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零年九月,從法國回來的賀叔叔在旅館的院子裏看見一個二十九歲的少婦迎著他走來。一身編素,是那種看透各種豔麗顏色之後的單調陰沉。他皺起眉,眼睛從老花鏡上方看出去,看著少婦開始微笑。他坐的木椅是我曾坐過的,就在他和我爸爸離亂後重逢的那個早秋的黃昏。又是黃昏黃花。他膝上放著一摞手稿,上麵是我父親的手跡,無可挑剔的、世代相傳的嚴體小楷,共有六十萬個字——幾百萬個橫、豎、撇、捺。賀叔叔一邊讀一邊以一支紅鉛筆在稿紙空白處寫下意見。他此時看出少婦是衝他來的。少婦叫一聲:賀叔叔好久不見啦!


    是我。


    全知道:我爸爸剛修改完第三稿;第二稿賀叔叔意見很大,紅鉛筆塗得稿紙頁頁掛彩。我爸爸隻得重新來。


    他站起身,稿子有磨盤重,被他吃力地搬到一邊,為騰出空位讓我坐。他朗朗笑道:又認不出來了,女碩士了嘛!


    我說:這字同我爸爸的一模一樣。我裝得爛漫無知。


    他說:這一稿他寫得不錯,再改一改就叫出版社來拿了。你爸爸。隻有我知道他是這一代作家裏最用功,又有功底的一個。


    我緊咬牙關,他當然最知道,也最知道他背叛來背叛去卻無力背叛他自身。他那動不動就作痛的良知、疚愧。


    一文不值,我這樣對舒茨講:最廉價的就是良知;扔給偽裝成越南戰場傷殘的老兵的乞丐一個銅板,其實你的偽裝比他的更甚。


    賀叔叔又說:真都認不得你嘍,長這麽大了。他去法國僅僅十天。


    我問:我能不能上你那兒打個電話給我媽?我爸爸出去了,我沒帶他房間的鑰匙。


    五分鍾後我在賀叔叔的套間裏。我給我媽媽打電話,說我爸爸的胃出血已止住,主要是寫作的長期神經緊張所致。我說:媽你盡管放心,白骨精對爸爸照料得還不錯。


    我必須按我媽媽的叫法稱我爸爸的情婦“白骨精”,我媽媽才不覺太孤立,才認為我孝敬她。我又勸她離婚拉倒,反正我爸爸這個男人給誰也不會帶來幸福,讓白骨精去受受他吧。我媽媽問,帶著輕微哀嚎:白骨精有沒有幫他把煙戒掉。我說:放心,白骨精要爸爸不喘氣,爸爸就不喘氣;煙一個月前就戒掉。我媽媽的哀嚎蠻起來:還是白骨精有本事啊!這些男人。配什麽好女人啊?就配白骨精去跟他們變把戲呀!那你再讓白骨精替我發一句話:叫你爸爸立刻同賀一騎一刀兩斷;他不是聽白骨精的嗎?請白骨精幫我最後一個忙:禁止他再為賀一騎寫一個字!


    我說好好好,一定轉告。我看看正為我泡茶的賀叔叔,做個鬼瞼。我說:媽你放心,白骨精一定照您的話去做,她向你學習,最崇拜我爸爸的才華最尊重我爸爸的刻苦這下你放放心心在離婚書上簽字了吧?


    她哭著說:我還得再等一段,看看自骨精是不是真心,長久待你爸好!電話掛斷得那樣激情,悲痛欲絕。


    我從電話機上抬頭,天己黑,賀叔叔來不及把眼光從這少婦身上移開。有那種時侯吧——你凝視得太久,目光如放出去的釣線,已經扯不動,收不回。目光已和眼睛脫離了關係,眼睛移轉,目光自己卻停留在那物體上。那物體有削薄的肩,不很明顯的胸部曲線,黑發白衣,那物體承載和積累這目光,積累成了演變。它成了現在的形狀是由於這目光的沐浴和催化。目光中,它美好;僅僅由於這目光決定它的美好。每一份美麗都是為著一束目光的照耀,每一份皎好與成熟都是對於一束目光的報答。或是可知的,或是無知的——總有一束目光從一個方位探照過來,照著你。你的美麗不是公認的而是相對於這目光的。


    就說失蹤的波莉,她不知自己始終在一束罪惡目光的照耀下越變越美麗。


    我隨便地靠著桌沿,手指玩著自己的發梢,如無聊地捉尾的貓。我不時看一眼三尺外坐著的賀叔叔,嘴裏講著我爸爸吐血的事。清淡地講,悠遠地聽,都不去看一段垂危生命與茶幾上這摞稿子的關係。


    他將兩手枕在腦後,不斷補充他所知的細節。他說他去主治醫生那兒秘密打聽了:差點兒是癌。一場虛驚。


    我說:你在巴黎開心吧賀叔叔?


