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龍無奈之下，將對方放走。但他越想越生氣，趁著對方沒走遠，他叫上一個和自己一起學習詐騙的“同窗”，“不小心”開車撞了假王璐一下。本來是想撞死，沒想到有人看到報了警叫了救護車。
得知假王璐變成植物人，王建龍也挺高興的，想著能以丈夫的身份簽字，放棄治療。但沒想到，忽然有記者來采訪，還有人捐款。當時不太寬裕的王建龍發現了一條維持生計的渠道——靠捐款活著。於是他假裝起了模範丈夫，並把“妻子”接回了家裏照顧。
微波爐若操作不當會引起爆炸，使用時一定要當心
隨著他的電信詐騙越做越好，他也開始不在乎募捐的那點錢。正當他打算合法結束假王璐的生命時，“王璐”卻忽然醒了。他陳年的積怨爆發，用刀殺死了“王璐”。然後他打開燃氣，預設微波爐加熱，偽裝出了一場意外的燃氣爆炸。
我將這個新聞賣給了媒體，賺了一些錢。後來聽說有個導演想把這個故事拍成電影，但不知為什麽就沒了消息。
田靜最好的一篇采訪稿，以曲折的故事告終，我問她對這事怎麽想。田靜說沒什麽想法：“我更關心的是國內植物人普遍的生存現狀，這不會因為一個個例就有所改變。”
16
他花一百萬買倆孩子，還沒到手就被搶了
2016年國慶期間，我正和周庸在俄羅斯度假，一個人接連給我打了幾個電話，打電話的人叫李超，是我高中同學。
他的嗓子有點啞：“我兒子丟了，希望你幫我找一下。”
我上一次見李超，還是2015年年初，我們倆一起吃火鍋。他當時在一家大企業上班，做財務。他剛和老婆領了證，要辦結婚典禮，來給我送請帖。
我問他做婚前檢查了嗎。他說沒做：“不想做。”我問他為什麽。
李超喝口酒：“怕丟人。就咱倆，實話實說啊，我怕我檢查出精子質量不行。要是檢查出個不孕不育什麽的，太丟人。”
我說：“超兒，你是不是把簡單東西想得太複雜了，婚檢根本沒有檢查精子質量這一說！”
李超聽我說完還不信，我隻好掏出手機給他找證據。
李超過兩天帶媳婦去專業的體檢醫院做了個全麵檢查。結果李超的身體確實沒什麽問題，但他媳婦卻查出了點毛病——她的輸卵管和子宮都有點問題，受孕概率將會非常低。夫妻倆都是愛孩子的人，傷心了幾個月後，決定采取一種極端辦法——代孕。
代孕在我國幾乎變成了一項剛需。國內對代孕的需求很大，每年都有數萬嬰兒通過代孕誕生。而李超的孩子，即將成為其中的一分子。
我最後一次和李超聯係，是在2015年的11月，他經人介紹找到了一家能做代孕的機構。
我平時調查加寫稿，很忙，他估計也沒閑著，以至於我們倆近一年都沒聯係了（好像同學之間一年不聯係也挺正常的），就偶爾在朋友圈互相點個讚。但接到他幫忙尋找孩子的求助電話後，我和周庸立刻買了當天的機票，坐了近八個小時回到了燕市。
一下飛機，我們立即打車去了李超家。李超家在一個超過十五年的老小區。李超去年搬到這邊，因為這是對口小學的學區房，將來孩子上學方便。
我和周庸上了樓，李超招呼我們進屋，在客廳坐下後，他媳婦給我們倒了兩杯水就回屋了。
我問李超他兒子怎麽丟的，是否報警。
李超搖頭：“沒法報警。孩子的出生證明還沒辦，沒法證明是我的，甚至沒法證明這孩子是存在的。”
2015年10月11日，經人介紹，李超找到了一家叫圓夢生育中心的代孕機構。
李超到了生育中心。中心的經理很熱心地接待他，向他谘詢了情況，然後提出了四種合作方式，讓李超自己選。
第一種是人工方式，也是合作雙方最能夠接受、最普及的方式，即在代孕者排卵期，男方體外排出精液，女方用注射器吸取注入子宮。
第二種是自然方式，即通過雙方協商，在代孕者排卵期，發生非婚性行為導致懷孕。
