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牢所在，應該是桃園台北監獄，但把我留在土城看守所。原因是台北監獄太擠，不能一人獨居，但“上級”認為李敖跟別人雜居，會知道得太多，實在以獨居為宜，所以就表麵優待性地留在看守所代執行了。所以我留在看守所，是一個例外，與眾不同，這種與眾不同，我一到看守所就領教了。在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棟舍房中，忠孝二舍是比較特殊的舍房，忠三舍是禁見房和犯則房，孝三舍是重刑犯房，忠二舍孝二舍是死刑或無期徒刑犯房，忠一舍孝一舍是重刑犯房，但孝一舍又別有天地名曰保護舍，人犯中身份極特殊的——像外國人、重要公務員、警察人員等等，也都保護在此免生意外。我到看守所，就被解釋做特殊的，所以我的半年刑期雖然比起個個十年以上刑期的重刑犯來瞠乎其後，但也混跡其中。按說我這種半年刑期的輕刑犯，早該配到工廠去逍遙的，但“上麵”說要“保護”我，就被獨自關在第三十二號囚房。
因競選“國大”代表，被判違反“選罷法”等的劉峰鬆（被判三年半），在移送台北監獄前，獨自住在第四十六房，與外麵來往的信，他的和我的都經過孝一舍主管、第一教區課員，以至安全部門特別檢查、登記、抄錄或影印，如此“保護”，顯然已經逾越必要的程度了，當然令人恐怖與痛恨。為了抵製，我就一封信也不透過他們。所以半年期間，他們隻見來信，不見回信。唯一一次例外是可愛的“女秘書”武慰先要來看我，我正式回她一信，寥寥數語，除此之外，他們無法從信上羅織出我的思想問題或任何問題。
有一次一封來信，因為手續失誤，他們漏了影印，結果趁我在籃球場放風時，故意延長放風時間，以便潛入我房裏，找出影印後再放回；劉峰鬆的幾張稿件，以寫信方式處理，因手續失誤，一開始得以寄出，後來安全單位打官腔，承辦人員隻好私下求劉峰鬆幫忙追回。這些妙事，若再說劉峰鬆和我不是以政治犯身份坐牢，若再說我們坐牢不是政治原因，就未免太天真了吧？若再說我李敖是“侵占”罪名坐牢，就未免太不公道了吧？
關在舍房裏的寂寞難挨，是一般人犯最吃不消的，他們要打發日子。打發日子最好的方法就是出來做工。做工雖然苦，但是大家搶著幹。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時候，大部分時間關在軍法處看守所獨居房，有一次換房，因人太多，派進一個桃園大園的流氓同我暫住。此公叫許性德，我在看書，他大唱日本歌，我說你太吵了，你做一點工吧，他說沒工可做，我看到馬桶內外有多年累積的髒斑，我說你就洗馬桶吧，他說好，洗了一陣，髒斑洗不下來，他說隻有用刀刮才成，你有刀嗎？我就把私做的一把代用刀——用墊鞋底的鐵片磨成的——交給他，他很高興，就慢慢刮起來了。刮了一下午，隻刮了一點點，我笑他做得太慢，他說：“我是故意慢的，有工要留著慢慢做，做完了怎麽辦？”許性德的話，一語道破了隻坐牢不做工的苦處。做工除了容易打發時間外，工廠活動範圍大，人也多，可以胡扯，搞香煙等違禁品也方便，所以人人爭先恐後。從人犯的觀點看，李敖隻是判半年的輕刑犯，卻關在獨居房中，這是典型的虐待，絕非優待，隻是李敖不在乎就是了。這種待遇，正是“侵占”罪其名，政治犯其實的待遇啊！周清玉的《關懷》雜誌第一卷第二期登王拓的獄中抱怨，說：“王拓一直希望能派到工廠去做工，他表示六年以下的司法案件不應被當作重刑犯處置。”王拓真是書呆，他抱怨他判六年就被當成重刑犯，他不知道，李敖被判六個月就被當成了！其實，做工與我無緣，但有緣我也不會去幹，因為我要努力看書，哪有閑工夫去浪費？可是工廠那邊不知道，印刷工廠的許多大學生希望我過去，工廠主管們也向“名籍室”要求調我，“名籍室”的答複是：“李敖這樣關法，是部裏麵交代下來的，不但你們調不動他，我們也調不動，甚至所長也調不動，少做夢吧！”——對這樣一個輕刑犯如此對待，除了政治性原因，還有什麽呢？1918年，羅素坐了四個半月的牢，“上麵”交代要特別關在“第一區”，讓他一個人住，少觀察別人。1981年，曆史在我身上重演。什麽1918，1918沒有過去，1981就是1918啊！
這個所關了三千三百人，但警察編階的管理員隻有一百六十一人，分班輪值，每班八十人，連同辦行政的，總額在二百四十人以上。這些人，照中國傳統說法，叫“獄吏”。漢朝周勃下獄後，感慨：“吾嚐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我曾經做百萬大軍的總司令，但不知道獄吏竟是這樣威風！）獄吏威風是符合中國傳統的。傳統的“獄吏”中，所謂“禁子牢頭”，就是現在這些穿警察衣服的“法警”。法警隻在法院內和監獄內行走，一出門就“脫掉這張皮”，因為怕跟真的警察混淆，在外麵碰到情況，引起尷尬場麵——有些情況警察要處理，而他們又非警察，自然尷尬。不過也有例外。當年法院為了配合國民黨文化特務徐複觀告我，突然派出一毛四的法警來抓我，我笑著問這一毛四：“你們抓人，不通知管區警察嗎？”此公極有幽默感，說：“我們‘司法獨立’，不要通知了！”——好個“司法獨立”！這些“法警”多為欺善怕惡之徒，在他們眼中，李敖雖動筆不動刀，但與流氓無異，十足一惡也，因此怕我。
看守所雖然關了三千三百人，但專任醫師隻一人，專任護士隻一人。平均每天醫生要給四百人看病，固然困難，但一個也不看，也就離奇。專任醫師即衛生課長金亞平，他要辦行政工作，所以看病就推給王護士，王護士也少看，就推給藥劑生和有醫療經驗的人犯。例如逮到一個因墮胎判罪的婦產科醫生黃仁溫，就叫他看所有內科外科，以及所有的疑難雜症；逮到另一個因墮胎判罪的婦產科醫生晁煜，也照樣如法炮製。這種大全科醫生每天看，平均看四百人的病，當然是胡看一通，敷衍了事。至於牙病倒是另有牙醫，隻是每星期一來一次，敷衍幾十人後，算是看了。所以理論上，人犯牙疼必須選好時候，牙齒如不識相，亂在星期一以外的時間疼，那可活該（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時候，軍醫馮胖子也是不看病，由台獨人犯陳中統做大全科醫師代看，馮胖子在旁邊看武俠。牙醫是警總醫務室的工友，因為見多識廣，也就每周跑來自告奮勇一次。不過此公隻會拔牙，不會補牙，我的一些牙齒都為警總所不齒，故都未能保住，所以我對警總無法咬牙切齒了）。
看守所每次看病的場麵，是驚人的。大全科醫生進到舍房來，在管理員桌邊一坐，就以平均兩分鍾看一人的高速看了病。人犯在通道上蹲成一行，然後逐一蹲著前進，在大全科醫生膝前通過，就算完事大吉。感冒來的時候極容易傳染，所以打針場麵更是驚人，不管多少人，隻用一根針管一根針，也不消毒就插入藥瓶吸藥，然後人犯一排排屁股先準備好，就逐一注射下去，我有一篇文章——《隻換屁股不換針》，專寫這種今古奇觀。
