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到四月十八日的《華北日報》（2），副刊上有鶴西先生的半篇《關於紅笑》的文章（3）。《關於紅笑》，我是有些注意的，因為自己曾經譯過幾頁，那豫告，就登在初版的《域外小說集》（4）上，但後來沒有譯完，所以也沒有出版。不過也許是有些舊相識之故罷，至今有誰講到這本書，大抵總還喜歡看一看。可是看完這《關於紅笑》，卻令我大覺稀奇了，也不能不說幾句話。為要頭緒分明，先將原文轉載些在下麵——“昨天到蹇君家去，看見第二十卷第一號的《小說月報》，上邊有梅川君譯的《紅笑》，這部書，因為我和駿祥也譯過，所以禁不住要翻開看看，並且還想來說幾句關於《紅笑》的話。
“自然，我不是要說梅川君不該譯《紅笑》，沒有這樣的理由也沒有這樣的權力。不過我對於梅川君的譯文有一點懷疑的地方，固然一個人原不該隨便地懷疑別個，但世上偏就是這點奇怪，盡有是讓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不過也許我底過慮是錯的，而且在梅川君看來也是意想不到的事，那麽，這錯處就在我，而這篇文字也就隻算辯明我自己沒有抄襲別人。現在我先講講事實的經過。
“《紅笑》，是我和駿祥，在去年暑假中一個多星期內趕完的，……趕完之後就給北新寄去。過了許久才接到小峰君十一月七日的信，說是因係兩人所譯，前後文不連貫，托石民君校閱，又說稿費在月底準可寄來。以後我一連寫了幾封信去催問，均未得到回信，……所以年假中就將底稿尋出，又改譯了一遍。文氣是重新順了一遍（特別是後半部），錯誤及不妥的地方一共改了幾十處，交岐山書局印行。稿子才交出不久，卻接到小峰二月十九日的信，錢是寄來了，雖然被抹去一點零頭，因為稿子並未退回，所以支票我也暫時存著，沒有退去，以後小峰君又來信說，原書，譯稿都可退還，叫我將支票交給袁家驊先生。我回信說已照辦，並請將稿子退了回來。但如今，書和稿子，始終還沒有見麵！
“這初次的譯稿，我不敢一定說梅川君曾經見過，雖然我想梅川君有見到的可能。自然梅川君不一定會用我們底譯文作藍本來翻譯，但是第一部的譯文，句法神情都很相似的這一點，不免使我有一點懷疑。因為原來我們底初譯是第一部比第二部流暢得多，同時梅川君的譯文也是第一部比第二部好些，而彼此神似的又就是這九個斷片。在未有更確切的證明時，我也不願將抄襲這樣的字眼，加於別人底頭上，但我很希望對這點，梅川君能高興給一個答複。假如一切真是我想錯了呢，前邊已經說過，這些話就作為我們就要出版的單行本並非抄襲的證明。”
文詞雖然極婉委曲折之致，但主旨卻很簡單的，就是：我們的將出版的譯本和你的已出版的譯本，很相類似，而我曾將譯稿寄給北新書局過，你有見到的可能，所以我疑心是你抄襲我們的，假如不然，那麽“這些話就作為我們就要出版的單行本並非抄襲的證明”。
其實是，照原文的論法，則假如不然之後，就要成為“我們抄襲”你的了的，然而竟這麽一來，化為神妙的“證明”了。但我並不想研究這些，僅要聲明幾句話，對於兩方麵——北新書局，尤其是小說月報社（5）——聲明幾句話，因為這篇譯稿，是由我送到小說月報社去的。
梅川（6）君這部譯稿，也是去年暑假時候交給我的，要我介紹出售，但我很怕做中人，就壓下了。這樣壓著的稿件，現在還不少。直到十月，小說月報社擬出增刊，要我寄稿，我才記得起來，據日本二葉亭四迷（7）的譯本改了二三十處，和我譯的《豎琴》（8）一並送去了。另外有一部《紅笑》在北新書局吃苦，我是一點都不知道的。至於梅川，他在離上海七八百裏的鄉下，那當然更不知道。
那麽，他可有鶴西先生的譯稿一到北新，便立刻去看的“可能”呢？我想，是不“能”的，因為他和北新中人一個不認識，倘跑進北新編輯部去翻稿件，那罪狀是不止“抄襲”而已的。我卻是“可能”的，不過我從去年春天以後，一趟也沒有去過編輯部，這要請北新諸公諒察。
那麽，為什麽兩本的好處有些相像呢？我雖然沒有見過那一譯本，也不知所據的是誰的英譯，但想來，大約所據的是同一英譯，而第二部也比第一部容易譯，彼此三位的英文程度又相仿佛，所以去年是相像的，而鶴西先生們的譯本至今未出，英文程度也大有進步了，改了一回，於是好處就多起來了。