第三種就是試管方式，也就是傳統意義上的“借腹生子”，由客戶提供已經受孕的卵子，植入代孕者體內，這需要有資質的醫院配合。
第四種是盲捐方式，即隻需要代孕者提供卵子，在有資質的醫院提取。李超選擇了第三種，試管培育受精卵，然後借腹生子——這能保證孩子的基因完全來自自己和妻子。
我說：“不對啊，這事就專業的醫療機構能做，但衛生部門又不允許醫院幹這個，他們是在哪兒給你們培育的受精卵？”
李超：“我也不知道。蒙上眼睛，開車把我們帶到一個地方，采集完精子卵子又蒙上眼睛把我們送回來了。”
我點頭：“多少錢？”
“一百二十萬。”
周庸：“這麽貴！”
李超點頭：“我們選了最貴的套餐。代孕的姑娘長相身高都不錯，學曆也是本科以上的。姑娘懷孕後能住在豪華小區裏，有專門的保姆照顧。今年8月初，孩子生下來了，是個男孩。因為聽說吃母乳能提高免疫力，我打算先放在代孕媽媽那裏，吃幾個月母乳再抱回來。”
我說：“你確定那孩子是你的嗎？”
“應該是，他們說先做親子鑒定再付尾款。”
我點點頭：“孩子到底是怎麽丟的？”
據李超找的代孕媽媽說，那天晚上她推著小孩在樓下玩時，孩子被兩個男人搶走了。
周庸：“徐哥，我覺得可能是人販子做的。”
我問他為什麽。周庸拿出手機：“最近這條消息都刷爆朋友圈了，兩百名人販子偷小孩。”
我說：“你就不能少看點謠言，這謠言幾年前就有了，早辟謠了。不過基本每年都傳一次，也不知道誰這麽閑！”
我讓李超把代孕姑娘的地址給我，我去和她聊聊，看能否發現點什麽。告別了憔悴的李超，我和周庸打了一輛車，周庸問司機能不能抽煙，司機說可以。周庸按開車窗，遞給我根煙：“徐哥，你是不是懷疑那中介公司？”
我把煙點上：“是，快做親子鑒定的時候孩子丟了，也太巧了。而且李超前期已經交了八十萬元了，就算孩子找不回來，這錢估計也退不了。”周庸點點頭：“長途飛行太累，先回家睡一覺再說吧。”
第二天上午，我和周庸開車來到代孕媽媽所在的小區。這算是燕市裏環境比較好的小區，最小的一室一廳戶型也得有八十到一百平方米，月租金一萬元以上。
按照李超的豪華套餐，高檔小區一人一套房、有保姆照顧的生活，起碼要持續到哺乳期結束。雖然現在孩子找不到了，但代孕的姑娘還住在這兒。我和周庸按了門鈴，上了六樓，一個姑娘站在走廊等我們倆。她看起來也就二十歲多一點。把我們倆帶進屋後，她讓我們在沙發上坐下，轉身去倒水。
代孕姑娘把兩個紙杯擺在我和周庸麵前：“孩子父母急壞了吧？”
我說：“是，盼了那麽久的孩子丟了，能不急嗎？”
代孕姑娘說：“我也急。孩子要是找不著，我一分錢都拿不到，這一年的子宮算是白租給別人了。”
我問她和這家代孕機構以前是否有過合作。她說：“有，這是第二次合作了，之前也生過一次。”
周庸：“啊？你生下的孩子，給別人，你不心疼嗎？怎麽感覺孩子丟了你也沒那麽傷心。”
她搖頭：“我有自己的孩子要養活，做這個（代孕）就是租子宮賺錢。”我說：“那這是你第三次生孩子？”
她說：“是，我2011年大學一畢業就結婚生子了。而且代孕機構招人時，招的都是生過一次孩子的人，懷孕時有經驗，能降低流產的風險，節省成本。”
我點頭：“上次找你代孕的是什麽人？”
她說是兩個男同性戀：“我們有個‘代孕媽媽群’，有時會互相交流點心得——找我們代孕的，最多一種就是身體有問題沒法生育的，剩下就是上年紀的失孤人群以及同性戀。”
我站起身假裝活動身體，四處掃了眼客廳。電視是壁掛，沒有電視櫃，茶幾和餐廳桌子上都很空，看起來找不到什麽有用的東西。
我背後給周庸做了個拖住的手勢：“我上趟洗手間。”
