寫完的撕下、團掉，丟在桌下。
是寫給賀叔叔的信。是十幾封信的開頭。十幾種互相矛盾的念頭。有的感謝賀叔叔給了他一筆頗厚的稿酬。有的隻是張收據：今收到賀一騎同誌一千元，按每工時八分五點六厘計價，(遵照社會主義勞工製度每日工作八小時計算，工作時共一萬一千六百八十小時)。有一封信問：
以這錢來買什麽呢？一個人四年的心血？一生的尊嚴？永遠不顯露的秘密？還有一封信寫得最長，絲毫沒有提書和錢的事，興致悠然地說起一個山區小鎮，那裏綠山白水，茶寨茶歌，應該去那裏洗滌知識分子內心的汙濁。在那裏，我爸爸說，他相信自己在文學創作上和做人上都會有長進。他說等他在那裏安下家，茶花時節請賀叔叔去客宿。這是十幾封未寫完的信中最完整的，也同樣不算數，在我爸爸長而彎曲的手指間也成了個青毛桃似的紙團。
我媽媽站在兩扇書架製出的籠圈裏，一綹燙得微微焦黃的頭發從額角遮下，發絲毫無彈性和光澤。她看著桌下桌上的碎紙片和紙團。看著她丈夫一夜的突圍：衝鋒和撤退。思維朝十幾個方向衝去，想衝出一條出路。卻是無出路，一次次撤回。他回床上睡去了，像在黎明的白色中流盡最後一滴血的犧牲者，青灰的眼簾寧靜地合著。我媽媽把打開的一個個紙團又細細團起，把現場恢複。
下午她換了身寬下擺的連衣裙，拉上我，穿過一人巷，上了紅磚主樓。
賀叔叔住在四樓。到三樓時我逼問：是不是去找賀叔叔談錢的事。
我媽媽說，不是的，我們家又不缺錢。這個家在祖母死後暗暗地闊起來，暗暗飲著一九四四年出產的美國克寧奶粉，從老舊的貴重衣物中源源不斷拆出衣料和毛線；這三口之家暗暗享用帶哈味的錦衣玉食。因此是不缺錢的。
的確，那個時候我們中國人很少有缺錢的。好的東西也不是錢能買的，好東西叫做“待遇”：賀叔叔的轎車和司機，錢是買不來的。賀叔叔的大客廳、皮轉椅，與錢都無關。
是我敲的門。我媽媽帶我來，是因為大人常在孩子麵前顯得寬宏，通情達理。大人其實不大願意駁孩子的麵子。我媽媽的直覺是，賀叔叔對我，一直是沒有明顯的輩分和原則。
我媽媽跟在我身後，進了客廳，忘了告訴你，這門是不常鎖的。許多人都同我們一樣，敲敲門就直接把他們自己請進去。賀叔叔很少鎖門。除非上北京下上海。所以他回家常常看見茶幾上有幾杯剩茶，還溫熱，他也從來不追究，那些自己款待了自己的人們是誰。他若見到撲克牌攤了一桌子，就知道我爸爸在那裏待過。我爸爸常獨自玩那種牌戲。一時沒有結果，他攤著剩局在茶幾上，賀叔叔從來不去攪掉它們。他曉得我爸爸還會再回來，接著局勢玩下去。他對我爸爸所有的習性都接受，卻從不沾染上。
賀叔叔回來的時候我正提著他的暖瓶下樓去打開水。
在樓梯拐角碰見了他。我坐在樓梯的木扶欄上，兩條腿掛在一側，一隻手提個大暖瓶，另一隻手把持平衡。你看，我們就那樣長大的，隨處可以冒險和娛樂。賀叔叔兩手背在身後，一隻腳跨兩格樓梯，嗔怒帶笑地看著我的本事。
他讓我拎開水回來時別做笨蛋，給開水燙了腳。我點著頭，上下門牙小心地銜著兩分錢的邊沿。他沒問我是不是跟我爸爸一塊來的；他斷定是的。進門看到在他客廳裏坐得如閨秀一般矜持的我母親，他肯定吃一驚。我媽媽從來沒去過他住處。我媽媽和他是非常熟的那種生人。沒有我爸爸，他們之間的熟識會頃刻不算數。賀叔叔肯定在一進門就意識到事情不簡單了：我媽媽一看就是武裝好了，從內到外。
我拎著一暖瓶開水回來時，兩個人同時向我笑：可把他們從艱辛的閑聊中救了下來。我媽媽起身，找到兩個幹淨杯子，又輕聲討得賀叔叔的口頭向導，找出茶葉筒、杯墊子，她旋來轉去，為使那裙子不時怒放一下。我來了。
她開始勇敢地施展自己、賀叔叔突然和我對視一眼。他，和十歲的我。
