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編定《熱風》時，還有紳士們所謂“存心忠厚”之意，很刪削了好幾篇。但有一篇，卻原想編進去的，因為失掉了稿子，便隻好從缺。現在居然尋出來了；待《熱風》再版時，添上這篇，登一個廣告，使迷信我的文字的讀者們再買一本，於我倒不無裨益。但是，算了罷，這實在不很有趣。
不如再登一次，將來收入雜感第三集，也就算作補遺罷。
這是關於章士釗先生的——
“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章行嚴先生在上海批評他之所謂“新文化”說，“二桃殺三士”怎樣好，“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便怎樣壞，而歸結到新文化之“是亦不可以已乎？”（2）是亦大可以已者也！“二桃殺三士”並非僻典，舊文化書中常見的。但既然是“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我們便看看《晏子春秋》（3）罷。
《晏子春秋》現有上海石印本，容易入手的了，這古典就在該石印本的卷二之內。大意是“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於是晏老先生以為無禮，和景公說，要除去他們了。那方法是請景公使人送他們兩個桃子，說道，“你三位就照著功勞吃桃罷。”嗬，這可就鬧起來了：
“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眾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而再搏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
“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
“古冶子曰，‘吾嚐從君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
當是時也，冶少不能遊，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裏，得黿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若冶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
鈔書太討厭。總而言之，後來那二士自愧功不如古冶子，自殺了；古冶子不願獨生，也自殺了：於是乎就成了“二桃殺三士”。
我們雖然不知道這三士於舊文化有無心得，但既然書上說是“以勇力聞”，便不能說他們是“讀書人”。倘使《梁父吟》（4）說是“二桃殺三勇士”，自然更可了然，可惜那是五言詩，不能增字，所以不得不作“二桃殺三士”，於是也就害了章行嚴先生解作“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
舊文化也實在太難解，古典也誠然太難記，而那兩個舊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時使三個讀書人因此送命，到現在還使一個讀書人因此出醜，“是亦不可以已乎”！
去年，因為“每下愈況”（5）問題，我曾經很受了些自以為公平的青年的教訓，說是因為他革去了我的“簽事”，我便那麽奚落他。現在我在此隻得特別聲明：這還是一九二三年九月所作，登在《晨報副刊》上的。那時的《晨報副刊》，編輯尚不是陪過泰戈爾先生的“詩哲”，也還未負有逼死別人，掐死自己的使命，所以間或也登一點我似的俗人的文章；（6）而我那時和這位後來稱為“孤桐先生”的，也毫無“睚眥之怨”（7）。
那“動機”（8），大概不過是想給白話的流行幫點忙。
在這樣“禍從口出”之秋，給自己也辯護得周到一點罷。
或者將曰，且夫這次來補遺，卻有“打落水狗”之嫌，“動機”就很“不純潔”了。然而我以為也並不。自然，和不多時以前，士釗秘長運籌帷幄，假公濟私，謀殺學生，通緝異己之際，“正人君子”時而相幫譏笑著被緝諸人的逃亡，時而“孤桐先生”“孤桐先生”叫得熱剌剌地的時候一比較，目下誠不免有落寞之感。但據我看來，他其實並未落水，不過“安住”在租界裏而已（9）：北京依舊是他所豢養過的東西在張牙舞爪，他所勾結著的報館在顛倒是非，他所栽培成的女校在興風作浪：依然是他的世界。
在“桃子”上給一下小打擊，豈遂可與“打落水狗”同日而語哉？！
但不知怎的，這位“孤桐先生”竟在《甲寅》上辯起來了，以為這不過是小事。這是真的，不過是小事。