福利社盈利是禁子牢頭正式薪金、獎金以外的另一大財源，所以它的活動是洋洋大觀的。福利社盈利的基礎，是跟管理上的“堅壁清野”直接有關，因為管理上“堅壁清野”，所以人犯的物資來源大受限製，自然就不得不接受福利社的專賣和壟斷。例如，福利社要專賣和壟斷罐頭、糖果、糕餅了，於是接見室就拒收人犯親友送進來的罐頭、糖果、糕餅，但按“羈押法施行細則”第85條規定，明明依法可送入罐頭、糖果、糕餅，看守所豈不公然違法嗎？誰說不是呢？可是違了又怎麽樣？
按說水果總不能拒收了吧？是不能拒收，但可以刁難得你無法再送。葡萄嗎？不行！葡萄會使人犯造私酒，請拿回去！橘子嗎？可以，但請你一個個把皮先剝開，我們才給你登記，因為橘子中間有空，可以把酒注射進去！你這位家屬，你看看我們的福利社就在我旁邊，為什麽不買我們的橘子呢？我們的橘子不要剝皮，買我們的好不好？
“羈押法施行細則”第85條隻規定可以送水果，但沒“細則”到橘子“皮下注射”，台北看守所竟有獄吏大法官可以如此曲解，然後整人犯和人犯親友，想想看：一個人犯親友老遠地跑來土城，等了幾個小時，還送不進去橘子，要蹲在地上一個個代剝橘子皮，這是什麽景象；幾小時後收到橘子的人犯，獨居小房之中，坐在地下，麵對十幾個全部沒皮髒兮兮的橘子，又怎麽處理？第一天吃不完，第一天夜裏有蟑螂、螞蟻代吃，第二天也爛得差不多了！
福利社不但供應罐頭、糖果、糕餅、水果外，還可供應大菜。1982年1月下旬的大菜菜單是：香菇燉雞四百元、金針燉雞四百元、四喜拚盤四百元、牛肉拚盤四百元，諸如此類，至於內容，天知道那是什麽香菇，什麽金針，什麽雞！當然，如果再加錢，材料和做法自然又不相同。流氓們惜別聚餐，可以叫到上萬元的大菜，他們報請主管特準，也請我參加過，吃法是在走廊地上攤開報紙，上放諸盤大菜，大家蹲成一圈（我有一個小板凳），然後繞菜而食之。在市麵餐廳吃飯，桌上有菜動人不動的大轉盤英文zy susan（懶惰的蘇珊），我們這種菜不動人動的，實在該叫“忙碌的（男）蘇三”，我想，京戲裏《蘇三起解》的蘇三小姐，都不能想象這種地方的高利潤！
人犯在法庭過堂回來，要脫光檢查，管理員要查頭頂，查嘴巴，查胸前，查背後，查腳心，查衣服，查拖鞋，也查肛門，以防肛門中夾帶現金或煙毒，方式是人犯背對管理員，向前彎腰，以兩手扳開屁股，露出肛門給管理員看。平均一個管理員一個星期看過的肛門，比一位直腸科名醫一年看的還要多。有一次，我開中心診所的杜聖楷大夫的玩笑，我說：“杜大夫，你學什麽不好，為什麽要學直腸科，整天看人家屁股？”杜大夫開玩笑說：“人的屁股最好看，你不知道的！尤其是黑人的屁股，最好看。”我想，喜歡看屁股的人，實在可以來做台北看守所的管理員——可看的屁股可他媽的太多了！杜大夫真沒眼福啊！
在書刊方麵，看守所的查扣範圍是很寬的，凡是書名上有“刀”“槍”“劍”“戟”“俠”“欲”“冤”“仇”等的書，一概查扣。王拓住在這邊的時候，有一次，家裏送來一套《戰爭與和平》，看守所的輔導組竟搞不清這是什麽書，隻是覺得書名怪怪的，乃報請“高等法院”檢察處處理，“高檢”處皮球踢到“法務部”，“法務部”說“查禁書刊應以‘查禁圖書目錄’所列者為準”，而要所方“自行核辦”。這一踢皮球的笑話，顯示了這些公務人員的程度。另外在報紙方麵經常遭到切割後，才發給人犯（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時候，其間有近五年的時間，甚至《中央日報》都不準看，所以根本不發生被切割的問題。雷震同我說，他坐牢可以看報，但是切割得很厲害，他抗議，監獄負責人說：“有問題的新聞你沒權利看。”雷震說：“就算你們說得對，可是你們一切割，背麵那一塊沒問題的也給切掉了，那一塊我有權利看啊！”監獄方麵沒辦法，就改用墨來塗，不再切割了。但所謂切割，隻是掩耳盜鈴而已，重要的新聞，還是不久就可以“補”上。雷震舉例說：“李宗仁投共的新聞給切割了，可是過幾天看到白崇禧責備李宗仁的新聞，就可以推斷出那天被切割的新聞原來是什麽了。”台北看守所最早也用塗墨法，但嫌動筆太麻煩，就動刀了）。
書報以外，看守所個把月會來一名教棍，來傳福音一小時。人犯們因為可趁機在通道地上坐一下，所以也就蜂擁而出，大唱“我主耶穌”一陣而歸。教棍來的時候，他們約我參加，我不去，問我為什麽，我說：“我就是耶穌！”（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時候，軍法官審問，我一言不發，法官問我為什麽不說話，我說：“耶穌受審時，他也沒說話。”由此可見，我以做耶穌為常業，精卷三尺，非一日之耶穌也！到台北看守所第二次做政治犯，我更有耶穌感。耶穌跟強盜釘在一起，我則和強盜關在一起，這豈不更“感同身受”嗎？）教棍傳教以外，宗教活動就全憑個人自我修持了。一般說來，死刑犯信佛的比例較多，尤以急來抱佛腳的多。不過，也有毀佛的例子。一個人犯，盼望無罪，大信其佛，不料判決下來，竟是五年，此公大怒，乃將佛像一丟，“幹你娘”起來了。另有一種教棍，信得也頗虔誠，滿口上帝，實在討厭，不過他們倒也頗能自得其樂，此宗教鴉片之功也。宗教對人犯的自欺，不無幫助，有時候，它有助於人犯情緒的穩定，雖然這種穩定，不如一根被查禁的香煙。
看守所在舍房通道上掛了四個擴音器，在收風後，也來點音樂，最可怕。我算來算去，好像隻有兩張唱片，所以反複總是那幾首歌，有《高山青》《綠島小夜曲》《夜來香》《月滿西樓》《玫瑰玫瑰我愛你》，和我不記得歌名的幾首，如《掀起你的蓋頭來》，如《太陽下山明朝還是一樣的來》，如《先生買一朵花呀》，如《情人情人我怎能忘記她》，如《東山飄雨西山晴》等。唱片也是老爺的，《綠島小夜曲》每播必在“水麵上搖呀搖”個沒完，直到管唱機的過來一推，才有“姑娘飄呀飄”出現。1981年11月22日，有記者團來參觀，看守所為粉飾，亂買了一陣唱片，從早就大播特播，其中有《魂斷藍橋》，真會煞風景也。第二天清早，又特予重播，魂又續斷一陣。我出獄前一周，又改播《何日君再來》，我當然不信看守所所長朱光軍在作弄我，因為他沒有這種幽默感，大概隻是巧合吧。
如果平時這種播音算是娛樂的話，“國定”假日的就絕對不是。“國定”假日最可怕，一早就來了全套“愛國歌曲”，一路戰鬥與《梅花》不絕，要足足鬧一上午才停。除了罵劉家昌王八蛋，已別無他法。獄中人犯對所有假日都討厭，因為假日一來，接見受阻，放風停止，對人犯全無好處。放風就是出來運動。“監獄行刑法”第50條明定“每日運動半小時至一小時”，但在事實上，卻至多二十分鍾，並且陰雨天氣也給取消。放風時候，一部分人可以打籃球，這種籃球，有二特色：一、沒有鞋，都是赤腳跑來跑去。二、死刑犯掛著腳鐐，照舊跑來跑去無誤，這兩幅畫麵，令我難忘。
