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五個女兵於1969年4月被分配到西藏阿裏軍分區，分區是1968年成立的，所以說我們是阿裏軍分區的第一批女兵。我是1952年10月出生的，當時是l6歲半。
過“五一”了，說有一輛大轎子車和一輛大解放車結伴上山，讓我們5月2日9點到大門口集合。當我們按照預定時間準備上車的時候，才發現探家回來的幹部戰士早就上了車，黑壓壓地把大轎子車的位子都坐滿了。那時候的軍人多半來自鄉下，沒有照顧女士的概念，況且他們原也不知道會有女兵上山，就滿車寂然一言不發地盯著我們看。我是班長，看看車子最後一排還能擠進兩個人，就歎了一口氣說，三個人上解放車大廂板，兩個人留在這輛車上。等明天咱們再內部調換一下，自己把苦樂勻勻吧。
從喀什上到獅泉河，那時要走六天。六天當中，沒有哪位男性軍人願意把他們的座位讓給這些年輕的女孩子，我們就自己互相幫助。道路極其顛簸，在一次最劇烈的晃動中，一個女兵的頭把大轎子車的天花板頂碎了一個洞。那個女兵姓孫，疼得抽噎起來，滿車的男軍人一陣哄笑，說：“你是孫猴子，有一個鐵打銅鑄的腦殼，把車都毀了。”
六天的路程，山高水遠。我坐在解放車的大廂板上，穿著大頭鞋，裹著皮大衣，蜷縮成一團。從車篷布的縫隙中看著阿卡子大阪和界山大阪上紛飛著的鵝毛大雪，聽著纏有防滑鏈的車輪在雪地和碎石上碾過的細碎聲響，覺得以前在北京溫暖家中讀書的日子，是一個夢。六天中，沒有任何阿裏的男性軍人給過我們以絲毫關照。當我們終於在第六天夕陽西下的時候，到達獅泉河鎮，迎接我們的阿裏軍分區衛生科的領導又表現得匪夷所思。他們圍著我們五個人轉了好幾圈，然後麵麵相覷、毫無表情地走了。
五個女兵站在荒涼的戈壁上，完全不得要領。我至今仍要感謝大腦缺氧和嚴重的高山反應帶來的木訥和遲鈍，讓我們在這段不知道有多久的時間內，沒有哭，沒有歎息，也沒有思索，一言不發。在這段思維空白的時間裏，我看著遠處的夕陽像一張金紅色的巨餅，無聲無息地緩緩降入峰巒之口，大地變得一片蒼茫。
等衛生科的領導再次出現的時候，就很熱情了，連連說著“歡迎你們”，接過了我們的背包和臉盆。
科長後來解釋他們的做法：曾經收到過南疆軍區的電文，說是給衛生科派去了五名衛生員，但並沒有說明是女子。在我們之前，阿裏軍分區從來沒有女兵，所以他們頭腦中也沒這根弦。接站時刻，突然發現來者是女孩子，遂大吃一驚、措手不及。他們原本是把我們分散安排在各個男兵宿舍，一見之下情知不妥，趕緊回去倒騰房子。
我們五個都是l969年的兵，2月入伍，在新兵連集訓了兩個月，學的都是齊步走投彈射擊什麽的，其餘的時間就是種菜送糞，並沒有經過任何醫學訓練。到了衛生科，馬上安排我們到病房工作，連最基本的肌肉神經在哪裏都不知道，就讓我們開始上班了。
那時病房有12張病床，經常住得滿滿的，還要加床。記得第一天打針，老衛生員告訴我，你在病人的半邊屁股上畫一個“十”字，然後在“十”字外四分之一處把針戳進去就行了。千萬不要打到靠內側啊，那樣傷了神經，會把人打癱的。
這番話他跟我說過好幾遍了，可我還是下不了手。老衛生員說：“這又不是紮你自己，有什麽可怕的，一狠心一咬牙就攮進去了。”
我說：“這跟學木匠可不一樣，人都是肉長的。”
老衛生員說：“人肉可比木板軟多了。”
不管他怎麽說，我還是沒法上陣。老衛生員一副“恨鐵不成鋼”的模樣，答應我先在棉被上練習一下。我表示可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自己身上練習，但肌肉注射這個事，隻能在別人身上練習，自己就不太好操作了。過了好幾天，當我在棉被上紮得基本熟練之後，才推著治療車進入病房。我的第一針是給一個叫“黃金”的戰士注射青黴素。老衛生員說得不錯，人的肌肉比木板好紮多了，比棉被也要容易進針。紮完之後，黃金一股勁地感謝我，說一點都不疼。我自己知道這是為什麽。因為用的勁過大，針頭全部飛快地刺進肌肉，所以幾乎不疼。缺點是這樣進針十分魯莽，如果針斷在皮肉中，取出來就很困難。算這位黃金戰友命大，既不感覺到疼，也沒有碰上斷針這樣的倒黴事，過了一關。
