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出了兩條街區，我覺得有點不對：“好像有人跟著咱呢，後邊那黑色轎車我看著眼熟，剛才起車時就見到過。”
田靜不信：“說不定你錯了，黑色車長得沒什麽區別。”
我說：“靜姐，你還會吐槽呢，今天教你個小技巧，有沒有被跟蹤，一下就知道。”
開了一會兒後我忽然右轉，田靜：“你瘋了，這是單行道，你逆行了！”
我說：“沒事，這是周庸的車，隻要不被交警現場抓住，到時都是罰他。但現在咱可以確定後邊那車是跟蹤咱的——他跟了咱一路，習慣性地跟咱右轉了。”
田靜：“這招確實挺好用，那要沒開車怎麽辦啊？如何判斷自己是否被跟蹤？”
我說有一種比較好的方法，就是找個公交車站。假裝漫不經心地等車，趁公交車關門前一秒忽然躥上車，再回頭看看那個你懷疑跟蹤你的人什麽反應，就基本能確定他是不是在跟蹤你了。
我和田靜開車去了周庸家，看見我們進了地下停車場，那輛跟著我們的車調頭就走了。
田靜：“你說他跟著咱到底幹嗎？”
我說：“應該是看看咱有沒有財力支付一百二十萬元。”
田靜：“咱都開這車了他還擔心咱支付不起？”
我點點頭：“一百來萬的車在燕市不算什麽。按照最近瘋長的房價，這車錢在好地段也就能買個廁所。住什麽樣的房子才能證明你的身價，這回看見咱倆進了別墅小區的停車場，估計他們對咱的評判得上個檔，會熱情更多。”
果然，第二天下午，接待我們的那個小帥哥就打來電話，問我考慮得怎麽樣了。
我說：“哥們兒，是這樣，我和我老婆最近感情出了點危機，想試試一起養個孩子能不能把這危機解決了。也有可能過幾天我們忽然就離婚了，到時候這孩子我們倆都不要，怎麽辦？誰養著？”
小帥哥笑了：“哥，這事您別擔心，我們保證能辦得妥妥的。”我說空口無憑啊。
他說：“這樣吧，我給您發一個群，平時遇見有代孕中途出現問題的情況，我們公司都會在裏麵處理孩子。我把群號發給您，和管理員說一聲，您加進去自己看吧。”
這是一個有償的、網上收養孩子的交流群，群裏的主力軍是兩種人：領媽和寶媽。領媽是群裏對收養者的稱呼，寶媽則是送養一方。渴望領養孩子的領媽會拿一筆可觀的營養費給寶媽。賣準生證以及嬰兒用品的販子也在群裏出沒。按照群裏討論的平均價格，領養孩子的一方起碼要給送養的一方十幾萬元作為營養費。
我把周庸叫過來，給他看這個。
周庸：“徐哥，這違法嗎？”
我說：“當然違法，已經夠判刑了。把孩子送給別人，並拿一大筆營養費，即使是親生父母也得判拐賣兒童罪。”
周庸：“這不算收養？”
我說：“當然不算，中國的收養條件很嚴的，《收養法》規定了一大堆。通過正當方式領養孩子，需要無子女、沒得啥大病、保守收養隱私，孩子未成年以前不得解除收養關係，不能打不能罵，不然就是違法。還要沒犯罪記錄，征信好看，收養人當地的居委會證明，派出所證明……所以，更多的人選擇了得花錢但更快速高效的網絡收養。但這裏麵有個問題，我十分懷疑這些送養的人裏有一些是人販子。他們通過這種群組將拐來的小孩賣掉。”
周庸：“所以你找我過來幹嗎？”
我說：“現在可以確信，通過這個群組，在他們可以出售小孩的這個平台上，每個孩子能賣八到十五萬元。我對那家代孕公司進行檢索，發現他們正在招人。你去應聘一下，看看那些負責事情的人提成是多少，能否通過賣孩子得到比提成更高的利潤。”
周庸晚上給我打電話：“徐哥，我知道了。”
我說：“你怎麽知道得這麽快！我中午剛叫你去應聘，下午你就全搞清了？”
