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我跟他承諾，他爸再來買保健品，絕對不賣給他。“馬雲”欣賞地點點頭。
下午做完會銷回到公司，我和周庸帶著紐扣攝像機，進了“馬雲”的辦公室。他問我有什麽事，我說我們想辭職。
他很驚訝：“是有什麽困難嗎？”
我說：“沒有，就是怕出事，昨天那人說他爸吃壞了，萬一我賣出去的東西吃壞吃死人了怎麽辦？”
他笑了：“我們的藥，都是些維生素什麽的，雖然沒有治好人的功效，但也吃不壞，這不挺好嗎？讓他們補補維生素。”
我說：“我聽人說，前一段這片兒就有出事的，所以真不想幹了。賺錢可以，但不能犯法啊，我們家可就一個兒子。”
“馬雲”想了想，找來董事長，讓他和我們談。
董事長極力挽留我們倆：“我是把你們當成骨幹培養的，希望你們能和公司共同成長，靠自己的努力發家致富！”
“但要是實在不願幹了，我們也不強求。”他補充說。
我說我們想幹，但聽說小區和前段保健品死亡名單那事後，真是有點害怕。
董事長點點頭：“理解，但死亡名單那事，我們行業內都清楚，就是惡意競爭，沒有的事。為了打擊對手瞎編的，這片兒是塊肥肉，一家多吃點，其他保健品公司就少吃點。這事我都知道是誰幹的！”
然後他拿出手機通訊錄給我看：“這是琳琅保健品公司老板的電話。你看看那個死亡名單，他的聯係方式就在上邊，你要給他打電話，他就告訴你，說已經和解了，不能說太多。”
我和周庸說考慮考慮。晚上我們在小區裏轉悠時，找私家偵探查了一下琳琅保健品公司老板的電話，綁定的人確實是一家保健品公司的法人。
死亡名單的事，應該是琳琅保健品為了“商業競爭”搞出來的，但張超女友的事卻是真的。董事長很狡猾，完全沒透露自己和這件事的關係。
出了門，周庸說這也不行啊：“咱得讓他承認！把張超女友吃壞的仙草極致美容丸，是他弄的啊。但這孫子就不說和自己有關，還說是內部消息。”
我點點頭：“但他不應為了證明真實性，給我看那個琳琅公司老板的電話號碼。”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我憑著記憶打給琳琅公司老板，自我介紹之後，告訴他我想扳倒仙草保健品公司，問他想不想合作。
監聽設備常隱藏在角落裏
他沒多想就同意了：“可以啊，需要我們做什麽？”
我說他什麽都不用做，明天上午打電話給他的競爭對手就行。
當天晚上，我和周庸溜進董事長的辦公室，安裝了幾個針孔攝像頭。第二天上午，董事長上班後，我給琳琅的老總發了條短信，告訴他現在就打電話。董事長在辦公室接了電話後，很快就把“馬雲”叫進了自己的辦公室。
晚上下班後，我和周庸故意最後走。離開之前，在董事長的辦公室裏取出了監聽設備。我和周庸沒再回“宿舍”，直接回了家，將針孔攝像拍下的東西導到電腦上打開。
董事長接了電話後，叫“馬雲”進自己的辦公室，問他小區的那件事有沒有什麽漏洞。“馬雲”說沒有：“咱沒注冊公司，手機號也都沒實名認證，上一批員工都遣散後，辦公地點也換了。”
看完視頻，周庸問我是不是直接交給警察。我覺得不行：“這種用特種裝備偷拍的東西都是非法證據，不能作為呈堂證供。交給警察，咱倆容易被判刑。”
第二天上午，我和周庸又去了公司，“馬雲”看見我們很高興：“聽說你們倆沒回宿舍，我還以為不幹了呢。”我沒理他，直接進了董事長辦公室，把視頻給他看。
2016年10月31日，張超的女友昏迷一周之後，醒了過來。在差不多同一時間，他們收到了一筆二百萬元的匯款。我打電話告訴張超這筆錢拿著就行——這是和解的錢，我隻能幫他到這兒了。
