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明拜訪過後，征東將軍府再出一道行文，隻針對佛家，禁止僧侶隨意出行，超過寺廟範圍五十裏者，就必須向官府備案，不得許可私自出五十裏者，殺。
這倒不是王倫對道教的寬容，而是道教的門檻實在太高，梁山就有四五位出身道士的頭領，個個學識過人，本事超群，說一句萬裏挑一也不算過分。
趙官家崇信道教二十餘年，全國道士都沒超過一萬六千人，差不過相當於王倫改革前齊、淄、青三州的僧侶人數，就是放任一下，道教也掀不起什麽大浪來的。
因為王倫還當真研究過道教的發展，若是南朝梁之前，他還真得擔心一下，但南朝劉宋的宋文帝時，南傳天師道的領袖陸修靜改革道教，梁武帝時的領袖陶弘景再次改革道教，再加上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時北方道教領袖寇謙之的改革，可以說道教教義裏喜歡跟中央政府對著幹的造反傳統，已經削弱了許多。
王倫同樣也不反對佛教，宗教的最大意義在於給人某種心理上的安慰和寄托。他反對的是，你和尚們都有手有腳，憑什麽啥都不幹，隻接受信徒供奉，憑什麽要高人一等？
和尚道士們若能憑借自己的勞動生存，仍舊從事宗教事業，王倫還是很歡迎的。他隻堅信一點：不勞動者不得食！
對佛道的改革，王倫事先征求了魯智深、廣惠、鄧元覺以及馬靈、徐瑾、公孫勝、樊瑞、寇烕等佛、道信徒的意見，隻有公孫勝持保留意見，其餘人等全部讚同。
向來是屁股決定腦袋，三位大和尚裏，魯智深全然不通佛法，在他看來，王倫隻要不對僧侶搞屠殺，不破壞寺廟，怎麽做都沒問題。
廣惠大師最有意思，他覺得佛祖也看不慣當今這些佛教徒的作為，故而要借王倫之手懲治一番，這不是什麽“京東法難”，而是佛祖要清理門戶。
鄧元覺是借助佛教徒的身份從事造反事業，他雖然精通佛法，但不過是為了造反不得不學習偽裝，他自己本人都不怎麽信仰的，自然也不反對。
除了公孫勝，其餘四位道家大師，在趙官家崇信道教的大環境之下，都不得不被迫從事造反，他們的信仰有多堅定也就可想而知了。
王倫的宗教改革，對道教的影響並不大，幾個人現如今都是征東將軍府、大都督府下的官員，對自家事業有幫助的事情，自然都是支持的。
而在登州，一座小小的光明寺也悄無聲息地修建了起來。
方臘殘部北上，其中多有信仰摩尼教的，王倫從不反對個人對宗教的信仰，絕大部分宗教都是勸人向善，這是可取之處，他不會一刀切地反對。
於是在王倫的暗示下，馮喜向征東將軍府禮曹請示，家眷多在登州的方臘殘部們，便集資出建了一座光明寺。
王倫也給出了一些建議，江南百姓由於不了解，多認為方臘和信徒們是“食菜事魔”，摩尼教這個稱呼容易引起不了解內情的人的誤解，不如改名為“明教”，取教義中“光明”之意。
於是明教也被納入到征東將軍府的管理之中，享受與佛、道一樣的待遇。
總之王倫宗教改革的目的，不在於禁止，而在於限製的同時，全部納入世俗政權的管理當中，這種無形的枷鎖一旦套上，也不怕他們翻起多大的浪花了。
事實上王倫的改革，在根據地內並沒有引起太大的反響，除了一部分宗教人士和死忠的信徒外，再無人反對。
大宋朝民間向學的風氣昌盛，京東兩路又是齊魯儒學的發源地，偏偏儒學又是反對宗教的，所以在京東兩路反對佛道，在儒學文人眼中，這就是一種“政治正確”。
曆來隻要文人不反對，那就基本形成不了什麽有影響的輿論力，而且對於一部分文人來說，王倫先前搞土地改革，削了他們一部分既得利益，現在又針對佛道，大家都受罪，心理上一下子就平衡了。
於是到了七八月間，根據地諸州縣的民間信仰，基本都被納入到官府管理的名下，都要接受禮曹的領導。