沒有。
那是下一年的他帶我上火車。那件事還沒形成，它止在形成。我在逐步形成那個於一歲的女孩，在此時此刻，什麽都在從這螞蚱女孩向那略微圓潤的少女形成。與賀叔叔，我們一向有個默契。
他馬上明自了：我並不知道我媽媽在這裏轉些什麽。
我也同他一樣急速地在猜這個女人的動機。
再沒什麽可回旋的，我媽媽把我拉到她膝蓋邊，坐下，把我的頭擺馨在她肩膀上。我要掙脫這個僵硬的母女造型，她暗中一發狠，揪緊我。
這一切賀叔叔看在眼裏。後來我十八歲那年，和他單獨在他的瓜棚裏，我們一一核實過注冊進記憶中的場景動作。他在瓜棚裏告訴我，他看我母親那樣無援，拿我來遮擋。
我奶媽把我硬做成長輩膝前的小女孩，不管事實多不符：我早已超越了那個年齡。我媽媽的嘴巴在我腦袋上方開啟，說，賀書記我們想求你個事，要是方便的話，你能不能跟出版社打個招呼，把她爸爸的名字加上去？
我聽著我媽媽的聲音，甜酒釀一樣。
賀叔叔的臉孔稍稍一偏，把理解力集中在一隻耳朵上。
我媽媽拉緊我，她的嗓音和吐字從我腦後進入，穿透了我再出來；她藏在我身內，拿我講她的話演她的動作。
她一說，就是——那本長篇小說。要是你跟出版社說一聲，就把她爸爸名字添上去了吧。”
賀叔叔靠回到皮椅的後背上，嘴角開始發緊，向下撇。眼光移到一邊，移到我媽媽看不見他眼睛的地方。他說，你是說我那部三部曲？
我媽媽說，她爸爸寫它寫得犯十二指腸潰瘍了。有時候吃了飯痛得太凶，直出黃汗！夜裏給痛鬧醒，要連夜熬薑茶！他在外麵嘻哈沒事，隻有家裏人曉得他。你問問他女兒！
她把我往前一送，又拉回來。我當時隻明白她在誇大爸爸的病，長大後才意識到她無賴式的苦肉計腔調。她把我爸爸的臉丟得很幹淨。把我爸爸辛辛苦苦積攢在人們印象裏的清高、對名利的傲視一記全毀光。把我爸爸的瀟灑全剝下來。
我掙紮回頭，看見她輕淡施粉的臉紅潤細膩，臉蛋上一邊掛一顆淚珠。她把我臉擰轉回去，不準許我看見她撤謊時的豔麗容顏，但她需要我的依偎，需要孤兒寡母的造型。
賀叔叔向下撇的兩個嘴角使他看起來有些凶。兩個酒窩在他頰上時深時淺地浮動，眼睛還是我們無法找見的。
他說，這不行，生病不行啊。
我媽媽馬上請賀書記放心，她會督促他看病服藥。
賀叔叔馬上又說：一定要吃藥。好藥我想法給弄來。
我媽媽眼看主題漸漸跑了，又把我往胸前摟摟，說，她爸爸病的樣子她都看見了，她不願意她爸整天弓個背在那裏寫啊寫啊。她知道是賀叔叔要她爸爸寫的，就不作聲了。
整個情形讓我媽媽弄得不成話了。連我的自尊和體麵她也不要了。我成了什麽？現在我一遍遍回想：我成了一年後在上海火車站.見到的那個乞婦懷裏的嬰孩。我媽媽是那個露著一個乳房的乞婦。
她還沒完。她請求賀書記看在孩子的麵上，把她父親的名字填到書皮兒上去。算作第二名作者，或算個執筆者。她說劇團演戲也是a、b角兒，觀眾買的都是a角的票，b角的名字寫上去沒用的，觀眾橫豎是看不見它，就是照顧照顧b角的心情。，不然b角也背幾百句台詞，也排演幾個月，暗地下的功夫比a角還大。對鏡子琢磨表情，創造手勢，幾百遍的運眼神，也是哭也是笑，跟瘋子一祥，心情應該照顧照顧。
我媽媽說著就笑起來，賀叔叔也笑。
賀叔叔笑完了說，這和劇團可不一樣。
我媽媽又笑，說當然她曉得不一祥。她掏出手絹，擦去前一刻的悲傷弄出的眼淚。
賀叔叔說，稿費可以再增加一部分，添個名字這事不好辦。你該知道，印出來的東西就是麥麵蒸成了餑餑，改不了樣兒了。
我媽媽很內行地說，那就下一版的時候改吧。就跟出版社說，上回漏掉一個作者的名字。
賀叔叔嘖一番嘴唇，說我媽媽該早讓我爸爸來說明白此番意思。