周庸：“是啊，我跟他們經理談待遇的時候，他就告訴我了。所以我幹脆就沒去上班，麵試完就直接放他鴿子。”我問周庸提成是多少。
周庸：“就你說超哥那一百二十萬元的大單，尾款到後，能和代孕的姑娘一樣，拿百分之十五的提成，比賣孩子賺得多。”
第二天我又去中介公司見了小帥哥，看能不能得到更多的線索。然後他把我帶到了給李超代孕的姑娘住的小區。
小帥哥介紹：“您要是辦一百二十萬元的套餐，代孕媽媽就住這兒。單獨一間屋子，這兒最小的戶型都是八十多平方米的，環境好，安保也好，二十四小時不間斷巡邏，在樓下有什麽事一喊就到！”
我說：“等會兒，你確定這兒的治安這麽好？”
他說：“當然，我們公司高級套餐的代孕媽媽全住這小區。”
和他分開後，我又觀察了一會兒，給周庸打了個電話：“咱倆上當了。”
周庸問我怎麽了。
我說：“那個代孕姑娘有問題，她說在樓下推孩子玩的時候，被人搶了，然後喊也沒人幫。但是這小區是二十四小時巡邏製——我剛才站這兒看了一會兒，保安巡邏很嚴，不可能出現她說的那種喊了沒人幫的情況。”
周庸點點頭：“但她什麽動機啊？她為什麽要把替李超代孕的孩子賣了呢？不是說最後能拿十八萬嗎？也沒差多少啊！”
周庸：“咱找到她就知道了。”
我說：“行，你來的時候去取十萬元的現金，一張卡好像取不了那麽多，卡夠嗎？”
周庸：“沒事，我卡多著呢。”
周庸到了以後，我們倆上樓敲門，代孕姑娘打開門：“你倆啊。”
她把我們讓到屋裏坐下後，又要倒水。
我說：“你先不用倒水，說說孩子去哪兒了吧。我們了解了樓下的安保情況，感覺不太可能有孩子被搶，去看了監控也沒看見搶孩子的記錄。”
她說：“我就是被人搶了，別的我也不知道。”
我說：“我知道。那孩子連存在的證據都沒有，我們拿你沒什麽辦法，但我帶了十萬元現金來，”我拍拍周庸提來的包，“你告訴我孩子去哪兒了，錢就給你，咱不談其他的。我就想知道孩子在哪兒，成嗎？”
她想了想，給了我一個電話號：“這人那天在‘代孕媽媽群’裏聯係我，說如果我有小孩想要送給別人，可以給我十二萬元的營養費。”
我說：“你再幫我個忙，你給他打個電話，說你有一姐妹也想拿孩子換筆營養費。”
她看了看桌上的十萬元，打了電話。
第二天下午，李超的老婆抱著一個我們用娃娃包的，看起來像是嬰兒的包裹，站在指定的地點等著人販子。
這裏是兩條路的交界點，一邊是通往市中心的大馬路，一邊是高速大橋。我和周庸商量：“我估計他肯定怕我們跟蹤，這些路路況不穩定，說堵就堵，這兒我們就不要管了。他急著離開時肯定會選不會出錯的地方開快車走，不是大馬路就是高速大橋。幹脆咱倆直接去那倆地方等吧，還不容易被發現。”
3:30，一台慢悠悠開過的轎車忽然停住，下來一個戴著麵具的人，一把搶走李超老婆手裏的東西，扔下一袋錢，上車就走，順著大馬路向市中心狂奔而去。其間減了一下速，估計發現了假小孩，但怕有危險，沒停車繼續走了。
我和李超一直通著電話，知道車型後，我在它上環線的時候跟上了這輛車，一直到了一個別墅小區。車停了一會兒，一個中年男人下車進了屋。
我告訴周庸位置，讓他過來和我會合，天黑時一起行動。
半夜1點多鍾，天色黑得不能再黑，別墅的燈都關了。我打開手機的攝像頭對著別墅掃了一圈，看看是否有紅外攝像頭。確定什麽都沒有後，我和周庸換上消音的軟底布鞋，貓著身子走到一樓防盜門處。
聽著裏麵沒什麽動靜，我走到別墅後麵對著廚房的小門，用鐵絲輕輕地打開門鎖，進了屋。我和周庸悄悄地四處找了一下，覺得最有可能關人的地方就是地下室。
