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人叫穗子，我曉得回頭那年，我兩歲。
把下巴頦壓在桌沿，在無線電裏聽戲，我五歲，然後我就會了“唉”地一聲歎氣。
一天我從外麵跑回家，一根辮子齊根給人剪了。“給誰剪掉了！？”外婆問，我說：“革命小將！”我又說：“李叔叔穿件新棉衣，爬到對麵樓的和平鴿上，（李叔叔隻有和平鴿一隻鴿蛋那麽大，要是那和平鴿下蛋的話）跳下來了。”
“你也去看了？難怪人家革命小將捉住你剪你小辮子！”外婆說。她拎著剩下的那根辮子，不知拿它怎麽辦。
“大家都去看了！大家看見李叔叔給人家搬走，肚皮也露出來了。大家說李叔叔‘白肚皮，白肚皮’，‘營養好，營養好’。大家都說自殺是‘活該’。”我從許許多多的腿看進去，看見的就是李叔叔的白肚皮。我也學大家那樣白白眼睛說，“活該！”我不要自己想念李叔叔，我不要自己心裏難過，這樣講個“活該”，我就把李叔叔忘掉了。真忘掉了，不信你往下聽，我跟你講的這個故事裏，你再也不會聽見“李叔叔”了。
把門牙屏緊，再拿舌尖去頂，嘴唇一放開，就說出了“自殺”來了。那是我的嘴第一次講出這兩個字。那年我八歲。
外婆去世我九歲。然後我就變成了一個很不響、很不響的人。有時鄰居跑來偷看我爸，看他怎麽會自己和自己講三小時的話。一看不是的，爸在和我講話，求我喝羊奶，求我吃臭雞蛋，求我到外麵去玩一會。鄰居們慢慢就習慣了，不來偷聽爸對著我這樣一團死靜的空氣講話了。
頭次跟韋誌遠談話是外婆去世後。他是老門房的兒子。老門房退休了，就從鄉下換來了這個韋誌遠。韋誌遠跟他爸一點都不像，從不站在院子當中用大破嗓子喊：“邱振（我爸名字）電話！邱振掛號信！”韋誌遠總是跑到人家門口，指頭彈彈門，人家門一開他滿臉通紅地說：“電話電話！”
我心裏的秘密是韋誌遠的英俊。我絕不跟人家透露這個秘密，絕不讓任何人發現他的好看，讓大家覺得他醜。別人說他又呆又蠢又鬥雞眼，我就哼哼地冷笑。當然“哼哼”是不響的，隻在我心裏。就好比全世界都是瞎子，隻有你一個人看得見韋誌遠的模樣。
韋誌遠天天坐在他爸那個破板凳上看書。有人走進走出，他眼睛稍微從書上拎起一點，看看那些腳就曉得是誰走過了。有時看見一大串穿假解放軍黃膠鞋的腳“噗嗒噗嗒”地跑來了，隻隻腳都跑得冒煙，他快快就把眼睛落下來，落得很低，眼皮全關閉了。等那些冒黃煙的腳跑遠了，他趕快去看他們那些脊梁，看那些穿假軍裝的脊梁衝進誰家了，拖出誰來了。韋誌遠有數：誰給拖出去就沒回來了。
我走過去走過來，韋誌遠也是從我的腳認得我的。他認得我這雙鞋：底子翹在上麵，幫子給踩在下麵。有一天韋誌遠看到我這雙滾蹄子鞋（外婆的話）站在他眼前，不動了。
“韋誌遠。”我叫他。
他不抬眼睛，說：“穗子你爸給拖走那天你家牛奶沒拿，給賀春英拿走了，今天你拿賀家一瓶。”
“韋誌遠你看什麽書？”我問他。
他說：“你媽也不給你做鞋？”他一麵看我鞋一麵把書的封麵亮給我看。書沒封麵。他看的書從來沒有封麵，封麵給剝幹淨了，連書脊背上的字也沒剩半個。書這下就成了沒名沒姓沒戶口的東西。在我們這裏住，連黃狗都有名有姓有戶口；朱阿姨反動，朱阿姨的狗一天到晚做賊似的，順牆根的黑影子溜，最後還是給人綁了拖走，跟朱阿姨一樣遊街出風頭。沒名沒姓沒戶口就什麽也不是，大家就不知拿你怎麽辦了。現在我們這裏文化大革命，大家都不看書了，書都有名字，一有名字人家就知道這是什麽東西：資產階級還是封建主義，反黨還是******。要是朱阿姨不叫朱依錦，朱阿姨就不是著名演員，就不會給****。誰也不想****朱阿姨，就想****她的名字。誰也不想拖我爸去關“牛棚”，大家拖的是寫劇本的邱振。韋誌遠去掉所有書的名字，書就不是它們本身了，大家就不知他讀的這些不是書的玩意兒叫什麽玩意兒，該拿他怎麽辦，所以我們大家鬧革命，隻有韋誌遠安安穩穩讀他手裏誰也看不清叫不明的東西。
“唉，韋誌遠。”
我這樣很乖地叫他，讓他從我的“滾蹄子”鞋慢慢看到我的紅方格褲子，再看到我的手。我的兩隻手上長得花花綠綠的凍瘡。我外套胸前一片粥鍋巴閃閃發亮。然後他看到我再也長不齊的頭發，跟綁強盜一樣狠狠綁出兩個揪揪。我看見他眼睛像瞎子一樣軟和，又大又黑，眼睫毛跟毛驢那樣長，鬥雞眼是鬥雞眼，不過梁山伯看祝英台的時候也鬥雞眼。
我沒話跟他說。他也沒話跟我說。
其實我天天都想跟他說：“韋誌遠你等我長大就娶我吧。”我心直跳，渾身發熱就像突然過夏天了。他看見我笑的時候嘴裏缺兩個門牙。我曉得自己缺門牙是很有風度的。
這麽近了，我看得見他書上的字。全是戲文，偶然有“歹、歹、歹、大大大大、倉”。現在我懂他右手老在腿上劃什麽了。他在劃板眼。板眼我懂的。像朱阿姨，走路、吸煙、咯咯笑都有板眼。韋誌遠的兩個手指頭還並得齊齊的，放在腿上。那條灰燈芯絨褲子有塊地方絨全禿了，給他手指頭劃板眼劃禿了。
我歎一口挺深的氣。
原來還有另一個人喜歡朱阿姨唱過的戲文。
