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兩三年前，偶然在光緒五年（1879）印的《申報館書目續集》上看見《何典》（2）題要，這樣說：
“《何典》十回。是書為過路人編定，纏夾二先生評，而太平客人為之序。書中引用諸人，有曰活鬼者，有曰窮鬼者，有曰活死人者，有曰臭花娘者，有曰畔房小姐者：閱之已堪噴飯。況閱其所記，無一非三家村俗語；無中生有，忙裏偷閑。其言，則鬼話也；其人，則鬼名也；其事，則開鬼心，扮鬼臉，釣鬼火，做鬼戲，搭鬼棚也。語曰，‘出於何典’？而今而後，有人以俗語為文者，曰‘出於《何典》’而已矣。”
疑其頗別致，於是留心訪求，但不得；常維鈞（3）多識舊書肆中人，因托他搜尋，仍不得。今年半農（4）告我已在廠甸（5）廟市中無意得之，且將校點付印；聽了甚喜。此後半農便將校樣陸續寄來，並且說希望我做一篇短序，他知道我是至多也隻能做短序的。然而我還很躊躕，我總覺得沒有這種本領。我以為許多事是做的人必須有這一門特長的，這才做得好。臂如，標點隻能讓汪原放（6），做序隻能推胡適之，出版隻能由亞東圖書館；劉半農，李小峰（7），我，皆非其選也。然而我卻決定要寫幾句。為什麽呢？隻因為我終於決定要寫幾句了。
還未開手，而躬逢戰爭，在炮聲和流言當中，很不寧帖，沒有執筆的心思。夾著是得知又有文士之徒在什麽報上罵半農了，說《何典》廣告（8）怎樣不高尚，不料大學教授而竟墮落至於斯。這頗使我淒然，因為由此記起了別的事，而且也以為“不料大學教授而竟墮落至於斯”。從此一見《何典》，便感到苦痛，再也說不出一句話。
是的，大學教授要墮落下去。無論高的或矮的，白的或黑的，或灰的。不過有些是別人謂之墮落，而我謂之困苦。我所謂困苦之一端，便是失了身分。我曾經做過《論“他媽的！”》早有青年道德家烏煙瘴氣地浩歎過了，還講身分麽？但是也還有些講身分。我雖然“深惡而痛絕之”於那些戴著麵具的紳士，卻究竟不是“學匪”世家；見了所謂“正人君子”固然決定搖頭，但和歪人奴子相處恐怕也未必融洽。用了無差別的眼光看，大學教授做一個滑稽的，或者甚而至於誇張的廣告何足為奇？就是做一個滿嘴“他媽的”的廣告也何足為奇？然而呀，這裏用得著然而了，我是究竟生在十九世紀的，又做過幾年官，和所謂“孤桐先生”同部，官——上等人——
氣驟不易退，所以有時也覺得教授最相宜的也還是上講台。又要然而了，然而必須有夠活的薪水，兼差倒可以。這主張在教育界大概現在已經有一致讚成之望，去年在什麽公理會上一致攻擊兼差的公理維持家，今年也頗有一聲不響地去兼差的了，不過“大報”上決不會登出來，自己自然更未必做廣告。
半農到德法研究了音韻好幾年，我雖然不懂他所做的法文書，隻知道裏麵很夾些中國字和高高低低的曲線，但總而言之，書籍具在，勢必有人懂得。所以他的正業，我以為也還是將這些曲線教給學生們。可是北京大學快要關門大吉了（9）；他兼差又沒有。那麽，即使我是怎樣的十足上等人，也不能反對他印賣書。既要印賣，自然想多銷，既想多銷，自然要做廣告，既做廣告，自然要說好。難道有自己印了書，卻發廣告說這書很無聊，請列位不必看的麽？說我的雜感無一讀之價值的廣告，那是西瀅（即陳源）做的。——順便在此給自己登一個廣告罷：陳源何以給我登這樣的反廣告的呢，隻要一看我的《華蓋集》就明白。主顧諸公，看呀！快看呀！每本大洋六角，北新書局發行。
想起來已經有二十多年了，以革命為事的陶煥卿，窮得不堪，在上海自稱會稽先生，教人催眠術以糊口。有一天他問我，可有什麽藥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我明知道他怕施術不驗，求助於藥物了。其實呢，在大眾中試驗催眠，本來是不容易成功的。我又不知道他所尋求的妙藥，愛莫能助。兩三月後，報章上就有投書（也許是廣告）出現，說會稽先生不懂催眠術，以此欺人。清政府卻比這幹鳥人靈敏得多，所以通緝他的時候，有一聯對句道：“著《中國權力史》，學日本催眠術。”
《何典》快要出版了，短序也已經迫近交卷的時候。夜雨瀟瀟地下著，提起筆，忽而又想到用麻繩做腰帶的困苦的陶煥卿，還夾雜些和《何典》不相幹的思想。但序文已經迫近了交卷的時候，隻得寫出來，而且還要印上去。我並非將半農比附“亂黨”，——現在的中華民國雖由革命造成，但許多中華民國國民，都仍以那時的革命者為亂黨，是明明白白的，——不過說，在此時，使我回憶從前，念及幾個朋友，並感到自己的依然無力而已。
但短序總算已經寫成，雖然不像東西，卻究竟結束了一件事。我還將此時的別的心情寫下，並且發表出去，也作為《何典》的廣告。