我媽媽說，他沒有此番意思；他不知道我和孩子在你這兒求情。下一版吧，賀書記你看怎樣啊？
賀叔叔又把眼睛看到我們無法進入的空虛中。許久。
他沒法再正眼看這對母女行乞，就像一年之後在火車站；他別過臉一眼也不去瞧那個袒露半個胸脯的年輕乞婦。
我低下頭。
我難受得直要哭出來，突然看見我自己的一對腳也是以兩個外側著地。什麽時候有了和我爸爸一模一樣的站姿？在這個渾身不適，需要極度忍耐的時刻，我爸爸的姿態出現在我的身上了。我在替我爸爸忍受。我在忍受他的手足無措，忍受他感到的這個空間中淡淡的無恥。忍受每一個人的難為情。忍受每一個人此刻的不得當，不對勁兒。原來我爸爸這樣站著，是忍受。他這樣站立，讓腳的不適，輕微曲扭來分走一部分壓力，那不得當，那難為情所造成的壓力。他原來有那麽多時候需要全力摒住，去忍受。他自身的，以及他人的淡淡的無恥。那一瞬間，我明白了我父親。看上去那麽渾然一個人，卻沒有一刻不體味到人和人之間的這種不適狀態。這種微妙的勾結，永遠不會從友情中被除淨。他原來不是個寬厚泰然的人，他敏感之極，精神上永久帶一絲病痛，他必須擰著雙腳去支撐和承受。那外在的官能不適使他分神，平衡了他內在的不適。我的爸爸，他怎麽能在那樣永久的忍受中活下去？
我媽媽沒有察覺任何。沒有感覺到我在那麽痛苦的忍受中、賀叔叔卻感覺到了，他可能瞟了兩眼我麻木空白的臉。他說他答應為我媽媽這場走訪保密：說他會考慮她的請求。他被同情心震懾，像一年後在那女乞丐麵前，顯得無力，同時在隱約厭惡著什麽。我媽媽起身，仍拖住我不放，逼我說謝謝賀叔叔。我毫無感覺我說了什麽。冰涼的貼在我媽媽懷前，如那個緘默的嬰孩、成了母親行乞的工具。
在送我和我媽媽出門的時候，賀叔叔的手拍拍我的肩。我用力一躲。他眼睛問出些許關切來，我還是冰涼著。不適已需要全力忍受。我父親忍受的，還有祖父的，我都背負著。我必須全副精力讓我扭歪的雙腳忍受著我的和一切人的淡淡的無恥。那無恥不是我們的過錯，是我們的天性。
沒有，我爸爸的名字沒被添加進去。
隻有一個妥協；在後記中賀叔叔加了一行字，說他一生一世將感激我爸爸。
不好。不過謝謝你。你好嗎？
是啊，我看見你怎樣忙了。天氣陰暗了這麽多天，當然來看你的人就多了。排在我後麵的那個小男孩已經等在候診室了。
他叫羅傑？
三年了？從很小就來你這兒？
在我看？他缺乏優越感。少年人認為天下成年人都愚蠢的那種優越感。他的頭發是三十年代的，在額頭上拱一個彎，這樣。他媽媽一定保留了好萊塢三十年代男明星的不少照片。
我已經上癮了。你借的藥典？
舒茨也這麽說。他也借了一部藥典，把我用的所有催眠藥都查過。
有一些片刻。
另一些片刻我是遙遠的。大部分時間我是遙遠的，在我四十五歲的中文個性裏，心情帶點兒微妙細膩的紊亂，把什麽都停留在不加理喻的感覺裏。或許衰弱，或許太成熟。不像我的英文個性，可以那麽無辜。可以以那樣的尤辜去直言性愛和凶殺，可以向他明說：你在挑逗我、你在騷擾我。那種無辜使我本人永遠不直接對我的表達負責任。我本人，是我的中文人格。就這樣分裂開，又這樣攏合一處。比方，我可以用英文和舒茨談小說中的性描寫，毫無閃爍。我可以用英語清楚地說：我厭惡那天晚上。對於年僅十八歲的這個語言，我有所依仗。仗勢。這語言隻有十八歲，它當然無忌後果，它當然冒犯，唐突，不圓滑。我沒有對舒茨說出：我厭惡，是因為忽然一下子，中文的我出現了。那成熟圓滑的母語，使我什麽也不說了。
一切都遙遠了，帶一點兒可以原諒的無恥。
不必說。仿佛四十五歲的母語製止了它孩子的莽撞。
我的母語沉靜而憂悒，啞然中含著寬而深的吐納。
是在學校的自助餐廳。我一語不發地坐在舒茨對麵。