我到看守所第二天，就參加了放風，走到放風場，有趣的現象出現了：各路角頭流氓向我打招呼，並奔走相告說：“看呀！胡茵夢的丈夫！”——我縱橫文海二十年，在文化界，聲名蓋世，可是要蓋流氓界，卻隻能以名女人前夫顯，名女人的確比我這名男人有名多多呢。我改寫宋人的詞對自己說，這叫“散步出黑牢，滿樓黑袖招”！其實，說我在文化界聲名蓋世，也是自己吹牛。在中興大學念中文係的小屯，要查作家名錄，她翻看“中華民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出版的《中華民國作家作品目錄》，發現在九百頁的目錄中，胡茵夢占了一頁，可是李敖連一行字都沒有。可見在國民黨官方欽定的名單中，胡茵夢是作家，而李敖連作家都輪不到，李敖之為無名小輩，可想而知矣！事實上，我雖對外吹牛，自己還是滿謙虛的，每次“忘了我是誰”而有自大狂的時候，我就想到兩個故事：有一次我在“金蛋糕”吃東西，突然一名女侍拿了一個紙板走過來，要我簽名，我很高興，心裏想：“想不到這裏還有人認識我。”但女侍說：“我們老板講過，每個客人都要簽名。”還有一次，我弟弟腸胃出了毛病，就介紹他到“新高原藥房”找一位李大夫。新高原的李大夫有兩位，一位是婦產科的，一位是腸胃科的，我認識的李大夫是腸胃科的李承泌大夫。可是我弟弟找錯了，找到那位婦產科李大夫，告訴他：“我是李敖的弟弟。”那位李大夫忙點頭道：“李敖嗎？我認識她，她下個月就要生了。”
在住的方麵，房長三點四米，寬一點八米，但這種空間又有二分之一以上不在走動範圍以內，因為通風管、洗臉槽、水缸、馬桶、鐵床、落地小櫃等等，已占去二分之一以上，剩下的，不到三十塊塑膠地磚，走對角線每五小步，就得轉身，在裏麵運動，項目要隨空間來決定，凡是橫式的運動，又左又右的運動，都不能做，隻能做伏地挺身、仰臥起坐、頸部運動和“原地馬拉鬆”。我住的小房窗戶朝北，陽光從沒照進來過，住久了，覺得自己像是一根指北針，在亂流裏自我把持方向。晚上隻有房頂上的一根六十支光日光燈，房有兩人高，光線下來，已經非常弱了。我在床上架上紙箱，紙箱上鋪塊掉下來的小櫃門板，大部分以右腿盤地左腿垂地的坐床姿勢，看書寫作。報上說國民中小學生“坐姿不確，照明不足，視力大受影響”，我想我也如此。國民黨宣傳他們在抗戰時候“以空間換取時間”，我則正好相反，我整天在以“時間換取空間”，甚至“以光明換取黑暗”。我又努力工作了半年，半年中，我又創作出不少給人光明的資料，雖然我自己，卻陷身黑暗裏。
我住的孝一舍共四十七間，舍房按八德分類，又各三層，所以我隻是八德乘三後的四十七分之一，渺小可知。我因為精力過人，隻睡五到六個小時，從不午睡，所以生活方式，與一般人犯大不同。我大約清早3點前就起來了，6點50分起床號的時候，我已經工作三四個小時了。起床號後全舍開始噪音，有這麽密集的心情苦悶的鄰居，其音安能不噪？這種噪音，直到午飯以後，才能稍好。等午睡過後，又噪音開始，直到9點入睡號為止。
住的方麵最有特色的是馬桶。每個馬桶上麵，都沒有馬桶蓋，大便要直接坐上去，冬天時候，一坐上去，就像在屁股上套個大冰圈，我名之曰“套冰圈”。大便完了，起身時要小心，因為皮膚已與馬桶有粘接現象，要慢慢站起，才不會痛。大便時候，整個屁股十足有“全盤西化”之感；大便以後，發現屁股上多了一個圈，好像桂冠詩人的桂冠一般，我名之曰“桂冠屁股”。
在以人犯為單位上，我雖不過是三千三百分之一，但看守所受命關李敖，卻不敢草率從事。我報到那天上午，“法務部長”李元簇到看守所，看守所為我特別清潔房間，抹掉以前人犯留下的字跡，把鐵床鎖緊，等等，不一而足。這是看守所有史以來沒有過的。清潔後，副所長汪本流特別看過，表示滿意。他又嚴格囑咐，安全第一。安全包括不使李敖搞鬼，也不許別人搞到李敖的鬼。副所長嚴格囑咐孝一舍主管，絕對不能有流氓對李敖動拳頭事件，李敖名氣太大，鬧出事來大家都要完蛋。孝一舍主管拍胸脯保證，又叫流氓們拍胸脯。流氓們說我們佩服李敖，絕不會出事。我報到當天晚上，就有香煙偷送進來（他們還以為我抽煙，其實我早戒了）。第二天第三天，已經一派“天時地利人和”氣象，流氓雖被囑咐不要同李敖多說話，可是我還是知道了一些秘密與冤情。孝一舍主管驚訝說：“你這樣吃得開，這樣拉風，我真沒想到。美麗島那批人住在這裏的時候，可沒你吃得開，你真有一套！”
在看守所期間，我最感謝兩位囚犯。一位是於長江，他本是台中一中的學弟，因退票坐牢，被派到夥房做飯。他經常為我燒個菜，老遠自夥房端來，送給我，讓我“吃小灶”。另一位是石柏蒼，他原是台北地方法院書記官，因冤案坐牢，牢裏人手不足，白天調他去辦公，晚上回押房，住我隔壁。我一入獄，他就在窗口自我介紹，說是我讀者。我懷疑此公身份，因而問他如何證明你是。他說他可以背一首我的詩為證，我說你背背看。他就像小學生一樣哇哇背起來，我頓時驗明正身無誤。自從認識了他，就無異認識了一個“賊”——他白天上辦公廳，晚上就偷運資料給我，我就根據資料，秘密寫成四萬五千字的《監獄學土城？——第二次政治犯坐牢記：〈天下沒有白坐的黑牢〉》長文，再由他冒險分批寄出，交給他太太保管。1982年2月10日我出獄當天下午，就招待記者，公布此文。由於我一再發表有關司法黑暗，監獄黑暗文字，並陸續為許多冤獄抱不平，引起“行政院院會”、中外輿論、電視、“立法院”以及被迫害者的重視。在國民黨“立委”溫士源疾呼阻止李敖英雄形象流傳後一周，新竹少年監獄即發生空前大暴動事件，另加上台北監獄越獄等事件，“法務部長”李元簇乃黯然下台。“法務部”監所司副司長王濟中公開說，這都是關了李敖惹出來的禍。
不過，由於李敖惹出禍，有一個人倒跟著得了福，他就是“法務部”次長施啟揚，李元簇下台，他升官做“部長”。我坐牢時，有一天放風，禁子牢頭匆忙跑來說：“施次長在辦公廳等你，想見你，請李先生去一趟。”我夷然答道：“可是李先生不想見他啊。”我又補了一句，“告訴他，想見李先生嗎？李先生說請你到押房去見他！”施啟揚和一般大員一樣，都是不敢來押房的，所謂考察獄政，都隻是在大走道上走馬看花而已。我拒見施啟揚，弄得牢心大快，大家爭傳李某人真是架子大，大官來看他，他大屌甩都不甩呢。
1981年11月9日，我曾譯《新約·哥林多後書》第六章第八至十節給“汝清”：
似乎是騙子，卻是誠實的； as deceivers，and yet true；
似乎不為人知，卻大大有名的； as unknown，and yet well known；
似乎要死了，卻還活著的； as dying，and behold，we live；
似乎在受刑，卻不致送命的； as chastened，and not killed；
似乎憂愁，卻常常快樂的； as sorrowful，yet always rejoicing；
似乎很窮，卻叫別人闊的； as poor，yet making many rich；
似乎一無所有，卻樣樣都不少的。 as having nothing，and yet possessing all things.