我走向洗手間。周庸往前探，看著她：“現在身體恢複得差不多了？”代孕姑娘覺得他貼得太近，有點不好意思，往後靠了靠：“還好。”
我趁機開門進了她的臥室，從兜裏掏出手套戴上，輕手輕腳地翻找。
在床底下一個行李箱的夾層裏，我找到了她的身份證和戶口本，戶口本上的信息確實如她所說——已婚，育有一子，學曆是本科。這證明她之前所說的真實度很高——如果身份信息真實的話。我拿手機拍下來後，又找了找，沒什麽新發現，就給周庸發了條信息：“吸引她的注意力。”
聽見周庸的手機響了後，我數了五秒，打開臥室門閃進了衛生間，按下了馬桶的衝水鍵。洗個手走到客廳：“有點壞肚子，沒什麽事咱走吧。”
出了小區，我和周庸站在車邊抽煙。“徐哥，下一步什麽計劃啊？”
我說：“我剛才拍下了她的身份信息，先驗證一下真假。要是她身份什麽的都沒說謊，證明這人心裏應該沒什麽鬼。”
周庸：“怎麽驗證身份真假啊？”
我告訴他可以通過學籍：“你學著點，我現在拿著她的身份證號去注冊學信網——這網站實名注冊後可以查看學籍信息和學曆信息，注冊手機號什麽的不用和身份證綁定，而且大部分人都沒注冊過。”
周庸：“那別人掌握了我的身份信息後，是不是也能掌握我的學籍信息？”
我說是。
成功注冊後，我查到了她的學籍，xx大學的2007級，大學畢業的年紀和戶口上孩子出生的年齡正好能對上——說明她剛才說的應該是真的。
周庸：“咱下一步是去查那家代孕機構？”
我說：“是，打算假扮成有需求的客戶，去那代孕機構看看。”
周庸：“剛才那代孕姑娘說，去那兒的基本三種人，沒生育能力、同性戀、失獨的中老年人。失獨老人你肯定演不了，歲數不夠大；不孕不育和同性戀你選一個吧。要不咱倆合夥演次同性戀吧，我覺得也挺有意思！”
我說選不孕不育，然後拿起手機給田靜打電話，問她有沒有時間。
下午兩點，我和田靜到了圓夢生育中心。到了前台，一個正裝小帥哥熱情地迎了上來：“您好，是熟人介紹還是網上找來的？”我說我是在網上搜到的。
他笑著點點頭：“那您搜出的前兩條應該都是我們，一個月二十多萬元廣告費呢！”
他介紹了一下情況：“我們和燕市的幾家三甲醫院都有合作，用的都是美國的第三代試管嬰兒技術，可以隨意選擇性別。”
我問他，衛生部不是不讓醫院和醫護人員參與代孕，否則吊銷執照嗎？他搖搖頭：“現在這都是大趨向。要真不讓，國家為什麽把這個從違法行為中摘除了呢？美國法律為什麽允許呢？是吧？這東西還是有存在的價值。”他又說。
田靜看著我：“要不咱別做這個了，收養一個吧！”
小帥哥笑了：“姐，您這麽說就是不懂行了，來我們這兒的好多人都是去收養小孩沒收養到的。中國有四千多萬不孕不育人口，按照這比例算，不孕不育家庭的收養需求超過一百萬，中國約有六十二萬個孤兒，而官方的福利院裏僅十幾萬人，需求和正規渠道可收養人數差不多10:1。您知道這競爭多激烈嗎？我聽來我們這兒辦代孕的客戶說，從福利院領養個孩子，交十來萬，還得排上兩年。”小帥哥說得十分順溜，顯然不少說。
我點頭：“那你們這兒都什麽價位啊？”
他說：“我們這兒什麽價位的都有！您二位是想選哪種呢？自己生還是代孕，是全基因還是一半基因？”
我說全基因，找人代孕。
他拿出本小冊子給我看：“要是代孕的話，我們這兒最低價格是三十七萬元起，最高的是一百二十萬元。”
我問有什麽區別嗎？
他說：“當然，從代孕母親的質量到生活環境，一條龍服務，都不一樣。我們一百二十萬元的高級套餐，代孕媽媽都是高學曆，高檔小區獨居配保姆，絕對安全穩妥！一年之後保準您能抱上孩子！而且高級套餐最近又新加了圈養選項，你可以規定代孕媽媽每天的食譜和活動，讓她完全按照您說的執行，還可以通過攝像頭隨時監控她的情況。”說起這一百二十萬元的高級套餐，小帥哥顯然興奮得刹不住車。