王倫忙碌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與兵曹將民兵製度徹底梳理並建立起來。
王安石變法後，大宋朝就以保甲製度為基礎，鼓勵民間結社習武，京東兩路就出現了許多弓箭社，百姓們紛紛演習弓箭、棍棒、騎術。
所以王倫一直覺得大宋朝有一種很強烈的割裂感，明明河北、河東、京東諸路，百姓們普遍結社，且組建以保甲為單位的民兵組織，但大宋朝就是要信重禁軍、廂軍。
結果就是，民兵普遍有很不錯的戰鬥力，但缺乏足夠的兵器、甲胄，廂軍已經淪為官府專派徭役的工程兵，禁軍腐化不堪，但大宋朝已經無力改革。
從內心底，王倫覺得梁山一路走來的對手，祝家莊、曾頭市這樣的民兵，都比朝廷的州兵難打一些。
可見大宋朝的弱，弱在文官集團的強大，弱在文官對武將打內心底的提防和戒備，弱在統治集團，民間遠比朝堂更加有活力。
王安石的保甲兵製度這麽不錯，王倫自然要拿來用的。於是征東將軍府兵曹組織，地方上下沉到村莊，以裏、甲、保為單位，各戶百姓青壯，在農閑時分就被官府組織起來，進行各種軍事技能的訓練和軍陣的演練。
民間的各種結社，也必須在官府報備，上報兵曹，由兵曹派出官吏，不定時進行觀察和指導。
同時這些民兵還要組建以村為單位的聯防隊，劃定區域進行夜間巡邏，並負責配合縣衙、巡檢司，維護鄉野間的治安。
也因此，兵曹主事卞祥是六曹官員裏最忙碌的一個，他先是在與朝廷地盤接壤的幾個州縣，一個縣一個縣地將民兵招募、組織了起來。
皇權自古難以下鄉，實際上各朝的統治階層們也很清楚這個問題，唐朝的府兵製，從某種意義上就是將皇權向下延伸。大宋朝則另辟蹊徑，靠著在鄉村集市收稅，將權力下沉。
王倫則用了另外一個辦法，那就是通過民兵組建，來完成權力的下沉和對鄉村的控製。
這也是卞祥要一個縣一個縣地親自負責的原因。
這倒不是王倫對道教的寬容，而是道教的門檻實在太高，梁山就有四五位出身道士的頭領，個個學識過人，本事超群，說一句萬裏挑一也不算過分。
趙官家崇信道教二十餘年，全國道士都沒超過一萬六千人，差不過相當於王倫改革前齊、淄、青三州的僧侶人數，就是放任一下，道教也掀不起什麽大浪來的。
因為王倫還當真研究過道教的發展，若是南朝梁之前，他還真得擔心一下，但南朝劉宋的宋文帝時，南傳天師道的領袖陸修靜改革道教，梁武帝時的領袖陶弘景再次改革道教，再加上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時北方道教領袖寇謙之的改革，可以說道教教義裏喜歡跟中央政府對著幹的造反傳統，已經削弱了許多。
王倫同樣也不反對佛教，宗教的最大意義在於給人某種心理上的安慰和寄托。他反對的是，你和尚們都有手有腳，憑什麽啥都不幹，隻接受信徒供奉，憑什麽要高人一等？
和尚道士們若能憑借自己的勞動生存，仍舊從事宗教事業，王倫還是很歡迎的。他隻堅信一點：不勞動者不得食！
對佛道的改革，王倫事先征求了魯智深、廣惠、鄧元覺以及馬靈、徐瑾、公孫勝、樊瑞、寇烕等佛、道信徒的意見，隻有公孫勝持保留意見，其餘人等全部讚同。
向來是屁股決定腦袋，三位大和尚裏，魯智深全然不通佛法，在他看來，王倫隻要不對僧侶搞屠殺，不破壞寺廟，怎麽做都沒問題。
廣惠大師最有意思，他覺得佛祖也看不慣當今這些佛教徒的作為，故而要借王倫之手懲治一番，這不是什麽“京東法難”，而是佛祖要清理門戶。
鄧元覺是借助佛教徒的身份從事造反事業，他雖然精通佛法，但不過是為了造反不得不學習偽裝，他自己本人都不怎麽信仰的，自然也不反對。