張超很感激，說要請我和周庸吃飯，感謝我們為他女友的付出。我和周庸晚上到餐館時，張超已經點好了菜，並要了一打啤酒。
喝了幾輪後，周庸看了看桌上已經空了的油炸花生米：“你愛吃花生？”張超說是。
我忽然想到一件事，問張超他女友出事那天，還做了什麽。
張超想了想說：“沒有，我們一起吃完飯，她說她媽讓她回去取點營養品，然後就走了。到晚上，她爸告訴我她出事了。”
我看了看張超，最後還是決定不問他那天吃沒吃花生，又是否和他的女友接吻。
開車回家的路上，我和周庸說了我的猜測。張超那天可能吃了花生——然後兩個人接了吻。作為最致命的過敏源之一，花生差點要了她女友的命。
周庸想了想：“那我們不是冤枉董事長了嗎？”
我說他要是沒賣保健品騙人錢，還告訴人家那是瞑眩反應，正常情況下肯定會打120，不會耽誤治療。
周庸點點頭：“這次的案子挺開心，替人追了一筆錢，還威脅董事長以後不能從事保險行業，能讓受害的人少點兒。”
我說：“你這麽想不對，沒有了仙草，還會有別的保健品公司，他們永遠都會騙下去。隻有子女平時多關心父母，多預防，才能杜絕這種情況的發生。”
19
被拐兒童救回後，染上了一種怪病（上）
2016年11月16日上午，我因為感冒在家裏躺著，這時一個署名“藍色火車”的人給我發了一條微信：“孩子找到了，有事想和您聊聊！”
“藍色火車”上一次給我留言，是一周前。“朋友家六歲大的兒子剛在燕市太興區葫蘆路附近走丟了，可能是被拐了。”他問我除了報警外，是否有什麽應急方法。我告訴了他公安大學王大偉博士發明的“十人四追法”：母親原地不動，父親發動親友十人或以上向四個方向尋找。
因為人販子把小孩抱走後，經常會火速趕往火車站、汽車站，買張票馬上走。
十人四追法示意圖
所以丟孩子的一定要比人販子還快，才能把他截住。據說有位母親用這種方式，在火車站截住過正在檢票的人販子。
四個方向最少是八個人，還要有兩個人，一個去報警，另一個人要留在家裏，因為有時小孩能自己找回家。所以一旦有兩三歲的孩子丟失了，要馬上組織最少十個人，趕快出去追，不要有任何耽擱。
因為當時我還在查假鈔的事情，同時準備去香港參加同行聚會，就把這件事忘了。
一個月後，忽然得知男孩找到了，我挺高興，趕緊又聯係了“藍色火車”。我問他具體是怎麽找到的。
“藍色火車”告訴我，他看到我回複的信息，已經是幾小時後了，“十人四追法”已經不適用了。警方調了附近所有的監控，確定孩子是被一個中年男子拐走的，但具體拐去了哪兒，需要慢慢調查。
在警方調查期間，“藍色火車”的朋友把失蹤男孩的信息發布到“全國打拐解救兒童尋親公告平台”上。有誌願者在東南地區巡看時，發現了長相相似的男孩。通知家長後，家長和當地警方一起找過去，發現那確實是自己兒子。
我問他是否抓到人販子。他說沒有。他這次找我，就是因為這事。
我奇怪：“孩子都找回來了還找我有事？”
他說是，孩子回到家之後沒幾天，生殖器和肛門等處出現了潰爛的情況。帶孩子去醫院檢查後，醫生說這是性病——孩子得了尖銳濕疣。
也就是說，在被拐賣期間，這個男孩被迫和人發生過性行為。
我問他購買孩子的那對夫妻中，是否有人是戀童癖？
“藍色火車”說沒有，發現孩子得了性病後，他們又報警了。警察帶那對夫妻去化驗，兩個人都沒有尖銳濕疣。現在猜測，人販子是戀童癖，在拐賣過程中與男孩有性行為，把性病傳染給了他。
簡直太可恨了，我問他能幫上什麽忙。
“藍色火車”告訴我，他的朋友，也就是男孩的父母，現在願意出三十萬元找出這個人販子，將他繩之以法。問我願不願意接這個活兒。
我說我得考慮考慮，晚上可以一起吃頓飯，詳細聊聊。因為感冒，不能吃太油膩的，所以我訂了一家淮揚菜。