這段譯文，最能代表我的坐牢哲學。我另有《隔世》一詩，寫“汝清”離去後的情境，最能代表我的坐牢聚散哲學：
隔世的沒有朋友，
別做那隔世的人，
隔世別人就忽略你！
像忽略一片孤雲。
離開你了——柔情媚眼
離開你了——蜜意紅唇
什麽都離開了你，
隻留下一絲夢痕。
當子夜夢痕已殘，
當午夜夢痕難尋，
你翻過隔世的黑暗，
又做了一片孤雲。
又有一首《鼓裏與鼓上》的詩，寫住我樓上的死魂靈，最能代表我的坐牢互動哲學。“獄中獨居，樓上關了獨居的死囚，戴著腳鐐，彳亍踉蹌，清晰可聞”：
我在鼓裏，
他在鼓上。
他的頭昏，
我的腦漲。
聲由上出，
禍從天降，
他若是我，
也是一樣。
我在鼓裏，
他在鼓上。
他走一回，
我走十趟。
他向下瞧，
我朝上望。
我若是他，
也是一樣。
這種精細的感受，精煉的表達，我不相信別的詩人能達得到。我常自喜我是詩人，可是笨蛋們都不相信。
我前後兩次坐牢，所坐皆為“非其罪也”的冤獄，但達觀博識之下，發現坐牢的壞處有五百種，但是也有五種好處：
第一，你沒有時間了。你對時間的感覺，完全變了。表給沒收了，時間單位對自己已經拉長，已經不再那麽精確。過去有表，一分鍾是一分鍾，五分鍾是五分鍾，一坐牢，一切都變成大約了，無須再爭取一分鍾，趕幾分鍾，提前幾分鍾，或再過幾分鍾就遲到了，來不及了。換句話說，永遠不要再趕什麽時間或限定什麽時間了，你永遠來得及做任何事——除了後悔莫及，如果你後悔的話。
第二，你沒有空間了。你對空間的感覺，也完全變了。空間的單位已經縮小，已經不再那麽動不動就多少坪，多少裏，或什麽幾千公尺了。你開始真正認識，什麽是牆。牆在你眼前，在你左邊，在你右邊，在你背後。四麵牆圍住一塊小地方給你，那簡直不叫空間，而像是一個計算空間的最小單位。你坐在地上，雙手抱住膝，用屁股做中心，腳尖著力，轉個三百六十度，你會感到，你仿佛坐在立體幾何裏。立體幾何談遍了空間，但它自己，隻是一本小立體。
第三，你沒有敵人了。你的敵人把你關起來，就是把你和他們分割，大家一了百了。所以，一切都一了百了，你不再見到他們那一張張討厭的醜臉，不再聽到他們一聲聲同樣的噪音，你的眼前不再有他們查問，背後不再有他們跟蹤，你開始落得清淨。
第四，你沒有朋友了。朋友膽大的已經同你一起坐牢，膽小的心中慶幸你總算進去了。他們的心情，就好像守在病房外麵探望一個得傳染病要死又不死的朋友，病人死了，對雙方都是解脫。你剛坐牢的時候，他們有的會來看你一次，也隻是一次，以後，他們不再好奇了，一個人到動物園看過斑馬以後，可以十年無須再看斑馬。所以那次來看你，不是來探望，而是來了清心願，或來永別。但是，無論怎麽說，他們在膽小的朋友中，是傷人心最少的。
第五，你沒有女人了。坐牢時候，你的形而上和形而下是一起坐的，除了犯的是風化罪，十九都是形而上惹禍，形而下遭殃。在午夜夢回，形而下向你抬頭抗議或向你揭竿而起的時候，你當然對它抱歉。不過反過來說，從形而下惹來的種種女人的苦惱，也因坐牢而一筆勾銷。為什麽？男女關係本來是鐵鏈關係，難分難解，可是一坐牢，就從鐵鏈關係變為鐵欄關係，就易分易解了，因為女人是你坐牢時離開你最迅速的動物。女人不離開，你隻是男性；女人離開了，你才是男人，坐牢可使你變成純男人，從一物兩用變成一物一職，倒蠻適合精簡原則、倒也不錯。
在牢中術語，第一次坐牢叫坐牢，第二次坐牢卻叫“二進宮”。我在“二進宮”六個月裏，除了見了“汝清”、武慰先這些漂亮的小女生外，朋友們我都沒見，唐德剛、張坤山、陳曉林、李昂、許以祺等都枉來土城看守所。許以祺有一篇《“鍾聲無恙我將歸”——李敖二度出獄有感》，頗能知我，全文如下，用作我牢獄生涯的總結：
李敖是去年7月第二次被關進台灣牢裏。今年1月，我有些雜事去台北，有些念著他，就決定去土城監獄看看他。那天倒是晴天，暖暖的太陽使人幻覺春天已經來到。我叫了一輛計程車直駛土城。滿以為到了土城鄉下可以呼吸一些清新的鄉野空氣，誰知出租車一路駛去未出台北就到了土城，原來這兩個城鎮已連了起來。土城滿街競選的招貼又汙染了視野，換來我一肚子的不高興。到了土城監獄，李敖又不肯出來會客，獄警說“他在黑暗裏尋找光明”。後來想想，何必去看他呢？真要是見了他又能說些什麽？
在回來的路上，憶起1979年在台北金蘭大廈看他的情景。離前一次看他已匆匆十五年。我們談了幾個深夜。他瘦了些，卻精神抖擻。表麵上仍然童心未泯，骨子裏卻深沉得很。我看他很怕冷，穿得出奇地多。後來知道他的胃也不好，同他的關節炎一樣，都是在牢裏造成的。我問他牢裏的日子可好？他嘴角帶動一下，沒有笑，就岔開話題談別的。後來我忍不住又問他，他長長地看了我一會兒，指著客廳裏的鋼琴說：
“這是我在牢裏賺的錢為我女兒買的！”
“在牢裏能賺錢？”我詫異地問。
“我為其他的牢犯寫狀子。”
“能賺這麽多？”
“其實賺的不止此數，其他的都分給難友了！”
我知道李敖常接濟他所同情或佩服的人，不過聽他自己提起還是第一次。此後他再沒同我談過牢裏的事情，當然更談不上他的感觸了。他把牢裏的事看成很私己的，不願別人共同負擔。同李敖做泛泛之交很容易，他對世俗的興趣也大。但總要同他深交而且觸及他的靈魂時，才能真正喜愛他。他的一首舊句很能道出個中滋味：
何必空杯容索寞？
何不仗酒打山門？
醉眼未開開應笑，
笑請朝陽斬黃昏。
今天在台灣及海外的知識分子，多數都養尊處優了。大家很忙，隻能用閑情來關懷魏京生、劉青；也隻能以“冶靜”“旁觀”的態度看“美麗島事件”“陳文成事件”，並以此態度為驕傲。不論正反，知識分子已經失去了參與的熱誠，更不必談“舍生取義”了。知識分子的“漠不關心”已成了近二十年來的世界性氣候，形成了新的醬缸。假如說要找一個為理想，為原則死拚的怕不多。李敖卻是一個，他的獨立特行，使他孤零零地與別人遠遠地分開。近十幾年來，不論在牢裏牢外，他總像個走鋼索的江湖藝人。許多人等著看他的精彩表演，我總是替他擔心捏汗。他倒是藝高膽大，鬥誌激昂，偶有失手也不氣餒。三年前他複出後，仍不改江湖藝人本色，走他自己的鋼索。在這種情形之下，實在無法用常人的價值去衡量他。對他自己的價值，他是自負而肯定的。他的另一首舊詩就寫他自己的這種心境：
上帝所造皆鼠子，
抬頭我欲笑天公。
冷眼白盡世間相，
漠然無語傲群生。
李敖常常用自己比耶穌。我同他說這是不能比的，耶穌的愛心怕隻有神才有。他說同耶穌比受難總可以吧！我倒相信他同耶穌一樣都能背十字架，不過耶穌是為世人背，李敖隻為自己的理想、原則背，這也是神同人的分野。李敖畢竟是讀曆史的人，他對一切人和事都以曆史觀點出發，這是很可取的觀點。他的耐力、韌性或都源於此。他勤奮，重視自己的時間。他精力充沛，警覺性高，融會貫通力強。我總覺得他像一麵鏡子，看到他，會使人想到自己，反省許多事情。同他在一起，總使你覺得他負有重大的任務，也亟待完成。他在另一首詩裏寫道：
煙塵彌漫千重霧，
辛苦或失樓前樹。
達者無為無不為，
且為後世鋪長路。