    他說:一個字不識。他笑。明目皓齒在不明不白的傍晚灰色中。


    心照不宣,我們都沒去開燈:屋裏沒了那股甜膩的煙絲味兒,他戒了煙,他可以戒掉一切,包括那個同他做過一年愛的姑娘。我忽然很想知道那姑娘的樣子。剝淨衣服的樣子。


    我對賀叔叔說:賀叔叔我想在你浴室裏洗個澡,這不是第一次。我爸爸和三十九歲的女生在他房裏戀愛時,我就到賀叔叔這裏來用俗室,也領宋峻來洗過。賀叔叔不在時,他關照服務員放我進去。


    有些緊張。感覺到什麽反常。他說他要出去買份晚報。我說我昨天熬夜翻譯一篇文章,說不定他回來的時候我泡在浴盆裏睡著了。他哈哈笑,說:那我叫宋峻來領人。


    別忘了,我在這個男人而前隨時可以變回去,變成六歲。


    等我洗了澡,邊梳理頭發邊看電視的時候,賀叔叔回來了,手裏拿一盒生煎小包。他說我曾經最沒出息的樣兒就是在那一分鍾火車站啃雞腿。那麽好看的農夫式的笑臉再次出現了!


    我感到長久長久以來,我就是為這笑所照耀,為這束目光的沐俗所活著的。王深白那座巨型雕塑被矗在博物館門口,是一九七四年。我從各個角度看它,多麽平庸拙劣的產物,卻放射著理想。你喜不喜歡它有什麽要緊?你的不喜歡早就被否決了。


    我脫口而出說道:賀叔叔,我不能和宋峻生活下去。


    是長不了的。


    他明白我其實在說什麽。我穿著旅館的白毛巾浴衣,他在昨天穿過。他天天穿的。他說別胡鬧,婚姻都是要湊合的。像你爸爸這樣不肯湊合的,隻能更遭罪。


    我說你呢?


    他慘笑一下,重重地看著我。我說你要我湊合呀賀叔叔?我的手撚弄著浴衣的腰帶梢兒。真想看看那村姑一絲不掛的肉體。


    他又說別胡鬧啦,婚姻是沒有辦法的事。


    我說,當時你怎麽不告訴我——那天晚上我送你,在環城路旁的樹林裏。他明白我提醒他什麽:別又錯過了。


    他一直看著我。撚弄腰帶的手,導火索在這手裏緊緊鬆鬆。他當然明白我是沒辦法的。我愛他。並且,到了能夠表述、給予它的時候。


    愛不愛他不取決於我個人的好惡,情趣。取決於時代和理想。沒有這理想,或許他連英俊都沒有。理想給了我們成見、審美。他眉宇間的正氣,嘴唇的剛毅,前額的勝利和征服感,愈老,這些美的特征愈顯著。他是九億中國農民優越長處的集合。然後經過過濾、打磨、拋光和精煉。


    我怎麽可能不愛他?三十一年前他進入這個城市時騎著棗紅馬,浩蕩的部隊唱著“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載著他。一色的粗布軍衣,一色的破舊與不合體,卻令這城市耳目一新。夾道歡迎的人群,四分之一是女學生們。她們看著棗紅馬上的年輕長官,看著他那銅像般的深色的光澤皮膚,那勝利者的眼睛。她們心目中自古襲承的公子哥兒式的男性美瞬間被糾正、更替了。再不是張生、梁山伯和賈寶玉,而是這個棗紅馬的騎手。這個膚色黝黑。骨節粗大,眉眼鮮明如民間剪紙的男子漢。“男子漢”的圖解就是他。他們著魔地看著他,有點怕。當他們發現他不僅是個指揮官而且是個著名小說家,他們更是愛慕得不可收拾。或許他無俊美可言,但她們認定這就是理想的俊美。


    包括他一口侉音,草鞋布衣。那時我尚未出生,我卻是他們中的每一個人,愛這偶像,帶一點兒敬而遠之。我對他的愛生發得那樣早,早於我的出生。


    因此我坐在三尺之外,所有的表白都浮上來;拿走我吧,因為我生來就是等你來拿的。


    我正視他,咬出這些字眼:我愛你,很早很早了吧——我知道你想對我怎樣。


    他一語不發,伸過手來拉我的手。他把我拉到他身邊,說,不許胡鬧,聽見嗎?