除了公孫勝，其餘四位道家大師，在趙官家崇信道教的大環境之下，都不得不被迫從事造反，他們的信仰有多堅定也就可想而知了。
王倫的宗教改革，對道教的影響並不大，幾個人現如今都是征東將軍府、大都督府下的官員，對自家事業有幫助的事情，自然都是支持的。
而在登州，一座小小的光明寺也悄無聲息地修建了起來。
方臘殘部北上，其中多有信仰摩尼教的，王倫從不反對個人對宗教的信仰，絕大部分宗教都是勸人向善，這是可取之處，他不會一刀切地反對。
於是在王倫的暗示下，馮喜向征東將軍府禮曹請示，家眷多在登州的方臘殘部們，便集資出建了一座光明寺。
王倫也給出了一些建議，江南百姓由於不了解，多認為方臘和信徒們是“食菜事魔”，摩尼教這個稱呼容易引起不了解內情的人的誤解，不如改名為“明教”，取教義中“光明”之意。
於是明教也被納入到征東將軍府的管理之中，享受與佛、道一樣的待遇。
總之王倫宗教改革的目的，不在於禁止，而在於限製的同時，全部納入世俗政權的管理當中，這種無形的枷鎖一旦套上，也不怕他們翻起多大的浪花了。
事實上王倫的改革，在根據地內並沒有引起太大的反響，除了一部分宗教人士和死忠的信徒外，再無人反對。
大宋朝民間向學的風氣昌盛，京東兩路又是齊魯儒學的發源地，偏偏儒學又是反對宗教的，所以在京東兩路反對佛道，在儒學文人眼中，這就是一種“政治正確”。
曆來隻要文人不反對，那就基本形成不了什麽有影響的輿論力，而且對於一部分文人來說，王倫先前搞土地改革，削了他們一部分既得利益，現在又針對佛道，大家都受罪，心理上一下子就平衡了。
於是到了七八月間，根據地諸州縣的民間信仰，基本都被納入到官府管理的名下，都要接受禮曹的領導。
王倫忙碌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與兵曹將民兵製度徹底梳理並建立起來。
王安石變法後，大宋朝就以保甲製度為基礎，鼓勵民間結社習武，京東兩路就出現了許多弓箭社，百姓們紛紛演習弓箭、棍棒、騎術。
所以王倫一直覺得大宋朝有一種很強烈的割裂感，明明河北、河東、京東諸路，百姓們普遍結社，且組建以保甲為單位的民兵組織，但大宋朝就是要信重禁軍、廂軍。
結果就是，民兵普遍有很不錯的戰鬥力，但缺乏足夠的兵器、甲胄，廂軍已經淪為官府專派徭役的工程兵，禁軍腐化不堪，但大宋朝已經無力改革。
從內心底，王倫覺得梁山一路走來的對手，祝家莊、曾頭市這樣的民兵，都比朝廷的州兵難打一些。
可見大宋朝的弱，弱在文官集團的強大，弱在文官對武將打內心底的提防和戒備，弱在統治集團，民間遠比朝堂更加有活力。
王安石的保甲兵製度這麽不錯，王倫自然要拿來用的。於是征東將軍府兵曹組織，地方上下沉到村莊，以裏、甲、保為單位，各戶百姓青壯，在農閑時分就被官府組織起來，進行各種軍事技能的訓練和軍陣的演練。
民間的各種結社，也必須在官府報備，上報兵曹，由兵曹派出官吏，不定時進行觀察和指導。
同時這些民兵還要組建以村為單位的聯防隊，劃定區域進行夜間巡邏，並負責配合縣衙、巡檢司，維護鄉野間的治安。
也因此，兵曹主事卞祥是六曹官員裏最忙碌的一個，他先是在與朝廷地盤接壤的幾個州縣，一個縣一個縣地將民兵招募、組織了起來。
皇權自古難以下鄉，實際上各朝的統治階層們也很清楚這個問題，唐朝的府兵製，從某種意義上就是將皇權向下延伸。大宋朝則另辟蹊徑，靠著在鄉村集市收稅，將權力下沉。
王倫則用了另外一個辦法，那就是通過民兵組建，來完成權力的下沉和對鄉村的控製。
這也是卞祥要一個縣一個縣地親自負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