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彝超,五代十國後唐時黨項族的首領,為定難節度使李仁福次子,曆任夏州左都押衙、防遏使,李仁福卒,三軍立李彝超為留後。後唐明宗李嗣源擔心定難軍勾結契丹,以李彝超為延州刺史、彰武軍節度使,而彰武軍節度使安從進為夏州定難軍留後,從而撤銷黨項在定難軍的世襲割據。並派遣邠州藥彥稠以兵五萬送安從進到夏州,李彝超緊閉城門,拒不辦理交接。


    黨項族,古代北方民族,屬於西羌諸部之一,又稱黨項羌。原居西南部的青藏高原,後來生息繁衍,逐步向周圍擴展,相繼歸附隋、唐王朝。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向西北方向遷徙,各部分散居於廣大的西北地區。唐朝初期黨項部落主要分布在:“東至鬆州,西接葉護,南雜春桑、迷桑等羌,北連吐穀渾,處山穀間,亙三千裏”。在遼闊的草原上,黨項羌按姓氏結成大小不同的部落,各自分立,不相統一,著名的部落有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利氏、房當氏、米擒氏、拓跋氏等八部,其中以拓跋氏最為強大。


    “安史之亂”爆發後,黨項族進行了大規模的遷徙活動,持續十年之久,主要是隴右道北部諸州的黨項向東遷至關內道的慶、夏、鹽、靈等州;而原在慶、靈、夏等州的黨項有的更向東遷銀、綏、延等州。還有部分黨項曾東渡黃河進入石州,黨項經過大遷徙後,同當地漢族和內遷的其它少數民族如室韋、吐穀渾、吐蕃、回紇等族雜居共處,交往密切,使黨項原來氏族與部落內保持的血緣紐帶鬆弛,逐漸形成以地緣為紐帶的部落集團。如在綏、延二州地區的,形成了以黨項野利部為主的六府部;黨項拓跋部地在慶州隴山之東的稱東山部,以夏州為中心的稱平夏部,居鄜、延二州之北山地區的稱南山部。


    黨項平夏部首領有州刺史拓跋思恭,協助唐王朝鎮壓黃巢農民起義軍,被唐朝升任為夏州定難軍節度使,統轄夏、綏、銀、宥、靜五州之地。拓跋思恭又進爵夏國公,複賜李姓,夏州地區的黨項拓跋氏成為名副其實、稱雄一方的唐朝藩鎮。


    後唐明宗李嗣源企圖用調防的辦法兼並夏州,受到黨項首領夏州定難軍節度使李彝超的堅決抵製,明宗被迫妥協,夏州黨項的政治威望日益提高,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在李彝超之前,定難節度使已經曆任了拓跋思柬,拓跋思恭,李彝昌和李仁福四名黨項平夏部首領。曆史上,李彝超應屬拓跋思柬族孫,為小說需要特改為其子。


    李彝超,做過夏州左都押衙、防遏使,定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朔方王李仁福去世,三軍打算立李彝超為帥,以李仁福的名義向後梁朝廷上奏說:“臣疾已甚,已委彝超權知軍州事,乞降真命。”


    河西諸鎮都說李仁福暗通契丹,後唐朝廷怕他和契丹聯合用兵,並吞河右之地,南向侵掠關中。正好李仁福去世,任用他的兒子李彝超為彰武留後,調遷彰武節度使安從進為定難留後,仍然命令靜塞節度使藥彥稠帶兵五萬人,由宮苑使安重益為監軍,護送安從進赴鎮所上任。又考慮到李彝超和定南軍將官可能不會從命,下敕文告諭夏州、銀州、綏州、宥州的將士吏民:“近據西北籓鎮奏,定難軍節度使李仁福薨。朕以仁福自分戎閫,遠鎮塞垣,威惠俱行,忠孝兼著。當本朝播越之後,及先皇興複之初,爰及眇躬,益全大節,統臨有術,遠邇鹹安。委伏方深,凋殞何速,忽窺所奏,深愴予懷。不朽之功,既存於社稷;有後之慶,宜及於子孫。但以彼籓地處窮邊,每資經略,李彝超年才弱冠,未曆艱難,或虧駕禦之方,定起奸邪之便。其已除延州節度觀察留後,便勒赴任。但夏、銀、綏、宥等州,最居邊遠,久屬亂離,多染夷狄之風,少識朝遷之命,既乍當於移易,宜普示於渥恩。應夏、銀、綏、宥等州管內,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並公私債負、殘欠稅物,一切並放;兼自刺史、指揮使、押衙已下,皆勒依舊,各與改轉官資。


    朕自總萬幾,惟宏一德,內安華夏,外撫戎夷,先既懷之以恩,後必示之以信。且如李從嚴之守岐、隴,疆土極寬;高允韜之鎮鄜、延,甲兵亦眾。鹹能識時知變,舉族歸朝。從嚴則見鎮大梁,允韜則尋除钜鹿,次及昆仲,並建節旄,下至將僚,悉分符竹。又若王都之貪上穀,李賓之吝朔方,或則結構契丹,偷延旦夕;或則依憑黨項,竊據山河。不稟除移,惟謀旅拒,才興討伐,已見覆亡。何必廣引古今,方明利害;隻陳近事,聊諭將來。彼或要覆族之殃,則王都、李賓足為鑒戒;彼或要全身之福,則允韜、從?嚴可作規繩。朕設兩途,爾宜自擇。或慮將校之內、親要之間,幸彼幼衝,恣其熒惑,遂成騷動,致累生靈。今特差邠州節度使藥彥稠部領馬步兵士五萬人騎,送安從進赴任,從命者秋毫勿犯,違命者全族必誅,先令後行,有犯無舍雲。”


    彝超上表奏稱:“奉詔授延州留後,已迎受恩命,緣三軍百姓擁隔,未放赴任。”,明宗下詔派閣門使蘇繼彥前去夏州催促他。


    李彝超拒不奉詔,派遣自己的哥哥阿王把守青嶺門,聚集境內黨項諸部以自救。趁藥彥稠的不對剛進蘆關立足未穩之時,李彝超派黨項兵抄掠官軍糧運及攻城器具,後唐軍被迫從蘆關退守金明。


    安從進領軍至夏州城下,而李彝超仍然拒不接受朝廷的調令,安從進無奈隻有下令猛攻夏州。夏州的城垣本是赫連勃勃所築,堅如鐵石,鑿不能入。又有黨項四萬多騎兵在四野流動,搶掠糧食財物,致使官軍不能進行收糧、運糧。山路又艱險狹小,關中百姓運輸一鬥米、一捆柴草,要費錢數貫,民間困若竭盡,無力供應。


    李彝超兄弟登上城垣對安從進說:“夏州很貧窮,沒有珍寶積畜可以充當對朝廷的貢品和財賦的地方,隻是因為祖父、父親世代據守此地,不想把它丟失了。這個小小孤城,戰勝它也不足以宣揚威武,何必這樣麻煩國家勞師費財!請您上表把情況報告朝廷,如果朝廷能準許我們自新,或者派遣我們去征伐異城,我願意去打先鋒。”明宗聽說夏州傳回來的戰報後,明白夏州城確實難以攻下,無奈命令安從進帶兵返回。從此,夏州疏遠後唐朝廷,每逢有人叛變,必然暗中與之通連勾結,來達到要求賄賂遺贈的目的。


    權知夏州事的李彝超上表謝罪,並請求昭雪討伐他的罪行,授彝超檢校司徒,充定難軍節度使。李彝超重病之中上表後唐朝廷,將夏州軍事托付給了自己的哥哥行軍司馬李彝殷,之後不久李彝超就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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