音樂如一間打鐵鋪子。
還有電影，在牆上。聲音和光重重擊在你的皮膚上。
教授一頭濃密的白發勁草一樣，在聲和光搖撼之中挺住。他兩眼正藍。
賀叔叔和他實在沒有相像的地方，除了一頭濃密的白發，很早白了頭，我十八歲。
舒茨教授簡直就是活著的、行動的一堆學問，賀叔叔的天賦是原始的；那種未經提煉的、生的才情。教授卻能夠成為各種嫻熟的學者，治學上他有無限可塑性。但他不會是任何學術的開創者。
想說明什麽？我想說明——我從來不拿這倆人比較，是你在引導我比較。
這樣：我們坐在自助餐廳牆根上的一張桌，年輕人們吐出的煙在聲和光中浮起一層湛青色。就這樣：我和他都不敢再糟蹋了，也沒什麽可槽蹋了。都不喝濃咖啡、不抽煙、不玩好玩的東西。我們不像周圍的抽煙者那徉優越。
在和舒茨相處時，我不時為自己的年輕感到優越。他常有的那個笑，是原諒我語言的年輕、簡單、衝撞。他愛憐這種稚拙，是摻了點兒男性成熟的謙恭的慣性使然。這個時候，我感到優越。其他時候也感覺優越於我。地位、名望、收入。他讓自己的優越感始終縈繞在心情上，絕不去識破它。他偶爾也識破；係裏的年輕男教師們那麽自然地同我調侃；自然，鬆懈的，在走廊裏攔住彼此，隱喻地玩笑，然後分頭，揮手說“回見！”教授舒茨這時刻看見了實質：我暗藏的優越。客觀的一份不必張揚的優越感，因為年輕他二十歲。出於優越感而對他讓步。
我坐在地邊的瓜棚中沒有為自己十八歲的豆蔻年華感到優越，他頭發白了多半，比種瓜老農更卑微。十八歲的我與他的對比、懸殊，都沒讓我感到優越於他。我對他的憔悴和早生白發沒有憐憫。因為我不是二者間的優越者。
你可以說年輕人在成熟的人麵前，愚蠢可笑，說他們不知天高地厚，你得承認他們畢竟優越。優越讓他們膽敢愚蠢，愚蠢得起，可笑得起。在我的學生狂妄時我想，他們真狂妄得起啊。我擬試題，決定正確與錯誤然後給他們分數，支配他們的獎學金。所有的都不能阻上他們在我麵前狂妄。他們把優勢讓給我，絕大多數時候，但那是他們在謙讓我。沒有她們的謙讓，我的講師做不下去。沒有他們把優勢好好隱藏起來，舒茨和我就無法堅持一種權威和秩序。我們賴於他們的仁慈而存在。
所以我們一定要說他們不成熟、愚蠢。
鄰居家的收音機都沒熄，一會是合唱《雷鋒我們的戰友》，一會是新聞：“省委領導同誌參加了這次罕見的大豐收，為顆粒歸倉作出貢獻。”
我爸爸在帳子外麵看了一眼母女倆。寂寞得很，跋著拖鞋走開了。
不，我爸爸從來沒愛過我媽媽。是的，有時不需要愛情，我們中國那時有許多不幸和危險，把一個個家庭綁在一起，比愛情牢固多了。危險一過去，解體就開始，我的朋友們都在九〇年代陸續離了婚。
我媽媽可能也不愛我爸爸。完全可能的，是我爸爸招惹危險和製造不幸的秉賦吸引了她。她在隱約的危機中，生發了她那學生腔的戲劇性激情。現實成了種假設，她的行為於是被放在舞台式的考驗中。臆想的流亡和迫害，悲劇人物感，她感到人和人的關係，婚姻的關係有了個悲劇的命題。她滿足，出身市井家庭的媽媽，她害怕再平庸下去。幾輩子的安分和平凡，對於驚世駭俗的潛隱向往一點點積累。我媽媽就是這個積累。她需要我爸爸這樣能力高卻注定受貶抑的人。這種人和任何一個當局都處不下去。
我媽媽在認識我爸爸的第二個禮拜向他借了一本書。還書時她夾了個紙條，上麵寫：我要嫁給你。
你看，並沒提到愛情。
書？或許是普希金的《歐根·奧涅金》，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別林茨基的文藝理論，都有可能。反正是最煥發學生腔的書。什麽“田畔中殘存的野花，往往比燦爛的花束更迷人”之類。