1970年底，要開始野營拉練了。我們都紛紛寫決心書，報名參加拉練，要求到火線上去鍛煉。繁忙的準備工作開始了，主要是給自己做一口鍋，以便獨立野炊的時候能吃得上飯。具體方法是先用銼刀把罐頭盒銼開，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保存罐頭盒蓋子的完整，在做飯的時候少跑一點氣。然後在罐頭盒蓋子（現在已經變成鍋蓋子了）上鑿個小洞，在罐頭盒鍋體上也穿個小洞，兩洞合一，用鐵絲擰緊，簡易小鍋大功告成。
出發的前一天，我們把拉練需要攜帶的物品——比如槍支彈藥、紅十字包、幹糧袋、帳篷雨衣、被褥行李等，都背在身上，跳上磅秤一量，將近200斤。那時我們的基本體重（穿上棉襖棉褲絨衣絨褲大頭鞋，帶上皮帽子）大約是120斤，也就是說，負重在70斤以上。
出發了。
餐風宿露，跋山涉水。l971年1月，數九寒天，阿裏高原最寒冷的日子。日日急行軍，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從葛爾昆沙到班卡的一段路。設定的行軍路線圖要翻越無人區，路上完全沒有水，所以要每人背上一塊冰。也沒有柴草，要背上牛糞。當天趕不到班卡就沒有地方宿營，必須要走120華裏山路。大約是淩晨3點鍾，隊伍起程了。
120裏路，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山之巔，就是巨大的挑戰了。上午還好，雖然氣喘籲籲，總算不掉隊地走了下來。中午吃飯的時間到了，要求各自起火。我們先是把背上的冰取下來，砸成小塊，放到罐頭盒的小鍋裏，然後再找到幾塊小石頭，把罐頭盒墊起來，算作灶台。再把牛糞幹塞到石頭的縫隙裏，點火開始做飯。等到水開了，把幹糧袋裏的生米下鍋，米熟了，就可以開飯了。
這個過程說起來簡單，其實不易。單是在大風中劃著火柴，就要費半天的工夫。火柴梗丟了一地，還是無法引燃，我向戰友借打火機。他說：“這裏海拔太高了，打火機也很難打著，我的打火機有個外號，叫做‘半個世紀’。”
他以為我一定會好奇地問打火機為什麽要叫“半個世紀”，可我又累又餓，根本沒心情說話。他隻好自己說下去：“因為要連續打五十幾下，才能冒出火苗。”我好不容易把牛糞火點燃，瞬即又被大風吹熄，隻得重點。幾番折騰之後，冰融化成了點點滴滴的水，發出噝噝啦啦的響動。我趕快抓起一把生米下鍋，罐頭盒內又無聲無息了。千呼萬喚好不容易才把米泡開，我嚐了一下基本上可以吃了，卻不料一不小心，支撐罐頭盒的石頭晃了一下，整個盒子倒扣下來，湮滅了牛糞火，所有的米粒也都灑在外頭，白花花一地，馬上凍結在石頭上，沒法吃了。
欲哭無淚。因為各自起火做飯，罐頭盒就那麽一點大，別人的飯食也很有限，我不能求助。正在想著是不是重新煮米，出發的號聲響了。
一座險峻的高山橫在路上。到了傍晚的時候，隻爬到半山，饑寒交迫，我隻覺得自己再也堅持不下來了。心跳得好像要從嗓子裏噴出來，喉頭鹹腥，一張嘴仿佛會血濺大地。背上交叉的皮帶，一條屬於手槍，一條屬於紅十字包，如同兩條絞索，深深地嵌進了肩骨。兩腿沉重如鉛，眼珠被耀眼冰雪刺得發盲，不停地流淚……我問自己，人這樣活著還有什麽意義？我身上的所有感官，感受到的都是痛苦與折磨，這樣的生命，我再也不想擁有了。我要結束生命，從此長眠，埋骨雪山。