這時一個小老頭進來，背一根繩子的肩膀上，繩子拴一個平板車。一會小老頭出去，他平板車上會堆滿廢紙。我們這個地方永遠有許多廢紙，因為全省的作家都住在這裏。過去作家寫書，寫劇，現在寫認罪書、檢討書、檢舉書，所以寫出許多廢紙來。穿假軍裝的革命小將也一會來一趟，往貼滿紙的牆上再糊一層標語，大字報。我們這個作家大樓原先是紅磚的，現在一塊紅磚也看不見了，糊滿了紙。風一吹，整個樓“嚓喇喇喇”響；一下雨，滿樓亂淌墨汁，人不能從那下麵走，一走就滴一頭墨汁。等另一批革命小將來了，前一批剛貼的大字報就成了廢紙；不管糨糊味有多新鮮，更新鮮的糨糊就刷上來了，等到這小老頭一來，誰的紙都是廢紙。他隻管撕得快活，撕得清脆嘹亮，每撕一下，雙腳一蹦，“嘶啦啦啦！”
韋誌遠的爸老門房一般不準這小老頭進來。有時小老頭連人帶車都給攆出去很遠了，老門房還要跑著再攆一段路。韋誌遠誰進來他也不攆；賣醬油的，收購雞毛鴨毛的，補鍋釘鞋掌的，牙膏皮換糯米糖的，都可以邊走邊唱就進了這個作家協會大門。
小老頭很快就拉一車白花花的廢紙出來了。要不是這小老頭，我們大家早讓白花花的紙淹死了也靠不住。這回他不往外拉，拉到死竹林子後麵去了。韋誌遠的宿舍就在死竹林那一邊。外婆說那是大躍進蓋的豬圈，作家要自己養豬。豬給吃光了，就把豬圈蓋成了宿舍。
小老頭把拿不了的紙都堆在韋誌遠宿舍外麵，每一垛子紙上壓幾塊韋誌遠的煤餅，風吹不走。
我在同韋誌遠談朱阿姨。他一直用他的梁山伯眼睛瞪著我。
朱阿姨也住在我們這裏。她小孩的第三個爸爸是我們這兒的副主席。我們這兒剛鬧文化大革命他就給革命小將不知拖到哪兒去了。朱阿姨早早就剪掉了長辮子，省得大家給她剪。我那一回給爸爸帶到春節聯歡晚會上，一個又瘦又高的女人走過來，講話飛眉飛眼的，頭後麵有個大蜂窩似的巴巴髻。我一看就走不動了！她是名聲很響的朱依錦。她名聲太響了，所以我們這些鄰居從來見不到她的。她手裏夾著香煙，跟我想像的名演員一模一樣。她笑的時候露出長長的兩排牙齒，每顆牙四周有一圈咖啡色，就像我爸從來不洗的茶缸子裏麵的顏色。她跟男的講話，老要說：“哎喲你氣死我了！”然後手臂就一甩水袖。像要甩到人家臉上似的，大家看著她那條看不見的水袖快活地直眨眼。她跟我爸講話也那樣，先看看我說：“老邱你的千金啊這麽嗲，哎喲你氣死我了！”她甩我爸一水袖。我爸和我都駕了雲霧，給她迷昏了。我爸肯定跟我一樣，認為朱阿姨是全世界第一仙女。朱阿姨那麽舞著水袖走遠了，一雙腳大大的，走起來倒像完全沒有腳，乘船一樣。
下一個春節晚會我又見了朱阿姨，她穿一身“天女散花”的衣裳在台上東倒西歪地唱《貴妃醉酒》。那一段戲文我能一字不漏地背下來。
最後一次見朱阿姨，我在大門口看批鬥會。臨時搭的舞台太小，給批鬥的人隻好輪流上去。我就想看看朱阿姨戴高帽的模樣。拚命往蹲在那裏等著上台的一大片高帽子那邊擠。一個男小將推我一把：“擠什麽你？”
我還擠。看見一隊高帽子下台了，另一隊高帽子上台去。就是看不見朱阿姨在哪裏。人戴了這種白紙紮的高帽子怎麽都一模一樣了？
男小將一隻大手過來，提起我的棉衣後背，像我們逮蜻蜓那樣。我四隻腳懸起，使勁地亂刨空氣。
“就你搗亂！小******！”
我被提起來這一下，可算看見朱阿姨了！她在一頂高帽子下拽出一蓬劉海，兩隻手都給墨塗得漆黑。她一隻黑手擱在胳肢窩下，另一隻黑手翹在空中，夾一根煙。
“我操你媽！”我對男小將喊起來。
朱阿姨一下抬頭，找到了我這條粗大的嗓門。
男小將把我一扔，說：“再罵！”
“我操你奶奶！”我邊罵邊得意地朝朱阿姨瞅，讓她瞧瞧我出息了多少。
朱阿姨先傻一會，忽然笑起來。用那隻塗黑的手捂著嘴，咯咯咯地笑。
大概就是那次笑壞了。從此以後批鬥朱阿姨就單獨批了，高帽子也加了高度，脖子上還掛著一串破鞋子。全國的著名女演員挨鬥都要掛破鞋。大家說：“不做破鞋怎麽做女演員啊？”朱阿姨對再高的帽子都沒意見。就是不要掛破鞋。每次都哭啊鬧地給人從大門拖出去。每次朱阿姨給拖出去的時候，韋誌遠都從板凳上站起來，恭恭敬敬站在凳子一邊，就像給朱阿姨讓座一樣。五十歲的朱阿姨像個賴學女孩，屁股向後扯，身子又給人扯到前麵。韋誌遠就那樣站著，不知該幫誰。
朱阿姨出事是在昨天晚上。是她的廣東保姆講出來的。廣東保姆費了許多力氣才讓大家聽懂，朱依錦“食了毒藥”。朱阿姨一天到晚換保姆；一聽保姆告訴她鄰居家的醜事，她就把保姆辭掉。最後她到廣東找回一個保姆，大家再想聽她講朱阿姨的事也沒法子聽懂了。革命小將對廣東保姆說過許多次：“你解放了，可以回老家了！”廣東保姆好好地謝了他們說：“那你給我買火車票吧？”保姆不要“解放”，一直陪著朱阿姨。連朱阿姨自己的孩子都同她劃清界限，不知跑到哪裏去了。
“什麽毒藥？”大家打聽。
“安——眠——藥！”保姆說：“一——百——粒！”
“唉喲！”有人說：“那要吃半天吧？”
保姆洗臉一樣抹一把鼻涕眼淚說：“反正不演戲了，有一個晚上，慢慢食啦。”
朱阿姨家的門給封了，保姆也就被強行解放了。她拎著包袱，從韋誌遠腳邊，邁著逃荒的步子從這個大門走出去了。
我到醫院看朱阿姨的時候，是晚上六點。醫院在開晚餐，滿樓都是搪瓷盆子的聲音。我不知朱阿姨床號，隻好一層樓一層樓地找。問護士，護士反問我：“什麽病？”我說：“沒病。是自殺。”護士說：“我們醫院沒有自殺科。”