1980年再去看他時，他說他正在寫有關譚嗣同的曆史長篇。他滔滔不絕地講譚的滿腔熱血，他悲天憫人憂國憂民的胸懷，以及譚的文學造詣。戊戌政變失敗後，譚不願逃走，寧可以死酬國，在菜市口被清廷斬首時毫不畏懼從容就義。李敖當時講得很激動，這種事本來就是使人感動的，但對李敖，卻不止此。你會覺得他是在身體力行。那天我們談得很晚，第二天一早他就來了，帶來一個扇麵送我。他記得我曾要他在我的杭扇上寫幾個字。想不到他抄了一整扇麵譚嗣同的詩給我。前首八句頗能表達李敖自己的情懷：
無端過去生中事，
兜上朦朧業眼來。
燈下髑髏誰一劍？
尊前屍塚夢三槐。
金裘噴血和天鬥，
雲竹聞歌匝地哀。
徐甲儻容心懺悔，
願身成骨骨成灰。
早在60年代初，我就說李敖最大的特點就是他的鬥誌。二十年後，本性未改。許多人說李敖這樣下去遲早是一個悲劇角色。看他的詩，看他對譚嗣同的仰慕，好像他自己也有準備似的。他不止一次對我說，你們這些在外麵的中國知識分子是中國的精英，但是你們為中國做了些什麽？這是李敖對我們的期望，而我們對李敖的期望是什麽？李敖第二次入獄，多少人覺得他是自作自受，多少人道聽途說，落井投石，我們連起碼的把人同事分別開來都做不到。我們在乎的還是私人恩怨，不是原則支持。
苦心豈免含冤怨？
求全難燃已死灰。
如今哪複滄海日，
鍾聲無恙我將歸。
李敖二十年前寫這些句子時，可能是為情而寫，正像他寫的其他東西一樣，迸發強烈的曆史感。今天再讀它們，仍可在不同的層次裏揣摩它的意義。“鍾聲無恙我將歸”，2月初他出獄歸來，立即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大爆監獄黑暗內幕。他說六個月的牢不是白坐的，他看了一卡車的書，寫了三十萬言，出了六本書，完成了一篇十萬字的小說。
這就是李敖，旺盛的精力，激昂的鬥誌。對於他，我們能說什麽？
因競選“國大”代表，被判違反“選罷法”等的劉峰鬆（被判三年半），在移送台北監獄前，獨自住在第四十六房，與外麵來往的信，他的和我的都經過孝一舍主管、第一教區課員，以至安全部門特別檢查、登記、抄錄或影印，如此“保護”，顯然已經逾越必要的程度了，當然令人恐怖與痛恨。為了抵製，我就一封信也不透過他們。所以半年期間，他們隻見來信，不見回信。唯一一次例外是可愛的“女秘書”武慰先要來看我，我正式回她一信，寥寥數語，除此之外，他們無法從信上羅織出我的思想問題或任何問題。
有一次一封來信，因為手續失誤，他們漏了影印，結果趁我在籃球場放風時，故意延長放風時間，以便潛入我房裏，找出影印後再放回；劉峰鬆的幾張稿件，以寫信方式處理，因手續失誤，一開始得以寄出，後來安全單位打官腔，承辦人員隻好私下求劉峰鬆幫忙追回。這些妙事，若再說劉峰鬆和我不是以政治犯身份坐牢，若再說我們坐牢不是政治原因，就未免太天真了吧？若再說我李敖是“侵占”罪名坐牢，就未免太不公道了吧？
關在舍房裏的寂寞難挨，是一般人犯最吃不消的，他們要打發日子。打發日子最好的方法就是出來做工。做工雖然苦，但是大家搶著幹。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時候，大部分時間關在軍法處看守所獨居房，有一次換房，因人太多，派進一個桃園大園的流氓同我暫住。此公叫許性德，我在看書，他大唱日本歌，我說你太吵了，你做一點工吧，他說沒工可做，我看到馬桶內外有多年累積的髒斑，我說你就洗馬桶吧，他說好，洗了一陣，髒斑洗不下來，他說隻有用刀刮才成，你有刀嗎？我就把私做的一把代用刀——用墊鞋底的鐵片磨成的——交給他，他很高興，就慢慢刮起來了。刮了一下午，隻刮了一點點，我笑他做得太慢，他說：“我是故意慢的，有工要留著慢慢做，做完了怎麽辦？”許性德的話，一語道破了隻坐牢不做工的苦處。做工除了容易打發時間外，工廠活動範圍大，人也多，可以胡扯，搞香煙等違禁品也方便，所以人人爭先恐後。從人犯的觀點看，李敖隻是判半年的輕刑犯，卻關在獨居房中，這是典型的虐待，絕非優待，隻是李敖不在乎就是了。這種待遇，正是“侵占”罪其名，政治犯其實的待遇啊！周清玉的《關懷》雜誌第一卷第二期登王拓的獄中抱怨，說：“王拓一直希望能派到工廠去做工，他表示六年以下的司法案件不應被當作重刑犯處置。”王拓真是書呆，他抱怨他判六年就被當成重刑犯，他不知道，李敖被判六個月就被當成了！其實，做工與我無緣，但有緣我也不會去幹，因為我要努力看書，哪有閑工夫去浪費？可是工廠那邊不知道，印刷工廠的許多大學生希望我過去，工廠主管們也向“名籍室”要求調我，“名籍室”的答複是：“李敖這樣關法，是部裏麵交代下來的，不但你們調不動他，我們也調不動，甚至所長也調不動，少做夢吧！”——對這樣一個輕刑犯如此對待，除了政治性原因，還有什麽呢？1918年，羅素坐了四個半月的牢，“上麵”交代要特別關在“第一區”，讓他一個人住，少觀察別人。1981年，曆史在我身上重演。什麽1918，1918沒有過去，1981就是1918啊！
這個所關了三千三百人，但警察編階的管理員隻有一百六十一人，分班輪值，每班八十人，連同辦行政的，總額在二百四十人以上。這些人，照中國傳統說法，叫“獄吏”。漢朝周勃下獄後，感慨：“吾嚐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我曾經做百萬大軍的總司令，但不知道獄吏竟是這樣威風！）獄吏威風是符合中國傳統的。傳統的“獄吏”中，所謂“禁子牢頭”，就是現在這些穿警察衣服的“法警”。法警隻在法院內和監獄內行走，一出門就“脫掉這張皮”，因為怕跟真的警察混淆，在外麵碰到情況，引起尷尬場麵——有些情況警察要處理，而他們又非警察，自然尷尬。不過也有例外。當年法院為了配合國民黨文化特務徐複觀告我，突然派出一毛四的法警來抓我，我笑著問這一毛四：“你們抓人，不通知管區警察嗎？”此公極有幽默感，說：“我們‘司法獨立’，不要通知了！”——好個“司法獨立”！這些“法警”多為欺善怕惡之徒，在他們眼中，李敖雖動筆不動刀，但與流氓無異，十足一惡也，因此怕我。
看守所雖然關了三千三百人，但專任醫師隻一人，專任護士隻一人。平均每天醫生要給四百人看病，固然困難，但一個也不看，也就離奇。專任醫師即衛生課長金亞平，他要辦行政工作，所以看病就推給王護士，王護士也少看，就推給藥劑生和有醫療經驗的人犯。例如逮到一個因墮胎判罪的婦產科醫生黃仁溫，就叫他看所有內科外科，以及所有的疑難雜症；逮到另一個因墮胎判罪的婦產科醫生晁煜，也照樣如法炮製。這種大全科醫生每天看，平均看四百人的病，當然是胡看一通，敷衍了事。至於牙病倒是另有牙醫，隻是每星期一來一次，敷衍幾十人後，算是看了。所以理論上，人犯牙疼必須選好時候，牙齒如不識相，亂在星期一以外的時間疼，那可活該（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時候，軍醫馮胖子也是不看病，由台獨人犯陳中統做大全科醫師代看，馮胖子在旁邊看武俠。牙醫是警總醫務室的工友，因為見多識廣，也就每周跑來自告奮勇一次。不過此公隻會拔牙，不會補牙，我的一些牙齒都為警總所不齒，故都未能保住，所以我對警總無法咬牙切齒了）。