周庸用手機打字給我：“徐哥，要不咱直接報警吧。”
我拿過他的手機：“警肯定得報，但咱得先把李超的孩子弄出來。他那孩子沒出生證明，被警察帶走後很麻煩。”
安眠藥隻能去醫院藥房憑處方單購買，不可以隨便吃
我發消息給李超，問他認不認得出他兒子的長相。李超說認得出，到時候給他發視頻或照片他就能認出來。
周庸在地下室門口幫我望風，我極其緩慢地打開了地下室的門，走了下去。地下室裏有十幾個孩子，大的也就五六歲，小的還是嬰兒。他們每個人都睡得特別熟，桌上還擺著一盒史蒂諾斯，看來孩子睡之前都被喂了安眠藥。嬰兒總共有四個，我拿出手機分別照了一張，發給了李超。
李超很快回複：“第三張和第四張那個是我兒子，我都不知道該怎麽感謝你！”
我說：“你先別感謝我，第三張和第四張是兩個孩子，不是一個人，到底哪個是你兒子！”
李超：“我真分不出來了，要不你都抱回來吧！大不了我都養著。”
我抱起兩個嬰兒，緩步上了樓，和周庸一起離開了這棟房子，坐回車裏報了警。半個小時後，看著兩隊警察衝進了別墅，我和周庸打著火，開向了李超家。
即使把兩個孩子抱到麵前，李超和他老婆也沒認出哪個是自己兒子。
李超：“明天我去做個親子鑒定吧。”
我說：“那玩意兒得一周才出結果呢，孩子的乳母肯定知道哪個是你兒子。”
我和周庸按照代孕姑娘的戶口信息，找到了她老家。她開門看見我們倆有點兒嚇壞了，讓兒子回屋玩，轉過身跟我們解釋：“真不是我幹的。”
我說：“知道不是你幹的。”然後拿照片給她看：“這兩個哪個是你代孕生的？”
姑娘沉默了一會兒：“兩個都是。他們倆是雙胞胎，我按照合同需要交出去一個，但另一個我可以自己留著。正好那人找上來，說要買小孩，我就答應了。沒想到他來了以後，把倆孩子都強行抱走了。”
我和周庸坐在回燕市的高鐵上，周庸說：“這回超哥雙喜臨門了啊！”
我說：“錢也不少花，黑市辦個出生證得十萬元，他這回還得乘以二。”
周庸點頭：“徐哥，你說這事其實挺可笑的，孩子丟了警都不能報，因為沒證據證明這孩子是存在的！”
我說：“是，現在這事雖然不違法，但由於沒有規範，行業內還是很亂的。咱有四千多萬不孕不育人口，再加上同性群體和失孤群體，需要的孩子太多了，代孕幾乎變成一種剛需。我覺得政府應該參與進來，像美國一樣規範這個行業。從精卵子公司到代孕母親公司，再到專業的代孕醫院，以及相關行業的律師，甚至心理谘詢服務全都規範清楚。這樣既不會再出現生了雙胞胎都不知道，也不會出現孩子丟了沒法報警的情況。最重要的是，那些渴求孩子而不得的人群，都能擁有屬於自己的孩子。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周庸想了想：“有道理！”
17
有個小夥離奇死亡，死前辦了假火化證
按照正常的想法，熟悉的人對自己是沒有危害的。所以，遭遇了熟人犯罪後，當事人往往會特別想不開。但實際上，熟人犯罪和陌生人犯罪的比例相差得並沒有想象得那麽大。其實，熟人犯罪是一種常見的犯罪行為。即使發生在你身上，你也不必因為對方是熟人而想不開——這和其他的犯罪並沒有什麽區別。
這次要說的，就是一起發生在我身邊的熟人犯罪。
2016年10月19日下午，我和周庸正在某健身俱樂部遊泳。遊的時候，周庸的蘋果表一直響，他遊到淺水區站住後，抬手點了幾下，抬頭看我。我說怎麽了。周庸抹了把臉上的水：“徐哥，馬北一死了，已經火化了！”
馬北一死在這個時候，實在是太巧，也太奇怪了——他欠了許多錢，還是一起詐騙案的嫌疑人。而且他死不見屍，大家知道他死了的時候，就隻剩下了骨灰。