後來我發現這醫院還真有“自殺科”。所有給塞在樓道裏的床上都插著小牌子，在“病因”這一格填有“畏罪自殺”。每一層樓，不管內科外科，都有幾張這樣的床。自殺科的病員都是自殺到一半給人發現的。有的是殺得不夠“穩、準、狠”，有的一殺就怕了，趕緊自己投案。朱阿姨知道那天晚上十點，兩個男小將來提審她；她剛把肚子脹鼓鼓塞滿安眠藥，他們就到了，兩個藥瓶子還在桌上輕輕滾動。
我上到六樓，就看到許多人站在過道裏吃飯。有幾個架著雙拐，很困難地站在那裏。這一層樓不該有架拐的，骨科在一樓。我從這些人的縫裏擠著，看見女廁所對麵有張床，床上是一絲不掛的朱阿姨。
我才曉得，那些架雙拐的人怎麽爬得動六層樓。
一個男醫生和一個女護士正在搶救朱阿姨。護士不比我老多少，在朱阿姨手上紮一針，沒血；又紮一針，還沒血。那男醫生嘴裏哄她：“不要慌，慢慢來，在護校不是老拿橡皮來紮嗎？把她當橡皮就不緊張了……”
我歎了一口氣。朱阿姨的臉這些人平時也看不到的，別說她光溜溜的身子。我已擠到最前麵，回頭看看朱阿姨現在的觀眾。我的脊梁太小，什麽也不能為朱阿姨遮擋。
朱阿姨這下子全沒了板眼，怎麽擺布怎麽順從。她眼倒是睜著，隻看著天花板上的黑蜘蛛網。針怎麽紮她的皮肉，她都不眨眼。
護士醫生做完了事，把一條白布單蓋在朱阿姨的白身子上。就像大幕關上了，觀眾散戲一樣，周圍的人縮縮頸子，鬆鬆眼皮，咂咂嘴巴，慢慢走開了。
我跑進護士值班室。一個老護士在打毛線。
我叫喚：“唉，要床棉被！”
護士說：“誰要？”
“天好冷怎麽不給人家蓋被子？”
“你這個小鬼頭哪來的？出去！”她凶得很。
“就一條薄被單！……”我跟她比著凶。我想好了：隻要她來拖我我就踢翻那個大痰盂。“為什麽不給人家穿衣服？”
老護士的毛線脫針了，顧不上來拖我。她一麵穿針腳一麵說：“穿什麽衣服？渾身都插著管子你沒長眼？……她知道什麽？她是棵大白菜了你曉得吧？不曉得冷的，不曉得羞的！……”
“大白菜也曉得冷！也曉得羞！”我說。
那男醫生這時出來了，看看我，手上淨是肥皂泡。他那手碰了朱阿姨，他倒要用那麽多肥皂！他對我笑笑說：“她是你媽？”
“是你媽！”我說。
我最後還是把他們鬧煩了，扔出一條被子來。
我給朱阿姨蓋嚴了。我坐在她床沿上睡了一小覺，醒來見被子給撩在一邊。朱阿姨還是又冷又羞地躺在橡皮管道的網裏。
韋誌遠聽著聽著把頭低下來。
我講著講著就看不見他的臉，隻看見他頭頂那個白得發藍的發旋。那個圓圓的漩渦白得發藍，我忍不住想伸出手指去碰它。他的耳朵也很好看，又小又薄，一點都不奇形怪狀，耳朵裏有一層灰塵。
我說：“唉，韋誌遠。”
他不理我。
我又說：“朱阿姨可能不會死的。他們說過幾天她可能會醒過來的。革命小將說了，她一醒過來，他們會把她和別人關在一塊，她就不會吃安眠藥了。”
他還是不理我。其實他從來都不怎麽理我。其實他從來不怎麽理任何人。有人說大清早天不亮，聽見男廁所裏有人唱戲，都唱男女對唱的段子：男腔他就唱，女腔他哼胡琴伴奏。跑進去，看見唱戲這個人是韋誌遠。他蹲在茅坑上，唱得好感動的，眼圈都紅了。
其實韋誌遠人在看門，心裏根本不在看門。有次他拿了一大厚摞紙到我家，說他寫了個戲，是寫給朱阿姨唱的，請我爸給指教。他走了，我爸把那一摞紙往床下一塞。他床下麵塞滿稿子，老鼠沒啃完舊的，新的又塞進來了。隻要人家向我爸討還稿子，爸就會猛一拍人家肩膀說：“他媽的寫得真不賴！好好幹，再改它幾稿！”人家一聽就開心了，哪怕爸用他的稿子揩屁股他也不計較了。
韋誌遠不同，一個禮拜後他又來用手指“嗒嗒嗒”彈我家門。我爸拔上鞋後跟就要出去。韋誌遠臉洗得白白的，站在門口。我爸說：“誰來的電話？”韋誌遠說：“不是……”我爸說：“掛號信？”韋誌遠笑笑說：“您叫我過幾天來的。我的劇本……”
我爸來不及耍花招了，說：“哦……我正看到精彩的地方！下個禮拜怎麽樣？我跟你好好談，啊？”
韋誌遠還不走，問：“幾點？”
我爸不耐煩地說：“幾點都行，幾點都行！”
爸關上門就說：“這種人也想寫劇本！這種人也想寫劇本給朱依錦唱……”他像牙疼一樣咧著嘴。他隻好到床下又扒又刨，扒出一摞稿子，四周給老鼠啃成了郵票的鋸齒邊，他手拍拍上麵黑麻麻的老鼠屎，說：“他也寫劇本，我就能做女人生孩子了！”
爸剛泡了茶，點了煙要看韋誌遠的稿，李叔叔抱著棋盒，拎著棋盤進來了。那時李叔叔還沒想到半年後自己會從和平鴿上跳下來肝腦塗地。
第二個星期韋誌遠又來了。聽見他“嗒嗒嗒”的彈門，我爸趕緊套上我媽搬煤的髒手套，門一開就對韋誌遠說：“你看你看！正在搬煤餅！……”韋誌遠一聲不響照爸的意思把煤餅從我家廚房一塊塊搬到晾台上，白臉讓汗淌黑了。我爸對他說：“下禮拜吧？今天我累了。”
韋誌遠一個禮拜一個禮拜地來。後來文化大革命也來了，把我爸救了。
我就是從那時候開始喜歡韋誌遠的。我已經成了個很不響、很不響的人，但我跟韋誌遠還是有話說的。我把許多秘密告訴了他，比如，我下雨天總要跑到菜場去撿硬幣。因為下雨天硬幣落在地上人家聽不見。我存了許多硬幣，有時我媽會問我借，我催她還我，她就很賴皮地笑：“借你小錢，將來還你大錢！”大人在向小孩借錢時的麵孔非常、非常的有趣。有時我就是為了看一下我媽那樣有趣的麵孔而慷慨地把錢借給她的。