我和田靜假裝對一百二十萬元的套餐很感興趣，問了半天。田靜假裝猶豫：“一百二十萬不便宜，我得再考慮考慮。我要是在你們這兒買了套餐，然後我反悔了，不想要孩子了，怎麽辦？”
他說：“那就按合同走，您前期需要預付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在做完親子鑒定後付。要是您中間反悔的話，預付的錢我們也不會退給您，但是尾款您也不用結了。”
田靜：“那代孕的孩子怎麽處理？”
她問的正是我也想問的。如果李超的孩子真是他們抱走的，他們很可能就是用處理代孕違約孩子的方式，處理李超的孩子。
他笑笑：“這等您簽約以後我再仔細講。對了，我們這兒有免費的檢查，您需要嗎？”
田靜看了我一眼，我說去看看吧。
他把我們帶到靠裏麵的一個房間，推門進去，房間不大，一張暗色的床放在左邊牆邊，前麵擺著一台有些舊的b超儀。機器的屏幕很窄，管道、機身上都泛著一種令人不舒服的黃色。機器的一個小探頭上，包裹著一個避孕套。
女性一生成熟的卵子約為400個左右
小帥哥向我們介紹，這是一台婦科b超設備。經過這台設備的檢查，能夠發現一些諸如輸卵管異常、卵巢異常的變化，應用該設備也能發現使用促排卵藥物後，卵泡的形成情況。
這時門口轉進來一穿白大褂的眼鏡男，看了看我，又看了眼田靜：“有人來了，做檢查嗎？”
田靜搖搖頭：“我今天有點不太舒服，咱先走吧。”
我和田靜出門上了車，我說：“靜姐可以啊，演技真棒！”
田靜：“不是你讓我演的嗎？還必須像那種有錢生不出孩子的女人。”
我說：“是，咱表現得越有錢，越有可能消費，他才能毫無顧忌地跟我們透露更多信息。”
今天為了裝有錢人，我特意把周庸的寶馬開出來了。送我出來的小帥哥看見我們開的車，對我們熱情地揮手告別。
得知假王璐變成植物人，王建龍也挺高興的，想著能以丈夫的身份簽字，放棄治療。但沒想到，忽然有記者來采訪，還有人捐款。當時不太寬裕的王建龍發現了一條維持生計的渠道——靠捐款活著。於是他假裝起了模範丈夫，並把“妻子”接回了家裏照顧。
微波爐若操作不當會引起爆炸，使用時一定要當心
隨著他的電信詐騙越做越好，他也開始不在乎募捐的那點錢。正當他打算合法結束假王璐的生命時，“王璐”卻忽然醒了。他陳年的積怨爆發，用刀殺死了“王璐”。然後他打開燃氣，預設微波爐加熱，偽裝出了一場意外的燃氣爆炸。
我將這個新聞賣給了媒體，賺了一些錢。後來聽說有個導演想把這個故事拍成電影，但不知為什麽就沒了消息。
田靜最好的一篇采訪稿，以曲折的故事告終，我問她對這事怎麽想。田靜說沒什麽想法：“我更關心的是國內植物人普遍的生存現狀，這不會因為一個個例就有所改變。”
16
他花一百萬買倆孩子，還沒到手就被搶了
2016年國慶期間，我正和周庸在俄羅斯度假，一個人接連給我打了幾個電話，打電話的人叫李超，是我高中同學。
他的嗓子有點啞：“我兒子丟了，希望你幫我找一下。”
我上一次見李超，還是2015年年初，我們倆一起吃火鍋。他當時在一家大企業上班，做財務。他剛和老婆領了證，要辦結婚典禮，來給我送請帖。
我問他做婚前檢查了嗎。他說沒做：“不想做。”我問他為什麽。
李超喝口酒：“怕丟人。就咱倆，實話實說啊，我怕我檢查出精子質量不行。要是檢查出個不孕不育什麽的，太丟人。”
我說：“超兒，你是不是把簡單東西想得太複雜了，婚檢根本沒有檢查精子質量這一說！”
李超聽我說完還不信，我隻好掏出手機給他找證據。