我認真地開始尋找致死的機會。我想，第一要像失足落下懸崖，這樣就算因公犧牲，我就會被追認為烈士，對家裏人也就有個交代了。第二是不摔則已，要摔必死。因為如果不死，隻是斷了胳膊折了腿，還得勞煩戰友們下到穀底抬著我走。艱苦行程中，人人自身難保，再負重行軍，我就成了罪人。第三，必須摔得粉身碎骨，讓人從高處一看就知道根本找不到我的屍骨。放棄尋找，給大家方便。
這三條想好之後，我已抱定了必死的決心，隻剩下具體實施了。我原來以為死是比較容易的事情，其實真要尋死，也並不簡單。第一次，我看好了一個地方，就要放開攀岩的手的時候，突然發現底下的石頭不夠尖銳，摔而不死就糟糕了。第二次選中的地方，又覺得那裏的積雪太厚了，也難以一摔致命。第三次，怪石嶙峋積雪菲薄，摔下去必死無疑，但因為是在隊列中行進，我後麵的那個人亦步亦趨跟得太緊，如果我一失手墜落，背上凸起的背包在墜下的過程中掛上他，他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很可能被我牽連著一同摔下去……
我不能傷了戰友的生命。機會稍縱即逝，我眼睜睜地看著那塊最佳的自殺之地離我遠去。天不可阻擋地黑下去了，天黑之後，自殺就變得更為困難。主要是看不清地形，如果摔不死，就會被活活凍死，那太可怕了。我不怕死，可我害怕慢慢地煎熬。
尋死不得，就隻有像架機器似的向前向前……隊伍中是不能容忍停滯不前的。完全沒有了思想，沒有了方向，隻有挺進。周圍是一片黑暗，我從來沒有見過那樣黏膩厚重的黑暗，頭腦中也是一片黑暗，如同最深的海底，渺無希望。
大約到了淩晨3點的時候，我們終於抵達了班卡哨所。我們不停頓地行走了24個小時，氣溫是零下38攝氏度。
那天晚上（正確地講應該說是黎明），我以為自己會蒙頭大睡，不想腦筋卻冰雪一樣清冷。我想，人在最艱苦的時候，常常會產生絕望，以為自己就此倒下，一了百了。但隻要不懈地堅持，其實也沒有什麽了不起的，曙光會重新出現。
1980年我轉業回北京。受理戶口的民警登記時問我：“你一入伍就分到西藏阿裏軍分區，一直到轉業，都是在這個單位工作嗎？”我說：“是。我當兵11年，隻在一個單位工作過，那就是西藏阿裏軍分區。”
過“五一”了，說有一輛大轎子車和一輛大解放車結伴上山，讓我們5月2日9點到大門口集合。當我們按照預定時間準備上車的時候，才發現探家回來的幹部戰士早就上了車，黑壓壓地把大轎子車的位子都坐滿了。那時候的軍人多半來自鄉下，沒有照顧女士的概念，況且他們原也不知道會有女兵上山，就滿車寂然一言不發地盯著我們看。我是班長，看看車子最後一排還能擠進兩個人，就歎了一口氣說，三個人上解放車大廂板，兩個人留在這輛車上。等明天咱們再內部調換一下，自己把苦樂勻勻吧。
從喀什上到獅泉河，那時要走六天。六天當中，沒有哪位男性軍人願意把他們的座位讓給這些年輕的女孩子，我們就自己互相幫助。道路極其顛簸，在一次最劇烈的晃動中，一個女兵的頭把大轎子車的天花板頂碎了一個洞。那個女兵姓孫，疼得抽噎起來，滿車的男軍人一陣哄笑，說：“你是孫猴子，有一個鐵打銅鑄的腦殼，把車都毀了。”
六天的路程，山高水遠。我坐在解放車的大廂板上，穿著大頭鞋，裹著皮大衣，蜷縮成一團。從車篷布的縫隙中看著阿卡子大阪和界山大阪上紛飛著的鵝毛大雪，聽著纏有防滑鏈的車輪在雪地和碎石上碾過的細碎聲響，覺得以前在北京溫暖家中讀書的日子，是一個夢。六天中，沒有任何阿裏的男性軍人給過我們以絲毫關照。當我們終於在第六天夕陽西下的時候，到達獅泉河鎮，迎接我們的阿裏軍分區衛生科的領導又表現得匪夷所思。他們圍著我們五個人轉了好幾圈，然後麵麵相覷、毫無表情地走了。
五個女兵站在荒涼的戈壁上，完全不得要領。我至今仍要感謝大腦缺氧和嚴重的高山反應帶來的木訥和遲鈍，讓我們在這段不知道有多久的時間內，沒有哭，沒有歎息，也沒有思索，一言不發。在這段思維空白的時間裏，我看著遠處的夕陽像一張金紅色的巨餅，無聲無息地緩緩降入峰巒之口，大地變得一片蒼茫。