    我把兩個胳膊時架在膝頭。浴袍心形的領口在少婦胸前垂蕩出相當的空隙,他若想看進去,他能夠。我不知他是否乘了這機會。我的嘴唇還在囁嚅,講從小的我、少年的我,成年的我,都怎祥戀他。


    他仍說婚姻是沒有辦法的事。他說:你肯定知道找和我老婆是靠分居維係婚姻的。你該懂事了,不能胡思亂想。宋峻不錯嘛,大不了多回父母家過過。他的手繞過我的脖子,在我另一側肩上輕輕拍哄。他說,你知道賀叔叔隻能做你的賀叔叔。


    我說:那個鄉下女孩呢?


    他啞了一會,說:你都知道了——我不是泥做的,不是木刻的。


    我落起淚來。現在我回想,不知那淚是什麽意思。我嗆著滿嗓子的淚間:就不能愛我?


    他一直拍哄他心目中的女孩兒。見仍是止不住淚,便移到她對麵,在她膝前跪下來。第一次,他和她相互戀想的二十多年中,他第一次叫女孩兒乖乖。或許我聽錯了;僅僅是希望他那樣叫,一聲比一聲鄉土氣:乖乖、乖乖。


    竭力地不碰我。竭力避免再犯火車臥廂那夜的過失。


    那過失。我從十一歲就知道這樣一個無懈可擊的人也會犯過失。從此以後我對這個可能犯過失的英雄著迷更甚。似乎在引誘他,以那份帶崇拜的愛,以帶謀圖的天真無邪。


    他感動。聽我講一個小丫頭愛一個成年男人的無道理的故事。他看著這講故事的嘴唇。動作著的嘴唇:那些字句從這兒吐露時那器官的快感和滿足,如同一道美味被這器官咀嚼時的快感與滿足一樣。律師們和醫生們,在那些禁忌的詞句,那些私處和羞處的名詞從此器官經過,發射出去,理所當然地享用他們的特權把那些穢詞當最尋常詞匯吐露於公眾,那器官所經曆的快感與滿足,與此刻我所感受的相仿。不光是咀嚼美味,不光是吻,能夠給予這器官滿足。它必須發射某些字眼。它不僅僅是口齒、嘴唇。


    賀一騎——近六十歲的男人看著少婦麵孔上的這個器官。在發射禁忌的詞語,在咀嚼膠姆糖那洋咀嚼“愛你”。


    他希望她別說了。他希望她說下去。直至嘴唇徹底不再是嘴唇,是純粹的生理器官。


    沒有。他絕不來吻它。不吻她。他等她發泄完。


    怎麽可能有人能替代他呢?太全麵了:是你的父輩,是你的偶像,是你的冤家,是你的征服者又是被征服者。


    他強悍,卻虛弱得如此;一次次不毀我:他毀了我父親一生,而這一生又始終被納入他的保護、他的拯救、他的寬容。


    不是敵人,我爸爸還不夠做他的敵人,沒有勢均力敵的平等。


    而是我的敵人。我對他的愛和崇拜中,包括敵意。他甚至能感到這點。


    現在他白發蒼蒼跪在我麵前,拍哄我,求我再放過他一次,祈求我和他再一次錯過彼此。少婦要比女孩易毀得多。


    他漸漸離開我,起身,要去開燈。我不準他去。讓局麵僵持在暖昧的昏暗中。這時有人敲門,一聽便知道是我爸爸。剛捺亮的燈又被他神經質地捺熄。門外門內都靜等、困惑。不能再開燈了,更不能開門。大家都僵持著,停了呼吸和心跳。我爸爸在門外喊:老賀,老賀!怎麽回事,剛才燈還亮!……我站起來,緊緊浴袍。


    我爸爸在門外等。我、賀叔叔、我爸爸,暗中站成一個等邊三角。如同賀叔叔、我、舒茨眼下站成的三角,以及與宋峻和其他我連名字也記不全的男子們。冥冥中總是一個三角,賀叔叔永固在那個位置上。一切都是冥冥中,誰都不應負其責任。


    我和他等著門外的父親走開。似乎一切隻待他走開就會發生。他感覺到我爸爸是我和他關係和輩分的坐標。


    一定覺出什麽蹊蹺,我爸爸走走又回來,還在想那燈自燃自滅是怎麽了。他絕不會想到賀一騎也會金屋藏嬌。


    賀一騎一生沒被人捉住實實的把柄,對那個鄉村女子他從來不給你比捕風捉影更多的線索。我爸爸腦子裏閃過一萬個念頭也不會閃過如此場景:一個頭發披散、套著他的浴袍的女人和賀一騎單獨鎖在房裏。他眼睜睜看著燈熄去。


    他斷斷不會想到賀一騎浴袍裏的女人是他女兒。


    倘若這時門突然被打開,我爸爸會失去他女兒,卻再不需負疚。那一耳光打對了,隻不過旱打了十多年。所有發生的都有邏輯和來由,隻不過順序有些顛倒。


    誰來打開這門?