他是周庸的大學同學，也是燕市人，很精明，大一時就在寢室樓裏賣煙。晚上寢室樓鎖門後，學生都得跟他高價買煙。據周庸說，他大學學費都是自己賺的。
9月28日，周庸的一個大學同學要結婚，馬北一拉了個聊天群，說準新郎讓他代收份子錢，讓同學們發紅包或轉賬給他。過了兩天，有人和要結婚的同學聊起這事，對方很驚詫：“沒有啊，我都半年沒和馬北一聯係過了。”接著他們試圖聯係馬北一，卻根本聯係不上。
馬北一失聯後，周庸的同學圈一下子炸了。因為許多人都想到，自己在當年6到8月份期間都借過錢給馬北一——包括周庸，借得最多的就是他。
7月份時，馬北一約周庸吃飯，謊稱在南方包工程，還發了工地照片和工程合同給周庸，需要資金，向周庸借了十五萬元。同學們互通有無後發現，他跟所有人都是這麽說的。
我問周庸要了更多的合同照片，並給當地建設局打了個電話谘詢，發現合同上的工程編號根本不存在。
周庸借馬北一錢時都沒多想：“這人一直挺靠譜的，上學時雖然搞了許多歪門賺錢，但是借錢什麽的都是很快就還。別的同學攢錢買手機時，他不僅賺錢買了個iphone，還買了個尾號8888的手機號說等升值。”周庸通信錄裏的馬北一，備注是“馬精明”。
馬北一在同學裏人緣不錯。他是單親家庭，母親去年得了尿毒症，家裏沒什麽親戚，全靠同學們捐款湊夠了換腎手術費。周庸當時也捐了三萬元，他媽最後還是沒挺過去。
但這事後來被發現也是假的。馬北一失蹤後，幾個人找大學時的導員，要了馬北一家的地址。上門後，馬北一“因為尿毒症去世”的母親給他們開了門，說自己對馬北一的所作所為全不知情。同學們發現一切都是詐騙後，馬上報警立了案。
結果他們今天接到警方的通知：馬北一自殺了——已經火化，隻剩骨灰了。
周庸沒心情遊泳了，我們倆一起爬上岸，走回更衣室坐下。周庸擦了擦頭，問我覺得馬北一是真死還是假死。
我說：“我對這種事都有懷疑。前幾天我看新聞，說有個學生借錢還不上後自殺了，也是直接就剩骨灰了，我也覺得真實性有待商榷。”
我向周庸要了他的手機，看他同學群裏的信息。有人提議用骨灰驗dna，周庸問我能不能驗出來。我說當然不能，高溫會把骨灰燒得隻剩下無機物，還會使dna變性。
我想了想，問周庸能不能和同學們商量下，把這事統一交給我們代理。“馬北一要是假死，咱可以幫他們把人找出來，但追回款的百分之十，要作為調查費。”
周庸發了一會兒消息：“他們都答應了。”
第二天中午，周庸向大學時的導員谘詢到了馬北一的地址。我們倆開著車到了地方，在小區門口的便利店買了兩箱牛奶，進了小區。
上到四樓，敲了敲門，裏麵有人問我們是誰，周庸說是馬北一的同學。一個戴眼鏡微胖的中年婦女態度不是很好地打開門：“又是來要錢的？進來吧。”看來之前已經有人上門要過債了，我和周庸進了門，在沙發上坐下，將買的兩箱牛奶遞給馬北一母親後，她態度緩和了一些：“吃點橘子嗎？”
我和周庸婉拒，直入正題：“阿姨，北一這事太突然了，欠這麽多錢，人忽然就沒了，說實話我們有點懷疑。”
馬北一的母親沒和我們多解釋，走進臥室拿出幾張紙，放在茶幾上，讓我們自己看。我和周庸拿起來看，是三張證明。一張醫學死亡證明，一張火化證明，以及一張派出所戶口注銷證明的存根。我趁著馬北一母親和周庸說話時，把三張紙都拍了下來。
和周庸出了馬北一家後，周庸從車裏拿了瓶水，喝了一口：“徐哥，他是不是真死了？不僅有死亡證明，連戶口都注銷了。”