晚上6點，我給周庸打電話，開車接上我，到了飯館。在餐館門口，我見到了“藍色火車”。他戴著眼鏡，看起來很斯文，看見我和周庸過來立即上來打招呼：“您好，徐哥吧，太謝謝您了！”
我擺擺手不再客套。
我們進了店裏，點了蟹粉獅子頭、太湖蝦仁和我最喜愛的大煮幹絲，要了一壺龍井。倒上茶，我和他實話實說：“三十萬元的活兒，我挺想接的。但說實話，找人不算是我的強項。”
找人在我的職業技能裏算是比較弱的一項——我比較擅長對現有目標的分析、追蹤、監聽和挖掘。
但找一個從來沒見過，身份信息完全不詳，名字都不知道的人——說實話，這方麵我比較弱。
當然，比較對象是能查天眼、定位手機的一些私家偵探和警方。
他搖搖頭：“我們之前就找過你，對你比較信任。”
我說：“行，你要認準我了，咱就簽個合同——我們一般不幹太長的活兒，超過十天沒線索，就放棄。你們負責調查所花的交通食宿。要是查到了，不需要報銷費用，直接全款就行。”
“藍色火車”點頭表示同意，我發給他一份電子合同，他掃了一眼，說可以。
周庸買單後，我管“藍色火車”要了那對從人販子手中購買男孩夫婦的地址，買了第二天一早8:10燕市飛泊州市的機票。
經過三個小時的飛行，我和周庸到了泊州市。
在泊州機場一樓進出口停車區，停前麵的都是當地的出租車。一群男子站在車附近，見我和周庸出來，上前招呼：“你們要去哪兒？到這邊來說，運管在這兒不方便講。”
周庸剛要說話，我攔住他：“不用，我們不打車。”
繞到出租車停放區的側邊，有許多泊州市區的出租車。我和周庸上了車，說到汽車南站。周庸問我，為什麽機場一出來那兒不打車，跑這麽遠來坐出租。
我還沒說話，司機回頭看我一眼：“這小夥是聰明人啊，門口停的那些出租車基本都是不營運的，停在這裏隻是為了招攬客人，然後把客人倒手給泊州市區的出租車或者黑車，從中收取一定的費用。咱正常打表也就一百多元，你們要打那車他們得收三百多。”
周庸：“就沒人管嗎？”
司機搖搖頭，沒再說話。
到汽車南站時，已經快下午1點了。我和周庸在汽車站坐車，先花了三個多小時到了泊州市下轄的安通縣城，又從縣城坐了一個小時的小巴到感懷鎮，等在感懷鎮下車的時候，已經5點了。
周庸下車時都要吐了，說自己再也不想坐客車了：“徐哥，他們在燕市拐一孩子，賣到泊州來——這也賣得太遠了吧！”
我說：“是，哪裏有需求哪裏就有買賣。”
感懷鎮的空氣很好，有很多很有特色的二層小樓。我和周庸按照地址，問了幾次路，找到了陳強夫婦的家——他們就是買了男孩的那對夫妻。
我和周庸在門口敲了敲門，沒人開，我們就站在門口等著。這時路過一個四五十歲的大叔，問我和周庸在這兒幹嗎，我說我在等陳家的人。
大叔說自己是鄰居，就住旁邊，問我們什麽事。我說我們是記者，正在做一期拐賣兒童的調查，想問問他們從人販子手裏買孩子的事。大叔沒說話，轉身走了。
周庸問我：“徐哥，等會兒直接問他們認不認識人販子？”
我說：“當然不能這麽說，他們至今沒孩子，也沒領養，肯定有困難。從對方角度出發，人家才能理我們。”
天黑了，陳強夫婦才回來。
我說我們是記者，了解到前段時間他們買孩子的事，想問下，為什麽不去福利院領養，而找人販子買。這對夫妻一肚子苦水：“我們也不願意啊，八萬元，就這麽打水漂了。”
他們很高興有人來關心，讓我們留下吃飯，我和周庸順勢就答應了。飯桌上，我問他們是怎麽聯係上人販子的？是否知道人販子的下落？一般來說，人販子是這麽做生意的：他們會先找一個對孩子需求比較大的地方，在這裏持續地賣孩子，直到這個地方被滿足，再尋找下一個地方。
他們表示不知道：“那人販子就是碰見的，不是我們主動聯係的。”