    當然不能是我。那就成了我和我父親合謀下的套。


    也不可能是賀叔叔。其實他可以完全如以往那樣闊步走過去,“嘩”地將門敞開說:這丫頭在我這兒洗了個澡。


    他完全能這祥混過去,完全不驚動這個父親的疑心,假如他沒有那刹那的驚慌把燈熄掉。是什麽導致了他這個熄燈的動作?


    多麽奧妙。


    對於我的保護和愛惜。對他自己的保護和愛惜。多年來的那個企圖盤桓在他高尚的靈肉深處。我看著我多年來傾慕的這個男子,無意間進出一個熄燈的小動作,一貫的高尚中迸出這一星點卑瑣和虛偽。再也動不了了。


    我爸爸再次敲敲門。


    賀叔叔打了個狠狠的手勢,讓我和他進一步潛伏。


    這是旅館服務員送開水的時間。把空了的暖瓶取走,換上兩隻盛著鮮開水的暖瓶。向來不先敲門,當你聽見嘩啦啦一大串鑰匙聲響,人與暖瓶已在你房中。


    我期待著。


    三個人還是這樣站成個三角。暗中。我期待服務員突至,門被突然撞開,讓一切都呈在我爸爸眼前一切都不可解釋。


    我在這當口憶起了一個村姑。是在賀叔叔送我去火車站的路上。她同三個年輕女人一塊,另外兩個背著半歲的孩子。他們三人一同用那樣的眼睛著著我。就是女區委書記問我“你是誰”的那樣的眼睛。兩個背孩子的先收了眼睛,隻有她遲遲不放過我。我覺得那就是她。究竟是不是這個女子並不重要,她可以代表,象征那個女子。圓滾滾的肩膀,無拘束的乳房和腰身,總是微張的嘴,滾燙的臉色。她一定是這樣子,這形狀和色彩。


    我爸爸走了。服務員也怠工。剩下的男女還不敢動。


    燈也不敢亮。他慢慢走過來。


    鄉村女子敞開胸懷,反正燈熄了。他把她推搡到床上,發現她很嫻熟。年輕的女乞丐接受了他的四十斤糧票,現在他接受她的償還。


    什麽不是行乞呢?我不也用五百封信去行乞?我不是僅僅要乞得一份薪水。它包括一日三餐,房租和車,醫療保險。每一個在電話中向你兜售某種彩票的男男女女,每一個捺你門鈴來向你推行某種信仰或每一個在大馬路上發給你免費健康食品或要你行行好試用一下新型洗發露或者上來攔住你向你陪盡笑臉讓你救救遠在非洲的孩子。誰和誰不是乞與施的關係呢。賀叔叔覺得我在行乞,也覺得我在施舍。這乞丐的驕子,最是通曉其中的人情。


    他並不是向我走來。他走過我,關上窗,小聲說他怕我著涼。太危險了,白浴衣裏麵就是那個女乞丐。


    這一時間,我愛他愛得隻想死去了。愛從恨中騰空而起,帶著恨的力量。我願拿一切來換他的一個真切的擁抱和親吻。一切都不抵他那隻殘手的撫摸。我愛這個早就能毀我卻不願毀的男人。所有的意願和意誌,都在這“不毀中。


    在那之後的半年,我和宋峻停止了做愛。不久,我們恬淡地談起離婚。


    激情不知去了哪裏,怎樣也搜尋不出來。但我知道它肯定秘密藏在我身體的哪個角落。


    我仍是不時去賀叔叔那兒找我爸爸。他搬家了。住了半層小樓。是待遇。又有了臥車。又有了大小名流的客人,在他家談風雲或風月。我漸漸也是重要談客之一,在有人對金斯伯格或德庫寧起勁的時候,我會不男不女地指手畫腳、同人辯論,我會玩世不恭地笑。卻在某一刻,回首或抬頭,我發現賀叔叔在看我。


    根本看不見我的指手畫腳和玩世不恭,他隻挑他熟識之極的看。他隻看見我的六歲、八歲、十一歲,最遲是瓜棚中的十八歲。隻看見清氣逼人和不知何來的一點兒野蠻。他也就純情和年輕了。隔著許許多多失之交臂,他眼睛溫溫地照耀在我已死去的那部分。隻能是這樣的表達沒有,我爸爸病了一年,醫生勒令他停筆。


    再拿起筆的時候,所有人似乎都對這部巨著無精打采了。出版社主編,雜態和報紙。包括我爸爸和賀叔叔,像是錯過了時令。


    那是每天都有一個年輕作家爆冷門的時代。都像當年賀一騎出版《紫槐》時那樣年輕。英氣勃發,不可一世,出版社全去忙他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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