等衛生科的領導再次出現的時候，就很熱情了，連連說著“歡迎你們”，接過了我們的背包和臉盆。
科長後來解釋他們的做法：曾經收到過南疆軍區的電文，說是給衛生科派去了五名衛生員，但並沒有說明是女子。在我們之前，阿裏軍分區從來沒有女兵，所以他們頭腦中也沒這根弦。接站時刻，突然發現來者是女孩子，遂大吃一驚、措手不及。他們原本是把我們分散安排在各個男兵宿舍，一見之下情知不妥，趕緊回去倒騰房子。
我們五個都是l969年的兵，2月入伍，在新兵連集訓了兩個月，學的都是齊步走投彈射擊什麽的，其餘的時間就是種菜送糞，並沒有經過任何醫學訓練。到了衛生科，馬上安排我們到病房工作，連最基本的肌肉神經在哪裏都不知道，就讓我們開始上班了。
那時病房有12張病床，經常住得滿滿的，還要加床。記得第一天打針，老衛生員告訴我，你在病人的半邊屁股上畫一個“十”字，然後在“十”字外四分之一處把針戳進去就行了。千萬不要打到靠內側啊，那樣傷了神經，會把人打癱的。
這番話他跟我說過好幾遍了，可我還是下不了手。老衛生員說：“這又不是紮你自己，有什麽可怕的，一狠心一咬牙就攮進去了。”
我說：“這跟學木匠可不一樣，人都是肉長的。”
老衛生員說：“人肉可比木板軟多了。”
不管他怎麽說，我還是沒法上陣。老衛生員一副“恨鐵不成鋼”的模樣，答應我先在棉被上練習一下。我表示可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自己身上練習，但肌肉注射這個事，隻能在別人身上練習，自己就不太好操作了。過了好幾天，當我在棉被上紮得基本熟練之後，才推著治療車進入病房。我的第一針是給一個叫“黃金”的戰士注射青黴素。老衛生員說得不錯，人的肌肉比木板好紮多了，比棉被也要容易進針。紮完之後，黃金一股勁地感謝我，說一點都不疼。我自己知道這是為什麽。因為用的勁過大，針頭全部飛快地刺進肌肉，所以幾乎不疼。缺點是這樣進針十分魯莽，如果針斷在皮肉中，取出來就很困難。算這位黃金戰友命大，既不感覺到疼，也沒有碰上斷針這樣的倒黴事，過了一關。
1970年底，要開始野營拉練了。我們都紛紛寫決心書，報名參加拉練，要求到火線上去鍛煉。繁忙的準備工作開始了，主要是給自己做一口鍋，以便獨立野炊的時候能吃得上飯。具體方法是先用銼刀把罐頭盒銼開，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保存罐頭盒蓋子的完整，在做飯的時候少跑一點氣。然後在罐頭盒蓋子（現在已經變成鍋蓋子了）上鑿個小洞，在罐頭盒鍋體上也穿個小洞，兩洞合一，用鐵絲擰緊，簡易小鍋大功告成。
出發的前一天，我們把拉練需要攜帶的物品——比如槍支彈藥、紅十字包、幹糧袋、帳篷雨衣、被褥行李等，都背在身上，跳上磅秤一量，將近200斤。那時我們的基本體重（穿上棉襖棉褲絨衣絨褲大頭鞋，帶上皮帽子）大約是120斤，也就是說，負重在70斤以上。
出發了。
餐風宿露，跋山涉水。l971年1月，數九寒天，阿裏高原最寒冷的日子。日日急行軍，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從葛爾昆沙到班卡的一段路。設定的行軍路線圖要翻越無人區，路上完全沒有水，所以要每人背上一塊冰。也沒有柴草，要背上牛糞。當天趕不到班卡就沒有地方宿營，必須要走120華裏山路。大約是淩晨3點鍾，隊伍起程了。
120裏路，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山之巔，就是巨大的挑戰了。上午還好，雖然氣喘籲籲，總算不掉隊地走了下來。中午吃飯的時間到了，要求各自起火。我們先是把背上的冰取下來，砸成小塊，放到罐頭盒的小鍋裏，然後再找到幾塊小石頭，把罐頭盒墊起來，算作灶台。再把牛糞幹塞到石頭的縫隙裏，點火開始做飯。等到水開了，把幹糧袋裏的生米下鍋，米熟了，就可以開飯了。