我看到陳強夫婦說不知道之前，做了一個眼神的交流——他們在撒謊。不交代人販子的聯係方式，很有可能是，他們還想再買一個。
我吃了幾口飯，說要去衛生間。陳強指了一下：“二樓右邊的那個門就是。”
陳強家是個二層小樓，一樓是客廳、廚房和一間臥室，二樓是兩間臥室和一個衛生間。我放輕腳步，悄悄在二樓找了一圈——屋裏沒有電腦，有一本筆記本，還有一個固定電話。
我翻了翻筆記本，裏麵記錄的都是茶葉出售的賬目——感懷鎮是出名的茶葉產地之一。翻完這本賬，我沒找到和人販子有關的信息。固定電話上有些通話記錄，我把號碼都拍下來，掏出口香糖嚼軟，粘了個微型錄音器到床頭櫃底下。到衛生間衝了下廁所，我就下樓接著和他們一起吃飯。
吃完飯，我跟陳強夫婦說今天太晚了，明天再來聊聊，就和周庸去了鎮政府附近的旅社。
到了房間，我把窗簾拉上。周庸問我拉窗簾幹嗎。我說：“有人跟蹤，剛才咱往鎮政府這邊走的時候，後邊有個車一直跟著。但應該不是專業的，開得特別慢，大燈一直晃著咱倆身後。”
周庸：“是人販子嗎？”
我說：“不知道，但應該和這事有關係，咱這兩天得注意點。”
我把拍下來的通話記錄，發給了線人小k，讓他幫忙查一下這些號碼是否有問題。一個多小時後，小k打電話回來，說這些電話看不出問題——都是本地的電話。在自己家鄉做人販子的很罕見，警察太容易查證，人販子應該不在這些電話裏。
第二天中午，我們又到了陳強夫婦家，四個人一起吃了頓飯。周庸按照我們昨晚商量好的，不停地問陳強夫婦一些問題，我借機四處觀察有什麽不對的地方。
我猛扒兩口飯，再次借口上廁所，去二樓拿回微型錄音器，發現床頭櫃上擺了幾份報紙，其中有一份叫《泊州鬼故事》。我看了兩眼，越看越覺得不對勁，就拿出手機，把這報紙前前後後每頁都拍下來，然後下了樓。
再沒找到其他線索，我們告別了陳強夫婦，回到旅社。
錄音筆。錄音筆的內容不能當作證據使用，但可以震懾他人
下午做完會銷回到公司，我和周庸帶著紐扣攝像機，進了“馬雲”的辦公室。他問我有什麽事，我說我們想辭職。
他很驚訝：“是有什麽困難嗎？”
我說：“沒有，就是怕出事，昨天那人說他爸吃壞了，萬一我賣出去的東西吃壞吃死人了怎麽辦？”
他笑了：“我們的藥，都是些維生素什麽的，雖然沒有治好人的功效，但也吃不壞，這不挺好嗎？讓他們補補維生素。”
我說：“我聽人說，前一段這片兒就有出事的，所以真不想幹了。賺錢可以，但不能犯法啊，我們家可就一個兒子。”
“馬雲”想了想，找來董事長，讓他和我們談。
董事長極力挽留我們倆：“我是把你們當成骨幹培養的，希望你們能和公司共同成長，靠自己的努力發家致富！”
“但要是實在不願幹了，我們也不強求。”他補充說。
我說我們想幹，但聽說小區和前段保健品死亡名單那事後，真是有點害怕。
董事長點點頭：“理解，但死亡名單那事，我們行業內都清楚，就是惡意競爭，沒有的事。為了打擊對手瞎編的，這片兒是塊肥肉，一家多吃點，其他保健品公司就少吃點。這事我都知道是誰幹的！”
然後他拿出手機通訊錄給我看：“這是琳琅保健品公司老板的電話。你看看那個死亡名單，他的聯係方式就在上邊，你要給他打電話，他就告訴你，說已經和解了，不能說太多。”
我和周庸說考慮考慮。晚上我們在小區裏轉悠時，找私家偵探查了一下琳琅保健品公司老板的電話，綁定的人確實是一家保健品公司的法人。
死亡名單的事，應該是琳琅保健品為了“商業競爭”搞出來的，但張超女友的事卻是真的。董事長很狡猾，完全沒透露自己和這件事的關係。
出了門，周庸說這也不行啊：“咱得讓他承認！把張超女友吃壞的仙草極致美容丸，是他弄的啊。但這孫子就不說和自己有關，還說是內部消息。”
