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在的所謂中國字和中國文,已經不是中國大家的東西了。


    古時候,無論那一國,能用文字的原是隻有少數的人的,但到現在,教育普及起來,凡是稱為文明國者,文字已為大家所公有。但我們中國,識字的卻大概隻占全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當然還要少。這還能說文字和我們大家有關係麽?


    也許有人要說,這十分之二的特別國民,是懷抱著中國文化,代表著中國大眾的。我覺得這話並不對。這樣的少數,並不足以代表中國人。正如中國人中,有吃燕窩魚翅的人,有賣紅丸的人,有拿回扣的人,但不能因此就說一切中國人,都在吃燕窩魚翅,賣紅丸,拿回扣一樣。要不然,一個鄭孝胥〔2〕,真可以把全副“王道”挑到滿洲去。


    我們倒應該以最大多數為根據,說中國現在等於並沒有文字。


    這樣的一個連文字也沒有的國度,是在一天一天的壞下去了。我想,這可以無須我舉例。


    單在沒有文字這一點上,智識者是早就感到模胡的不安的。清末的辦白話報,五四時候的叫“文學革命”,就為此。但還隻知道了文章難,沒有悟出中國等於並沒有文字。今年的提倡複興文言文,也為此,他明知道現在的機關槍是利器,卻因曆來偷懶,未曾振作,臨危又想僥幸,就隻好夢想大刀隊成事了。


    大刀隊的失敗已經顯然,隻有兩年,已沒有誰來打九十九把鋼刀去送給軍隊〔3〕。但文言隊的顯出不中用來,是很慢,很隱的,它還有壽命。


    和提倡文言文的開倒車相反,是目前的大眾語文的提倡,但也還沒有碰到根本的問題:中國等於並沒有文字。待到拉丁化的提議出現,這才抓住了解決問題的緊要關鍵。


    反對,當然大大的要有的,特殊人物的成規,動他不得。格理萊〔4〕倡地動說,達爾文〔5〕說進化論,搖動了宗教,道德的基礎,被攻擊原是毫不足怪的;但哈飛〔6〕發見了血液在人身中環流,這和一切社會製度有什麽關係呢,卻也被攻擊了一世。然而結果怎樣?結果是:血液在人身中環流!


    中國人要在這世界上生存,那些識得《十三經》的名目的學者,“燈紅”會對“酒綠”的文人,並無用處,卻全靠大家的切實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那麽,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須除去阻礙傳布智力的結核:非語文和方塊字。如果不想大家來給舊文字做犧牲,就得犧牲掉舊文字。走那一麵呢,這並非如冷笑家所指摘,隻是拉丁化提倡者的成敗,乃是關於中國大眾的存亡的。要得實證,我看也不必等候怎麽久。


    至於拉丁化的較詳的意見,我是大體和《自由談》連載的華圉作《門外文談》相近的,這裏不多說。我也同意於一切冷笑家所冷嘲的大眾語的前途的艱難;但以為即使艱難,也還要做;愈艱難,就愈要做。改革,是向來沒有一帆風順的,冷笑家的讚成,是在見了成效之後,如果不信,可看提倡白話文的當時。


    九月二十四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三日上海《新生》周刊第一卷第三十六期,署名公汗。


    〔2〕鄭孝胥(1860—1938)字蘇戡,福建閩侯人。清末曾任廣東按察使、布政使;辛亥革命後以“遺老”自居。一九三二年三月偽滿洲國成立後,他任國務總理兼文教部總長等偽職,鼓吹“王道政治”,充當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工具。


    〔3〕關於打鋼刀送給軍隊事,據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申報》載:“二十九軍宋哲元血戰喜峰,大刀殺敵,震驚中外,茲有王述君定製大刀九十九柄,捐贈該軍。”參看《偽自由書·“以夷製夷”》。〔4〕格理萊(ggalileo,1564—1642)通譯伽利略,意大利物理學家、天文學家。他從一六○九年起自製望遠鏡觀察和研究天體,證實了哥白尼關於地球圍繞太陽旋轉的太陽中心說(地動說),推翻了以地球為宇宙中心的天動說,給予歐洲中世紀神權論以致命打擊,因此曾遭到羅馬教廷的迫害。


    〔5〕達爾文(crdarwin,1809—1882)英國生物學家,進化論的奠基者。他在一八五九年出版的《物種起源》一書中,提出以自然選擇為基礎的進化學說,摧毀了各種唯心的神造論、目的論和生物不變論,給宗教以嚴重的打擊。因此受到教權派和巴黎科學院的歧視和排斥。


    〔6〕哈飛(wharvey,1578—1657)通譯哈維,英國醫學家。他根據實驗研究證實了血液循環現象,為動物生理學和胚胎學的發展奠定了科學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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