看守所每次看病的場麵，是驚人的。大全科醫生進到舍房來，在管理員桌邊一坐，就以平均兩分鍾看一人的高速看了病。人犯在通道上蹲成一行，然後逐一蹲著前進，在大全科醫生膝前通過，就算完事大吉。感冒來的時候極容易傳染，所以打針場麵更是驚人，不管多少人，隻用一根針管一根針，也不消毒就插入藥瓶吸藥，然後人犯一排排屁股先準備好，就逐一注射下去，我有一篇文章——《隻換屁股不換針》，專寫這種今古奇觀。
福利社盈利是禁子牢頭正式薪金、獎金以外的另一大財源，所以它的活動是洋洋大觀的。福利社盈利的基礎，是跟管理上的“堅壁清野”直接有關，因為管理上“堅壁清野”，所以人犯的物資來源大受限製，自然就不得不接受福利社的專賣和壟斷。例如，福利社要專賣和壟斷罐頭、糖果、糕餅了，於是接見室就拒收人犯親友送進來的罐頭、糖果、糕餅，但按“羈押法施行細則”第85條規定，明明依法可送入罐頭、糖果、糕餅，看守所豈不公然違法嗎？誰說不是呢？可是違了又怎麽樣？
按說水果總不能拒收了吧？是不能拒收，但可以刁難得你無法再送。葡萄嗎？不行！葡萄會使人犯造私酒，請拿回去！橘子嗎？可以，但請你一個個把皮先剝開，我們才給你登記，因為橘子中間有空，可以把酒注射進去！你這位家屬，你看看我們的福利社就在我旁邊，為什麽不買我們的橘子呢？我們的橘子不要剝皮，買我們的好不好？
“羈押法施行細則”第85條隻規定可以送水果，但沒“細則”到橘子“皮下注射”，台北看守所竟有獄吏大法官可以如此曲解，然後整人犯和人犯親友，想想看：一個人犯親友老遠地跑來土城，等了幾個小時，還送不進去橘子，要蹲在地上一個個代剝橘子皮，這是什麽景象；幾小時後收到橘子的人犯，獨居小房之中，坐在地下，麵對十幾個全部沒皮髒兮兮的橘子，又怎麽處理？第一天吃不完，第一天夜裏有蟑螂、螞蟻代吃，第二天也爛得差不多了！
福利社不但供應罐頭、糖果、糕餅、水果外，還可供應大菜。1982年1月下旬的大菜菜單是：香菇燉雞四百元、金針燉雞四百元、四喜拚盤四百元、牛肉拚盤四百元，諸如此類，至於內容，天知道那是什麽香菇，什麽金針，什麽雞！當然，如果再加錢，材料和做法自然又不相同。流氓們惜別聚餐，可以叫到上萬元的大菜，他們報請主管特準，也請我參加過，吃法是在走廊地上攤開報紙，上放諸盤大菜，大家蹲成一圈（我有一個小板凳），然後繞菜而食之。在市麵餐廳吃飯，桌上有菜動人不動的大轉盤英文zy susan（懶惰的蘇珊），我們這種菜不動人動的，實在該叫“忙碌的（男）蘇三”，我想，京戲裏《蘇三起解》的蘇三小姐，都不能想象這種地方的高利潤！
人犯在法庭過堂回來，要脫光檢查，管理員要查頭頂，查嘴巴，查胸前，查背後，查腳心，查衣服，查拖鞋，也查肛門，以防肛門中夾帶現金或煙毒，方式是人犯背對管理員，向前彎腰，以兩手扳開屁股，露出肛門給管理員看。平均一個管理員一個星期看過的肛門，比一位直腸科名醫一年看的還要多。有一次，我開中心診所的杜聖楷大夫的玩笑，我說：“杜大夫，你學什麽不好，為什麽要學直腸科，整天看人家屁股？”杜大夫開玩笑說：“人的屁股最好看，你不知道的！尤其是黑人的屁股，最好看。”我想，喜歡看屁股的人，實在可以來做台北看守所的管理員——可看的屁股可他媽的太多了！杜大夫真沒眼福啊！
在書刊方麵，看守所的查扣範圍是很寬的，凡是書名上有“刀”“槍”“劍”“戟”“俠”“欲”“冤”“仇”等的書，一概查扣。王拓住在這邊的時候，有一次，家裏送來一套《戰爭與和平》，看守所的輔導組竟搞不清這是什麽書，隻是覺得書名怪怪的，乃報請“高等法院”檢察處處理，“高檢”處皮球踢到“法務部”，“法務部”說“查禁書刊應以‘查禁圖書目錄’所列者為準”，而要所方“自行核辦”。這一踢皮球的笑話，顯示了這些公務人員的程度。另外在報紙方麵經常遭到切割後，才發給人犯（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時候，其間有近五年的時間，甚至《中央日報》都不準看，所以根本不發生被切割的問題。雷震同我說，他坐牢可以看報，但是切割得很厲害，他抗議，監獄負責人說：“有問題的新聞你沒權利看。”雷震說：“就算你們說得對，可是你們一切割，背麵那一塊沒問題的也給切掉了，那一塊我有權利看啊！”監獄方麵沒辦法，就改用墨來塗，不再切割了。但所謂切割，隻是掩耳盜鈴而已，重要的新聞，還是不久就可以“補”上。雷震舉例說：“李宗仁投共的新聞給切割了，可是過幾天看到白崇禧責備李宗仁的新聞，就可以推斷出那天被切割的新聞原來是什麽了。”台北看守所最早也用塗墨法，但嫌動筆太麻煩，就動刀了）。
書報以外，看守所個把月會來一名教棍，來傳福音一小時。人犯們因為可趁機在通道地上坐一下，所以也就蜂擁而出，大唱“我主耶穌”一陣而歸。教棍來的時候，他們約我參加，我不去，問我為什麽，我說：“我就是耶穌！”（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時候，軍法官審問，我一言不發，法官問我為什麽不說話，我說：“耶穌受審時，他也沒說話。”由此可見，我以做耶穌為常業，精卷三尺，非一日之耶穌也！到台北看守所第二次做政治犯，我更有耶穌感。耶穌跟強盜釘在一起，我則和強盜關在一起，這豈不更“感同身受”嗎？）教棍傳教以外，宗教活動就全憑個人自我修持了。一般說來，死刑犯信佛的比例較多，尤以急來抱佛腳的多。不過，也有毀佛的例子。一個人犯，盼望無罪，大信其佛，不料判決下來，竟是五年，此公大怒，乃將佛像一丟，“幹你娘”起來了。另有一種教棍，信得也頗虔誠，滿口上帝，實在討厭，不過他們倒也頗能自得其樂，此宗教鴉片之功也。宗教對人犯的自欺，不無幫助，有時候，它有助於人犯情緒的穩定，雖然這種穩定，不如一根被查禁的香煙。
看守所在舍房通道上掛了四個擴音器，在收風後，也來點音樂，最可怕。我算來算去，好像隻有兩張唱片，所以反複總是那幾首歌，有《高山青》《綠島小夜曲》《夜來香》《月滿西樓》《玫瑰玫瑰我愛你》，和我不記得歌名的幾首，如《掀起你的蓋頭來》，如《太陽下山明朝還是一樣的來》，如《先生買一朵花呀》，如《情人情人我怎能忘記她》，如《東山飄雨西山晴》等。唱片也是老爺的，《綠島小夜曲》每播必在“水麵上搖呀搖”個沒完，直到管唱機的過來一推，才有“姑娘飄呀飄”出現。1981年11月22日，有記者團來參觀，看守所為粉飾，亂買了一陣唱片，從早就大播特播，其中有《魂斷藍橋》，真會煞風景也。第二天清早，又特予重播，魂又續斷一陣。我出獄前一周，又改播《何日君再來》，我當然不信看守所所長朱光軍在作弄我，因為他沒有這種幽默感，大概隻是巧合吧。
如果平時這種播音算是娛樂的話，“國定”假日的就絕對不是。“國定”假日最可怕，一早就來了全套“愛國歌曲”，一路戰鬥與《梅花》不絕，要足足鬧一上午才停。除了罵劉家昌王八蛋，已別無他法。獄中人犯對所有假日都討厭，因為假日一來，接見受阻，放風停止，對人犯全無好處。放風就是出來運動。“監獄行刑法”第50條明定“每日運動半小時至一小時”，但在事實上，卻至多二十分鍾，並且陰雨天氣也給取消。放風時候，一部分人可以打籃球，這種籃球，有二特色：一、沒有鞋，都是赤腳跑來跑去。二、死刑犯掛著腳鐐，照舊跑來跑去無誤，這兩幅畫麵，令我難忘。