我點點頭：“但他不應為了證明真實性，給我看那個琳琅公司老板的電話號碼。”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我憑著記憶打給琳琅公司老板，自我介紹之後，告訴他我想扳倒仙草保健品公司，問他想不想合作。
監聽設備常隱藏在角落裏
他沒多想就同意了：“可以啊，需要我們做什麽？”
我說他什麽都不用做，明天上午打電話給他的競爭對手就行。
當天晚上，我和周庸溜進董事長的辦公室，安裝了幾個針孔攝像頭。第二天上午，董事長上班後，我給琳琅的老總發了條短信，告訴他現在就打電話。董事長在辦公室接了電話後，很快就把“馬雲”叫進了自己的辦公室。
晚上下班後，我和周庸故意最後走。離開之前，在董事長的辦公室裏取出了監聽設備。我和周庸沒再回“宿舍”，直接回了家，將針孔攝像拍下的東西導到電腦上打開。
董事長接了電話後，叫“馬雲”進自己的辦公室，問他小區的那件事有沒有什麽漏洞。“馬雲”說沒有：“咱沒注冊公司，手機號也都沒實名認證，上一批員工都遣散後，辦公地點也換了。”
看完視頻，周庸問我是不是直接交給警察。我覺得不行：“這種用特種裝備偷拍的東西都是非法證據，不能作為呈堂證供。交給警察，咱倆容易被判刑。”
第二天上午，我和周庸又去了公司，“馬雲”看見我們很高興：“聽說你們倆沒回宿舍，我還以為不幹了呢。”我沒理他，直接進了董事長辦公室，把視頻給他看。
2016年10月31日，張超的女友昏迷一周之後，醒了過來。在差不多同一時間，他們收到了一筆二百萬元的匯款。我打電話告訴張超這筆錢拿著就行——這是和解的錢，我隻能幫他到這兒了。
張超很感激，說要請我和周庸吃飯，感謝我們為他女友的付出。我和周庸晚上到餐館時，張超已經點好了菜，並要了一打啤酒。
喝了幾輪後，周庸看了看桌上已經空了的油炸花生米：“你愛吃花生？”張超說是。
我忽然想到一件事，問張超他女友出事那天，還做了什麽。
張超想了想說：“沒有，我們一起吃完飯，她說她媽讓她回去取點營養品，然後就走了。到晚上，她爸告訴我她出事了。”
我看了看張超，最後還是決定不問他那天吃沒吃花生，又是否和他的女友接吻。
開車回家的路上，我和周庸說了我的猜測。張超那天可能吃了花生——然後兩個人接了吻。作為最致命的過敏源之一，花生差點要了她女友的命。
周庸想了想：“那我們不是冤枉董事長了嗎？”
我說他要是沒賣保健品騙人錢，還告訴人家那是瞑眩反應，正常情況下肯定會打120，不會耽誤治療。
周庸點點頭：“這次的案子挺開心，替人追了一筆錢，還威脅董事長以後不能從事保險行業，能讓受害的人少點兒。”
我說：“你這麽想不對，沒有了仙草，還會有別的保健品公司，他們永遠都會騙下去。隻有子女平時多關心父母，多預防，才能杜絕這種情況的發生。”
19
被拐兒童救回後，染上了一種怪病（上）
2016年11月16日上午，我因為感冒在家裏躺著，這時一個署名“藍色火車”的人給我發了一條微信：“孩子找到了，有事想和您聊聊！”
“藍色火車”上一次給我留言，是一周前。“朋友家六歲大的兒子剛在燕市太興區葫蘆路附近走丟了，可能是被拐了。”他問我除了報警外，是否有什麽應急方法。我告訴了他公安大學王大偉博士發明的“十人四追法”：母親原地不動，父親發動親友十人或以上向四個方向尋找。
因為人販子把小孩抱走後，經常會火速趕往火車站、汽車站，買張票馬上走。
十人四追法示意圖
所以丟孩子的一定要比人販子還快，才能把他截住。據說有位母親用這種方式，在火車站截住過正在檢票的人販子。
四個方向最少是八個人，還要有兩個人，一個去報警，另一個人要留在家裏，因為有時小孩能自己找回家。所以一旦有兩三歲的孩子丟失了，要馬上組織最少十個人，趕快出去追，不要有任何耽擱。