朱阿姨在醫院住了三天了，還是老樣子：多半時間是安靜躺著，偶然亂動一陣子，把我給她遮蓋得很好的棉被踢開。我從家裏搬了一把小折疊椅，坐在她床邊。大家來看她的身體，一看見我瞪眼坐在那裏，也不大好意思了。我很少上廁所，憋得氣也短了，兩腿擰成麻花才去。因為每次上廁所回來，朱阿姨的身子總是給亮在那裏。我也盡量不睡覺，除了覺睡我，那是沒辦法的事。有回睡得腦子不清爽，看見那個電工走到床邊，他看我頭歪眼闔像個瘟雞，就假裝嘴巴一鬆，把香煙頭掉落在朱阿姨被子上。他馬上裝出慌手亂腳的樣子去拍打被子，生怕煙屁股把朱阿姨點著似的用手在朱阿姨身上撲上撲下。棉被還就是給他拍打不掉。他幹脆抓起棉被來抖，好像要把火災的危險抖抖幹淨。他眼睛一落在朱阿姨的身體上，手就僵住了。這個又瘦又白的身體天天都在縮小、幹掉，兩條甩水袖的胳膊開始發皺了，胸脯又薄又扁，一根鮮豔刺眼的橘黃色橡皮管不知從哪兒繞上來。電工動也不動。隻有脖子上的大橄欖核在亂動。不知他認為朱阿姨的身體是太難看，還是太好看了。朱阿姨是一隻白蝴蝶標本，沒死就給釘在了這裏，誰想怎麽看就怎麽看。她不防護自己，在你眼前展覽她慢慢死掉的過程。她過去的多姿都沒了，過去的飛舞都停止了……
電工聽見我這邊有響動，回頭看，見我臉上淌滿眼淚。
再過兩天就是除夕，媽媽到醫院來捉拿我。我不回去。
“你爸從牛棚放出來過年了！”媽不敢大聲，又使著勁，所以擠眉弄眼的。
我說我要守著朱阿姨。有這麽多的人要來掀朱阿姨的被子，守還守不住，怎麽可以走開呢？
媽說：“已經五天了，她不會好轉來了！”
我說我不能把朱阿姨留給那些眼睛，那些眼睛原先是不配看朱阿姨的臉的。
媽看著我又髒又倔強的臉，過了好一陣說：“朱阿姨好轉來，回到戲台上照樣出名，才不會記得你呢！”
等朱阿姨醒來，頭一句話我要跟她講的，就是：“千萬別回戲台了。”
媽決定不跟我囉唆，上來扯起我就走。她那冷冷的、軟和的雪花膏氣味讓我感到好親、好親。我回頭看一眼朱阿姨，她還在髒棉被下很慘很慘地躺著。我突然雙手抱緊我媽的手，全世界隻有這隻帶雪花膏氣味的手是幹淨的。被這隻手拉著是安全的、幸運的。
我牽著媽的手回到了家。爸成了個老農民，直眉愣眼地把下巴頦放在桌沿上，喝稀飯。他和媽問我什麽我都不響。看守了朱阿姨五天五夜，我已變成個更不響的人了。我一口一口往嘴裏吸滾燙的稀飯，剛出芽的門牙給稀飯燙得發痛。
我隻想去跟一個人講話。韋誌遠。他不在那個板凳上坐著了，不知去了哪裏。一個磨剪子鏹菜刀的河南人東唱一聲西唱一聲地走進大門。
大年夜一過我就回到醫院。朱阿姨的床空了，氧氣瓶還斜躺在那裏。曾經在她身體裏有進有出的一堆管子亂七八糟地扔在床上，輸液架上吊著的大小瓶子中都剩些藥水，一個氣泡也不冒了，成了死水。
我撞開護士值班室的門。這回是個年輕護士，也在打毛線，兩根眉毛向額頭上挑著，揪著眼皮，不然眼皮無論如何是要合到一塊了。
我問她朱阿姨去了哪裏。
她眼一大，又小回去。手上針腳一點不錯地告訴我：除夕醫院人手少，病員也都準許回家過年了，不曉得誰乘機跑來，把朱依錦的氧氣管拔了，把所有的管子、針頭全拔了。
“那朱阿姨呢？”我腦子轟隆隆響，自己講話自己也聽不清。
“死了唄。”
我瞪著眼看著護士。
“那還不死？”護士伸個懶腰。
“誰拔的？”我半天才問。
“我怎麽會曉得？唉，你把門關上！這點暖氣還不夠你往外放！……看著我做什麽？告訴你她死了嘛！”
朱阿姨死了。我沿著空蕩蕩的走廊往樓梯走。一個人也沒有，一個觀眾也沒有了。真的是散了戲。我覺得我很瞌睡。
清早我去找韋誌遠。那個板凳還是空著。我踩著死竹葉穿過死竹林，去敲他那豬圈宿舍的門。韋誌遠把門從裏麵拴住，敲得我手指骨頭都快碎了，門才開條縫。門縫裏是韋誌遠和平鴿一樣的臉，鬥雞眼不看我，看我的背後。
我跟他說有人把朱阿姨害死了。他說他知道了。他不像一清早剛爬起床的人帶一股臭烘烘的暖氣。他冰冷的清醒。
我說外麵好冷，我要進去。他說你不能進去。我說我一定要進去，他說你走開。我說我非進去不可，他說你給我滾蛋。
門關上了。我突然感覺韋誌遠的屋裏不隻他一人。我跑到後麵窗戶，窗戶糊了報紙。一看，報紙是昨天的！拾廢紙的小老頭把廢紙梱子堆在牆邊，我把它們摞起來，爬上去。我現在是站在窗台上了。伸手可以構到瓦縫裏吊著的一束灰塵結的黑絮。
窗子頂上有一條縫是報紙沒能遮住的。我踮起腳把眼睛構到那條縫上。屋頂四周堆滿了書，全是赤膊書，沒有封皮。韋誌遠蹲在屋中央，把一本書一頁一頁撕下，填進小火爐裏。我眼睛向屋的各個角落搜索，屋裏的確隻有他一個人。我還感覺什麽地方肯定有另一個人。
這時我看到了他的床。床也是冰冷的清醒，床中央有塊皺巴巴的綠色。我認出來了：那是朱阿姨的手帕。朱阿姨一身給剝得淨光，隻有頭發上係著這塊手絹，一直係著，一定是她在吞安眠藥前能想到的唯一的打扮。
韋誌遠始終沒抬頭來發現我。他就那樣安安靜靜，一頁頁地把書塞進爐子。
我跳下廢紙的垛子，沿著黃白黃白的死去的竹林往回走。死竹葉在我腳下響得好急。快出竹林子，我回頭，看見韋誌遠屋頂的鐵皮煙囪裏飛出灰白的紙灰，有些片兒大，有些片兒小，在灰白的天空裏不斷翻身。
年過後，韋誌遠辭職回鄉下去了。我有時會坐到他那個板凳上，學他的樣光看人的腳。我成了個更不響的人。