田靜不信：“說不定你錯了，黑色車長得沒什麽區別。”
我說：“靜姐，你還會吐槽呢，今天教你個小技巧，有沒有被跟蹤，一下就知道。”
開了一會兒後我忽然右轉，田靜：“你瘋了，這是單行道，你逆行了！”
我說：“沒事，這是周庸的車，隻要不被交警現場抓住，到時都是罰他。但現在咱可以確定後邊那車是跟蹤咱的——他跟了咱一路，習慣性地跟咱右轉了。”
田靜：“這招確實挺好用，那要沒開車怎麽辦啊？如何判斷自己是否被跟蹤？”
我說有一種比較好的方法，就是找個公交車站。假裝漫不經心地等車，趁公交車關門前一秒忽然躥上車，再回頭看看那個你懷疑跟蹤你的人什麽反應，就基本能確定他是不是在跟蹤你了。
我和田靜開車去了周庸家，看見我們進了地下停車場，那輛跟著我們的車調頭就走了。
田靜：“你說他跟著咱到底幹嗎？”
我說：“應該是看看咱有沒有財力支付一百二十萬元。”
田靜：“咱都開這車了他還擔心咱支付不起？”
我點點頭：“一百來萬的車在燕市不算什麽。按照最近瘋長的房價，這車錢在好地段也就能買個廁所。住什麽樣的房子才能證明你的身價，這回看見咱倆進了別墅小區的停車場，估計他們對咱的評判得上個檔，會熱情更多。”
果然，第二天下午，接待我們的那個小帥哥就打來電話，問我考慮得怎麽樣了。
我說：“哥們兒，是這樣，我和我老婆最近感情出了點危機，想試試一起養個孩子能不能把這危機解決了。也有可能過幾天我們忽然就離婚了，到時候這孩子我們倆都不要，怎麽辦？誰養著？”
小帥哥笑了：“哥，這事您別擔心，我們保證能辦得妥妥的。”我說空口無憑啊。
他說：“這樣吧，我給您發一個群，平時遇見有代孕中途出現問題的情況，我們公司都會在裏麵處理孩子。我把群號發給您，和管理員說一聲，您加進去自己看吧。”
這是一個有償的、網上收養孩子的交流群，群裏的主力軍是兩種人：領媽和寶媽。領媽是群裏對收養者的稱呼，寶媽則是送養一方。渴望領養孩子的領媽會拿一筆可觀的營養費給寶媽。賣準生證以及嬰兒用品的販子也在群裏出沒。按照群裏討論的平均價格，領養孩子的一方起碼要給送養的一方十幾萬元作為營養費。
我把周庸叫過來，給他看這個。
周庸：“徐哥，這違法嗎？”
我說：“當然違法，已經夠判刑了。把孩子送給別人，並拿一大筆營養費，即使是親生父母也得判拐賣兒童罪。”
周庸：“這不算收養？”
我說：“當然不算，中國的收養條件很嚴的，《收養法》規定了一大堆。通過正當方式領養孩子，需要無子女、沒得啥大病、保守收養隱私，孩子未成年以前不得解除收養關係，不能打不能罵，不然就是違法。還要沒犯罪記錄，征信好看，收養人當地的居委會證明，派出所證明……所以，更多的人選擇了得花錢但更快速高效的網絡收養。但這裏麵有個問題，我十分懷疑這些送養的人裏有一些是人販子。他們通過這種群組將拐來的小孩賣掉。”
周庸：“所以你找我過來幹嗎？”
我說：“現在可以確信，通過這個群組，在他們可以出售小孩的這個平台上，每個孩子能賣八到十五萬元。我對那家代孕公司進行檢索，發現他們正在招人。你去應聘一下，看看那些負責事情的人提成是多少，能否通過賣孩子得到比提成更高的利潤。”
周庸晚上給我打電話：“徐哥，我知道了。”
我說：“你怎麽知道得這麽快！我中午剛叫你去應聘，下午你就全搞清了？”
周庸：“是啊，我跟他們經理談待遇的時候，他就告訴我了。所以我幹脆就沒去上班，麵試完就直接放他鴿子。”我問周庸提成是多少。
周庸：“就你說超哥那一百二十萬元的大單，尾款到後，能和代孕的姑娘一樣，拿百分之十五的提成，比賣孩子賺得多。”