因為當時我還在查假鈔的事情，同時準備去香港參加同行聚會，就把這件事忘了。
一個月後，忽然得知男孩找到了，我挺高興，趕緊又聯係了“藍色火車”。我問他具體是怎麽找到的。
“藍色火車”告訴我，他看到我回複的信息，已經是幾小時後了，“十人四追法”已經不適用了。警方調了附近所有的監控，確定孩子是被一個中年男子拐走的，但具體拐去了哪兒，需要慢慢調查。
在警方調查期間，“藍色火車”的朋友把失蹤男孩的信息發布到“全國打拐解救兒童尋親公告平台”上。有誌願者在東南地區巡看時，發現了長相相似的男孩。通知家長後，家長和當地警方一起找過去，發現那確實是自己兒子。
我問他是否抓到人販子。他說沒有。他這次找我，就是因為這事。
我奇怪：“孩子都找回來了還找我有事？”
他說是，孩子回到家之後沒幾天，生殖器和肛門等處出現了潰爛的情況。帶孩子去醫院檢查後，醫生說這是性病——孩子得了尖銳濕疣。
也就是說，在被拐賣期間，這個男孩被迫和人發生過性行為。
我問他購買孩子的那對夫妻中，是否有人是戀童癖？
“藍色火車”說沒有，發現孩子得了性病後，他們又報警了。警察帶那對夫妻去化驗，兩個人都沒有尖銳濕疣。現在猜測，人販子是戀童癖，在拐賣過程中與男孩有性行為，把性病傳染給了他。
簡直太可恨了，我問他能幫上什麽忙。
“藍色火車”告訴我，他的朋友，也就是男孩的父母，現在願意出三十萬元找出這個人販子，將他繩之以法。問我願不願意接這個活兒。
我說我得考慮考慮，晚上可以一起吃頓飯，詳細聊聊。因為感冒，不能吃太油膩的，所以我訂了一家淮揚菜。
晚上6點，我給周庸打電話，開車接上我，到了飯館。在餐館門口，我見到了“藍色火車”。他戴著眼鏡，看起來很斯文，看見我和周庸過來立即上來打招呼：“您好，徐哥吧，太謝謝您了！”
我擺擺手不再客套。
我們進了店裏，點了蟹粉獅子頭、太湖蝦仁和我最喜愛的大煮幹絲，要了一壺龍井。倒上茶，我和他實話實說：“三十萬元的活兒，我挺想接的。但說實話，找人不算是我的強項。”
找人在我的職業技能裏算是比較弱的一項——我比較擅長對現有目標的分析、追蹤、監聽和挖掘。
但找一個從來沒見過，身份信息完全不詳，名字都不知道的人——說實話，這方麵我比較弱。
當然，比較對象是能查天眼、定位手機的一些私家偵探和警方。
他搖搖頭：“我們之前就找過你，對你比較信任。”
我說：“行，你要認準我了，咱就簽個合同——我們一般不幹太長的活兒，超過十天沒線索，就放棄。你們負責調查所花的交通食宿。要是查到了，不需要報銷費用，直接全款就行。”
“藍色火車”點頭表示同意，我發給他一份電子合同，他掃了一眼，說可以。
周庸買單後，我管“藍色火車”要了那對從人販子手中購買男孩夫婦的地址，買了第二天一早8:10燕市飛泊州市的機票。
經過三個小時的飛行，我和周庸到了泊州市。
在泊州機場一樓進出口停車區，停前麵的都是當地的出租車。一群男子站在車附近，見我和周庸出來，上前招呼：“你們要去哪兒？到這邊來說，運管在這兒不方便講。”
周庸剛要說話，我攔住他：“不用，我們不打車。”
繞到出租車停放區的側邊，有許多泊州市區的出租車。我和周庸上了車，說到汽車南站。周庸問我，為什麽機場一出來那兒不打車，跑這麽遠來坐出租。
我還沒說話，司機回頭看我一眼：“這小夥是聰明人啊，門口停的那些出租車基本都是不營運的，停在這裏隻是為了招攬客人，然後把客人倒手給泊州市區的出租車或者黑車，從中收取一定的費用。咱正常打表也就一百多元，你們要打那車他們得收三百多。”
周庸：“就沒人管嗎？”
司機搖搖頭，沒再說話。