五月二十五日之夜，碰著東壁下，書。
“《何典》十回。是書為過路人編定，纏夾二先生評，而太平客人為之序。書中引用諸人，有曰活鬼者，有曰窮鬼者，有曰活死人者，有曰臭花娘者，有曰畔房小姐者：閱之已堪噴飯。況閱其所記，無一非三家村俗語；無中生有，忙裏偷閑。其言，則鬼話也；其人，則鬼名也；其事，則開鬼心，扮鬼臉，釣鬼火，做鬼戲，搭鬼棚也。語曰，‘出於何典’？而今而後，有人以俗語為文者，曰‘出於《何典》’而已矣。”
疑其頗別致，於是留心訪求，但不得；常維鈞（3）多識舊書肆中人，因托他搜尋，仍不得。今年半農（4）告我已在廠甸（5）廟市中無意得之，且將校點付印；聽了甚喜。此後半農便將校樣陸續寄來，並且說希望我做一篇短序，他知道我是至多也隻能做短序的。然而我還很躊躕，我總覺得沒有這種本領。我以為許多事是做的人必須有這一門特長的，這才做得好。臂如，標點隻能讓汪原放（6），做序隻能推胡適之，出版隻能由亞東圖書館；劉半農，李小峰（7），我，皆非其選也。然而我卻決定要寫幾句。為什麽呢？隻因為我終於決定要寫幾句了。
還未開手，而躬逢戰爭，在炮聲和流言當中，很不寧帖，沒有執筆的心思。夾著是得知又有文士之徒在什麽報上罵半農了，說《何典》廣告（8）怎樣不高尚，不料大學教授而竟墮落至於斯。這頗使我淒然，因為由此記起了別的事，而且也以為“不料大學教授而竟墮落至於斯”。從此一見《何典》，便感到苦痛，再也說不出一句話。
是的，大學教授要墮落下去。無論高的或矮的，白的或黑的，或灰的。不過有些是別人謂之墮落，而我謂之困苦。我所謂困苦之一端，便是失了身分。我曾經做過《論“他媽的！”》早有青年道德家烏煙瘴氣地浩歎過了，還講身分麽？但是也還有些講身分。我雖然“深惡而痛絕之”於那些戴著麵具的紳士，卻究竟不是“學匪”世家；見了所謂“正人君子”固然決定搖頭，但和歪人奴子相處恐怕也未必融洽。用了無差別的眼光看，大學教授做一個滑稽的，或者甚而至於誇張的廣告何足為奇？就是做一個滿嘴“他媽的”的廣告也何足為奇？然而呀，這裏用得著然而了，我是究竟生在十九世紀的，又做過幾年官，和所謂“孤桐先生”同部，官——上等人——
氣驟不易退，所以有時也覺得教授最相宜的也還是上講台。又要然而了，然而必須有夠活的薪水，兼差倒可以。這主張在教育界大概現在已經有一致讚成之望，去年在什麽公理會上一致攻擊兼差的公理維持家，今年也頗有一聲不響地去兼差的了，不過“大報”上決不會登出來，自己自然更未必做廣告。
半農到德法研究了音韻好幾年，我雖然不懂他所做的法文書，隻知道裏麵很夾些中國字和高高低低的曲線，但總而言之，書籍具在，勢必有人懂得。所以他的正業，我以為也還是將這些曲線教給學生們。可是北京大學快要關門大吉了（9）；他兼差又沒有。那麽，即使我是怎樣的十足上等人，也不能反對他印賣書。既要印賣，自然想多銷，既想多銷，自然要做廣告，既做廣告，自然要說好。難道有自己印了書，卻發廣告說這書很無聊，請列位不必看的麽？說我的雜感無一讀之價值的廣告，那是西瀅（即陳源）做的。——順便在此給自己登一個廣告罷：陳源何以給我登這樣的反廣告的呢，隻要一看我的《華蓋集》就明白。主顧諸公，看呀！快看呀！每本大洋六角，北新書局發行。
想起來已經有二十多年了，以革命為事的陶煥卿，窮得不堪，在上海自稱會稽先生，教人催眠術以糊口。有一天他問我，可有什麽藥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我明知道他怕施術不驗，求助於藥物了。其實呢，在大眾中試驗催眠，本來是不容易成功的。我又不知道他所尋求的妙藥，愛莫能助。兩三月後，報章上就有投書（也許是廣告）出現，說會稽先生不懂催眠術，以此欺人。清政府卻比這幹鳥人靈敏得多，所以通緝他的時候，有一聯對句道：“著《中國權力史》，學日本催眠術。”
《何典》快要出版了，短序也已經迫近交卷的時候。夜雨瀟瀟地下著，提起筆，忽而又想到用麻繩做腰帶的困苦的陶煥卿，還夾雜些和《何典》不相幹的思想。但序文已經迫近了交卷的時候，隻得寫出來，而且還要印上去。我並非將半農比附“亂黨”，——現在的中華民國雖由革命造成，但許多中華民國國民，都仍以那時的革命者為亂黨，是明明白白的，——不過說，在此時，使我回憶從前，念及幾個朋友，並感到自己的依然無力而已。
但短序總算已經寫成，雖然不像東西，卻究竟結束了一件事。我還將此時的別的心情寫下，並且發表出去，也作為《何典》的廣告。
五月二十五日之夜，碰著東壁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