第二天我又去中介公司見了小帥哥，看能不能得到更多的線索。然後他把我帶到了給李超代孕的姑娘住的小區。
小帥哥介紹：“您要是辦一百二十萬元的套餐，代孕媽媽就住這兒。單獨一間屋子，這兒最小的戶型都是八十多平方米的，環境好，安保也好，二十四小時不間斷巡邏，在樓下有什麽事一喊就到！”
我說：“等會兒，你確定這兒的治安這麽好？”
他說：“當然，我們公司高級套餐的代孕媽媽全住這小區。”
和他分開後，我又觀察了一會兒，給周庸打了個電話：“咱倆上當了。”
周庸問我怎麽了。
我說：“那個代孕姑娘有問題，她說在樓下推孩子玩的時候，被人搶了，然後喊也沒人幫。但是這小區是二十四小時巡邏製——我剛才站這兒看了一會兒，保安巡邏很嚴，不可能出現她說的那種喊了沒人幫的情況。”
周庸點點頭：“但她什麽動機啊？她為什麽要把替李超代孕的孩子賣了呢？不是說最後能拿十八萬嗎？也沒差多少啊！”
周庸：“咱找到她就知道了。”
我說：“行，你來的時候去取十萬元的現金，一張卡好像取不了那麽多，卡夠嗎？”
周庸：“沒事，我卡多著呢。”
周庸到了以後，我們倆上樓敲門，代孕姑娘打開門：“你倆啊。”
她把我們讓到屋裏坐下後，又要倒水。
我說：“你先不用倒水，說說孩子去哪兒了吧。我們了解了樓下的安保情況，感覺不太可能有孩子被搶，去看了監控也沒看見搶孩子的記錄。”
她說：“我就是被人搶了，別的我也不知道。”
我說：“我知道。那孩子連存在的證據都沒有，我們拿你沒什麽辦法，但我帶了十萬元現金來，”我拍拍周庸提來的包，“你告訴我孩子去哪兒了，錢就給你，咱不談其他的。我就想知道孩子在哪兒，成嗎？”
她想了想，給了我一個電話號：“這人那天在‘代孕媽媽群’裏聯係我，說如果我有小孩想要送給別人，可以給我十二萬元的營養費。”
我說：“你再幫我個忙，你給他打個電話，說你有一姐妹也想拿孩子換筆營養費。”
她看了看桌上的十萬元，打了電話。
第二天下午，李超的老婆抱著一個我們用娃娃包的，看起來像是嬰兒的包裹，站在指定的地點等著人販子。
這裏是兩條路的交界點，一邊是通往市中心的大馬路，一邊是高速大橋。我和周庸商量：“我估計他肯定怕我們跟蹤，這些路路況不穩定，說堵就堵，這兒我們就不要管了。他急著離開時肯定會選不會出錯的地方開快車走，不是大馬路就是高速大橋。幹脆咱倆直接去那倆地方等吧，還不容易被發現。”
3:30，一台慢悠悠開過的轎車忽然停住，下來一個戴著麵具的人，一把搶走李超老婆手裏的東西，扔下一袋錢，上車就走，順著大馬路向市中心狂奔而去。其間減了一下速，估計發現了假小孩，但怕有危險，沒停車繼續走了。
我和李超一直通著電話，知道車型後，我在它上環線的時候跟上了這輛車，一直到了一個別墅小區。車停了一會兒，一個中年男人下車進了屋。
我告訴周庸位置，讓他過來和我會合，天黑時一起行動。
半夜1點多鍾，天色黑得不能再黑，別墅的燈都關了。我打開手機的攝像頭對著別墅掃了一圈，看看是否有紅外攝像頭。確定什麽都沒有後，我和周庸換上消音的軟底布鞋，貓著身子走到一樓防盜門處。
聽著裏麵沒什麽動靜，我走到別墅後麵對著廚房的小門，用鐵絲輕輕地打開門鎖，進了屋。我和周庸悄悄地四處找了一下，覺得最有可能關人的地方就是地下室。
周庸用手機打字給我：“徐哥，要不咱直接報警吧。”