接受了她，他思想的勇敢，過剩的悲天憫人，政治行為的笨拙，她需要這一切素質。似乎社會和這類人之間總缺乏公平，而不公平喚起她的激情。她的那種戲劇假設中，她總在救死扶傷，總在以她單薄的靈肉抗衡無形而巨大的勢力。於是她感到整個生存有了種深度和實質。就這樣一個溫柔和自我感覺神聖的女人。
是的，她好看。
細腰、塌塌的肩膀，小戶人家的那種勤勞和周全，細碎的對你的照料。自卑的微笑，還有最有忍受力的小業主階級那種對生活不衰的興致。她到鄉下去巡回演出，給家裏背回一袋黃豆。一段山路她把它扔下了，第二天歇過來又原路跋涉把它找回來，後來的幾個月，我們餐桌上的黃豆燉豬腳她從來不碰。我和爸爸都憤怒地大吼：誰要你把腳掌走出血泡？！誰要你省給我們？！……她就那樣忍辱負重地笑笑，謝絕平等。這類棲牲讓她找到非常好的感覺：她隻需我爸爸、我對她的犧牲領情，對負欠於她這樁事實認賬，而已。
自信，充滿力量，如張開翅膀的母雞，身心內是上下幾萬年的沉厚母性。她不要償還，但你得知道你欠她。她一輩子花那麽多時間精力就使你欠她。
我得告訴你，她背著我爸爸做了什麽。
我講過：賀叔叔把那張定期存款單夾在首版的書中給了我爸爸。我媽媽聽見我爸爸一夜在書齋裏，一直抽煙，一直寫。她聽著他把寫完或未寫完的撕下、團掉，丟在桌下。
是寫給賀叔叔的信。是十幾封信的開頭。十幾種互相矛盾的念頭。有的感謝賀叔叔給了他一筆頗厚的稿酬。有的隻是張收據：今收到賀一騎同誌一千元，按每工時八分五點六厘計價，(遵照社會主義勞工製度每日工作八小時計算，工作時共一萬一千六百八十小時)。有一封信問：
以這錢來買什麽呢？一個人四年的心血？一生的尊嚴？永遠不顯露的秘密？還有一封信寫得最長，絲毫沒有提書和錢的事，興致悠然地說起一個山區小鎮，那裏綠山白水，茶寨茶歌，應該去那裏洗滌知識分子內心的汙濁。在那裏，我爸爸說，他相信自己在文學創作上和做人上都會有長進。他說等他在那裏安下家，茶花時節請賀叔叔去客宿。這是十幾封未寫完的信中最完整的，也同樣不算數，在我爸爸長而彎曲的手指間也成了個青毛桃似的紙團。
我媽媽站在兩扇書架製出的籠圈裏，一綹燙得微微焦黃的頭發從額角遮下，發絲毫無彈性和光澤。她看著桌下桌上的碎紙片和紙團。看著她丈夫一夜的突圍：衝鋒和撤退。思維朝十幾個方向衝去，想衝出一條出路。卻是無出路，一次次撤回。他回床上睡去了，像在黎明的白色中流盡最後一滴血的犧牲者，青灰的眼簾寧靜地合著。我媽媽把打開的一個個紙團又細細團起，把現場恢複。
下午她換了身寬下擺的連衣裙，拉上我，穿過一人巷，上了紅磚主樓。
賀叔叔住在四樓。到三樓時我逼問：是不是去找賀叔叔談錢的事。
我媽媽說，不是的，我們家又不缺錢。這個家在祖母死後暗暗地闊起來，暗暗飲著一九四四年出產的美國克寧奶粉，從老舊的貴重衣物中源源不斷拆出衣料和毛線；這三口之家暗暗享用帶哈味的錦衣玉食。因此是不缺錢的。
的確，那個時候我們中國人很少有缺錢的。好的東西也不是錢能買的，好東西叫做“待遇”：賀叔叔的轎車和司機，錢是買不來的。賀叔叔的大客廳、皮轉椅，與錢都無關。
是我敲的門。我媽媽帶我來，是因為大人常在孩子麵前顯得寬宏，通情達理。大人其實不大願意駁孩子的麵子。我媽媽的直覺是，賀叔叔對我，一直是沒有明顯的輩分和原則。
我媽媽跟在我身後，進了客廳，忘了告訴你，這門是不常鎖的。許多人都同我們一樣，敲敲門就直接把他們自己請進去。賀叔叔很少鎖門。除非上北京下上海。所以他回家常常看見茶幾上有幾杯剩茶，還溫熱，他也從來不追究，那些自己款待了自己的人們是誰。他若見到撲克牌攤了一桌子，就知道我爸爸在那裏待過。我爸爸常獨自玩那種牌戲。一時沒有結果，他攤著剩局在茶幾上，賀叔叔從來不去攪掉它們。他曉得我爸爸還會再回來，接著局勢玩下去。他對我爸爸所有的習性都接受，卻從不沾染上。