因為鶴西先生的譯本至今未出，所以也無從知道類似之度，究竟如何。倘僅有彼此神似之處，我以為那是因為同一原書的譯本，並不足異的，正不必如此神經過敏，隻因“疑心”，而竟想入非非，根據“世上偏就是這點奇怪，盡有是讓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的理由，而先發製人，誣別人為“抄襲”，而且還要被誣者“給一個答複”，這真是“世上偏就是這點奇怪”了。
但倘若很是相同呢？則隻要證明了梅川並無看見鶴西先生們的譯稿的“可能”以後，即不用“世上偏就是這點奇怪”的論法，嫌疑也總要在後出這一本了。
北平的日報，我不寄去，梅川是決不會看見的。我就先說幾句，俟印出時一並寄去。大約這也就夠了，阿彌陀佛。四月二十日。
寫了上麵這些話之後，又陸續看到《華北日報》副刊上《關於紅笑》的文章，其中舉了許多不通和誤譯之後，以這樣的一段作結：“此外或者還有些，但我想我們或許總要比梅川君錯得少點，而且也較為通順，好在是不是，我們底譯稿不久自可以證明。”那就是我先前的話都多說了。因為鶴西先生已在自己切實證明了他和梅川的兩本之不同。他的較好，而“抄襲”都成了“不通”和錯誤的較壞，豈非奇談？倘說是改掉的，那就是並非“抄襲”了。倘說鶴西譯本原也是這樣地“不通”和錯誤的，那不是許多刻薄話，都是“今日之我”在打“昨日之我”的嘴巴麽？總之，一篇《關於紅笑》的大文，隻證明了焦躁的自己廣告和參看先出譯本，加以修正，而反誣別人為“抄襲”的苦心。這種手段，是中國翻譯界的第一次。四月二十四日，補記。
這一篇還未在《語絲》登出，就收到小說月報社的一封信，裏麵是剪下的《華北日報》副刊，就是那一篇鶴西先生的《關於紅笑》。據說是北平寄來，給編輯先生的。我想，這大約就是作者所玩的把戲。倘使真的，蓋未免惡辣一點；同一著作有幾種譯本，又何必如此惶惶上訴。但一麵說別人不通，自己卻通，別人錯多，自己錯少。而一麵又要證明別人抄襲自己之作，則未免惡辣得可憐可笑。然而在我，乃又頗歎紹介譯作之難於今為甚也。為刷清和報答起見，我確信我也有將這篇送給《小說月報》編輯先生，要求再在本書上發表的義務和權利，於是乎亦寄之。
五月八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語絲》周刊第五卷第八期，後印入梅川所譯《紅的笑》一書，最後一節是印入該書時所加。
《紅笑》，即《紅的笑》，俄國安德烈夫的中篇小說。梅川的譯本於一九三○年七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2）《華北日報》國民黨在華北地區的機關報。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在北平創刊，一九三七年七月蘆溝橋事變後停刊。一九四五年八月複刊，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後查封。
（3）鶴西即程侃聲，湖北人，當時在《小說月報》上發表過一些詩作。他的《關於紅笑》一文連載於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五日、十七日、十九日《華北日報》副刊。
（4）《域外小說集》魯迅和周作人在日本用文言翻譯的外國短篇小說選集。一九○九年三月、七月先後出版兩冊，共收十六篇，由日本東京神田印刷所印行。
（5）《小說月報》一九一○年（清宣統二年）七月創刊於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最初由惲鐵樵主編，一九一八年起，改由王蘊章（西神）主編，成為禮拜六派主要刊物之一。一九二一年第十二卷第一期起，由沈雁冰主編，內容大加改革，一九二三年第十四卷第一期起改由鄭振鐸主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至第二十二卷第十二期停刊。
（6）梅川即王方仁，浙江鎮海人。魯迅在廈門大學、廣州中山大學任教時的學生，“朝花社”成員。