（10）弄錯一點，又何傷乎？即使不知道晏子，不知道齊國，於中國也無損。農民誰懂得《梁父吟》呢，農業也仍然可以救國的（11）。但我以為攻擊白話的豪舉，可也大可以不必了；將白話來代文言，即使有點不妥，反正也不過是小事情。
我雖然未曾在“孤桐先生”門下鑽，沒有看見滿桌滿床滿地的什麽德文書的榮幸，但偶然見到他所發表的“文言”，知道他於法律的不可恃，道德習慣的並非一成不變，文字語言的必有變遷，其實倒是懂得的。懂得而照直說出來的，便成為改革者；懂得而不說，反要利用以欺瞞別人的，便成為“孤桐先生”及其“之流”。他的保護文言，內骨子也不過是這樣。
如果我的檢驗是確的，那麽，“孤桐先生”大概也就染了《閑話》所謂“有些誌士”的通病，為“老婆子女”所累了，此後似乎應該另買幾本德文書，來講究“節育”。
五月二十四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一期。
（2）章士釗（行嚴）關於“二桃殺三士”的一段話，見他在一九二三年八月發表於上海《新聞報》的《評新文化運動》一文：“夫語以耳辨。徒資口談。文以目辨。更貴成誦。則其取音之繁簡連截。有其自然。不可強混。如園有桃。筆之於書。詞義俱完。今曰此於語未合也。必曰園裏有桃子樹。二桃殺三士。譜之於詩。節奏甚美。今曰此於白話無當也。必曰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是亦不可以已乎。”
（3）《晏子春秋》撰人不詳。內容是記載春秋時齊國大夫晏嬰（平仲）的言行。這裏所引的一段，見該書卷二《諫》下。
（4）《梁父吟》亦作《梁甫吟》，樂府楚調曲名。此篇係樂府古辭（舊題諸葛亮作，不確），魯迅上文所引“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為詩中的最末兩句。“相國”一作“國相”。
（5）“每下愈況”語見《莊子·知北遊》。參看本卷第114頁注（5）。
（6）《“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一文，發表於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四日的《晨報副刊》（署名雪之），其時編輯為孫伏園；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起才由徐誌摩（即文中說的“詩哲”）編輯。關於“逼死別人，掐死自己”的話，參看本卷第236頁注（16）。
（7）“睚眥之怨”意即小小的仇恨。語見《史記·範睢傳》：
“一飯之德必償，睚眥之怨必報。”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七十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發表《楊德群女士事件》一文，以答複女師大學生雷榆等五人為三一八慘案烈士楊德群辯誣的信，其中暗指魯迅說：“因為那‘楊女士不大願意去’一句話，有些人在許多文章裏就說我的罪狀比執政府衛隊還大！比軍閥還凶！……不錯，我曾經有一次在生氣的時候揭穿過有些人的真麵目，可是，難道四五十個死者的冤可以不雪，睚眥之仇卻不可不報嗎？”
（8）“動機”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閑話》中說：“一件藝術品的產生，除了純粹的創作衝動，是不是常常還夾雜著別種動機？是不是應當夾雜著別種不純潔的動機？……年輕的人，他們觀看文藝美術是用十二分虔敬的眼光的，一定不願意承認創造者的動機是不純粹的吧。可是，看一看古今中外的各種文藝美術品，我們不能不說它們的產生的動機都是混雜的。”
（9）一九二六年春夏之交，馮玉祥國民軍在直奉軍閥的聯合進攻下，準備放棄北京。段祺瑞趁機陰謀與奉係軍閥裏應外合，趕走馮軍。四月十日淩晨，駐守北京的國民軍包圍段宅和執政府，段聞訊後即逃往東交民巷。隨著段祺瑞的倒台，章士釗也逃到天津租界。
（10）章士釗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號（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上重新刊載他所作的《評新文化運動》一文，前麵加了一段按語，其中說：“北京報紙。屢以文中士與讀書人對舉。為不合情實。意謂二桃之士。乃言勇士。非讀書人。此等小節。寧關謀篇本旨。且不學曰學。其理彼乃蒙然。又可哂也。”
（11）農業也仍然可以救國的這是針對章士釗所謂農業救國論而說的。章曾一再鼓吹什麽“農村立國”，如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十六號（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發表的《農國辨》一文中說：“凡所剿襲於工國浮濫不切之諸法。不論有形無形。姑且放棄。返求諸農。