李超過兩天帶媳婦去專業的體檢醫院做了個全麵檢查。結果李超的身體確實沒什麽問題，但他媳婦卻查出了點毛病——她的輸卵管和子宮都有點問題，受孕概率將會非常低。夫妻倆都是愛孩子的人，傷心了幾個月後，決定采取一種極端辦法——代孕。
代孕在我國幾乎變成了一項剛需。國內對代孕的需求很大，每年都有數萬嬰兒通過代孕誕生。而李超的孩子，即將成為其中的一分子。
我最後一次和李超聯係，是在2015年的11月，他經人介紹找到了一家能做代孕的機構。
我平時調查加寫稿，很忙，他估計也沒閑著，以至於我們倆近一年都沒聯係了（好像同學之間一年不聯係也挺正常的），就偶爾在朋友圈互相點個讚。但接到他幫忙尋找孩子的求助電話後，我和周庸立刻買了當天的機票，坐了近八個小時回到了燕市。
一下飛機，我們立即打車去了李超家。李超家在一個超過十五年的老小區。李超去年搬到這邊，因為這是對口小學的學區房，將來孩子上學方便。
我和周庸上了樓，李超招呼我們進屋，在客廳坐下後，他媳婦給我們倒了兩杯水就回屋了。
我問李超他兒子怎麽丟的，是否報警。
李超搖頭：“沒法報警。孩子的出生證明還沒辦，沒法證明是我的，甚至沒法證明這孩子是存在的。”
2015年10月11日，經人介紹，李超找到了一家叫圓夢生育中心的代孕機構。
李超到了生育中心。中心的經理很熱心地接待他，向他谘詢了情況，然後提出了四種合作方式，讓李超自己選。
第一種是人工方式，也是合作雙方最能夠接受、最普及的方式，即在代孕者排卵期，男方體外排出精液，女方用注射器吸取注入子宮。
第二種是自然方式，即通過雙方協商，在代孕者排卵期，發生非婚性行為導致懷孕。
第三種就是試管方式，也就是傳統意義上的“借腹生子”，由客戶提供已經受孕的卵子，植入代孕者體內，這需要有資質的醫院配合。
第四種是盲捐方式，即隻需要代孕者提供卵子，在有資質的醫院提取。李超選擇了第三種，試管培育受精卵，然後借腹生子——這能保證孩子的基因完全來自自己和妻子。
我說：“不對啊，這事就專業的醫療機構能做，但衛生部門又不允許醫院幹這個，他們是在哪兒給你們培育的受精卵？”
李超：“我也不知道。蒙上眼睛，開車把我們帶到一個地方，采集完精子卵子又蒙上眼睛把我們送回來了。”
我點頭：“多少錢？”
“一百二十萬。”
周庸：“這麽貴！”
李超點頭：“我們選了最貴的套餐。代孕的姑娘長相身高都不錯，學曆也是本科以上的。姑娘懷孕後能住在豪華小區裏，有專門的保姆照顧。今年8月初，孩子生下來了，是個男孩。因為聽說吃母乳能提高免疫力，我打算先放在代孕媽媽那裏，吃幾個月母乳再抱回來。”
我說：“你確定那孩子是你的嗎？”
“應該是，他們說先做親子鑒定再付尾款。”
我點點頭：“孩子到底是怎麽丟的？”
據李超找的代孕媽媽說，那天晚上她推著小孩在樓下玩時，孩子被兩個男人搶走了。
周庸：“徐哥，我覺得可能是人販子做的。”
我問他為什麽。周庸拿出手機：“最近這條消息都刷爆朋友圈了，兩百名人販子偷小孩。”
我說：“你就不能少看點謠言，這謠言幾年前就有了，早辟謠了。不過基本每年都傳一次，也不知道誰這麽閑！”
我讓李超把代孕姑娘的地址給我，我去和她聊聊，看能否發現點什麽。告別了憔悴的李超，我和周庸打了一輛車，周庸問司機能不能抽煙，司機說可以。周庸按開車窗，遞給我根煙：“徐哥，你是不是懷疑那中介公司？”
我把煙點上：“是，快做親子鑒定的時候孩子丟了，也太巧了。而且李超前期已經交了八十萬元了，就算孩子找不回來，這錢估計也退不了。”周庸點點頭：“長途飛行太累，先回家睡一覺再說吧。”
第二天上午，我和周庸開車來到代孕媽媽所在的小區。這算是燕市裏環境比較好的小區，最小的一室一廳戶型也得有八十到一百平方米，月租金一萬元以上。