（7）二葉亭四迷（1864—1909）原名長穀川辰之助，日本作家、翻譯家。著有長篇小說《浮雲》、《麵影》等。翻譯過屠格涅夫、果戈理等俄國作家的作品。
（8）《豎琴》蘇聯作家理定（g.[.qjeju）的短篇小說。卵傅囊胛目賾諞瘓哦拍*一月《小說月報》第二十卷第一號。
“自然，我不是要說梅川君不該譯《紅笑》，沒有這樣的理由也沒有這樣的權力。不過我對於梅川君的譯文有一點懷疑的地方，固然一個人原不該隨便地懷疑別個，但世上偏就是這點奇怪，盡有是讓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不過也許我底過慮是錯的，而且在梅川君看來也是意想不到的事，那麽，這錯處就在我，而這篇文字也就隻算辯明我自己沒有抄襲別人。現在我先講講事實的經過。
“《紅笑》，是我和駿祥，在去年暑假中一個多星期內趕完的，……趕完之後就給北新寄去。過了許久才接到小峰君十一月七日的信，說是因係兩人所譯，前後文不連貫，托石民君校閱，又說稿費在月底準可寄來。以後我一連寫了幾封信去催問，均未得到回信，……所以年假中就將底稿尋出，又改譯了一遍。文氣是重新順了一遍（特別是後半部），錯誤及不妥的地方一共改了幾十處，交岐山書局印行。稿子才交出不久，卻接到小峰二月十九日的信，錢是寄來了，雖然被抹去一點零頭，因為稿子並未退回，所以支票我也暫時存著，沒有退去，以後小峰君又來信說，原書，譯稿都可退還，叫我將支票交給袁家驊先生。我回信說已照辦，並請將稿子退了回來。但如今，書和稿子，始終還沒有見麵！
“這初次的譯稿，我不敢一定說梅川君曾經見過，雖然我想梅川君有見到的可能。自然梅川君不一定會用我們底譯文作藍本來翻譯，但是第一部的譯文，句法神情都很相似的這一點，不免使我有一點懷疑。因為原來我們底初譯是第一部比第二部流暢得多，同時梅川君的譯文也是第一部比第二部好些，而彼此神似的又就是這九個斷片。在未有更確切的證明時，我也不願將抄襲這樣的字眼，加於別人底頭上，但我很希望對這點，梅川君能高興給一個答複。假如一切真是我想錯了呢，前邊已經說過，這些話就作為我們就要出版的單行本並非抄襲的證明。”
文詞雖然極婉委曲折之致，但主旨卻很簡單的，就是：我們的將出版的譯本和你的已出版的譯本，很相類似，而我曾將譯稿寄給北新書局過，你有見到的可能，所以我疑心是你抄襲我們的，假如不然，那麽“這些話就作為我們就要出版的單行本並非抄襲的證明”。
其實是，照原文的論法，則假如不然之後，就要成為“我們抄襲”你的了的，然而竟這麽一來，化為神妙的“證明”了。但我並不想研究這些，僅要聲明幾句話，對於兩方麵——北新書局，尤其是小說月報社（5）——聲明幾句話，因為這篇譯稿，是由我送到小說月報社去的。
梅川（6）君這部譯稿，也是去年暑假時候交給我的，要我介紹出售，但我很怕做中人，就壓下了。這樣壓著的稿件，現在還不少。直到十月，小說月報社擬出增刊，要我寄稿，我才記得起來，據日本二葉亭四迷（7）的譯本改了二三十處，和我譯的《豎琴》（8）一並送去了。另外有一部《紅笑》在北新書局吃苦，我是一點都不知道的。至於梅川，他在離上海七八百裏的鄉下，那當然更不知道。
那麽，他可有鶴西先生的譯稿一到北新，便立刻去看的“可能”呢？我想，是不“能”的，因為他和北新中人一個不認識，倘跑進北新編輯部去翻稿件，那罪狀是不止“抄襲”而已的。我卻是“可能”的，不過我從去年春天以後，一趟也沒有去過編輯部，這要請北新諸公諒察。
那麽，為什麽兩本的好處有些相像呢？我雖然沒有見過那一譯本，也不知所據的是誰的英譯，但想來，大約所據的是同一英譯，而第二部也比第一部容易譯，彼此三位的英文程度又相仿佛，所以去年是相像的，而鶴西先生們的譯本至今未出，英文程度也大有進步了，改了一回，於是好處就多起來了。
因為鶴西先生的譯本至今未出，所以也無從知道類似之度，究竟如何。倘僅有彼此神似之處，我以為那是因為同一原書的譯本，並不足異的，正不必如此神經過敏，隻因“疑心”，而竟想入非非，根據“世上偏就是這點奇怪，盡有是讓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的理由，而先發製人，誣別人為“抄襲”，而且還要被誣者“給一個答複”，這真是“世上偏就是這點奇怪”了。