這個過程說起來簡單，其實不易。單是在大風中劃著火柴，就要費半天的工夫。火柴梗丟了一地，還是無法引燃，我向戰友借打火機。他說：“這裏海拔太高了，打火機也很難打著，我的打火機有個外號，叫做‘半個世紀’。”
他以為我一定會好奇地問打火機為什麽要叫“半個世紀”，可我又累又餓，根本沒心情說話。他隻好自己說下去：“因為要連續打五十幾下，才能冒出火苗。”我好不容易把牛糞火點燃，瞬即又被大風吹熄，隻得重點。幾番折騰之後，冰融化成了點點滴滴的水，發出噝噝啦啦的響動。我趕快抓起一把生米下鍋，罐頭盒內又無聲無息了。千呼萬喚好不容易才把米泡開，我嚐了一下基本上可以吃了，卻不料一不小心，支撐罐頭盒的石頭晃了一下，整個盒子倒扣下來，湮滅了牛糞火，所有的米粒也都灑在外頭，白花花一地，馬上凍結在石頭上，沒法吃了。
欲哭無淚。因為各自起火做飯，罐頭盒就那麽一點大，別人的飯食也很有限，我不能求助。正在想著是不是重新煮米，出發的號聲響了。
一座險峻的高山橫在路上。到了傍晚的時候，隻爬到半山，饑寒交迫，我隻覺得自己再也堅持不下來了。心跳得好像要從嗓子裏噴出來，喉頭鹹腥，一張嘴仿佛會血濺大地。背上交叉的皮帶，一條屬於手槍，一條屬於紅十字包，如同兩條絞索，深深地嵌進了肩骨。兩腿沉重如鉛，眼珠被耀眼冰雪刺得發盲，不停地流淚……我問自己，人這樣活著還有什麽意義？我身上的所有感官，感受到的都是痛苦與折磨，這樣的生命，我再也不想擁有了。我要結束生命，從此長眠，埋骨雪山。
我認真地開始尋找致死的機會。我想，第一要像失足落下懸崖，這樣就算因公犧牲，我就會被追認為烈士，對家裏人也就有個交代了。第二是不摔則已，要摔必死。因為如果不死，隻是斷了胳膊折了腿，還得勞煩戰友們下到穀底抬著我走。艱苦行程中，人人自身難保，再負重行軍，我就成了罪人。第三，必須摔得粉身碎骨，讓人從高處一看就知道根本找不到我的屍骨。放棄尋找，給大家方便。
這三條想好之後，我已抱定了必死的決心，隻剩下具體實施了。我原來以為死是比較容易的事情，其實真要尋死，也並不簡單。第一次，我看好了一個地方，就要放開攀岩的手的時候，突然發現底下的石頭不夠尖銳，摔而不死就糟糕了。第二次選中的地方，又覺得那裏的積雪太厚了，也難以一摔致命。第三次，怪石嶙峋積雪菲薄，摔下去必死無疑，但因為是在隊列中行進，我後麵的那個人亦步亦趨跟得太緊，如果我一失手墜落，背上凸起的背包在墜下的過程中掛上他，他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很可能被我牽連著一同摔下去……
我不能傷了戰友的生命。機會稍縱即逝，我眼睜睜地看著那塊最佳的自殺之地離我遠去。天不可阻擋地黑下去了，天黑之後，自殺就變得更為困難。主要是看不清地形，如果摔不死，就會被活活凍死，那太可怕了。我不怕死，可我害怕慢慢地煎熬。
尋死不得，就隻有像架機器似的向前向前……隊伍中是不能容忍停滯不前的。完全沒有了思想，沒有了方向，隻有挺進。周圍是一片黑暗，我從來沒有見過那樣黏膩厚重的黑暗，頭腦中也是一片黑暗，如同最深的海底，渺無希望。
大約到了淩晨3點的時候，我們終於抵達了班卡哨所。我們不停頓地行走了24個小時，氣溫是零下38攝氏度。
那天晚上（正確地講應該說是黎明），我以為自己會蒙頭大睡，不想腦筋卻冰雪一樣清冷。我想，人在最艱苦的時候，常常會產生絕望，以為自己就此倒下，一了百了。但隻要不懈地堅持，其實也沒有什麽了不起的，曙光會重新出現。
1980年我轉業回北京。受理戶口的民警登記時問我：“你一入伍就分到西藏阿裏軍分區，一直到轉業，都是在這個單位工作嗎？”我說：“是。我當兵11年，隻在一個單位工作過，那就是西藏阿裏軍分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