按照李超的豪華套餐，高檔小區一人一套房、有保姆照顧的生活，起碼要持續到哺乳期結束。雖然現在孩子找不到了，但代孕的姑娘還住在這兒。我和周庸按了門鈴，上了六樓，一個姑娘站在走廊等我們倆。她看起來也就二十歲多一點。把我們倆帶進屋後，她讓我們在沙發上坐下，轉身去倒水。
代孕姑娘把兩個紙杯擺在我和周庸麵前：“孩子父母急壞了吧？”
我說：“是，盼了那麽久的孩子丟了，能不急嗎？”
代孕姑娘說：“我也急。孩子要是找不著，我一分錢都拿不到，這一年的子宮算是白租給別人了。”
我問她和這家代孕機構以前是否有過合作。她說：“有，這是第二次合作了，之前也生過一次。”
周庸：“啊？你生下的孩子，給別人，你不心疼嗎？怎麽感覺孩子丟了你也沒那麽傷心。”
她搖頭：“我有自己的孩子要養活，做這個（代孕）就是租子宮賺錢。”我說：“那這是你第三次生孩子？”
她說：“是，我2011年大學一畢業就結婚生子了。而且代孕機構招人時，招的都是生過一次孩子的人，懷孕時有經驗，能降低流產的風險，節省成本。”
我點頭：“上次找你代孕的是什麽人？”
她說是兩個男同性戀：“我們有個‘代孕媽媽群’，有時會互相交流點心得——找我們代孕的，最多一種就是身體有問題沒法生育的，剩下就是上年紀的失孤人群以及同性戀。”
我站起身假裝活動身體，四處掃了眼客廳。電視是壁掛，沒有電視櫃，茶幾和餐廳桌子上都很空，看起來找不到什麽有用的東西。
我背後給周庸做了個拖住的手勢：“我上趟洗手間。”
我走向洗手間。周庸往前探，看著她：“現在身體恢複得差不多了？”代孕姑娘覺得他貼得太近，有點不好意思，往後靠了靠：“還好。”
我趁機開門進了她的臥室，從兜裏掏出手套戴上，輕手輕腳地翻找。
在床底下一個行李箱的夾層裏，我找到了她的身份證和戶口本，戶口本上的信息確實如她所說——已婚，育有一子，學曆是本科。這證明她之前所說的真實度很高——如果身份信息真實的話。我拿手機拍下來後，又找了找，沒什麽新發現，就給周庸發了條信息：“吸引她的注意力。”
聽見周庸的手機響了後，我數了五秒，打開臥室門閃進了衛生間，按下了馬桶的衝水鍵。洗個手走到客廳：“有點壞肚子，沒什麽事咱走吧。”
出了小區，我和周庸站在車邊抽煙。“徐哥，下一步什麽計劃啊？”
我說：“我剛才拍下了她的身份信息，先驗證一下真假。要是她身份什麽的都沒說謊，證明這人心裏應該沒什麽鬼。”
周庸：“怎麽驗證身份真假啊？”
我告訴他可以通過學籍：“你學著點，我現在拿著她的身份證號去注冊學信網——這網站實名注冊後可以查看學籍信息和學曆信息，注冊手機號什麽的不用和身份證綁定，而且大部分人都沒注冊過。”
周庸：“那別人掌握了我的身份信息後，是不是也能掌握我的學籍信息？”
我說是。
成功注冊後，我查到了她的學籍，xx大學的2007級，大學畢業的年紀和戶口上孩子出生的年齡正好能對上——說明她剛才說的應該是真的。
周庸：“咱下一步是去查那家代孕機構？”
我說：“是，打算假扮成有需求的客戶，去那代孕機構看看。”
周庸：“剛才那代孕姑娘說，去那兒的基本三種人，沒生育能力、同性戀、失獨的中老年人。失獨老人你肯定演不了，歲數不夠大；不孕不育和同性戀你選一個吧。要不咱倆合夥演次同性戀吧，我覺得也挺有意思！”
我說選不孕不育，然後拿起手機給田靜打電話，問她有沒有時間。
下午兩點，我和田靜到了圓夢生育中心。到了前台，一個正裝小帥哥熱情地迎了上來：“您好，是熟人介紹還是網上找來的？”我說我是在網上搜到的。
他笑著點點頭：“那您搜出的前兩條應該都是我們，一個月二十多萬元廣告費呢！”