但倘若很是相同呢？則隻要證明了梅川並無看見鶴西先生們的譯稿的“可能”以後，即不用“世上偏就是這點奇怪”的論法，嫌疑也總要在後出這一本了。
北平的日報，我不寄去，梅川是決不會看見的。我就先說幾句，俟印出時一並寄去。大約這也就夠了，阿彌陀佛。四月二十日。
寫了上麵這些話之後，又陸續看到《華北日報》副刊上《關於紅笑》的文章，其中舉了許多不通和誤譯之後，以這樣的一段作結：“此外或者還有些，但我想我們或許總要比梅川君錯得少點，而且也較為通順，好在是不是，我們底譯稿不久自可以證明。”那就是我先前的話都多說了。因為鶴西先生已在自己切實證明了他和梅川的兩本之不同。他的較好，而“抄襲”都成了“不通”和錯誤的較壞，豈非奇談？倘說是改掉的，那就是並非“抄襲”了。倘說鶴西譯本原也是這樣地“不通”和錯誤的，那不是許多刻薄話，都是“今日之我”在打“昨日之我”的嘴巴麽？總之，一篇《關於紅笑》的大文，隻證明了焦躁的自己廣告和參看先出譯本，加以修正，而反誣別人為“抄襲”的苦心。這種手段，是中國翻譯界的第一次。四月二十四日，補記。
這一篇還未在《語絲》登出，就收到小說月報社的一封信，裏麵是剪下的《華北日報》副刊，就是那一篇鶴西先生的《關於紅笑》。據說是北平寄來，給編輯先生的。我想，這大約就是作者所玩的把戲。倘使真的，蓋未免惡辣一點；同一著作有幾種譯本，又何必如此惶惶上訴。但一麵說別人不通，自己卻通，別人錯多，自己錯少。而一麵又要證明別人抄襲自己之作，則未免惡辣得可憐可笑。然而在我，乃又頗歎紹介譯作之難於今為甚也。為刷清和報答起見，我確信我也有將這篇送給《小說月報》編輯先生，要求再在本書上發表的義務和權利，於是乎亦寄之。
五月八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語絲》周刊第五卷第八期，後印入梅川所譯《紅的笑》一書，最後一節是印入該書時所加。
《紅笑》，即《紅的笑》，俄國安德烈夫的中篇小說。梅川的譯本於一九三○年七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2）《華北日報》國民黨在華北地區的機關報。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在北平創刊，一九三七年七月蘆溝橋事變後停刊。一九四五年八月複刊，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後查封。
（3）鶴西即程侃聲，湖北人，當時在《小說月報》上發表過一些詩作。他的《關於紅笑》一文連載於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五日、十七日、十九日《華北日報》副刊。
（4）《域外小說集》魯迅和周作人在日本用文言翻譯的外國短篇小說選集。一九○九年三月、七月先後出版兩冊，共收十六篇，由日本東京神田印刷所印行。
（5）《小說月報》一九一○年（清宣統二年）七月創刊於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最初由惲鐵樵主編，一九一八年起，改由王蘊章（西神）主編，成為禮拜六派主要刊物之一。一九二一年第十二卷第一期起，由沈雁冰主編，內容大加改革，一九二三年第十四卷第一期起改由鄭振鐸主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至第二十二卷第十二期停刊。
（6）梅川即王方仁，浙江鎮海人。魯迅在廈門大學、廣州中山大學任教時的學生，“朝花社”成員。
（7）二葉亭四迷（1864—1909）原名長穀川辰之助，日本作家、翻譯家。著有長篇小說《浮雲》、《麵影》等。翻譯過屠格涅夫、果戈理等俄國作家的作品。
（8）《豎琴》蘇聯作家理定（g.[.qjeju）的短篇小說。卵傅囊胛目賾諞瘓哦拍*一月《小說月報》第二十卷第一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