先安國本。而後於以拙勝巧之中。徐圖捍禦外侮之道。庶乎其可。”
不如再登一次，將來收入雜感第三集，也就算作補遺罷。
這是關於章士釗先生的——
“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章行嚴先生在上海批評他之所謂“新文化”說，“二桃殺三士”怎樣好，“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便怎樣壞，而歸結到新文化之“是亦不可以已乎？”（2）是亦大可以已者也！“二桃殺三士”並非僻典，舊文化書中常見的。但既然是“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我們便看看《晏子春秋》（3）罷。
《晏子春秋》現有上海石印本，容易入手的了，這古典就在該石印本的卷二之內。大意是“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於是晏老先生以為無禮，和景公說，要除去他們了。那方法是請景公使人送他們兩個桃子，說道，“你三位就照著功勞吃桃罷。”嗬，這可就鬧起來了：
“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眾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而再搏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
“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
“古冶子曰，‘吾嚐從君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
當是時也，冶少不能遊，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裏，得黿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若冶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
鈔書太討厭。總而言之，後來那二士自愧功不如古冶子，自殺了；古冶子不願獨生，也自殺了：於是乎就成了“二桃殺三士”。
我們雖然不知道這三士於舊文化有無心得，但既然書上說是“以勇力聞”，便不能說他們是“讀書人”。倘使《梁父吟》（4）說是“二桃殺三勇士”，自然更可了然，可惜那是五言詩，不能增字，所以不得不作“二桃殺三士”，於是也就害了章行嚴先生解作“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
舊文化也實在太難解，古典也誠然太難記，而那兩個舊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時使三個讀書人因此送命，到現在還使一個讀書人因此出醜，“是亦不可以已乎”！
去年，因為“每下愈況”（5）問題，我曾經很受了些自以為公平的青年的教訓，說是因為他革去了我的“簽事”，我便那麽奚落他。現在我在此隻得特別聲明：這還是一九二三年九月所作，登在《晨報副刊》上的。那時的《晨報副刊》，編輯尚不是陪過泰戈爾先生的“詩哲”，也還未負有逼死別人，掐死自己的使命，所以間或也登一點我似的俗人的文章；（6）而我那時和這位後來稱為“孤桐先生”的，也毫無“睚眥之怨”（7）。
那“動機”（8），大概不過是想給白話的流行幫點忙。
在這樣“禍從口出”之秋，給自己也辯護得周到一點罷。
或者將曰，且夫這次來補遺，卻有“打落水狗”之嫌，“動機”就很“不純潔”了。然而我以為也並不。自然，和不多時以前，士釗秘長運籌帷幄，假公濟私，謀殺學生，通緝異己之際，“正人君子”時而相幫譏笑著被緝諸人的逃亡，時而“孤桐先生”“孤桐先生”叫得熱剌剌地的時候一比較，目下誠不免有落寞之感。但據我看來，他其實並未落水，不過“安住”在租界裏而已（9）：北京依舊是他所豢養過的東西在張牙舞爪，他所勾結著的報館在顛倒是非，他所栽培成的女校在興風作浪：依然是他的世界。
在“桃子”上給一下小打擊，豈遂可與“打落水狗”同日而語哉？！
但不知怎的，這位“孤桐先生”竟在《甲寅》上辯起來了，以為這不過是小事。這是真的，不過是小事。
（10）弄錯一點，又何傷乎？即使不知道晏子，不知道齊國，於中國也無損。農民誰懂得《梁父吟》呢，農業也仍然可以救國的（11）。但我以為攻擊白話的豪舉，可也大可以不必了；將白話來代文言，即使有點不妥，反正也不過是小事情。