把下巴頦壓在桌沿，在無線電裏聽戲，我五歲，然後我就會了“唉”地一聲歎氣。
一天我從外麵跑回家，一根辮子齊根給人剪了。“給誰剪掉了！？”外婆問，我說：“革命小將！”我又說：“李叔叔穿件新棉衣，爬到對麵樓的和平鴿上，（李叔叔隻有和平鴿一隻鴿蛋那麽大，要是那和平鴿下蛋的話）跳下來了。”
“你也去看了？難怪人家革命小將捉住你剪你小辮子！”外婆說。她拎著剩下的那根辮子，不知拿它怎麽辦。
“大家都去看了！大家看見李叔叔給人家搬走，肚皮也露出來了。大家說李叔叔‘白肚皮，白肚皮’，‘營養好，營養好’。大家都說自殺是‘活該’。”我從許許多多的腿看進去，看見的就是李叔叔的白肚皮。我也學大家那樣白白眼睛說，“活該！”我不要自己想念李叔叔，我不要自己心裏難過，這樣講個“活該”，我就把李叔叔忘掉了。真忘掉了，不信你往下聽，我跟你講的這個故事裏，你再也不會聽見“李叔叔”了。
把門牙屏緊，再拿舌尖去頂，嘴唇一放開，就說出了“自殺”來了。那是我的嘴第一次講出這兩個字。那年我八歲。
外婆去世我九歲。然後我就變成了一個很不響、很不響的人。有時鄰居跑來偷看我爸，看他怎麽會自己和自己講三小時的話。一看不是的，爸在和我講話，求我喝羊奶，求我吃臭雞蛋，求我到外麵去玩一會。鄰居們慢慢就習慣了，不來偷聽爸對著我這樣一團死靜的空氣講話了。
頭次跟韋誌遠談話是外婆去世後。他是老門房的兒子。老門房退休了，就從鄉下換來了這個韋誌遠。韋誌遠跟他爸一點都不像，從不站在院子當中用大破嗓子喊：“邱振（我爸名字）電話！邱振掛號信！”韋誌遠總是跑到人家門口，指頭彈彈門，人家門一開他滿臉通紅地說：“電話電話！”
我心裏的秘密是韋誌遠的英俊。我絕不跟人家透露這個秘密，絕不讓任何人發現他的好看，讓大家覺得他醜。別人說他又呆又蠢又鬥雞眼，我就哼哼地冷笑。當然“哼哼”是不響的，隻在我心裏。就好比全世界都是瞎子，隻有你一個人看得見韋誌遠的模樣。
韋誌遠天天坐在他爸那個破板凳上看書。有人走進走出，他眼睛稍微從書上拎起一點，看看那些腳就曉得是誰走過了。有時看見一大串穿假解放軍黃膠鞋的腳“噗嗒噗嗒”地跑來了，隻隻腳都跑得冒煙，他快快就把眼睛落下來，落得很低，眼皮全關閉了。等那些冒黃煙的腳跑遠了，他趕快去看他們那些脊梁，看那些穿假軍裝的脊梁衝進誰家了，拖出誰來了。韋誌遠有數：誰給拖出去就沒回來了。
我走過去走過來，韋誌遠也是從我的腳認得我的。他認得我這雙鞋：底子翹在上麵，幫子給踩在下麵。有一天韋誌遠看到我這雙滾蹄子鞋（外婆的話）站在他眼前，不動了。
“韋誌遠。”我叫他。
他不抬眼睛，說：“穗子你爸給拖走那天你家牛奶沒拿，給賀春英拿走了，今天你拿賀家一瓶。”
“韋誌遠你看什麽書？”我問他。
他說：“你媽也不給你做鞋？”他一麵看我鞋一麵把書的封麵亮給我看。書沒封麵。他看的書從來沒有封麵，封麵給剝幹淨了，連書脊背上的字也沒剩半個。書這下就成了沒名沒姓沒戶口的東西。在我們這裏住，連黃狗都有名有姓有戶口；朱阿姨反動，朱阿姨的狗一天到晚做賊似的，順牆根的黑影子溜，最後還是給人綁了拖走，跟朱阿姨一樣遊街出風頭。沒名沒姓沒戶口就什麽也不是，大家就不知拿你怎麽辦了。現在我們這裏文化大革命，大家都不看書了，書都有名字，一有名字人家就知道這是什麽東西：資產階級還是封建主義，反黨還是******。要是朱阿姨不叫朱依錦，朱阿姨就不是著名演員，就不會給****。誰也不想****朱阿姨，就想****她的名字。誰也不想拖我爸去關“牛棚”，大家拖的是寫劇本的邱振。韋誌遠去掉所有書的名字，書就不是它們本身了，大家就不知他讀的這些不是書的玩意兒叫什麽玩意兒，該拿他怎麽辦，所以我們大家鬧革命，隻有韋誌遠安安穩穩讀他手裏誰也看不清叫不明的東西。
“唉，韋誌遠。”
我這樣很乖地叫他，讓他從我的“滾蹄子”鞋慢慢看到我的紅方格褲子，再看到我的手。我的兩隻手上長得花花綠綠的凍瘡。我外套胸前一片粥鍋巴閃閃發亮。然後他看到我再也長不齊的頭發，跟綁強盜一樣狠狠綁出兩個揪揪。我看見他眼睛像瞎子一樣軟和，又大又黑，眼睫毛跟毛驢那樣長，鬥雞眼是鬥雞眼，不過梁山伯看祝英台的時候也鬥雞眼。
我沒話跟他說。他也沒話跟我說。
其實我天天都想跟他說：“韋誌遠你等我長大就娶我吧。”我心直跳，渾身發熱就像突然過夏天了。他看見我笑的時候嘴裏缺兩個門牙。我曉得自己缺門牙是很有風度的。
這麽近了，我看得見他書上的字。全是戲文，偶然有“歹、歹、歹、大大大大、倉”。現在我懂他右手老在腿上劃什麽了。他在劃板眼。板眼我懂的。像朱阿姨，走路、吸煙、咯咯笑都有板眼。韋誌遠的兩個手指頭還並得齊齊的，放在腿上。那條灰燈芯絨褲子有塊地方絨全禿了，給他手指頭劃板眼劃禿了。
我歎一口挺深的氣。
原來還有另一個人喜歡朱阿姨唱過的戲文。