我拿過他的手機：“警肯定得報，但咱得先把李超的孩子弄出來。他那孩子沒出生證明，被警察帶走後很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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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庸在地下室門口幫我望風，我極其緩慢地打開了地下室的門，走了下去。地下室裏有十幾個孩子，大的也就五六歲，小的還是嬰兒。他們每個人都睡得特別熟，桌上還擺著一盒史蒂諾斯，看來孩子睡之前都被喂了安眠藥。嬰兒總共有四個，我拿出手機分別照了一張，發給了李超。
李超很快回複：“第三張和第四張那個是我兒子，我都不知道該怎麽感謝你！”
我說：“你先別感謝我，第三張和第四張是兩個孩子，不是一個人，到底哪個是你兒子！”
李超：“我真分不出來了，要不你都抱回來吧！大不了我都養著。”
我抱起兩個嬰兒，緩步上了樓，和周庸一起離開了這棟房子，坐回車裏報了警。半個小時後，看著兩隊警察衝進了別墅，我和周庸打著火，開向了李超家。
即使把兩個孩子抱到麵前，李超和他老婆也沒認出哪個是自己兒子。
李超：“明天我去做個親子鑒定吧。”
我說：“那玩意兒得一周才出結果呢，孩子的乳母肯定知道哪個是你兒子。”
我和周庸按照代孕姑娘的戶口信息，找到了她老家。她開門看見我們倆有點兒嚇壞了，讓兒子回屋玩，轉過身跟我們解釋：“真不是我幹的。”
我說：“知道不是你幹的。”然後拿照片給她看：“這兩個哪個是你代孕生的？”
姑娘沉默了一會兒：“兩個都是。他們倆是雙胞胎，我按照合同需要交出去一個，但另一個我可以自己留著。正好那人找上來，說要買小孩，我就答應了。沒想到他來了以後，把倆孩子都強行抱走了。”
我和周庸坐在回燕市的高鐵上，周庸說：“這回超哥雙喜臨門了啊！”
我說：“錢也不少花，黑市辦個出生證得十萬元，他這回還得乘以二。”
周庸點頭：“徐哥，你說這事其實挺可笑的，孩子丟了警都不能報，因為沒證據證明這孩子是存在的！”
我說：“是，現在這事雖然不違法，但由於沒有規範，行業內還是很亂的。咱有四千多萬不孕不育人口，再加上同性群體和失孤群體，需要的孩子太多了，代孕幾乎變成一種剛需。我覺得政府應該參與進來，像美國一樣規範這個行業。從精卵子公司到代孕母親公司，再到專業的代孕醫院，以及相關行業的律師，甚至心理谘詢服務全都規範清楚。這樣既不會再出現生了雙胞胎都不知道，也不會出現孩子丟了沒法報警的情況。最重要的是，那些渴求孩子而不得的人群，都能擁有屬於自己的孩子。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周庸想了想：“有道理！”
17
有個小夥離奇死亡，死前辦了假火化證
按照正常的想法，熟悉的人對自己是沒有危害的。所以，遭遇了熟人犯罪後，當事人往往會特別想不開。但實際上，熟人犯罪和陌生人犯罪的比例相差得並沒有想象得那麽大。其實，熟人犯罪是一種常見的犯罪行為。即使發生在你身上，你也不必因為對方是熟人而想不開——這和其他的犯罪並沒有什麽區別。
這次要說的，就是一起發生在我身邊的熟人犯罪。
2016年10月19日下午，我和周庸正在某健身俱樂部遊泳。遊的時候，周庸的蘋果表一直響，他遊到淺水區站住後，抬手點了幾下，抬頭看我。我說怎麽了。周庸抹了把臉上的水：“徐哥，馬北一死了，已經火化了！”
馬北一死在這個時候，實在是太巧，也太奇怪了——他欠了許多錢，還是一起詐騙案的嫌疑人。而且他死不見屍，大家知道他死了的時候，就隻剩下了骨灰。