我到看守所第二天，就參加了放風，走到放風場，有趣的現象出現了：各路角頭流氓向我打招呼，並奔走相告說：“看呀！胡茵夢的丈夫！”——我縱橫文海二十年，在文化界，聲名蓋世，可是要蓋流氓界，卻隻能以名女人前夫顯，名女人的確比我這名男人有名多多呢。我改寫宋人的詞對自己說，這叫“散步出黑牢，滿樓黑袖招”！其實，說我在文化界聲名蓋世，也是自己吹牛。在中興大學念中文係的小屯，要查作家名錄，她翻看“中華民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出版的《中華民國作家作品目錄》，發現在九百頁的目錄中，胡茵夢占了一頁，可是李敖連一行字都沒有。可見在國民黨官方欽定的名單中，胡茵夢是作家，而李敖連作家都輪不到，李敖之為無名小輩，可想而知矣！事實上，我雖對外吹牛，自己還是滿謙虛的，每次“忘了我是誰”而有自大狂的時候，我就想到兩個故事：有一次我在“金蛋糕”吃東西，突然一名女侍拿了一個紙板走過來，要我簽名，我很高興，心裏想：“想不到這裏還有人認識我。”但女侍說：“我們老板講過，每個客人都要簽名。”還有一次，我弟弟腸胃出了毛病，就介紹他到“新高原藥房”找一位李大夫。新高原的李大夫有兩位，一位是婦產科的，一位是腸胃科的，我認識的李大夫是腸胃科的李承泌大夫。可是我弟弟找錯了，找到那位婦產科李大夫，告訴他：“我是李敖的弟弟。”那位李大夫忙點頭道：“李敖嗎？我認識她，她下個月就要生了。”
在住的方麵，房長三點四米，寬一點八米，但這種空間又有二分之一以上不在走動範圍以內，因為通風管、洗臉槽、水缸、馬桶、鐵床、落地小櫃等等，已占去二分之一以上，剩下的，不到三十塊塑膠地磚，走對角線每五小步，就得轉身，在裏麵運動，項目要隨空間來決定，凡是橫式的運動，又左又右的運動，都不能做，隻能做伏地挺身、仰臥起坐、頸部運動和“原地馬拉鬆”。我住的小房窗戶朝北，陽光從沒照進來過，住久了，覺得自己像是一根指北針，在亂流裏自我把持方向。晚上隻有房頂上的一根六十支光日光燈，房有兩人高，光線下來，已經非常弱了。我在床上架上紙箱，紙箱上鋪塊掉下來的小櫃門板，大部分以右腿盤地左腿垂地的坐床姿勢，看書寫作。報上說國民中小學生“坐姿不確，照明不足，視力大受影響”，我想我也如此。國民黨宣傳他們在抗戰時候“以空間換取時間”，我則正好相反，我整天在以“時間換取空間”，甚至“以光明換取黑暗”。我又努力工作了半年，半年中，我又創作出不少給人光明的資料，雖然我自己，卻陷身黑暗裏。
我住的孝一舍共四十七間，舍房按八德分類，又各三層，所以我隻是八德乘三後的四十七分之一，渺小可知。我因為精力過人，隻睡五到六個小時，從不午睡，所以生活方式，與一般人犯大不同。我大約清早3點前就起來了，6點50分起床號的時候，我已經工作三四個小時了。起床號後全舍開始噪音，有這麽密集的心情苦悶的鄰居，其音安能不噪？這種噪音，直到午飯以後，才能稍好。等午睡過後，又噪音開始，直到9點入睡號為止。
住的方麵最有特色的是馬桶。每個馬桶上麵，都沒有馬桶蓋，大便要直接坐上去，冬天時候，一坐上去，就像在屁股上套個大冰圈，我名之曰“套冰圈”。大便完了，起身時要小心，因為皮膚已與馬桶有粘接現象，要慢慢站起，才不會痛。大便時候，整個屁股十足有“全盤西化”之感；大便以後，發現屁股上多了一個圈，好像桂冠詩人的桂冠一般，我名之曰“桂冠屁股”。
在以人犯為單位上，我雖不過是三千三百分之一，但看守所受命關李敖，卻不敢草率從事。我報到那天上午，“法務部長”李元簇到看守所，看守所為我特別清潔房間，抹掉以前人犯留下的字跡，把鐵床鎖緊，等等，不一而足。這是看守所有史以來沒有過的。清潔後，副所長汪本流特別看過，表示滿意。他又嚴格囑咐，安全第一。安全包括不使李敖搞鬼，也不許別人搞到李敖的鬼。副所長嚴格囑咐孝一舍主管，絕對不能有流氓對李敖動拳頭事件，李敖名氣太大，鬧出事來大家都要完蛋。孝一舍主管拍胸脯保證，又叫流氓們拍胸脯。流氓們說我們佩服李敖，絕不會出事。我報到當天晚上，就有香煙偷送進來（他們還以為我抽煙，其實我早戒了）。第二天第三天，已經一派“天時地利人和”氣象，流氓雖被囑咐不要同李敖多說話，可是我還是知道了一些秘密與冤情。孝一舍主管驚訝說：“你這樣吃得開，這樣拉風，我真沒想到。美麗島那批人住在這裏的時候，可沒你吃得開，你真有一套！”
在看守所期間，我最感謝兩位囚犯。一位是於長江，他本是台中一中的學弟，因退票坐牢，被派到夥房做飯。他經常為我燒個菜，老遠自夥房端來，送給我，讓我“吃小灶”。另一位是石柏蒼，他原是台北地方法院書記官，因冤案坐牢，牢裏人手不足，白天調他去辦公，晚上回押房，住我隔壁。我一入獄，他就在窗口自我介紹，說是我讀者。我懷疑此公身份，因而問他如何證明你是。他說他可以背一首我的詩為證，我說你背背看。他就像小學生一樣哇哇背起來，我頓時驗明正身無誤。自從認識了他，就無異認識了一個“賊”——他白天上辦公廳，晚上就偷運資料給我，我就根據資料，秘密寫成四萬五千字的《監獄學土城？——第二次政治犯坐牢記：〈天下沒有白坐的黑牢〉》長文，再由他冒險分批寄出，交給他太太保管。1982年2月10日我出獄當天下午，就招待記者，公布此文。由於我一再發表有關司法黑暗，監獄黑暗文字，並陸續為許多冤獄抱不平，引起“行政院院會”、中外輿論、電視、“立法院”以及被迫害者的重視。在國民黨“立委”溫士源疾呼阻止李敖英雄形象流傳後一周，新竹少年監獄即發生空前大暴動事件，另加上台北監獄越獄等事件，“法務部長”李元簇乃黯然下台。“法務部”監所司副司長王濟中公開說，這都是關了李敖惹出來的禍。
不過，由於李敖惹出禍，有一個人倒跟著得了福，他就是“法務部”次長施啟揚，李元簇下台，他升官做“部長”。我坐牢時，有一天放風，禁子牢頭匆忙跑來說：“施次長在辦公廳等你，想見你，請李先生去一趟。”我夷然答道：“可是李先生不想見他啊。”我又補了一句，“告訴他，想見李先生嗎？李先生說請你到押房去見他！”施啟揚和一般大員一樣，都是不敢來押房的，所謂考察獄政，都隻是在大走道上走馬看花而已。我拒見施啟揚，弄得牢心大快，大家爭傳李某人真是架子大，大官來看他，他大屌甩都不甩呢。
1981年11月9日，我曾譯《新約·哥林多後書》第六章第八至十節給“汝清”：
似乎是騙子，卻是誠實的； as deceivers，and yet true；
似乎不為人知，卻大大有名的； as unknown，and yet well known；
似乎要死了，卻還活著的； as dying，and behold，we live；
似乎在受刑，卻不致送命的； as chastened，and not killed；
似乎憂愁，卻常常快樂的； as sorrowful，yet always rejoicing；
似乎很窮，卻叫別人闊的； as poor，yet making many rich；
似乎一無所有，卻樣樣都不少的。 as having nothing，and yet possessing all things.