賀叔叔回來的時候我正提著他的暖瓶下樓去打開水。
在樓梯拐角碰見了他。我坐在樓梯的木扶欄上，兩條腿掛在一側，一隻手提個大暖瓶，另一隻手把持平衡。你看，我們就那樣長大的，隨處可以冒險和娛樂。賀叔叔兩手背在身後，一隻腳跨兩格樓梯，嗔怒帶笑地看著我的本事。
他讓我拎開水回來時別做笨蛋，給開水燙了腳。我點著頭，上下門牙小心地銜著兩分錢的邊沿。他沒問我是不是跟我爸爸一塊來的；他斷定是的。進門看到在他客廳裏坐得如閨秀一般矜持的我母親，他肯定吃一驚。我媽媽從來沒去過他住處。我媽媽和他是非常熟的那種生人。沒有我爸爸，他們之間的熟識會頃刻不算數。賀叔叔肯定在一進門就意識到事情不簡單了：我媽媽一看就是武裝好了，從內到外。
我拎著一暖瓶開水回來時，兩個人同時向我笑：可把他們從艱辛的閑聊中救了下來。我媽媽起身，找到兩個幹淨杯子，又輕聲討得賀叔叔的口頭向導，找出茶葉筒、杯墊子，她旋來轉去，為使那裙子不時怒放一下。我來了。
她開始勇敢地施展自己、賀叔叔突然和我對視一眼。他，和十歲的我。
沒有。
那是下一年的他帶我上火車。那件事還沒形成，它止在形成。我在逐步形成那個於一歲的女孩，在此時此刻，什麽都在從這螞蚱女孩向那略微圓潤的少女形成。與賀叔叔，我們一向有個默契。
他馬上明自了：我並不知道我媽媽在這裏轉些什麽。
我也同他一樣急速地在猜這個女人的動機。
再沒什麽可回旋的，我媽媽把我拉到她膝蓋邊，坐下，把我的頭擺馨在她肩膀上。我要掙脫這個僵硬的母女造型，她暗中一發狠，揪緊我。
這一切賀叔叔看在眼裏。後來我十八歲那年，和他單獨在他的瓜棚裏，我們一一核實過注冊進記憶中的場景動作。他在瓜棚裏告訴我，他看我母親那樣無援，拿我來遮擋。
我奶媽把我硬做成長輩膝前的小女孩，不管事實多不符：我早已超越了那個年齡。我媽媽的嘴巴在我腦袋上方開啟，說，賀書記我們想求你個事，要是方便的話，你能不能跟出版社打個招呼，把她爸爸的名字加上去？
我聽著我媽媽的聲音，甜酒釀一樣。
賀叔叔的臉孔稍稍一偏，把理解力集中在一隻耳朵上。
我媽媽拉緊我，她的嗓音和吐字從我腦後進入，穿透了我再出來；她藏在我身內，拿我講她的話演她的動作。
她一說，就是——那本長篇小說。要是你跟出版社說一聲，就把她爸爸名字添上去了吧。”
賀叔叔靠回到皮椅的後背上，嘴角開始發緊，向下撇。眼光移到一邊，移到我媽媽看不見他眼睛的地方。他說，你是說我那部三部曲？
我媽媽說，她爸爸寫它寫得犯十二指腸潰瘍了。有時候吃了飯痛得太凶，直出黃汗！夜裏給痛鬧醒，要連夜熬薑茶！他在外麵嘻哈沒事，隻有家裏人曉得他。你問問他女兒！
她把我往前一送，又拉回來。我當時隻明白她在誇大爸爸的病，長大後才意識到她無賴式的苦肉計腔調。她把我爸爸的臉丟得很幹淨。把我爸爸辛辛苦苦積攢在人們印象裏的清高、對名利的傲視一記全毀光。把我爸爸的瀟灑全剝下來。
我掙紮回頭，看見她輕淡施粉的臉紅潤細膩，臉蛋上一邊掛一顆淚珠。她把我臉擰轉回去，不準許我看見她撤謊時的豔麗容顏，但她需要我的依偎，需要孤兒寡母的造型。
賀叔叔向下撇的兩個嘴角使他看起來有些凶。兩個酒窩在他頰上時深時淺地浮動，眼睛還是我們無法找見的。
他說，這不行，生病不行啊。
我媽媽馬上請賀書記放心，她會督促他看病服藥。
賀叔叔馬上又說：一定要吃藥。好藥我想法給弄來。