到汽車南站時，已經快下午1點了。我和周庸在汽車站坐車，先花了三個多小時到了泊州市下轄的安通縣城，又從縣城坐了一個小時的小巴到感懷鎮，等在感懷鎮下車的時候，已經5點了。
周庸下車時都要吐了，說自己再也不想坐客車了：“徐哥，他們在燕市拐一孩子，賣到泊州來——這也賣得太遠了吧！”
我說：“是，哪裏有需求哪裏就有買賣。”
感懷鎮的空氣很好，有很多很有特色的二層小樓。我和周庸按照地址，問了幾次路，找到了陳強夫婦的家——他們就是買了男孩的那對夫妻。
我和周庸在門口敲了敲門，沒人開，我們就站在門口等著。這時路過一個四五十歲的大叔，問我和周庸在這兒幹嗎，我說我在等陳家的人。
大叔說自己是鄰居，就住旁邊，問我們什麽事。我說我們是記者，正在做一期拐賣兒童的調查，想問問他們從人販子手裏買孩子的事。大叔沒說話，轉身走了。
周庸問我：“徐哥，等會兒直接問他們認不認識人販子？”
我說：“當然不能這麽說，他們至今沒孩子，也沒領養，肯定有困難。從對方角度出發，人家才能理我們。”
天黑了，陳強夫婦才回來。
我說我們是記者，了解到前段時間他們買孩子的事，想問下，為什麽不去福利院領養，而找人販子買。這對夫妻一肚子苦水：“我們也不願意啊，八萬元，就這麽打水漂了。”
他們很高興有人來關心，讓我們留下吃飯，我和周庸順勢就答應了。飯桌上，我問他們是怎麽聯係上人販子的？是否知道人販子的下落？一般來說，人販子是這麽做生意的：他們會先找一個對孩子需求比較大的地方，在這裏持續地賣孩子，直到這個地方被滿足，再尋找下一個地方。
他們表示不知道：“那人販子就是碰見的，不是我們主動聯係的。”
我看到陳強夫婦說不知道之前，做了一個眼神的交流——他們在撒謊。不交代人販子的聯係方式，很有可能是，他們還想再買一個。
我吃了幾口飯，說要去衛生間。陳強指了一下：“二樓右邊的那個門就是。”
陳強家是個二層小樓，一樓是客廳、廚房和一間臥室，二樓是兩間臥室和一個衛生間。我放輕腳步，悄悄在二樓找了一圈——屋裏沒有電腦，有一本筆記本，還有一個固定電話。
我翻了翻筆記本，裏麵記錄的都是茶葉出售的賬目——感懷鎮是出名的茶葉產地之一。翻完這本賬，我沒找到和人販子有關的信息。固定電話上有些通話記錄，我把號碼都拍下來，掏出口香糖嚼軟，粘了個微型錄音器到床頭櫃底下。到衛生間衝了下廁所，我就下樓接著和他們一起吃飯。
吃完飯，我跟陳強夫婦說今天太晚了，明天再來聊聊，就和周庸去了鎮政府附近的旅社。
到了房間，我把窗簾拉上。周庸問我拉窗簾幹嗎。我說：“有人跟蹤，剛才咱往鎮政府這邊走的時候，後邊有個車一直跟著。但應該不是專業的，開得特別慢，大燈一直晃著咱倆身後。”
周庸：“是人販子嗎？”
我說：“不知道，但應該和這事有關係，咱這兩天得注意點。”
我把拍下來的通話記錄，發給了線人小k，讓他幫忙查一下這些號碼是否有問題。一個多小時後，小k打電話回來，說這些電話看不出問題——都是本地的電話。在自己家鄉做人販子的很罕見，警察太容易查證，人販子應該不在這些電話裏。
第二天中午，我們又到了陳強夫婦家，四個人一起吃了頓飯。周庸按照我們昨晚商量好的，不停地問陳強夫婦一些問題，我借機四處觀察有什麽不對的地方。
我猛扒兩口飯，再次借口上廁所，去二樓拿回微型錄音器，發現床頭櫃上擺了幾份報紙，其中有一份叫《泊州鬼故事》。我看了兩眼，越看越覺得不對勁，就拿出手機，把這報紙前前後後每頁都拍下來，然後下了樓。
再沒找到其他線索，我們告別了陳強夫婦，回到旅社。
錄音筆。錄音筆的內容不能當作證據使用，但可以震懾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