我雖然未曾在“孤桐先生”門下鑽，沒有看見滿桌滿床滿地的什麽德文書的榮幸，但偶然見到他所發表的“文言”，知道他於法律的不可恃，道德習慣的並非一成不變，文字語言的必有變遷，其實倒是懂得的。懂得而照直說出來的，便成為改革者；懂得而不說，反要利用以欺瞞別人的，便成為“孤桐先生”及其“之流”。他的保護文言，內骨子也不過是這樣。
如果我的檢驗是確的，那麽，“孤桐先生”大概也就染了《閑話》所謂“有些誌士”的通病，為“老婆子女”所累了，此後似乎應該另買幾本德文書，來講究“節育”。
五月二十四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一期。
（2）章士釗（行嚴）關於“二桃殺三士”的一段話，見他在一九二三年八月發表於上海《新聞報》的《評新文化運動》一文：“夫語以耳辨。徒資口談。文以目辨。更貴成誦。則其取音之繁簡連截。有其自然。不可強混。如園有桃。筆之於書。詞義俱完。今曰此於語未合也。必曰園裏有桃子樹。二桃殺三士。譜之於詩。節奏甚美。今曰此於白話無當也。必曰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是亦不可以已乎。”
（3）《晏子春秋》撰人不詳。內容是記載春秋時齊國大夫晏嬰（平仲）的言行。這裏所引的一段，見該書卷二《諫》下。
（4）《梁父吟》亦作《梁甫吟》，樂府楚調曲名。此篇係樂府古辭（舊題諸葛亮作，不確），魯迅上文所引“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為詩中的最末兩句。“相國”一作“國相”。
（5）“每下愈況”語見《莊子·知北遊》。參看本卷第114頁注（5）。
（6）《“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一文，發表於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四日的《晨報副刊》（署名雪之），其時編輯為孫伏園；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起才由徐誌摩（即文中說的“詩哲”）編輯。關於“逼死別人，掐死自己”的話，參看本卷第236頁注（16）。
（7）“睚眥之怨”意即小小的仇恨。語見《史記·範睢傳》：
“一飯之德必償，睚眥之怨必報。”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七十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發表《楊德群女士事件》一文，以答複女師大學生雷榆等五人為三一八慘案烈士楊德群辯誣的信，其中暗指魯迅說：“因為那‘楊女士不大願意去’一句話，有些人在許多文章裏就說我的罪狀比執政府衛隊還大！比軍閥還凶！……不錯，我曾經有一次在生氣的時候揭穿過有些人的真麵目，可是，難道四五十個死者的冤可以不雪，睚眥之仇卻不可不報嗎？”
（8）“動機”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閑話》中說：“一件藝術品的產生，除了純粹的創作衝動，是不是常常還夾雜著別種動機？是不是應當夾雜著別種不純潔的動機？……年輕的人，他們觀看文藝美術是用十二分虔敬的眼光的，一定不願意承認創造者的動機是不純粹的吧。可是，看一看古今中外的各種文藝美術品，我們不能不說它們的產生的動機都是混雜的。”
（9）一九二六年春夏之交，馮玉祥國民軍在直奉軍閥的聯合進攻下，準備放棄北京。段祺瑞趁機陰謀與奉係軍閥裏應外合，趕走馮軍。四月十日淩晨，駐守北京的國民軍包圍段宅和執政府，段聞訊後即逃往東交民巷。隨著段祺瑞的倒台，章士釗也逃到天津租界。
（10）章士釗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號（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上重新刊載他所作的《評新文化運動》一文，前麵加了一段按語，其中說：“北京報紙。屢以文中士與讀書人對舉。為不合情實。意謂二桃之士。乃言勇士。非讀書人。此等小節。寧關謀篇本旨。且不學曰學。其理彼乃蒙然。又可哂也。”
（11）農業也仍然可以救國的這是針對章士釗所謂農業救國論而說的。章曾一再鼓吹什麽“農村立國”，如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十六號（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發表的《農國辨》一文中說：“凡所剿襲於工國浮濫不切之諸法。不論有形無形。姑且放棄。返求諸農。
先安國本。而後於以拙勝巧之中。徐圖捍禦外侮之道。庶乎其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