我媽媽眼看主題漸漸跑了，又把我往胸前摟摟，說，她爸爸病的樣子她都看見了，她不願意她爸整天弓個背在那裏寫啊寫啊。她知道是賀叔叔要她爸爸寫的，就不作聲了。
整個情形讓我媽媽弄得不成話了。連我的自尊和體麵她也不要了。我成了什麽？現在我一遍遍回想：我成了一年後在上海火車站.見到的那個乞婦懷裏的嬰孩。我媽媽是那個露著一個乳房的乞婦。
她還沒完。她請求賀書記看在孩子的麵上，把她父親的名字填到書皮兒上去。算作第二名作者，或算個執筆者。她說劇團演戲也是a、b角兒，觀眾買的都是a角的票，b角的名字寫上去沒用的，觀眾橫豎是看不見它，就是照顧照顧b角的心情。，不然b角也背幾百句台詞，也排演幾個月，暗地下的功夫比a角還大。對鏡子琢磨表情，創造手勢，幾百遍的運眼神，也是哭也是笑，跟瘋子一祥，心情應該照顧照顧。
我媽媽說著就笑起來，賀叔叔也笑。
賀叔叔笑完了說，這和劇團可不一樣。
我媽媽又笑，說當然她曉得不一祥。她掏出手絹，擦去前一刻的悲傷弄出的眼淚。
賀叔叔說，稿費可以再增加一部分，添個名字這事不好辦。你該知道，印出來的東西就是麥麵蒸成了餑餑，改不了樣兒了。
我媽媽很內行地說，那就下一版的時候改吧。就跟出版社說，上回漏掉一個作者的名字。
賀叔叔嘖一番嘴唇，說我媽媽該早讓我爸爸來說明白此番意思。
我媽媽說，他沒有此番意思；他不知道我和孩子在你這兒求情。下一版吧，賀書記你看怎樣啊？
賀叔叔又把眼睛看到我們無法進入的空虛中。許久。
他沒法再正眼看這對母女行乞，就像一年之後在火車站；他別過臉一眼也不去瞧那個袒露半個胸脯的年輕乞婦。
我低下頭。
我難受得直要哭出來，突然看見我自己的一對腳也是以兩個外側著地。什麽時候有了和我爸爸一模一樣的站姿？在這個渾身不適，需要極度忍耐的時刻，我爸爸的姿態出現在我的身上了。我在替我爸爸忍受。我在忍受他的手足無措，忍受他感到的這個空間中淡淡的無恥。忍受每一個人的難為情。忍受每一個人此刻的不得當，不對勁兒。原來我爸爸這樣站著，是忍受。他這樣站立，讓腳的不適，輕微曲扭來分走一部分壓力，那不得當，那難為情所造成的壓力。他原來有那麽多時候需要全力摒住，去忍受。他自身的，以及他人的淡淡的無恥。那一瞬間，我明白了我父親。看上去那麽渾然一個人，卻沒有一刻不體味到人和人之間的這種不適狀態。這種微妙的勾結，永遠不會從友情中被除淨。他原來不是個寬厚泰然的人，他敏感之極，精神上永久帶一絲病痛，他必須擰著雙腳去支撐和承受。那外在的官能不適使他分神，平衡了他內在的不適。我的爸爸，他怎麽能在那樣永久的忍受中活下去？
我媽媽沒有察覺任何。沒有感覺到我在那麽痛苦的忍受中、賀叔叔卻感覺到了，他可能瞟了兩眼我麻木空白的臉。他說他答應為我媽媽這場走訪保密：說他會考慮她的請求。他被同情心震懾，像一年後在那女乞丐麵前，顯得無力，同時在隱約厭惡著什麽。我媽媽起身，仍拖住我不放，逼我說謝謝賀叔叔。我毫無感覺我說了什麽。冰涼的貼在我媽媽懷前，如那個緘默的嬰孩、成了母親行乞的工具。
在送我和我媽媽出門的時候，賀叔叔的手拍拍我的肩。我用力一躲。他眼睛問出些許關切來，我還是冰涼著。不適已需要全力忍受。我父親忍受的，還有祖父的，我都背負著。我必須全副精力讓我扭歪的雙腳忍受著我的和一切人的淡淡的無恥。那無恥不是我們的過錯，是我們的天性。
沒有，我爸爸的名字沒被添加進去。
隻有一個妥協；在後記中賀叔叔加了一行字，說他一生一世將感激我爸爸。
不好。不過謝謝你。你好嗎？
是啊，我看見你怎樣忙了。天氣陰暗了這麽多天，當然來看你的人就多了。排在我後麵的那個小男孩已經等在候診室了。
他叫羅傑？
三年了？從很小就來你這兒？