這時一個小老頭進來，背一根繩子的肩膀上，繩子拴一個平板車。一會小老頭出去，他平板車上會堆滿廢紙。我們這個地方永遠有許多廢紙，因為全省的作家都住在這裏。過去作家寫書，寫劇，現在寫認罪書、檢討書、檢舉書，所以寫出許多廢紙來。穿假軍裝的革命小將也一會來一趟，往貼滿紙的牆上再糊一層標語，大字報。我們這個作家大樓原先是紅磚的，現在一塊紅磚也看不見了，糊滿了紙。風一吹，整個樓“嚓喇喇喇”響；一下雨，滿樓亂淌墨汁，人不能從那下麵走，一走就滴一頭墨汁。等另一批革命小將來了，前一批剛貼的大字報就成了廢紙；不管糨糊味有多新鮮，更新鮮的糨糊就刷上來了，等到這小老頭一來，誰的紙都是廢紙。他隻管撕得快活，撕得清脆嘹亮，每撕一下，雙腳一蹦，“嘶啦啦啦！”
韋誌遠的爸老門房一般不準這小老頭進來。有時小老頭連人帶車都給攆出去很遠了，老門房還要跑著再攆一段路。韋誌遠誰進來他也不攆；賣醬油的，收購雞毛鴨毛的，補鍋釘鞋掌的，牙膏皮換糯米糖的，都可以邊走邊唱就進了這個作家協會大門。
小老頭很快就拉一車白花花的廢紙出來了。要不是這小老頭，我們大家早讓白花花的紙淹死了也靠不住。這回他不往外拉，拉到死竹林子後麵去了。韋誌遠的宿舍就在死竹林那一邊。外婆說那是大躍進蓋的豬圈，作家要自己養豬。豬給吃光了，就把豬圈蓋成了宿舍。
小老頭把拿不了的紙都堆在韋誌遠宿舍外麵，每一垛子紙上壓幾塊韋誌遠的煤餅，風吹不走。
我在同韋誌遠談朱阿姨。他一直用他的梁山伯眼睛瞪著我。
朱阿姨也住在我們這裏。她小孩的第三個爸爸是我們這兒的副主席。我們這兒剛鬧文化大革命他就給革命小將不知拖到哪兒去了。朱阿姨早早就剪掉了長辮子，省得大家給她剪。我那一回給爸爸帶到春節聯歡晚會上，一個又瘦又高的女人走過來，講話飛眉飛眼的，頭後麵有個大蜂窩似的巴巴髻。我一看就走不動了！她是名聲很響的朱依錦。她名聲太響了，所以我們這些鄰居從來見不到她的。她手裏夾著香煙，跟我想像的名演員一模一樣。她笑的時候露出長長的兩排牙齒，每顆牙四周有一圈咖啡色，就像我爸從來不洗的茶缸子裏麵的顏色。她跟男的講話，老要說：“哎喲你氣死我了！”然後手臂就一甩水袖。像要甩到人家臉上似的，大家看著她那條看不見的水袖快活地直眨眼。她跟我爸講話也那樣，先看看我說：“老邱你的千金啊這麽嗲，哎喲你氣死我了！”她甩我爸一水袖。我爸和我都駕了雲霧，給她迷昏了。我爸肯定跟我一樣，認為朱阿姨是全世界第一仙女。朱阿姨那麽舞著水袖走遠了，一雙腳大大的，走起來倒像完全沒有腳，乘船一樣。
下一個春節晚會我又見了朱阿姨，她穿一身“天女散花”的衣裳在台上東倒西歪地唱《貴妃醉酒》。那一段戲文我能一字不漏地背下來。
最後一次見朱阿姨，我在大門口看批鬥會。臨時搭的舞台太小，給批鬥的人隻好輪流上去。我就想看看朱阿姨戴高帽的模樣。拚命往蹲在那裏等著上台的一大片高帽子那邊擠。一個男小將推我一把：“擠什麽你？”
我還擠。看見一隊高帽子下台了，另一隊高帽子上台去。就是看不見朱阿姨在哪裏。人戴了這種白紙紮的高帽子怎麽都一模一樣了？
男小將一隻大手過來，提起我的棉衣後背，像我們逮蜻蜓那樣。我四隻腳懸起，使勁地亂刨空氣。
“就你搗亂！小******！”
我被提起來這一下，可算看見朱阿姨了！她在一頂高帽子下拽出一蓬劉海，兩隻手都給墨塗得漆黑。她一隻黑手擱在胳肢窩下，另一隻黑手翹在空中，夾一根煙。
“我操你媽！”我對男小將喊起來。
朱阿姨一下抬頭，找到了我這條粗大的嗓門。
男小將把我一扔，說：“再罵！”
“我操你奶奶！”我邊罵邊得意地朝朱阿姨瞅，讓她瞧瞧我出息了多少。
朱阿姨先傻一會，忽然笑起來。用那隻塗黑的手捂著嘴，咯咯咯地笑。
大概就是那次笑壞了。從此以後批鬥朱阿姨就單獨批了，高帽子也加了高度，脖子上還掛著一串破鞋子。全國的著名女演員挨鬥都要掛破鞋。大家說：“不做破鞋怎麽做女演員啊？”朱阿姨對再高的帽子都沒意見。就是不要掛破鞋。每次都哭啊鬧地給人從大門拖出去。每次朱阿姨給拖出去的時候，韋誌遠都從板凳上站起來，恭恭敬敬站在凳子一邊，就像給朱阿姨讓座一樣。五十歲的朱阿姨像個賴學女孩，屁股向後扯，身子又給人扯到前麵。韋誌遠就那樣站著，不知該幫誰。
朱阿姨出事是在昨天晚上。是她的廣東保姆講出來的。廣東保姆費了許多力氣才讓大家聽懂，朱依錦“食了毒藥”。朱阿姨一天到晚換保姆；一聽保姆告訴她鄰居家的醜事，她就把保姆辭掉。最後她到廣東找回一個保姆，大家再想聽她講朱阿姨的事也沒法子聽懂了。革命小將對廣東保姆說過許多次：“你解放了，可以回老家了！”廣東保姆好好地謝了他們說：“那你給我買火車票吧？”保姆不要“解放”，一直陪著朱阿姨。連朱阿姨自己的孩子都同她劃清界限，不知跑到哪裏去了。
“什麽毒藥？”大家打聽。
“安——眠——藥！”保姆說：“一——百——粒！”
“唉喲！”有人說：“那要吃半天吧？”
保姆洗臉一樣抹一把鼻涕眼淚說：“反正不演戲了，有一個晚上，慢慢食啦。”
朱阿姨家的門給封了，保姆也就被強行解放了。她拎著包袱，從韋誌遠腳邊，邁著逃荒的步子從這個大門走出去了。
我到醫院看朱阿姨的時候，是晚上六點。醫院在開晚餐，滿樓都是搪瓷盆子的聲音。我不知朱阿姨床號，隻好一層樓一層樓地找。問護士，護士反問我：“什麽病？”我說：“沒病。是自殺。”護士說：“我們醫院沒有自殺科。”
後來我發現這醫院還真有“自殺科”。所有給塞在樓道裏的床上都插著小牌子，在“病因”這一格填有“畏罪自殺”。每一層樓，不管內科外科，都有幾張這樣的床。自殺科的病員都是自殺到一半給人發現的。有的是殺得不夠“穩、準、狠”，有的一殺就怕了，趕緊自己投案。朱阿姨知道那天晚上十點，兩個男小將來提審她；她剛把肚子脹鼓鼓塞滿安眠藥，他們就到了，兩個藥瓶子還在桌上輕輕滾動。