他是周庸的大學同學，也是燕市人，很精明，大一時就在寢室樓裏賣煙。晚上寢室樓鎖門後，學生都得跟他高價買煙。據周庸說，他大學學費都是自己賺的。
9月28日，周庸的一個大學同學要結婚，馬北一拉了個聊天群，說準新郎讓他代收份子錢，讓同學們發紅包或轉賬給他。過了兩天，有人和要結婚的同學聊起這事，對方很驚詫：“沒有啊，我都半年沒和馬北一聯係過了。”接著他們試圖聯係馬北一，卻根本聯係不上。
馬北一失聯後，周庸的同學圈一下子炸了。因為許多人都想到，自己在當年6到8月份期間都借過錢給馬北一——包括周庸，借得最多的就是他。
7月份時，馬北一約周庸吃飯，謊稱在南方包工程，還發了工地照片和工程合同給周庸，需要資金，向周庸借了十五萬元。同學們互通有無後發現，他跟所有人都是這麽說的。
我問周庸要了更多的合同照片，並給當地建設局打了個電話谘詢，發現合同上的工程編號根本不存在。
周庸借馬北一錢時都沒多想：“這人一直挺靠譜的，上學時雖然搞了許多歪門賺錢，但是借錢什麽的都是很快就還。別的同學攢錢買手機時，他不僅賺錢買了個iphone，還買了個尾號8888的手機號說等升值。”周庸通信錄裏的馬北一，備注是“馬精明”。
馬北一在同學裏人緣不錯。他是單親家庭，母親去年得了尿毒症，家裏沒什麽親戚，全靠同學們捐款湊夠了換腎手術費。周庸當時也捐了三萬元，他媽最後還是沒挺過去。
但這事後來被發現也是假的。馬北一失蹤後，幾個人找大學時的導員，要了馬北一家的地址。上門後，馬北一“因為尿毒症去世”的母親給他們開了門，說自己對馬北一的所作所為全不知情。同學們發現一切都是詐騙後，馬上報警立了案。
結果他們今天接到警方的通知：馬北一自殺了——已經火化，隻剩骨灰了。
周庸沒心情遊泳了，我們倆一起爬上岸，走回更衣室坐下。周庸擦了擦頭，問我覺得馬北一是真死還是假死。
我說：“我對這種事都有懷疑。前幾天我看新聞，說有個學生借錢還不上後自殺了，也是直接就剩骨灰了，我也覺得真實性有待商榷。”
我向周庸要了他的手機，看他同學群裏的信息。有人提議用骨灰驗dna，周庸問我能不能驗出來。我說當然不能，高溫會把骨灰燒得隻剩下無機物，還會使dna變性。
我想了想，問周庸能不能和同學們商量下，把這事統一交給我們代理。“馬北一要是假死，咱可以幫他們把人找出來，但追回款的百分之十，要作為調查費。”
周庸發了一會兒消息：“他們都答應了。”
第二天中午，周庸向大學時的導員谘詢到了馬北一的地址。我們倆開著車到了地方，在小區門口的便利店買了兩箱牛奶，進了小區。
上到四樓，敲了敲門，裏麵有人問我們是誰，周庸說是馬北一的同學。一個戴眼鏡微胖的中年婦女態度不是很好地打開門：“又是來要錢的？進來吧。”看來之前已經有人上門要過債了，我和周庸進了門，在沙發上坐下，將買的兩箱牛奶遞給馬北一母親後，她態度緩和了一些：“吃點橘子嗎？”
我和周庸婉拒，直入正題：“阿姨，北一這事太突然了，欠這麽多錢，人忽然就沒了，說實話我們有點懷疑。”
馬北一的母親沒和我們多解釋，走進臥室拿出幾張紙，放在茶幾上，讓我們自己看。我和周庸拿起來看，是三張證明。一張醫學死亡證明，一張火化證明，以及一張派出所戶口注銷證明的存根。我趁著馬北一母親和周庸說話時，把三張紙都拍了下來。
和周庸出了馬北一家後，周庸從車裏拿了瓶水，喝了一口：“徐哥，他是不是真死了？不僅有死亡證明，連戶口都注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