他介紹了一下情況：“我們和燕市的幾家三甲醫院都有合作，用的都是美國的第三代試管嬰兒技術，可以隨意選擇性別。”
我問他，衛生部不是不讓醫院和醫護人員參與代孕，否則吊銷執照嗎？他搖搖頭：“現在這都是大趨向。要真不讓，國家為什麽把這個從違法行為中摘除了呢？美國法律為什麽允許呢？是吧？這東西還是有存在的價值。”他又說。
田靜看著我：“要不咱別做這個了，收養一個吧！”
小帥哥笑了：“姐，您這麽說就是不懂行了，來我們這兒的好多人都是去收養小孩沒收養到的。中國有四千多萬不孕不育人口，按照這比例算，不孕不育家庭的收養需求超過一百萬，中國約有六十二萬個孤兒，而官方的福利院裏僅十幾萬人，需求和正規渠道可收養人數差不多10:1。您知道這競爭多激烈嗎？我聽來我們這兒辦代孕的客戶說，從福利院領養個孩子，交十來萬，還得排上兩年。”小帥哥說得十分順溜，顯然不少說。
我點頭：“那你們這兒都什麽價位啊？”
他說：“我們這兒什麽價位的都有！您二位是想選哪種呢？自己生還是代孕，是全基因還是一半基因？”
我說全基因，找人代孕。
他拿出本小冊子給我看：“要是代孕的話，我們這兒最低價格是三十七萬元起，最高的是一百二十萬元。”
我問有什麽區別嗎？
他說：“當然，從代孕母親的質量到生活環境，一條龍服務，都不一樣。我們一百二十萬元的高級套餐，代孕媽媽都是高學曆，高檔小區獨居配保姆，絕對安全穩妥！一年之後保準您能抱上孩子！而且高級套餐最近又新加了圈養選項，你可以規定代孕媽媽每天的食譜和活動，讓她完全按照您說的執行，還可以通過攝像頭隨時監控她的情況。”說起這一百二十萬元的高級套餐，小帥哥顯然興奮得刹不住車。
我和田靜假裝對一百二十萬元的套餐很感興趣，問了半天。田靜假裝猶豫：“一百二十萬不便宜，我得再考慮考慮。我要是在你們這兒買了套餐，然後我反悔了，不想要孩子了，怎麽辦？”
他說：“那就按合同走，您前期需要預付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在做完親子鑒定後付。要是您中間反悔的話，預付的錢我們也不會退給您，但是尾款您也不用結了。”
田靜：“那代孕的孩子怎麽處理？”
她問的正是我也想問的。如果李超的孩子真是他們抱走的，他們很可能就是用處理代孕違約孩子的方式，處理李超的孩子。
他笑笑：“這等您簽約以後我再仔細講。對了，我們這兒有免費的檢查，您需要嗎？”
田靜看了我一眼，我說去看看吧。
他把我們帶到靠裏麵的一個房間，推門進去，房間不大，一張暗色的床放在左邊牆邊，前麵擺著一台有些舊的b超儀。機器的屏幕很窄，管道、機身上都泛著一種令人不舒服的黃色。機器的一個小探頭上，包裹著一個避孕套。
女性一生成熟的卵子約為400個左右
小帥哥向我們介紹，這是一台婦科b超設備。經過這台設備的檢查，能夠發現一些諸如輸卵管異常、卵巢異常的變化，應用該設備也能發現使用促排卵藥物後，卵泡的形成情況。
這時門口轉進來一穿白大褂的眼鏡男，看了看我，又看了眼田靜：“有人來了，做檢查嗎？”
田靜搖搖頭：“我今天有點不太舒服，咱先走吧。”
我和田靜出門上了車，我說：“靜姐可以啊，演技真棒！”
田靜：“不是你讓我演的嗎？還必須像那種有錢生不出孩子的女人。”
我說：“是，咱表現得越有錢，越有可能消費，他才能毫無顧忌地跟我們透露更多信息。”
今天為了裝有錢人，我特意把周庸的寶馬開出來了。送我出來的小帥哥看見我們開的車，對我們熱情地揮手告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