在我看？他缺乏優越感。少年人認為天下成年人都愚蠢的那種優越感。他的頭發是三十年代的，在額頭上拱一個彎，這樣。他媽媽一定保留了好萊塢三十年代男明星的不少照片。
我已經上癮了。你借的藥典？
舒茨也這麽說。他也借了一部藥典，把我用的所有催眠藥都查過。
有一些片刻。
另一些片刻我是遙遠的。大部分時間我是遙遠的，在我四十五歲的中文個性裏，心情帶點兒微妙細膩的紊亂，把什麽都停留在不加理喻的感覺裏。或許衰弱，或許太成熟。不像我的英文個性，可以那麽無辜。可以以那樣的尤辜去直言性愛和凶殺，可以向他明說：你在挑逗我、你在騷擾我。那種無辜使我本人永遠不直接對我的表達負責任。我本人，是我的中文人格。就這樣分裂開，又這樣攏合一處。比方，我可以用英文和舒茨談小說中的性描寫，毫無閃爍。我可以用英語清楚地說：我厭惡那天晚上。對於年僅十八歲的這個語言，我有所依仗。仗勢。這語言隻有十八歲，它當然無忌後果，它當然冒犯，唐突，不圓滑。我沒有對舒茨說出：我厭惡，是因為忽然一下子，中文的我出現了。那成熟圓滑的母語，使我什麽也不說了。
一切都遙遠了，帶一點兒可以原諒的無恥。
不必說。仿佛四十五歲的母語製止了它孩子的莽撞。
我的母語沉靜而憂悒，啞然中含著寬而深的吐納。
是在學校的自助餐廳。我一語不發地坐在舒茨對麵。
音樂如一間打鐵鋪子。
還有電影，在牆上。聲音和光重重擊在你的皮膚上。
教授一頭濃密的白發勁草一樣，在聲和光搖撼之中挺住。他兩眼正藍。
賀叔叔和他實在沒有相像的地方，除了一頭濃密的白發，很早白了頭，我十八歲。
舒茨教授簡直就是活著的、行動的一堆學問，賀叔叔的天賦是原始的；那種未經提煉的、生的才情。教授卻能夠成為各種嫻熟的學者，治學上他有無限可塑性。但他不會是任何學術的開創者。
想說明什麽？我想說明——我從來不拿這倆人比較，是你在引導我比較。
這樣：我們坐在自助餐廳牆根上的一張桌，年輕人們吐出的煙在聲和光中浮起一層湛青色。就這樣：我和他都不敢再糟蹋了，也沒什麽可槽蹋了。都不喝濃咖啡、不抽煙、不玩好玩的東西。我們不像周圍的抽煙者那徉優越。
在和舒茨相處時，我不時為自己的年輕感到優越。他常有的那個笑，是原諒我語言的年輕、簡單、衝撞。他愛憐這種稚拙，是摻了點兒男性成熟的謙恭的慣性使然。這個時候，我感到優越。其他時候也感覺優越於我。地位、名望、收入。他讓自己的優越感始終縈繞在心情上，絕不去識破它。他偶爾也識破；係裏的年輕男教師們那麽自然地同我調侃；自然，鬆懈的，在走廊裏攔住彼此，隱喻地玩笑，然後分頭，揮手說“回見！”教授舒茨這時刻看見了實質：我暗藏的優越。客觀的一份不必張揚的優越感，因為年輕他二十歲。出於優越感而對他讓步。
我坐在地邊的瓜棚中沒有為自己十八歲的豆蔻年華感到優越，他頭發白了多半，比種瓜老農更卑微。十八歲的我與他的對比、懸殊，都沒讓我感到優越於他。我對他的憔悴和早生白發沒有憐憫。因為我不是二者間的優越者。
你可以說年輕人在成熟的人麵前，愚蠢可笑，說他們不知天高地厚，你得承認他們畢竟優越。優越讓他們膽敢愚蠢，愚蠢得起，可笑得起。在我的學生狂妄時我想，他們真狂妄得起啊。我擬試題，決定正確與錯誤然後給他們分數，支配他們的獎學金。所有的都不能阻上他們在我麵前狂妄。他們把優勢讓給我，絕大多數時候，但那是他們在謙讓我。沒有她們的謙讓，我的講師做不下去。沒有他們把優勢好好隱藏起來，舒茨和我就無法堅持一種權威和秩序。我們賴於他們的仁慈而存在。
所以我們一定要說他們不成熟、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