我上到六樓，就看到許多人站在過道裏吃飯。有幾個架著雙拐，很困難地站在那裏。這一層樓不該有架拐的，骨科在一樓。我從這些人的縫裏擠著，看見女廁所對麵有張床，床上是一絲不掛的朱阿姨。
我才曉得，那些架雙拐的人怎麽爬得動六層樓。
一個男醫生和一個女護士正在搶救朱阿姨。護士不比我老多少，在朱阿姨手上紮一針，沒血；又紮一針，還沒血。那男醫生嘴裏哄她：“不要慌，慢慢來，在護校不是老拿橡皮來紮嗎？把她當橡皮就不緊張了……”
我歎了一口氣。朱阿姨的臉這些人平時也看不到的，別說她光溜溜的身子。我已擠到最前麵，回頭看看朱阿姨現在的觀眾。我的脊梁太小，什麽也不能為朱阿姨遮擋。
朱阿姨這下子全沒了板眼，怎麽擺布怎麽順從。她眼倒是睜著，隻看著天花板上的黑蜘蛛網。針怎麽紮她的皮肉，她都不眨眼。
護士醫生做完了事，把一條白布單蓋在朱阿姨的白身子上。就像大幕關上了，觀眾散戲一樣，周圍的人縮縮頸子，鬆鬆眼皮，咂咂嘴巴，慢慢走開了。
我跑進護士值班室。一個老護士在打毛線。
我叫喚：“唉，要床棉被！”
護士說：“誰要？”
“天好冷怎麽不給人家蓋被子？”
“你這個小鬼頭哪來的？出去！”她凶得很。
“就一條薄被單！……”我跟她比著凶。我想好了：隻要她來拖我我就踢翻那個大痰盂。“為什麽不給人家穿衣服？”
老護士的毛線脫針了，顧不上來拖我。她一麵穿針腳一麵說：“穿什麽衣服？渾身都插著管子你沒長眼？……她知道什麽？她是棵大白菜了你曉得吧？不曉得冷的，不曉得羞的！……”
“大白菜也曉得冷！也曉得羞！”我說。
那男醫生這時出來了，看看我，手上淨是肥皂泡。他那手碰了朱阿姨，他倒要用那麽多肥皂！他對我笑笑說：“她是你媽？”
“是你媽！”我說。
我最後還是把他們鬧煩了，扔出一條被子來。
我給朱阿姨蓋嚴了。我坐在她床沿上睡了一小覺，醒來見被子給撩在一邊。朱阿姨還是又冷又羞地躺在橡皮管道的網裏。
韋誌遠聽著聽著把頭低下來。
我講著講著就看不見他的臉，隻看見他頭頂那個白得發藍的發旋。那個圓圓的漩渦白得發藍，我忍不住想伸出手指去碰它。他的耳朵也很好看，又小又薄，一點都不奇形怪狀，耳朵裏有一層灰塵。
我說：“唉，韋誌遠。”
他不理我。
我又說：“朱阿姨可能不會死的。他們說過幾天她可能會醒過來的。革命小將說了，她一醒過來，他們會把她和別人關在一塊，她就不會吃安眠藥了。”
他還是不理我。其實他從來都不怎麽理我。其實他從來不怎麽理任何人。有人說大清早天不亮，聽見男廁所裏有人唱戲，都唱男女對唱的段子：男腔他就唱，女腔他哼胡琴伴奏。跑進去，看見唱戲這個人是韋誌遠。他蹲在茅坑上，唱得好感動的，眼圈都紅了。
其實韋誌遠人在看門，心裏根本不在看門。有次他拿了一大厚摞紙到我家，說他寫了個戲，是寫給朱阿姨唱的，請我爸給指教。他走了，我爸把那一摞紙往床下一塞。他床下麵塞滿稿子，老鼠沒啃完舊的，新的又塞進來了。隻要人家向我爸討還稿子，爸就會猛一拍人家肩膀說：“他媽的寫得真不賴！好好幹，再改它幾稿！”人家一聽就開心了，哪怕爸用他的稿子揩屁股他也不計較了。
韋誌遠不同，一個禮拜後他又來用手指“嗒嗒嗒”彈我家門。我爸拔上鞋後跟就要出去。韋誌遠臉洗得白白的，站在門口。我爸說：“誰來的電話？”韋誌遠說：“不是……”我爸說：“掛號信？”韋誌遠笑笑說：“您叫我過幾天來的。我的劇本……”
我爸來不及耍花招了，說：“哦……我正看到精彩的地方！下個禮拜怎麽樣？我跟你好好談，啊？”
韋誌遠還不走，問：“幾點？”
我爸不耐煩地說：“幾點都行，幾點都行！”
爸關上門就說：“這種人也想寫劇本！這種人也想寫劇本給朱依錦唱……”他像牙疼一樣咧著嘴。他隻好到床下又扒又刨，扒出一摞稿子，四周給老鼠啃成了郵票的鋸齒邊，他手拍拍上麵黑麻麻的老鼠屎，說：“他也寫劇本，我就能做女人生孩子了！”
爸剛泡了茶，點了煙要看韋誌遠的稿，李叔叔抱著棋盒，拎著棋盤進來了。那時李叔叔還沒想到半年後自己會從和平鴿上跳下來肝腦塗地。
第二個星期韋誌遠又來了。聽見他“嗒嗒嗒”的彈門，我爸趕緊套上我媽搬煤的髒手套，門一開就對韋誌遠說：“你看你看！正在搬煤餅！……”韋誌遠一聲不響照爸的意思把煤餅從我家廚房一塊塊搬到晾台上，白臉讓汗淌黑了。我爸對他說：“下禮拜吧？今天我累了。”
韋誌遠一個禮拜一個禮拜地來。後來文化大革命也來了，把我爸救了。
我就是從那時候開始喜歡韋誌遠的。我已經成了個很不響、很不響的人，但我跟韋誌遠還是有話說的。我把許多秘密告訴了他，比如，我下雨天總要跑到菜場去撿硬幣。因為下雨天硬幣落在地上人家聽不見。我存了許多硬幣，有時我媽會問我借，我催她還我，她就很賴皮地笑：“借你小錢，將來還你大錢！”大人在向小孩借錢時的麵孔非常、非常的有趣。有時我就是為了看一下我媽那樣有趣的麵孔而慷慨地把錢借給她的。