這段譯文，最能代表我的坐牢哲學。我另有《隔世》一詩，寫“汝清”離去後的情境，最能代表我的坐牢聚散哲學：
隔世的沒有朋友，
別做那隔世的人，
隔世別人就忽略你！
像忽略一片孤雲。
離開你了——柔情媚眼
離開你了——蜜意紅唇
什麽都離開了你，
隻留下一絲夢痕。
當子夜夢痕已殘，
當午夜夢痕難尋，
你翻過隔世的黑暗，
又做了一片孤雲。
又有一首《鼓裏與鼓上》的詩，寫住我樓上的死魂靈，最能代表我的坐牢互動哲學。“獄中獨居，樓上關了獨居的死囚，戴著腳鐐，彳亍踉蹌，清晰可聞”：
我在鼓裏，
他在鼓上。
他的頭昏，
我的腦漲。
聲由上出，
禍從天降，
他若是我，
也是一樣。
我在鼓裏，
他在鼓上。
他走一回，
我走十趟。
他向下瞧，
我朝上望。
我若是他，
也是一樣。
這種精細的感受，精煉的表達，我不相信別的詩人能達得到。我常自喜我是詩人，可是笨蛋們都不相信。
我前後兩次坐牢，所坐皆為“非其罪也”的冤獄，但達觀博識之下，發現坐牢的壞處有五百種，但是也有五種好處：
第一，你沒有時間了。你對時間的感覺，完全變了。表給沒收了，時間單位對自己已經拉長，已經不再那麽精確。過去有表，一分鍾是一分鍾，五分鍾是五分鍾，一坐牢，一切都變成大約了，無須再爭取一分鍾，趕幾分鍾，提前幾分鍾，或再過幾分鍾就遲到了，來不及了。換句話說，永遠不要再趕什麽時間或限定什麽時間了，你永遠來得及做任何事——除了後悔莫及，如果你後悔的話。
第二，你沒有空間了。你對空間的感覺，也完全變了。空間的單位已經縮小，已經不再那麽動不動就多少坪，多少裏，或什麽幾千公尺了。你開始真正認識，什麽是牆。牆在你眼前，在你左邊，在你右邊，在你背後。四麵牆圍住一塊小地方給你，那簡直不叫空間，而像是一個計算空間的最小單位。你坐在地上，雙手抱住膝，用屁股做中心，腳尖著力，轉個三百六十度，你會感到，你仿佛坐在立體幾何裏。立體幾何談遍了空間，但它自己，隻是一本小立體。
第三，你沒有敵人了。你的敵人把你關起來，就是把你和他們分割，大家一了百了。所以，一切都一了百了，你不再見到他們那一張張討厭的醜臉，不再聽到他們一聲聲同樣的噪音，你的眼前不再有他們查問，背後不再有他們跟蹤，你開始落得清淨。
第四，你沒有朋友了。朋友膽大的已經同你一起坐牢，膽小的心中慶幸你總算進去了。他們的心情，就好像守在病房外麵探望一個得傳染病要死又不死的朋友，病人死了，對雙方都是解脫。你剛坐牢的時候，他們有的會來看你一次，也隻是一次，以後，他們不再好奇了，一個人到動物園看過斑馬以後，可以十年無須再看斑馬。所以那次來看你，不是來探望，而是來了清心願，或來永別。但是，無論怎麽說，他們在膽小的朋友中，是傷人心最少的。
第五，你沒有女人了。坐牢時候，你的形而上和形而下是一起坐的，除了犯的是風化罪，十九都是形而上惹禍，形而下遭殃。在午夜夢回，形而下向你抬頭抗議或向你揭竿而起的時候，你當然對它抱歉。不過反過來說，從形而下惹來的種種女人的苦惱，也因坐牢而一筆勾銷。為什麽？男女關係本來是鐵鏈關係，難分難解，可是一坐牢，就從鐵鏈關係變為鐵欄關係，就易分易解了，因為女人是你坐牢時離開你最迅速的動物。女人不離開，你隻是男性；女人離開了，你才是男人，坐牢可使你變成純男人，從一物兩用變成一物一職，倒蠻適合精簡原則、倒也不錯。
在牢中術語，第一次坐牢叫坐牢，第二次坐牢卻叫“二進宮”。我在“二進宮”六個月裏，除了見了“汝清”、武慰先這些漂亮的小女生外，朋友們我都沒見，唐德剛、張坤山、陳曉林、李昂、許以祺等都枉來土城看守所。許以祺有一篇《“鍾聲無恙我將歸”——李敖二度出獄有感》，頗能知我，全文如下，用作我牢獄生涯的總結：
李敖是去年7月第二次被關進台灣牢裏。今年1月，我有些雜事去台北，有些念著他，就決定去土城監獄看看他。那天倒是晴天，暖暖的太陽使人幻覺春天已經來到。我叫了一輛計程車直駛土城。滿以為到了土城鄉下可以呼吸一些清新的鄉野空氣，誰知出租車一路駛去未出台北就到了土城，原來這兩個城鎮已連了起來。土城滿街競選的招貼又汙染了視野，換來我一肚子的不高興。到了土城監獄，李敖又不肯出來會客，獄警說“他在黑暗裏尋找光明”。後來想想，何必去看他呢？真要是見了他又能說些什麽？
在回來的路上，憶起1979年在台北金蘭大廈看他的情景。離前一次看他已匆匆十五年。我們談了幾個深夜。他瘦了些，卻精神抖擻。表麵上仍然童心未泯，骨子裏卻深沉得很。我看他很怕冷，穿得出奇地多。後來知道他的胃也不好，同他的關節炎一樣，都是在牢裏造成的。我問他牢裏的日子可好？他嘴角帶動一下，沒有笑，就岔開話題談別的。後來我忍不住又問他，他長長地看了我一會兒，指著客廳裏的鋼琴說：
“這是我在牢裏賺的錢為我女兒買的！”
“在牢裏能賺錢？”我詫異地問。
“我為其他的牢犯寫狀子。”
“能賺這麽多？”
“其實賺的不止此數，其他的都分給難友了！”
我知道李敖常接濟他所同情或佩服的人，不過聽他自己提起還是第一次。此後他再沒同我談過牢裏的事情，當然更談不上他的感觸了。他把牢裏的事看成很私己的，不願別人共同負擔。同李敖做泛泛之交很容易，他對世俗的興趣也大。但總要同他深交而且觸及他的靈魂時，才能真正喜愛他。他的一首舊句很能道出個中滋味：
何必空杯容索寞？
何不仗酒打山門？
醉眼未開開應笑，
笑請朝陽斬黃昏。
今天在台灣及海外的知識分子，多數都養尊處優了。大家很忙，隻能用閑情來關懷魏京生、劉青；也隻能以“冶靜”“旁觀”的態度看“美麗島事件”“陳文成事件”，並以此態度為驕傲。不論正反，知識分子已經失去了參與的熱誠，更不必談“舍生取義”了。知識分子的“漠不關心”已成了近二十年來的世界性氣候，形成了新的醬缸。假如說要找一個為理想，為原則死拚的怕不多。李敖卻是一個，他的獨立特行，使他孤零零地與別人遠遠地分開。近十幾年來，不論在牢裏牢外，他總像個走鋼索的江湖藝人。許多人等著看他的精彩表演，我總是替他擔心捏汗。他倒是藝高膽大，鬥誌激昂，偶有失手也不氣餒。三年前他複出後，仍不改江湖藝人本色，走他自己的鋼索。在這種情形之下，實在無法用常人的價值去衡量他。對他自己的價值，他是自負而肯定的。他的另一首舊詩就寫他自己的這種心境：
上帝所造皆鼠子，
抬頭我欲笑天公。
冷眼白盡世間相，
漠然無語傲群生。
李敖常常用自己比耶穌。我同他說這是不能比的，耶穌的愛心怕隻有神才有。他說同耶穌比受難總可以吧！我倒相信他同耶穌一樣都能背十字架，不過耶穌是為世人背，李敖隻為自己的理想、原則背，這也是神同人的分野。李敖畢竟是讀曆史的人，他對一切人和事都以曆史觀點出發，這是很可取的觀點。他的耐力、韌性或都源於此。他勤奮，重視自己的時間。他精力充沛，警覺性高，融會貫通力強。我總覺得他像一麵鏡子，看到他，會使人想到自己，反省許多事情。同他在一起，總使你覺得他負有重大的任務，也亟待完成。他在另一首詩裏寫道：
煙塵彌漫千重霧，
辛苦或失樓前樹。
達者無為無不為，
且為後世鋪長路。
1980年再去看他時，他說他正在寫有關譚嗣同的曆史長篇。他滔滔不絕地講譚的滿腔熱血，他悲天憫人憂國憂民的胸懷，以及譚的文學造詣。戊戌政變失敗後，譚不願逃走，寧可以死酬國，在菜市口被清廷斬首時毫不畏懼從容就義。李敖當時講得很激動，這種事本來就是使人感動的，但對李敖，卻不止此。你會覺得他是在身體力行。那天我們談得很晚，第二天一早他就來了，帶來一個扇麵送我。他記得我曾要他在我的杭扇上寫幾個字。想不到他抄了一整扇麵譚嗣同的詩給我。前首八句頗能表達李敖自己的情懷：
無端過去生中事，
兜上朦朧業眼來。
燈下髑髏誰一劍？
尊前屍塚夢三槐。
金裘噴血和天鬥，
雲竹聞歌匝地哀。
徐甲儻容心懺悔，
願身成骨骨成灰。
早在60年代初，我就說李敖最大的特點就是他的鬥誌。二十年後，本性未改。許多人說李敖這樣下去遲早是一個悲劇角色。看他的詩，看他對譚嗣同的仰慕，好像他自己也有準備似的。他不止一次對我說，你們這些在外麵的中國知識分子是中國的精英，但是你們為中國做了些什麽？這是李敖對我們的期望，而我們對李敖的期望是什麽？李敖第二次入獄，多少人覺得他是自作自受，多少人道聽途說，落井投石，我們連起碼的把人同事分別開來都做不到。我們在乎的還是私人恩怨，不是原則支持。
苦心豈免含冤怨？
求全難燃已死灰。
如今哪複滄海日，
鍾聲無恙我將歸。
李敖二十年前寫這些句子時，可能是為情而寫，正像他寫的其他東西一樣，迸發強烈的曆史感。今天再讀它們，仍可在不同的層次裏揣摩它的意義。“鍾聲無恙我將歸”，2月初他出獄歸來，立即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大爆監獄黑暗內幕。他說六個月的牢不是白坐的，他看了一卡車的書，寫了三十萬言，出了六本書，完成了一篇十萬字的小說。
這就是李敖，旺盛的精力，激昂的鬥誌。對於他，我們能說什麽？