朱阿姨在醫院住了三天了，還是老樣子：多半時間是安靜躺著，偶然亂動一陣子，把我給她遮蓋得很好的棉被踢開。我從家裏搬了一把小折疊椅，坐在她床邊。大家來看她的身體，一看見我瞪眼坐在那裏，也不大好意思了。我很少上廁所，憋得氣也短了，兩腿擰成麻花才去。因為每次上廁所回來，朱阿姨的身子總是給亮在那裏。我也盡量不睡覺，除了覺睡我，那是沒辦法的事。有回睡得腦子不清爽，看見那個電工走到床邊，他看我頭歪眼闔像個瘟雞，就假裝嘴巴一鬆，把香煙頭掉落在朱阿姨被子上。他馬上裝出慌手亂腳的樣子去拍打被子，生怕煙屁股把朱阿姨點著似的用手在朱阿姨身上撲上撲下。棉被還就是給他拍打不掉。他幹脆抓起棉被來抖，好像要把火災的危險抖抖幹淨。他眼睛一落在朱阿姨的身體上，手就僵住了。這個又瘦又白的身體天天都在縮小、幹掉，兩條甩水袖的胳膊開始發皺了，胸脯又薄又扁，一根鮮豔刺眼的橘黃色橡皮管不知從哪兒繞上來。電工動也不動。隻有脖子上的大橄欖核在亂動。不知他認為朱阿姨的身體是太難看，還是太好看了。朱阿姨是一隻白蝴蝶標本，沒死就給釘在了這裏，誰想怎麽看就怎麽看。她不防護自己，在你眼前展覽她慢慢死掉的過程。她過去的多姿都沒了，過去的飛舞都停止了……
電工聽見我這邊有響動，回頭看，見我臉上淌滿眼淚。
再過兩天就是除夕，媽媽到醫院來捉拿我。我不回去。
“你爸從牛棚放出來過年了！”媽不敢大聲，又使著勁，所以擠眉弄眼的。
我說我要守著朱阿姨。有這麽多的人要來掀朱阿姨的被子，守還守不住，怎麽可以走開呢？
媽說：“已經五天了，她不會好轉來了！”
我說我不能把朱阿姨留給那些眼睛，那些眼睛原先是不配看朱阿姨的臉的。
媽看著我又髒又倔強的臉，過了好一陣說：“朱阿姨好轉來，回到戲台上照樣出名，才不會記得你呢！”
等朱阿姨醒來，頭一句話我要跟她講的，就是：“千萬別回戲台了。”
媽決定不跟我囉唆，上來扯起我就走。她那冷冷的、軟和的雪花膏氣味讓我感到好親、好親。我回頭看一眼朱阿姨，她還在髒棉被下很慘很慘地躺著。我突然雙手抱緊我媽的手，全世界隻有這隻帶雪花膏氣味的手是幹淨的。被這隻手拉著是安全的、幸運的。
我牽著媽的手回到了家。爸成了個老農民，直眉愣眼地把下巴頦放在桌沿上，喝稀飯。他和媽問我什麽我都不響。看守了朱阿姨五天五夜，我已變成個更不響的人了。我一口一口往嘴裏吸滾燙的稀飯，剛出芽的門牙給稀飯燙得發痛。
我隻想去跟一個人講話。韋誌遠。他不在那個板凳上坐著了，不知去了哪裏。一個磨剪子鏹菜刀的河南人東唱一聲西唱一聲地走進大門。
大年夜一過我就回到醫院。朱阿姨的床空了，氧氣瓶還斜躺在那裏。曾經在她身體裏有進有出的一堆管子亂七八糟地扔在床上，輸液架上吊著的大小瓶子中都剩些藥水，一個氣泡也不冒了，成了死水。
我撞開護士值班室的門。這回是個年輕護士，也在打毛線，兩根眉毛向額頭上挑著，揪著眼皮，不然眼皮無論如何是要合到一塊了。
我問她朱阿姨去了哪裏。
她眼一大，又小回去。手上針腳一點不錯地告訴我：除夕醫院人手少，病員也都準許回家過年了，不曉得誰乘機跑來，把朱依錦的氧氣管拔了，把所有的管子、針頭全拔了。
“那朱阿姨呢？”我腦子轟隆隆響，自己講話自己也聽不清。
“死了唄。”
我瞪著眼看著護士。
“那還不死？”護士伸個懶腰。
“誰拔的？”我半天才問。
“我怎麽會曉得？唉，你把門關上！這點暖氣還不夠你往外放！……看著我做什麽？告訴你她死了嘛！”
朱阿姨死了。我沿著空蕩蕩的走廊往樓梯走。一個人也沒有，一個觀眾也沒有了。真的是散了戲。我覺得我很瞌睡。
清早我去找韋誌遠。那個板凳還是空著。我踩著死竹葉穿過死竹林，去敲他那豬圈宿舍的門。韋誌遠把門從裏麵拴住，敲得我手指骨頭都快碎了，門才開條縫。門縫裏是韋誌遠和平鴿一樣的臉，鬥雞眼不看我，看我的背後。
我跟他說有人把朱阿姨害死了。他說他知道了。他不像一清早剛爬起床的人帶一股臭烘烘的暖氣。他冰冷的清醒。
我說外麵好冷，我要進去。他說你不能進去。我說我一定要進去，他說你走開。我說我非進去不可，他說你給我滾蛋。
門關上了。我突然感覺韋誌遠的屋裏不隻他一人。我跑到後麵窗戶，窗戶糊了報紙。一看，報紙是昨天的！拾廢紙的小老頭把廢紙梱子堆在牆邊，我把它們摞起來，爬上去。我現在是站在窗台上了。伸手可以構到瓦縫裏吊著的一束灰塵結的黑絮。
窗子頂上有一條縫是報紙沒能遮住的。我踮起腳把眼睛構到那條縫上。屋頂四周堆滿了書，全是赤膊書，沒有封皮。韋誌遠蹲在屋中央，把一本書一頁一頁撕下，填進小火爐裏。我眼睛向屋的各個角落搜索，屋裏的確隻有他一個人。我還感覺什麽地方肯定有另一個人。
這時我看到了他的床。床也是冰冷的清醒，床中央有塊皺巴巴的綠色。我認出來了：那是朱阿姨的手帕。朱阿姨一身給剝得淨光，隻有頭發上係著這塊手絹，一直係著，一定是她在吞安眠藥前能想到的唯一的打扮。
韋誌遠始終沒抬頭來發現我。他就那樣安安靜靜，一頁頁地把書塞進爐子。
我跳下廢紙的垛子，沿著黃白黃白的死去的竹林往回走。死竹葉在我腳下響得好急。快出竹林子，我回頭，看見韋誌遠屋頂的鐵皮煙囪裏飛出灰白的紙灰，有些片兒大，有些片兒小，在灰白的天空裏不斷翻身。
年過後，韋誌遠辭職回鄉下去了。我有時會坐到他那個板凳上，學他的樣光看人的腳。我成了個更不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